禮俗與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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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由于“社交學問”的過度講究，一方面是為學人才的無出路。
我所謂社交學問就是錢先生所謂私人在社會博名譽占地位的學問。
這樣的“學者”對于學問多半沒有真興趣，也不求深入，說起來，樣樣都懂，門門都通，但一問起來，卻隻能做皮相之談。
這隻能稱為“為說說而學問”，還夠不上說“為學問而學問”。
我們到書坊去看看，太專門的書的滞銷，與什麼abc、易知、易通之類的書的格外旺市，便可以理會“講專門窄狹之學者”太少了。
為學人才與做事人才的分不開，弄到學與事都做不好。
做事人才隻需其人對于所事有基本學識，在操業的進程上随着經驗去求改進，從那裡也有達到高深學識的可能，但不必個個人都需要如此的。
為學人才注重在一般事業上所不能解決或無暇解決的問題的探究。
譬如電子的探究，數理的追尋，乃至人類與宇宙的來源，是一般事業所談不到的，若沒有為學人才去做功夫，我們的知識是不完備的。
歐美各國都有公私方面設立研究所、學院，予學者以生活上相當的保障。
各大學都有“學侶”的制度，使新進的學人能安心從事于學業。
在中國呢？要研究學問，除非有錢、有閑，最低限度也得當上大學教授，才可說得上能夠為學。
在歐美的餘剩學者最少還有教會可投；在中國，連大學教授也有吃不飽的憂慮。
這樣情形，繁難的學術當然研究不起，就是輕可的也得自尋方便，不知不覺地就會跑到所謂國學的途程上。
這樣的學者，因為吃不飽，身上是貧血的，怎能激發什麼“真血性”；因為是溫故不知新，知識上也是貧血的，又怎能針對什麼“真問題”呢？今日中國學術界的弊在人人以為他可以治國學，為學的方法與目的還未弄清，便想寫“不朽之作”，對于時下流行的研究題目，自己一以為有新發現或見解，不管對不對，便武斷地寫文章。
在發掘安陽、發現許多真龜甲文字之後，章太炎老先生還愣說甲骨文都是假的！以章先生的博學多聞還有執著，别人更不足責了。
還有，社交學問本來是為社交，作文章是得朋友們給作者一個大拇指看，稱贊他幾句，所以流行的學術問題他總得獵涉，以資談助。
讨論龜甲文的時候，他也來談龜甲文；讨論中西文化的潮流高漲時，他也說說中西文化；人家談佛學，他就吃起齋來；人家稱贊中國畫，他就來幾筆松竹梅。
這就是所謂“學風”的壞現象，這就是“社交學問”的特征。
錢先生所說“學者各傍門戶，自命傳統”，在國學界可以說相當地真。
“學有師承”與“家學淵源”是在印版書流行之前，學者不容易看到典籍，誰家有書他們便負笈前去拜門。
因為書的抄本不同，解釋也随着歧異，随學的徒弟們從師傅所得的默記起來或加以疏說，由此互相傳授成為一家一派的學問，這就是“師承”所由來。
書籍流行不廣的時代，家有藏書，自然容易傳授給自己的子孫，某家傳詩，某家傳禮，成為獨門學問，擁有的甚可引以為榮，因此為利，婚宦甚至可以占便宜，所以“家學淵源”的金字招牌，在當時是很可以挂得出來的。
自印版書流行以後，典籍伸手可得，學問再不能由私家獨占，隻要有讀書的興趣，便可以多看比一家多至百倍千倍的書，對于從前治一經隻憑數卷抄本甚至依于口授乃不能不有抱殘守缺的感想。
現在的學問是講不清“師承”的，因為“師”太多了，承誰的為是呢？我在廣州曾于韶舞講習所從龍積之先生學，在随宦學堂受過龍伯純先生的教，二位都是康有為先生的高足，但我不敢說我師承了康先生的學統。
在大學裡的洋師傅也有許多是直接或間接承傳着西洋大學者的學問的，但我也不敢自稱為哲姆斯、斯賓塞、柏格森、馬克思、慕樂諸位的學裔。
在尊師重道的時代，出身要老師推薦，婚姻要問家學，所以為學貴有師承和有淵源；現在的學者是學無常師，他向古今中外乃至自然界求學問，師傅隻站在指導與介紹知識的地位，不能都像古時當做嚴君嚴父看。
印版書籍流行以後，聚徒講學容易，在學問上所需指導的不如在人格上所需熏陶的多，所以自程朱以後，修身養性變為從師授徒的主要目标，格物緻知退于次要地位。
這一點，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從師若不注意怎樣做人的問題，縱然學有師承，也隻能得到老師的死的知識，不能得到他的活的能力。
我希望講師承的學者們注意到這一層。
至于學問為個人私利主義，競求溫飽的話，我以為現在還是說得太早。
在中國，社交學問除外，以真學問得溫飽算起來還是極少數，而且這樣的學者多數還是與“洋機關”有關系的。
我們看高深學術的書籍的稀罕，以及研究風氣的偏頗，便可理會競求溫飽的事實還有重新調查的餘地。
到外國去出賣中國文化的學者，若非社交的學問家便是新聞事業家。
他們當然是為溫飽而出賣關于中國的學問的。
我們不要把外國人士對于中國文化的了解力估量得太高，他們所要的正是一般社交的學問家與新聞事業家所能供給的。
一個多與歐美一般的人士接觸的人，每理會到他們所要知道的中國文化不過是像纏足的起源、龍到底是什麼動物、姨太太怎樣娶法、風水怎樣看法之類，隻要你有話對他們說，他們便信以為真，便以為你是中國學者。
許多人到中國來訪這位，問那位，歸根隻是要買幾件古董或幾幅舊畫。
多數人的意向并不在研究中國文化，隻在帶些中國東西回去可以炫耀于人。
在外國批發中國文化的學者，他們的地位是和賣山東藍綢或汕頭抽紗的商人差不多，不過斯文一點而已。
在歐美的學者可以收費講學，但在中國，不收費的講學會，來聽講者還屬寥寥，以學問求溫飽簡直是不容易談。
這樣為學隻求得過且過，隻要社會承認他是學者，他便拿着這個當敲門磚，管什麼人格的結晶與不結晶。
這也許是中國學者在社會國家上多不能為國士國師而成為國賊國狗，在學問上多不能成為先覺先知而成為學棍學蠹的一個原因罷。
我取的是“衣食足而後知禮義”的看法，所以要說：“得溫飽才能講人格。
”中國學術界中許多人正在饑寒線底下掙紮着，要責備他們在人格上有什麼好榜樣，在學問上有什麼新貢獻，這要求未免太苛刻了。
還有，得溫飽并不見得就是食前方丈，廣廈萬間，隻求學者在生活上有保障，研究材料的供給方便與充足就夠了。
須知極度滿足的生活，也不是有識的學者所追求的。
學術除掉民族特有的經史之外是沒有國界的。
民族文化與思想的淵源，固然要由本國的經史中尋覓，但我們不能保證新學術絕對可以從其中産生出來。
新學術要依學術上的問題的有無，與人間的需要的緩急而産生，決不是無端從天外飛來的。
一個民族的文化的高低是看那民族能産生多少有用的知識與人物，而不是曆史的久遠與經典的充斥。
牛津大學每年間所收的新刊圖書可以排出幾十裡長，若說典籍的數量，我們現在更不如人家。
錢先生假定自道鹹而下，向使中國學術思想乃至政治制度、社會風俗，在與西洋潮流相接觸之前先變成一個樣子，則中國人可以立定腳跟，而對此新潮，加以辨認與選擇，而分别迎拒與蓄洩。
這話也有讨論的必要。
我上頭講過現代學問的精神是從治物之學出發的，治物之學也可以說是格物之學，而中國學術一向是被社交學問、社交文藝、最多也不過是做人之學所盤踞，所謂“樸學”不過為少數人所攻治，且不能保證其必為晉身之階。
樸學家除掉典章制度的考據而外，還有多少人知道什麼格物之學呢？醫學是讀不成書的人們所入的行；老農老圃之業為孔門弟子所不屑談；建築是梓人匠人的事；兵器自來是各人找與自己合适的去用；蠶桑紡織是婦人的本務；這衣、食、住、行、衛五種民族必要的知識，中國學者一向就沒曾感覺到應當括入學術的範圍，
我所謂社交學問就是錢先生所謂私人在社會博名譽占地位的學問。
這樣的“學者”對于學問多半沒有真興趣，也不求深入，說起來，樣樣都懂，門門都通，但一問起來，卻隻能做皮相之談。
這隻能稱為“為說說而學問”，還夠不上說“為學問而學問”。
我們到書坊去看看，太專門的書的滞銷，與什麼abc、易知、易通之類的書的格外旺市，便可以理會“講專門窄狹之學者”太少了。
為學人才與做事人才的分不開，弄到學與事都做不好。
做事人才隻需其人對于所事有基本學識，在操業的進程上随着經驗去求改進，從那裡也有達到高深學識的可能，但不必個個人都需要如此的。
為學人才注重在一般事業上所不能解決或無暇解決的問題的探究。
譬如電子的探究，數理的追尋，乃至人類與宇宙的來源，是一般事業所談不到的，若沒有為學人才去做功夫，我們的知識是不完備的。
歐美各國都有公私方面設立研究所、學院，予學者以生活上相當的保障。
各大學都有“學侶”的制度，使新進的學人能安心從事于學業。
在中國呢？要研究學問，除非有錢、有閑，最低限度也得當上大學教授，才可說得上能夠為學。
在歐美的餘剩學者最少還有教會可投；在中國，連大學教授也有吃不飽的憂慮。
這樣情形，繁難的學術當然研究不起，就是輕可的也得自尋方便，不知不覺地就會跑到所謂國學的途程上。
這樣的學者，因為吃不飽，身上是貧血的，怎能激發什麼“真血性”；因為是溫故不知新，知識上也是貧血的，又怎能針對什麼“真問題”呢？今日中國學術界的弊在人人以為他可以治國學，為學的方法與目的還未弄清，便想寫“不朽之作”，對于時下流行的研究題目，自己一以為有新發現或見解，不管對不對，便武斷地寫文章。
在發掘安陽、發現許多真龜甲文字之後，章太炎老先生還愣說甲骨文都是假的！以章先生的博學多聞還有執著，别人更不足責了。
還有，社交學問本來是為社交，作文章是得朋友們給作者一個大拇指看，稱贊他幾句，所以流行的學術問題他總得獵涉，以資談助。
讨論龜甲文的時候，他也來談龜甲文；讨論中西文化的潮流高漲時，他也說說中西文化；人家談佛學，他就吃起齋來；人家稱贊中國畫，他就來幾筆松竹梅。
這就是所謂“學風”的壞現象，這就是“社交學問”的特征。
錢先生所說“學者各傍門戶，自命傳統”，在國學界可以說相當地真。
“學有師承”與“家學淵源”是在印版書流行之前，學者不容易看到典籍，誰家有書他們便負笈前去拜門。
因為書的抄本不同，解釋也随着歧異，随學的徒弟們從師傅所得的默記起來或加以疏說，由此互相傳授成為一家一派的學問，這就是“師承”所由來。
書籍流行不廣的時代，家有藏書，自然容易傳授給自己的子孫，某家傳詩，某家傳禮，成為獨門學問，擁有的甚可引以為榮，因此為利，婚宦甚至可以占便宜，所以“家學淵源”的金字招牌，在當時是很可以挂得出來的。
自印版書流行以後，典籍伸手可得，學問再不能由私家獨占，隻要有讀書的興趣，便可以多看比一家多至百倍千倍的書，對于從前治一經隻憑數卷抄本甚至依于口授乃不能不有抱殘守缺的感想。
現在的學問是講不清“師承”的，因為“師”太多了，承誰的為是呢？我在廣州曾于韶舞講習所從龍積之先生學，在随宦學堂受過龍伯純先生的教，二位都是康有為先生的高足，但我不敢說我師承了康先生的學統。
在大學裡的洋師傅也有許多是直接或間接承傳着西洋大學者的學問的，但我也不敢自稱為哲姆斯、斯賓塞、柏格森、馬克思、慕樂諸位的學裔。
在尊師重道的時代，出身要老師推薦，婚姻要問家學，所以為學貴有師承和有淵源；現在的學者是學無常師，他向古今中外乃至自然界求學問，師傅隻站在指導與介紹知識的地位，不能都像古時當做嚴君嚴父看。
印版書籍流行以後，聚徒講學容易，在學問上所需指導的不如在人格上所需熏陶的多，所以自程朱以後，修身養性變為從師授徒的主要目标，格物緻知退于次要地位。
這一點，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從師若不注意怎樣做人的問題，縱然學有師承，也隻能得到老師的死的知識，不能得到他的活的能力。
我希望講師承的學者們注意到這一層。
至于學問為個人私利主義，競求溫飽的話，我以為現在還是說得太早。
在中國，社交學問除外，以真學問得溫飽算起來還是極少數，而且這樣的學者多數還是與“洋機關”有關系的。
我們看高深學術的書籍的稀罕，以及研究風氣的偏頗，便可理會競求溫飽的事實還有重新調查的餘地。
到外國去出賣中國文化的學者，若非社交的學問家便是新聞事業家。
他們當然是為溫飽而出賣關于中國的學問的。
我們不要把外國人士對于中國文化的了解力估量得太高，他們所要的正是一般社交的學問家與新聞事業家所能供給的。
一個多與歐美一般的人士接觸的人，每理會到他們所要知道的中國文化不過是像纏足的起源、龍到底是什麼動物、姨太太怎樣娶法、風水怎樣看法之類，隻要你有話對他們說，他們便信以為真，便以為你是中國學者。
許多人到中國來訪這位，問那位，歸根隻是要買幾件古董或幾幅舊畫。
多數人的意向并不在研究中國文化，隻在帶些中國東西回去可以炫耀于人。
在外國批發中國文化的學者，他們的地位是和賣山東藍綢或汕頭抽紗的商人差不多，不過斯文一點而已。
在歐美的學者可以收費講學，但在中國，不收費的講學會，來聽講者還屬寥寥，以學問求溫飽簡直是不容易談。
這樣為學隻求得過且過，隻要社會承認他是學者，他便拿着這個當敲門磚，管什麼人格的結晶與不結晶。
這也許是中國學者在社會國家上多不能為國士國師而成為國賊國狗，在學問上多不能成為先覺先知而成為學棍學蠹的一個原因罷。
我取的是“衣食足而後知禮義”的看法，所以要說：“得溫飽才能講人格。
”中國學術界中許多人正在饑寒線底下掙紮着，要責備他們在人格上有什麼好榜樣，在學問上有什麼新貢獻，這要求未免太苛刻了。
還有，得溫飽并不見得就是食前方丈，廣廈萬間，隻求學者在生活上有保障，研究材料的供給方便與充足就夠了。
須知極度滿足的生活，也不是有識的學者所追求的。
學術除掉民族特有的經史之外是沒有國界的。
民族文化與思想的淵源，固然要由本國的經史中尋覓，但我們不能保證新學術絕對可以從其中産生出來。
新學術要依學術上的問題的有無，與人間的需要的緩急而産生，決不是無端從天外飛來的。
一個民族的文化的高低是看那民族能産生多少有用的知識與人物，而不是曆史的久遠與經典的充斥。
牛津大學每年間所收的新刊圖書可以排出幾十裡長，若說典籍的數量，我們現在更不如人家。
錢先生假定自道鹹而下，向使中國學術思想乃至政治制度、社會風俗，在與西洋潮流相接觸之前先變成一個樣子，則中國人可以立定腳跟，而對此新潮，加以辨認與選擇，而分别迎拒與蓄洩。
這話也有讨論的必要。
我上頭講過現代學問的精神是從治物之學出發的，治物之學也可以說是格物之學，而中國學術一向是被社交學問、社交文藝、最多也不過是做人之學所盤踞，所謂“樸學”不過為少數人所攻治，且不能保證其必為晉身之階。
樸學家除掉典章制度的考據而外，還有多少人知道什麼格物之學呢？醫學是讀不成書的人們所入的行；老農老圃之業為孔門弟子所不屑談；建築是梓人匠人的事；兵器自來是各人找與自己合适的去用；蠶桑紡織是婦人的本務；這衣、食、住、行、衛五種民族必要的知識，中國學者一向就沒曾感覺到應當括入學術的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