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俗與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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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起親朋大賭大吃，鼓樂喧天，夜以繼日。
試問這是保存國粹麼？這簡直是民族文化的渣滓，沉澱在知識落後與理智昏聩的社會裡。
在香港灣仔市場邊，一到黃昏後，每見許多女人在那裡“集團叫驚”，這也是文化的沉澱現象。
有現代的治病方法，她們不會去用，偏要去用那無利益的俗道。
評定一個地方的文化高低不在看那裡的社會能夠保存多少樣國粹，隻要看他們保留了多少外國的與本國的國渣便可以知道。
屈原時代的楚國，在他看是醉了的，我們當前的中國在我看是瘋了。
瘋狂是行為與思想回到祖先的不合理的生活、無系統的思想與無意識的行為的狀态。
瘋狂的人沒有批評自己的悟性，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從天才說，他也許是個很好的藝術家或思想家，但決不是文化的保存者或創造者。
要清除文化的渣滓不能以感情或意氣用事，須要用冷靜的頭腦去仔細評量我們民族的文化遺産。
假如我們發現我們的文化是陳腐了，我們也不應當為它隐諱，愣說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優越的。
好的固然要留，不好的就應當改進。
翻造古人的遺物是極大的罪惡，如果我們認識這一點，才配談保存國粹。
國粹在許多進步的國家中也是很講究的，不過他們不說是“粹”，隻說是“國家的承繼物”或“國家的遺産”而已（這兩個詞的英文是nationalinheritance，及legacyofthenation）。
文化學家把一國優越的遺制與思想述說出來給後輩的國民知道，目的并不在“賽寶”或“獻寶”，像我們目前許多國粹保存家所做的，隻是要把祖先的好的故事與遺物說出來與拿出來，使他們知道民族過去的成就，刺激他們更加努力向更成功的途程上邁步。
所以知識與辨别是很需要的。
如果我們知道唐詩，作詩就十足地仿少陵、拟香山；了解宋畫，動筆就得意地摹北苑、法南宮，那有什麼用處？縱然所拟的足以亂真，也不如真的好。
所以我看這全是渣，全是無生命的屍體，全是有臭味的幹屎橛。
我們認識古人的成就和遺留下來的優越事物，目的在溫故知新，絕不是要我們守殘複古。
學術本無所謂新舊，隻問其能否适應時代的需要。
談到這裡，我們就檢讨一下國學的價值與路向了。
錢賓四先生指出現代中國學者“以亂世之人而慕治世之業”，所學的結果便緻“内部未能激發個人之真血性，外部未能針對時代之真問題”。
這話，在現象方面是千真萬确，但在解釋方面，我卻有些不同意見。
我看中國“學術界無創辟新路之志趣與勇氣”的原因，是自古以來我們就沒有真學術。
退一步講，隻有真學術的起頭，而無真學術的成就。
所謂“通經緻用”隻是“做官技術”的另一個說法，除了學做官以外，沒有學問。
做事人才與為學人才未嘗被分别出來。
“學而優則仕”，顯然是鼓勵為士大夫之學。
這隻是治人之學，談不到是治事之學，更談不到是治物之學。
現代學問的精神是從治物之學出發的。
從自然界各種現象的研究，把一切分出條理而成為各種科學，再用所謂科學方法去治事而成為嚴密的機構。
知識基礎既經穩固，社會機構日趨完密，用來對付人，沒有不就範的。
治人是很難的，人在知識理性之外還有自己的意志，與自己的感情意氣，不像實驗室裡的研究者對付他的研究對象，可以随意處置的。
所以如不從治物與治事之學做起，則治人之學必貴因循，仍舊貫，法先王。
因循比變法維新來得更有把握，代表高度發展的祖先崇拜的儒家思想，尤其要鼓勵這一層。
所謂學問，每每是因襲前人而不敢另辟新途。
因為新途徑的走得通與否，學者本身沒有絕對的把握，縱然有，一般人的智慧、知識乃至感情意氣也未必能容忍，倒不如向着那已經有了權證而被承認的康莊大道走去，既不會碰釘，又可以生活得順利些。
這樣一來，學問當然看不出是人格的結晶，而隻為私人在社會上博名譽、占地位的憑借。
被認為有學問的，不管他有的是否真學問或那一門的知識，便有資格做官。
許多為學者寫的傳記或墓志，如果那文中的主人是未嘗出仕的，作者必會做“可惜他未做官，不然必定是個廊廟之器”的感歎，好像一個人生平若沒做過官就不算做過人似的。
這是“學而優則仕”的理想的惡果。
再看一般所謂文學家所作的詩文，多是有形式無内容的“社交文藝”，和貴人的詩詞，撰死人的墓志，題友朋或友朋所有的書畫的簽頭跋尾。
這樣地作文詞才真是一種博名譽占地位的憑借。
我們沒有偉大的文學家，因為好話都給前人說盡了，作者隻要寫些成語，用些典故，再也沒有可用的功夫了。
這樣情形，不産生“文抄公”與“眷文公”，難道還會笃生天才的文豪，誕降天縱的詩聖麼？ 學術原不怕分得細密，隻問對于某種學術有分得這樣細密的必要沒有。
學術界不能創辟新路，是因沒有認識問題，在故紙堆裡率爾拿起一兩件不成問題而自己以為有趣味的事情，便洋洋灑灑地作起“文章”來。
學術上的問題不在新舊而在需要，需要是一切學問與發明的基礎。
如果為學而看不見所需要的在那裡，他所求的便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也不會有什麼用處。
沒有問題的學問就是死學問，就是不能創辟新途徑的書本知識。
沒有用處的學問就不算是真學問，隻能說是個人趣味，與養金魚、栽盆景，一樣地無關大旨，非人生日用所必需的。
學術問題固然由于學者的知識的高低與悟力的大小而生，但在用途上與範圍的大小上也有不同。
“一隻在園裡爬行的龜，對于一塊小石頭便可以成為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物，設計鐵道線的工程師，隻主要地注意到山谷廣狹的輪廓；但對于想着用無線電來聯絡大西洋的馬可尼，他的主要的考慮隻是地球的曲度，因為從他的目的看來，地形上種種詳細情形是可以被忽視的。
”這是我最近在一本關于生物化學的書（w.o．kermockandp.eggleton；thestuffwe’reof）裡頭所讀到的一句話。
同一樣的交通問題，因為知識與需要的不同便可以相差得那麼遠。
錢先生所舉出的“平世”與“亂世”之學的不同點，在前者注重學問本身，後者貴在能造就人才與事業者。
其實前者為後者的根本，沒有根本，枝幹便無從生長出來。
我們不必問平世與亂世，隻問需要與不需要。
如有需要，不妨把學術分門别類，講到極窄狹處，講到極精到處；如無所需，就是把問題提出來也嫌他多此一舉。
一到郊外走走，就看見有許多草木我們連名字都不知道，其中未必沒有有用的植物，隻因目前我們未感覺需要知道它們，對于它們毫無知識還可以原諒。
如果我們是植物學家，那就有知道它們的需要了。
在歐美有一種種草專家，知道用哪種草與哪種草配合着種，便可以使草場更顯得美觀和耐于踐踏、易于管理，冬天還可以用方法教草不黃萎。
這種專門學問在目前的中國當然是不需要，因為我們的生活程度還沒達到那麼高，稻粱還種不好，哪能講究到草要怎樣種呢？天文學是最老的學問，卻也是最幼稚的和最新的學術。
我們在天文學上的學識缺乏，也是因為我們還沒曾需要到那麼迫切。
對于日中黑點的增減，雲氣變化的現象，雖然與我們有關系，因為生活方式未發展到與天文學發生密切關系的那步田地，便不覺得它有什麼問題，也不覺得有研求的需要了。
一旦我們在農業上、航海航空上、物理學上，乃至哲學上，需要涉及天文學的，我們便覺得需要；因為應用到日常生活上，那時，我們就不能說天文學是沒有的了。
所以不需要就沒有學問，沒有學問就沒有技術。
“不需無學，不學無術”，我想這八個字應為為學者的金言；但要注意後四個字的新解說是不學問就沒有技術，不是罵人的話。
中國學術的支離破碎，
試問這是保存國粹麼？這簡直是民族文化的渣滓，沉澱在知識落後與理智昏聩的社會裡。
在香港灣仔市場邊，一到黃昏後，每見許多女人在那裡“集團叫驚”，這也是文化的沉澱現象。
有現代的治病方法，她們不會去用，偏要去用那無利益的俗道。
評定一個地方的文化高低不在看那裡的社會能夠保存多少樣國粹，隻要看他們保留了多少外國的與本國的國渣便可以知道。
屈原時代的楚國，在他看是醉了的，我們當前的中國在我看是瘋了。
瘋狂是行為與思想回到祖先的不合理的生活、無系統的思想與無意識的行為的狀态。
瘋狂的人沒有批評自己的悟性，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從天才說，他也許是個很好的藝術家或思想家，但決不是文化的保存者或創造者。
要清除文化的渣滓不能以感情或意氣用事，須要用冷靜的頭腦去仔細評量我們民族的文化遺産。
假如我們發現我們的文化是陳腐了，我們也不應當為它隐諱，愣說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優越的。
好的固然要留，不好的就應當改進。
翻造古人的遺物是極大的罪惡，如果我們認識這一點，才配談保存國粹。
國粹在許多進步的國家中也是很講究的，不過他們不說是“粹”，隻說是“國家的承繼物”或“國家的遺産”而已（這兩個詞的英文是nationalinheritance，及legacyofthenation）。
文化學家把一國優越的遺制與思想述說出來給後輩的國民知道，目的并不在“賽寶”或“獻寶”，像我們目前許多國粹保存家所做的，隻是要把祖先的好的故事與遺物說出來與拿出來，使他們知道民族過去的成就，刺激他們更加努力向更成功的途程上邁步。
所以知識與辨别是很需要的。
如果我們知道唐詩，作詩就十足地仿少陵、拟香山；了解宋畫，動筆就得意地摹北苑、法南宮，那有什麼用處？縱然所拟的足以亂真，也不如真的好。
所以我看這全是渣，全是無生命的屍體，全是有臭味的幹屎橛。
我們認識古人的成就和遺留下來的優越事物，目的在溫故知新，絕不是要我們守殘複古。
學術本無所謂新舊，隻問其能否适應時代的需要。
談到這裡，我們就檢讨一下國學的價值與路向了。
錢賓四先生指出現代中國學者“以亂世之人而慕治世之業”，所學的結果便緻“内部未能激發個人之真血性，外部未能針對時代之真問題”。
這話，在現象方面是千真萬确，但在解釋方面，我卻有些不同意見。
我看中國“學術界無創辟新路之志趣與勇氣”的原因，是自古以來我們就沒有真學術。
退一步講，隻有真學術的起頭，而無真學術的成就。
所謂“通經緻用”隻是“做官技術”的另一個說法，除了學做官以外，沒有學問。
做事人才與為學人才未嘗被分别出來。
“學而優則仕”，顯然是鼓勵為士大夫之學。
這隻是治人之學，談不到是治事之學，更談不到是治物之學。
現代學問的精神是從治物之學出發的。
從自然界各種現象的研究，把一切分出條理而成為各種科學，再用所謂科學方法去治事而成為嚴密的機構。
知識基礎既經穩固，社會機構日趨完密，用來對付人，沒有不就範的。
治人是很難的，人在知識理性之外還有自己的意志，與自己的感情意氣，不像實驗室裡的研究者對付他的研究對象，可以随意處置的。
所以如不從治物與治事之學做起，則治人之學必貴因循，仍舊貫，法先王。
因循比變法維新來得更有把握，代表高度發展的祖先崇拜的儒家思想，尤其要鼓勵這一層。
所謂學問，每每是因襲前人而不敢另辟新途。
因為新途徑的走得通與否，學者本身沒有絕對的把握，縱然有，一般人的智慧、知識乃至感情意氣也未必能容忍，倒不如向着那已經有了權證而被承認的康莊大道走去，既不會碰釘，又可以生活得順利些。
這樣一來，學問當然看不出是人格的結晶，而隻為私人在社會上博名譽、占地位的憑借。
被認為有學問的，不管他有的是否真學問或那一門的知識，便有資格做官。
許多為學者寫的傳記或墓志，如果那文中的主人是未嘗出仕的，作者必會做“可惜他未做官，不然必定是個廊廟之器”的感歎，好像一個人生平若沒做過官就不算做過人似的。
這是“學而優則仕”的理想的惡果。
再看一般所謂文學家所作的詩文，多是有形式無内容的“社交文藝”，和貴人的詩詞，撰死人的墓志，題友朋或友朋所有的書畫的簽頭跋尾。
這樣地作文詞才真是一種博名譽占地位的憑借。
我們沒有偉大的文學家，因為好話都給前人說盡了，作者隻要寫些成語，用些典故，再也沒有可用的功夫了。
這樣情形，不産生“文抄公”與“眷文公”，難道還會笃生天才的文豪，誕降天縱的詩聖麼？ 學術原不怕分得細密，隻問對于某種學術有分得這樣細密的必要沒有。
學術界不能創辟新路，是因沒有認識問題，在故紙堆裡率爾拿起一兩件不成問題而自己以為有趣味的事情，便洋洋灑灑地作起“文章”來。
學術上的問題不在新舊而在需要，需要是一切學問與發明的基礎。
如果為學而看不見所需要的在那裡，他所求的便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也不會有什麼用處。
沒有問題的學問就是死學問，就是不能創辟新途徑的書本知識。
沒有用處的學問就不算是真學問，隻能說是個人趣味，與養金魚、栽盆景，一樣地無關大旨，非人生日用所必需的。
學術問題固然由于學者的知識的高低與悟力的大小而生，但在用途上與範圍的大小上也有不同。
“一隻在園裡爬行的龜，對于一塊小石頭便可以成為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物，設計鐵道線的工程師，隻主要地注意到山谷廣狹的輪廓；但對于想着用無線電來聯絡大西洋的馬可尼，他的主要的考慮隻是地球的曲度，因為從他的目的看來，地形上種種詳細情形是可以被忽視的。
”這是我最近在一本關于生物化學的書（w.o．kermockandp.eggleton；thestuffwe’reof）裡頭所讀到的一句話。
同一樣的交通問題，因為知識與需要的不同便可以相差得那麼遠。
錢先生所舉出的“平世”與“亂世”之學的不同點，在前者注重學問本身，後者貴在能造就人才與事業者。
其實前者為後者的根本，沒有根本，枝幹便無從生長出來。
我們不必問平世與亂世，隻問需要與不需要。
如有需要，不妨把學術分門别類，講到極窄狹處，講到極精到處；如無所需，就是把問題提出來也嫌他多此一舉。
一到郊外走走，就看見有許多草木我們連名字都不知道，其中未必沒有有用的植物，隻因目前我們未感覺需要知道它們，對于它們毫無知識還可以原諒。
如果我們是植物學家，那就有知道它們的需要了。
在歐美有一種種草專家，知道用哪種草與哪種草配合着種，便可以使草場更顯得美觀和耐于踐踏、易于管理，冬天還可以用方法教草不黃萎。
這種專門學問在目前的中國當然是不需要，因為我們的生活程度還沒達到那麼高，稻粱還種不好，哪能講究到草要怎樣種呢？天文學是最老的學問，卻也是最幼稚的和最新的學術。
我們在天文學上的學識缺乏，也是因為我們還沒曾需要到那麼迫切。
對于日中黑點的增減，雲氣變化的現象，雖然與我們有關系，因為生活方式未發展到與天文學發生密切關系的那步田地，便不覺得它有什麼問題，也不覺得有研求的需要了。
一旦我們在農業上、航海航空上、物理學上，乃至哲學上，需要涉及天文學的，我們便覺得需要；因為應用到日常生活上，那時，我們就不能說天文學是沒有的了。
所以不需要就沒有學問，沒有學問就沒有技術。
“不需無學，不學無術”，我想這八個字應為為學者的金言；但要注意後四個字的新解說是不學問就沒有技術，不是罵人的話。
中國學術的支離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