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上梁山 ——文學革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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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天上太孤單。
（8月23日） 這種孤單的情緒，并不含有怨望我的朋友的意思。
我回想起來，若沒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讨論，若沒有那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長函的朋友切磋的樂趣，我自己的文學主張決不會經過那幾層大變化，決不會漸漸結晶成一個有系統的方案，決不會慢慢的尋出一條光明的大路來。
況且那年（1916）的3月間，梅觐莊對于我的俗話文學的主張，已很明白的表示贊成了（看上文引他的3月19日來信）。
後來他們的堅決反對，也許是我當時的少年意氣太盛，叫朋友難堪，反引起他們的反感來了，就使他們不能平心靜氣的考慮我的曆史見解，就使他們走上了反對的路上去。
但是因為他們的反駁，我才有實地試驗白話詩的決心。
莊子說得好：“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一班朋友做了我多年的“他山之錯”，我對他們，隻有感激，決沒有絲毫的怨望。
我的決心試驗白話詩，一半是朋友們一年多讨論的結果，一半也是我受的實驗主義的哲學的影響。
實驗主義教訓我們：一切學理都隻是一種假設；必須要證實了，然後可算是真理。
證實的步驟，隻是先把一個假設的理論的種種可能的結果都推想出來，然後想法子來試驗這些結果是否适用，或是否能解決原來的問題。
我的白話文學論不過是一個假設，這個假設的一部分（小說詞曲等）已有曆史的證實了；其餘一部分（詩）還須等待實地試驗的結果。
我的白話詩的實地試驗，不過是我的實驗主義的一種應用。
所以我的白話詩還沒有寫得幾首，我的詩集已有了名字了，就叫做《嘗試集》。
我讀陸遊的詩，有一首詩雲： 能仁院前有石像丈餘，蓋作大像時樣也。
江閣欲開千尺像，雲龛先定此規模。
斜陰徒倚空長歎，嘗試成功自古無。
陸放翁這首詩大概是别有所指；他的本意大概是說：小試而不得大用，是不會成功的，我借他這句詩，做我的白話詩集的名字，并且做了一首詩，說明我的嘗試主義： 嘗試篇 “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這話未必是。
我今為下一轉語，自古成功在嘗試。
請看藥聖嘗百草，嘗了一味又一味。
又如名醫試丹藥，何嫌六百零六次。
莫想小試便成功，那有這樣容易事！有時試到千百回，始知前功盡抛棄。
即使如此已無愧，即此失敗便足記。
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腳力莫浪費。
我生求師二十年，今得“嘗試”兩個字。
作詩做事要如此，雖未能到頗有志。
作《嘗試歌》頌吾師，願大家都來嘗試！（8月3日） 這是我的實驗主義的文學觀。
這個長期讨論的結果，使我自己把許多散漫的思想彙集起來，成為一個系統。
1916年的8月19日，我寫信給朱經農，中有一段說： 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陳套語。
（三）不講對仗。
（四）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做詩詞）。
（五）須講求文法。
以上為形式的一方面。
（六）不作無病之呻吟。
（七）不摹仿古人。
（八）須言之有物。
以上為精神（内容）的一方面。
那年10月中，我寫信給陳獨秀先生，就提出這八個“文學革命”的條件，次序也是這樣的。
不到一個月，我寫了一篇《文學改良刍議》，用複寫紙抄了兩份，一份給《留美學生季刊》發表，一份寄給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
在這篇文字裡，八件事的次序大改變了： （一）須言之有物。
（二）不摹仿古人。
（三）須講求文法。
（四）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務去爛調套語。
（六）不用典。
（七）不講對仗。
（八）不避俗字俗語。
這個新次第是有意改動的。
我把“不避俗字俗語”一件放在最後，标題隻是很委婉的說“不避俗字俗語”，其實是很鄭重的提出我的白話文學的主張。
我在那篇文字裡說：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為文學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語”之論也。
蓋吾國言文之背馳久矣。
自佛書之輸入，譯者以文言不足以達意，故以淺近之文譯之，其體已近白話。
其後佛氏講義語錄尤多用白話為之者，是為語錄體之原始。
及宋人講學，以白話為語錄，此體遂成講學正體（明人因之）。
當是時，白話已久入韻文，觀宋人之詩詞可見。
乃至元時，中國北部在異族之下三百餘年矣。
此三百年中，中國巧發生一神通俗行遠之文學，文則有《水浒》、《西遊》、《三國》，曲則尤不可勝計。
以今世眼光觀之，則中國文學當以元代為至盛；傳世不朽之作，當以元代為最多。
此無可疑也。
當是時，中國之文學最近言文合一，白話幾成文學的語言矣。
使此趨勢不受阻遏，則中國幾有一“活文學”出現，而但丁、路得之偉業幾發生于神州。
不意此趨勢驟為明代所阻，政府即以八股取士，而當時文人以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複古為高。
于是此千年難遇言文合一之機會，遂中道夭折也。
然以今世曆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将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
以此之故，吾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采用俗語俗字。
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
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之《水浒》、《西遊》文字也。
這完全是用我三四月中寫出的中國文學史觀（見上文引的4月5日日記），稍稍加上一點後來的修正，可是我受了在美國的朋友的反對，膽子變小了，态度變謙虛了，所以标題但稱《文學改良刍議》，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學革命”的旗子。
篇末還說： 上述八事，乃我年來研思此一大問題之結果。
……謂之“刍議”，猶雲未定草也。
伏惟國人同志有以匡糾是正之。
這是一個國外留學生對于國内學者的謙遜态度。
文字題為“刍議”，詩集題為“嘗試”，是可以不引起很大的反感的了。
陳獨秀先生是一個老革命黨，他起初對于我的八條件還有點懷疑（《新青年》2卷2号。
其時國内好學深思的少年，如常乃惪君，也說“說理紀事之文，必當以白話行之，但不可施于美術文耳”見《新青年》2卷4号），但他見了我的《文學改良刍議》之後，就完全贊成我的主張；他接着寫了一篇《文學革命論》（《新青年》2卷5号），正式在國内提出“文學革命”的旗幟。
他說： 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
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适。
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之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
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獨秀之外，最初贊成我的主張的，有北京大學教授錢玄同先生（《新青年》2卷6号《通訊》，又3卷1号《通訊》）。
此後文學革命的運動就從美國幾個留學生的課餘讨論，變成國内文人學者的讨論了。
《文學改良刍議》是1917年1月出版的，我在1917年4月9日還寫了一封長信給陳獨秀先生，信内說：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
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
讨論既熟，是非自明。
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 獨秀在《新青年》（第3卷3号）上答我道：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讨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讨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蓋以吾國文化倘已至文言一緻地步，則以國語為文，達意狀物，豈非天經地義？尚有何種疑義必待讨論乎？其必欲擯棄國語文學，而悍然以古文為正宗者，猶之清初曆家排斥西法，乾嘉疇人非難地球繞日之說，吾輩實無餘閑與之作此無謂之讨論也。
這樣武斷的态度，真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
我們一年多的文學讨論的結果，得着了這樣一個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了。
《四十自述》的一章，二十二年十二月三日夜脫稿 （原載于1934年1月1日《東方雜志》第3卷第1期）
（8月23日） 這種孤單的情緒，并不含有怨望我的朋友的意思。
我回想起來，若沒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讨論，若沒有那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長函的朋友切磋的樂趣，我自己的文學主張決不會經過那幾層大變化，決不會漸漸結晶成一個有系統的方案，決不會慢慢的尋出一條光明的大路來。
況且那年（1916）的3月間，梅觐莊對于我的俗話文學的主張，已很明白的表示贊成了（看上文引他的3月19日來信）。
後來他們的堅決反對，也許是我當時的少年意氣太盛，叫朋友難堪，反引起他們的反感來了，就使他們不能平心靜氣的考慮我的曆史見解，就使他們走上了反對的路上去。
但是因為他們的反駁，我才有實地試驗白話詩的決心。
莊子說得好：“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一班朋友做了我多年的“他山之錯”，我對他們，隻有感激，決沒有絲毫的怨望。
我的決心試驗白話詩，一半是朋友們一年多讨論的結果，一半也是我受的實驗主義的哲學的影響。
實驗主義教訓我們：一切學理都隻是一種假設；必須要證實了，然後可算是真理。
證實的步驟，隻是先把一個假設的理論的種種可能的結果都推想出來，然後想法子來試驗這些結果是否适用，或是否能解決原來的問題。
我的白話文學論不過是一個假設，這個假設的一部分（小說詞曲等）已有曆史的證實了；其餘一部分（詩）還須等待實地試驗的結果。
我的白話詩的實地試驗，不過是我的實驗主義的一種應用。
所以我的白話詩還沒有寫得幾首，我的詩集已有了名字了，就叫做《嘗試集》。
我讀陸遊的詩，有一首詩雲： 能仁院前有石像丈餘，蓋作大像時樣也。
江閣欲開千尺像，雲龛先定此規模。
斜陰徒倚空長歎，嘗試成功自古無。
陸放翁這首詩大概是别有所指；他的本意大概是說：小試而不得大用，是不會成功的，我借他這句詩，做我的白話詩集的名字，并且做了一首詩，說明我的嘗試主義： 嘗試篇 “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這話未必是。
我今為下一轉語，自古成功在嘗試。
請看藥聖嘗百草，嘗了一味又一味。
又如名醫試丹藥，何嫌六百零六次。
莫想小試便成功，那有這樣容易事！有時試到千百回，始知前功盡抛棄。
即使如此已無愧，即此失敗便足記。
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腳力莫浪費。
我生求師二十年，今得“嘗試”兩個字。
作詩做事要如此，雖未能到頗有志。
作《嘗試歌》頌吾師，願大家都來嘗試！（8月3日） 這是我的實驗主義的文學觀。
這個長期讨論的結果，使我自己把許多散漫的思想彙集起來，成為一個系統。
1916年的8月19日，我寫信給朱經農，中有一段說： 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陳套語。
（三）不講對仗。
（四）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做詩詞）。
（五）須講求文法。
以上為形式的一方面。
（六）不作無病之呻吟。
（七）不摹仿古人。
（八）須言之有物。
以上為精神（内容）的一方面。
那年10月中，我寫信給陳獨秀先生，就提出這八個“文學革命”的條件，次序也是這樣的。
不到一個月，我寫了一篇《文學改良刍議》，用複寫紙抄了兩份，一份給《留美學生季刊》發表，一份寄給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
在這篇文字裡，八件事的次序大改變了： （一）須言之有物。
（二）不摹仿古人。
（三）須講求文法。
（四）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務去爛調套語。
（六）不用典。
（七）不講對仗。
（八）不避俗字俗語。
這個新次第是有意改動的。
我把“不避俗字俗語”一件放在最後，标題隻是很委婉的說“不避俗字俗語”，其實是很鄭重的提出我的白話文學的主張。
我在那篇文字裡說：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為文學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語”之論也。
蓋吾國言文之背馳久矣。
自佛書之輸入，譯者以文言不足以達意，故以淺近之文譯之，其體已近白話。
其後佛氏講義語錄尤多用白話為之者，是為語錄體之原始。
及宋人講學，以白話為語錄，此體遂成講學正體（明人因之）。
當是時，白話已久入韻文，觀宋人之詩詞可見。
乃至元時，中國北部在異族之下三百餘年矣。
此三百年中，中國巧發生一神通俗行遠之文學，文則有《水浒》、《西遊》、《三國》，曲則尤不可勝計。
以今世眼光觀之，則中國文學當以元代為至盛；傳世不朽之作，當以元代為最多。
此無可疑也。
當是時，中國之文學最近言文合一，白話幾成文學的語言矣。
使此趨勢不受阻遏，則中國幾有一“活文學”出現，而但丁、路得之偉業幾發生于神州。
不意此趨勢驟為明代所阻，政府即以八股取士，而當時文人以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複古為高。
于是此千年難遇言文合一之機會，遂中道夭折也。
然以今世曆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将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
以此之故，吾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采用俗語俗字。
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
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之《水浒》、《西遊》文字也。
這完全是用我三四月中寫出的中國文學史觀（見上文引的4月5日日記），稍稍加上一點後來的修正，可是我受了在美國的朋友的反對，膽子變小了，态度變謙虛了，所以标題但稱《文學改良刍議》，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學革命”的旗子。
篇末還說： 上述八事，乃我年來研思此一大問題之結果。
……謂之“刍議”，猶雲未定草也。
伏惟國人同志有以匡糾是正之。
這是一個國外留學生對于國内學者的謙遜态度。
文字題為“刍議”，詩集題為“嘗試”，是可以不引起很大的反感的了。
陳獨秀先生是一個老革命黨，他起初對于我的八條件還有點懷疑（《新青年》2卷2号。
其時國内好學深思的少年，如常乃惪君，也說“說理紀事之文，必當以白話行之，但不可施于美術文耳”見《新青年》2卷4号），但他見了我的《文學改良刍議》之後，就完全贊成我的主張；他接着寫了一篇《文學革命論》（《新青年》2卷5号），正式在國内提出“文學革命”的旗幟。
他說： 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
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适。
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之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
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獨秀之外，最初贊成我的主張的，有北京大學教授錢玄同先生（《新青年》2卷6号《通訊》，又3卷1号《通訊》）。
此後文學革命的運動就從美國幾個留學生的課餘讨論，變成國内文人學者的讨論了。
《文學改良刍議》是1917年1月出版的，我在1917年4月9日還寫了一封長信給陳獨秀先生，信内說：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
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
讨論既熟，是非自明。
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 獨秀在《新青年》（第3卷3号）上答我道：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讨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讨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蓋以吾國文化倘已至文言一緻地步，則以國語為文，達意狀物，豈非天經地義？尚有何種疑義必待讨論乎？其必欲擯棄國語文學，而悍然以古文為正宗者，猶之清初曆家排斥西法，乾嘉疇人非難地球繞日之說，吾輩實無餘閑與之作此無謂之讨論也。
這樣武斷的态度，真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
我們一年多的文學讨論的結果，得着了這樣一個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了。
《四十自述》的一章，二十二年十二月三日夜脫稿 （原載于1934年1月1日《東方雜志》第3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