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上梁山 ——文學革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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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一首遊戲的白話詩，本身雖沒有多大價值，在我個人做白話詩的曆史上，可是很重要的。
因為梅、任諸君的批評竟逼得我不能不努力試做白話詩了。
觐莊的信上曾說： 文章體裁不同。
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
叔永的信上也說： 要之，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于詩。
這樣看來，白話文學在小說詞曲演說的幾方面，已得梅、任兩君的承認了。
觐莊不承認白話可作詩與文，叔永不承認白話可用來作詩。
觐莊所謂“文”自然是指《古文辭類纂》一類書裡所謂“文”（近來有人叫做“美文”）。
在這一點上，我毫不狐疑，因為我在幾年前曾做過許多白話的議論文，我深信白話文是不難成立的。
現在我們的争點，隻在“白話是否可以作詩”的一個問題了。
白話文學的作戰，十仗之中，已勝了七八仗。
現在隻剩一座詩的壁壘，還須用全力去搶奪。
待到白話征服這個詩國時，白話文學的勝利就可說是十足的了，所以我當時打定主意，要作先鋒去打這座未投降的壁壘：就是要用全力去試做白話詩。
叔永的長信上還有幾句話使我更感覺這種試驗的必要。
他說： 如凡白話皆可為詩，則吾國之京調高腔，何一非詩？……嗚呼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學革命，乃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非特文言白話之争而已。
……以足下高才有為，何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于荊棘之中哉？……今且假定足下之文學革命成功，将令吾國作詩皆京調高腔，而陶謝李杜之流永不複見于神州，則足下之功又何如哉，心所謂危，不可不告。
……足下若見聽，則請從他方面講文學革命，勿徒以白話詩為事矣。
（7月24夜） 這段話使我感覺他們都有一個根本上的誤解。
梅、任諸君都贊成“文學革命”，他們都“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
但他們贊成的文學革命，隻是一種空蕩蕩的目的，沒有具體的計劃，也沒有下手的途徑。
等到我提出了一個具體的方案（用白話做一切文學的工具），他們又都不贊成了。
他們都說，文學革命決不是“文言白話之争而已”。
他們都說，文學革命應該有“他方面”，應該走“大道”。
究竟那“他方面”是什麼方面呢？究竟那“大道”是什麼道呢？他們又都說不出來了；他們隻知道決不是白話！ 我也知道光有白話算不得新文學，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有新思想和新精神。
但是我認定了：無論如何，死文字決不能産生活文學。
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必須有活的工具。
那已産生的白話小說詞曲，都可證明白話是最配做中國活文學的工具的。
我們必須先把這個工具擡高起來，使他成為公認的中國文學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
有了新工具，我們方才談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
這是我的方案。
現在反對的幾位朋友已承認白話可以作小說戲曲了。
他們還不承認白話可以作詩。
這種懷疑，不僅是對于白話詩的局部懷疑，實在還是對于白話文學的根本懷疑。
在他們的心裡，詩與文是正宗，小說戲曲還是旁門小道。
他們不承認白話詩文，其實他們是不承認白話可作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
所以我決心要用白話來征服詩的壁壘，這不但是試驗白話詩是否可能，這就是要證明白話可以做中國文學的一切門類的唯一工具。
白話可以作詩，本來是毫無可疑的。
杜甫、白居易、寒山、拾得、邵雍、王安石、陸遊的白話詩都可以舉來作證。
詞曲裡的白話更多了。
但何以我的朋友們還不能承認白話詩的可能呢？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白話詩确是不多：在那無數的古文詩裡，這兒那兒的幾首白話詩在數量上确是很少的。
第二是因為舊日的詩人詞人隻有偶然用白話做詩詞的，沒有用全力做白話詩詞的，更沒有自覺的做白話詩詞的。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還不能光靠曆史材料的證明，還須等待我們用實地試驗來證明。
所以我答叔永的信上說： 總之，白話未嘗不可以入詩，但白話詩尚不多見耳。
古之所少有，今日豈必不可多作乎？…… 白話之能不能作詩，此一問題全待吾輩解決。
解決之法，不在乞憐古人，謂古之所無，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輩實地試驗。
一次“完全失敗”，何妨再來？若一次失敗，便“期期以為不可”，此豈“科學的精神”所許乎？…… 高腔京調未嘗不可成為第一流文學。
……适以為但有第一流文人肯用高腔京調著作，便可使京調高腔成第一流文學。
病在文人膽小不敢用之耳。
元人作曲可以取仕宦，下之亦可謀生，故名士如高則誠、關漢卿之流皆肯作曲作雜劇。
今日高腔京調皆不文不學之戲子為之，宜其不能佳矣。
此則高腔京調之不幸也。
足下亦知今日受人崇拜之莎士比亞，即當時唱京調高腔者乎？與莎氏并世之培根著《論集》（Essays）有拉丁文英文兩種本子；書既出世，培根自言，其他日不朽之名當賴拉丁文一本；而英文本則但以供一般普通俗人傳誦耳，不足輕重也。
此可見當時之英文的文學，其地位皆與今日京調高腔不相上下。
……吾絕對不認“京調高腔”與“陶謝李杜”為勢不兩立之物。
今且用足下之文字以述吾夢想中之文學革命之目的，曰： （1）文學革命的手段，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敢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
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皆能用白話與京調高腔作詩。
（2）文學革命的目的，要令中國有許多白話京調高腔的陶謝李杜，要令白話京調高腔之中産生幾許陶謝李杜。
（3）今日決用不着陶謝李杜的陶謝李杜。
何也？時代不同也。
（4）吾輩生于今日，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的《五經》兩漢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的《水浒》、《西遊》文字。
與其作似陶似謝似李似杜的詩，不如作不似陶不似謝不似李杜的白話詩。
與其作一個“真詩”，走“大道”，學這個，學那個的陳伯嚴、鄭蘇盦，不如作一個實地試驗，“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适。
此四者，乃适夢想中文學革命之宣言書也。
嗟夫，叔永，吾豈好立異以為高哉？徒以“心所謂是，不敢不為”。
吾志決矣。
吾自此以後，不更作文言詩詞。
吾之《去國集》乃是吾絕筆的文言韻文也。
（7月26日） 這是我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的詩詞。
過了幾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文字者，文學之器也。
我私心以為文言決不足為吾國将來文學之利器。
施耐庵、曹雪芹諸人已實地證明作小說之利器在于白話。
今尚需人實地試驗白話是否可為韻文之利器耳…… 我自信頗能用白話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韻文。
私心頗欲以數年之力，實地練習之。
倘數年之後，竟能用文言白話作文作詩，無不随心所欲，豈非一大快事？ 我此時練習白話韻文，頗似新辟一文學殖民地。
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伴同行。
然我去志已決。
公等假我數年之期。
倘此新國盡是沙碛不毛之地，則我或終歸老于“文言詩國”，亦未可知。
倘幸而有成，則辟除荊棘之後，當開放門戶，迎公等同來莅止耳。
“狂言人道臣當烹。
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為輕重。
”足下定笑我狂耳。
（8月4日） 這封信是我對于一班讨論文學的朋友的告别書。
我把路線認清楚了，決定努力做白話詩的試驗，要用試驗的結果來證明我的主張的是非。
所以從此以後，我不再和梅、任諸君打筆墨官司了。
信中說的“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伴同行”，也是我當時心裡感覺的一點寂寞。
我心裡最感覺失望的，是我平時最敬愛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險。
一年多的讨論，還不能說服一兩個好朋友，我還妄想要在國内提倡文學革命的大運動嗎？ 有一天，我坐在窗口吃我自做的午餐，窗下就是一大片長林亂草，遠望着赫貞江。
我忽然看見一對黃蝴蝶從樹梢飛下來；一會兒，一隻蝴蝶飛了去了；還有一隻蝴蝶獨自飛了一會，也慢慢地飛下去，去尋他的同伴去了，我心裡頗有點感觸，感觸到一種寂寞的難受，所以我寫了一首白話小詩，題目就叫做《朋友》（後來才改作《蝴蝶》）：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
但這一首遊戲的白話詩，本身雖沒有多大價值，在我個人做白話詩的曆史上，可是很重要的。
因為梅、任諸君的批評竟逼得我不能不努力試做白話詩了。
觐莊的信上曾說： 文章體裁不同。
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
叔永的信上也說： 要之，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于詩。
這樣看來，白話文學在小說詞曲演說的幾方面，已得梅、任兩君的承認了。
觐莊不承認白話可作詩與文，叔永不承認白話可用來作詩。
觐莊所謂“文”自然是指《古文辭類纂》一類書裡所謂“文”（近來有人叫做“美文”）。
在這一點上，我毫不狐疑，因為我在幾年前曾做過許多白話的議論文，我深信白話文是不難成立的。
現在我們的争點，隻在“白話是否可以作詩”的一個問題了。
白話文學的作戰，十仗之中，已勝了七八仗。
現在隻剩一座詩的壁壘，還須用全力去搶奪。
待到白話征服這個詩國時，白話文學的勝利就可說是十足的了，所以我當時打定主意，要作先鋒去打這座未投降的壁壘：就是要用全力去試做白話詩。
叔永的長信上還有幾句話使我更感覺這種試驗的必要。
他說： 如凡白話皆可為詩，則吾國之京調高腔，何一非詩？……嗚呼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學革命，乃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非特文言白話之争而已。
……以足下高才有為，何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于荊棘之中哉？……今且假定足下之文學革命成功，将令吾國作詩皆京調高腔，而陶謝李杜之流永不複見于神州，則足下之功又何如哉，心所謂危，不可不告。
……足下若見聽，則請從他方面講文學革命，勿徒以白話詩為事矣。
（7月24夜） 這段話使我感覺他們都有一個根本上的誤解。
梅、任諸君都贊成“文學革命”，他們都“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
但他們贊成的文學革命，隻是一種空蕩蕩的目的，沒有具體的計劃，也沒有下手的途徑。
等到我提出了一個具體的方案（用白話做一切文學的工具），他們又都不贊成了。
他們都說，文學革命決不是“文言白話之争而已”。
他們都說，文學革命應該有“他方面”，應該走“大道”。
究竟那“他方面”是什麼方面呢？究竟那“大道”是什麼道呢？他們又都說不出來了；他們隻知道決不是白話！ 我也知道光有白話算不得新文學，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有新思想和新精神。
但是我認定了：無論如何，死文字決不能産生活文學。
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必須有活的工具。
那已産生的白話小說詞曲，都可證明白話是最配做中國活文學的工具的。
我們必須先把這個工具擡高起來，使他成為公認的中國文學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
有了新工具，我們方才談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
這是我的方案。
現在反對的幾位朋友已承認白話可以作小說戲曲了。
他們還不承認白話可以作詩。
這種懷疑，不僅是對于白話詩的局部懷疑，實在還是對于白話文學的根本懷疑。
在他們的心裡，詩與文是正宗，小說戲曲還是旁門小道。
他們不承認白話詩文，其實他們是不承認白話可作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
所以我決心要用白話來征服詩的壁壘，這不但是試驗白話詩是否可能，這就是要證明白話可以做中國文學的一切門類的唯一工具。
白話可以作詩，本來是毫無可疑的。
杜甫、白居易、寒山、拾得、邵雍、王安石、陸遊的白話詩都可以舉來作證。
詞曲裡的白話更多了。
但何以我的朋友們還不能承認白話詩的可能呢？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白話詩确是不多：在那無數的古文詩裡，這兒那兒的幾首白話詩在數量上确是很少的。
第二是因為舊日的詩人詞人隻有偶然用白話做詩詞的，沒有用全力做白話詩詞的，更沒有自覺的做白話詩詞的。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還不能光靠曆史材料的證明，還須等待我們用實地試驗來證明。
所以我答叔永的信上說： 總之，白話未嘗不可以入詩，但白話詩尚不多見耳。
古之所少有，今日豈必不可多作乎？…… 白話之能不能作詩，此一問題全待吾輩解決。
解決之法，不在乞憐古人，謂古之所無，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輩實地試驗。
一次“完全失敗”，何妨再來？若一次失敗，便“期期以為不可”，此豈“科學的精神”所許乎？…… 高腔京調未嘗不可成為第一流文學。
……适以為但有第一流文人肯用高腔京調著作，便可使京調高腔成第一流文學。
病在文人膽小不敢用之耳。
元人作曲可以取仕宦，下之亦可謀生，故名士如高則誠、關漢卿之流皆肯作曲作雜劇。
今日高腔京調皆不文不學之戲子為之，宜其不能佳矣。
此則高腔京調之不幸也。
足下亦知今日受人崇拜之莎士比亞，即當時唱京調高腔者乎？與莎氏并世之培根著《論集》（Essays）有拉丁文英文兩種本子；書既出世，培根自言，其他日不朽之名當賴拉丁文一本；而英文本則但以供一般普通俗人傳誦耳，不足輕重也。
此可見當時之英文的文學，其地位皆與今日京調高腔不相上下。
……吾絕對不認“京調高腔”與“陶謝李杜”為勢不兩立之物。
今且用足下之文字以述吾夢想中之文學革命之目的，曰： （1）文學革命的手段，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敢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
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皆能用白話與京調高腔作詩。
（2）文學革命的目的，要令中國有許多白話京調高腔的陶謝李杜，要令白話京調高腔之中産生幾許陶謝李杜。
（3）今日決用不着陶謝李杜的陶謝李杜。
何也？時代不同也。
（4）吾輩生于今日，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的《五經》兩漢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的《水浒》、《西遊》文字。
與其作似陶似謝似李似杜的詩，不如作不似陶不似謝不似李杜的白話詩。
與其作一個“真詩”，走“大道”，學這個，學那個的陳伯嚴、鄭蘇盦，不如作一個實地試驗，“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适。
此四者，乃适夢想中文學革命之宣言書也。
嗟夫，叔永，吾豈好立異以為高哉？徒以“心所謂是，不敢不為”。
吾志決矣。
吾自此以後，不更作文言詩詞。
吾之《去國集》乃是吾絕筆的文言韻文也。
（7月26日） 這是我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的詩詞。
過了幾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文字者，文學之器也。
我私心以為文言決不足為吾國将來文學之利器。
施耐庵、曹雪芹諸人已實地證明作小說之利器在于白話。
今尚需人實地試驗白話是否可為韻文之利器耳…… 我自信頗能用白話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韻文。
私心頗欲以數年之力，實地練習之。
倘數年之後，竟能用文言白話作文作詩，無不随心所欲，豈非一大快事？ 我此時練習白話韻文，頗似新辟一文學殖民地。
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伴同行。
然我去志已決。
公等假我數年之期。
倘此新國盡是沙碛不毛之地，則我或終歸老于“文言詩國”，亦未可知。
倘幸而有成，則辟除荊棘之後，當開放門戶，迎公等同來莅止耳。
“狂言人道臣當烹。
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為輕重。
”足下定笑我狂耳。
（8月4日） 這封信是我對于一班讨論文學的朋友的告别書。
我把路線認清楚了，決定努力做白話詩的試驗，要用試驗的結果來證明我的主張的是非。
所以從此以後，我不再和梅、任諸君打筆墨官司了。
信中說的“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伴同行”，也是我當時心裡感覺的一點寂寞。
我心裡最感覺失望的，是我平時最敬愛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險。
一年多的讨論，還不能說服一兩個好朋友，我還妄想要在國内提倡文學革命的大運動嗎？ 有一天，我坐在窗口吃我自做的午餐，窗下就是一大片長林亂草，遠望着赫貞江。
我忽然看見一對黃蝴蝶從樹梢飛下來；一會兒，一隻蝴蝶飛了去了；還有一隻蝴蝶獨自飛了一會，也慢慢地飛下去，去尋他的同伴去了，我心裡頗有點感觸，感觸到一種寂寞的難受，所以我寫了一首白話小詩，題目就叫做《朋友》（後來才改作《蝴蝶》）：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