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蔔生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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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都尊敬他，稱他做“全市第一個公民”，“公民的模範”，“社會的棟梁”！他謀害他兄弟的那一天，本城的公民，聚了幾千人，排起隊來，打着旗，奏着軍樂，上他的門來表示社會的敬意，高聲喊道，“褒匿萬歲！社會的棟梁褒匿萬歲！”
這就是道德！
四
其次，我們且看易蔔生寫個人與社會的關系。
易蔔生的戲劇中，有一條極顯而易見的學說，是說社會與個人互相損害；社會最愛專制，往往用強力摧折個人的個性，壓制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等到個人的個性都消滅了，等到自由獨立的精神用完了，社會自身也沒有生氣了，也不會進步了。
社會裡有許多陳腐的習慣，老朽的思想，極不堪的迷信，個人生在社會中，不能不受這些勢力的影響。
有時有一兩個獨立的少年，不甘心受這種陳腐規矩的束縛，于是東沖西突想與社會作對。
上文所說的褒匿，當少年時，也曾想和社會反抗。
但是社會的權利很大，網羅很密；個人的能力有限，如何是社會的敵手？社會對個人道：“你們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順我者有賞，逆我者有罰。
”那些和社會反對的少年，一個一個的都受家庭的責備，遭朋友的怨恨，受社會的侮辱驅逐。
再看那些奉承社會意旨的人，一個個的都升官發财，安富尊榮了。
當此境地，不說頂天立地的好漢，決不能堅持到底。
所以像褒匿那般人，做了幾時的維新志士，不久也漸漸的受社會同化，仍舊回到舊社會去做“社會的棟梁”了。
社會如同一個大火爐，什麼金銀銅鐵錫，進了爐子，都要熔化。
易蔔生有一本戲叫做《雁》（TheWildDuck）寫一個人捉到一隻雁，把他養在樓上半閣裡，每天給他一桶水，讓他在水裡打滾遊戲。
那雁本是一個海闊天空逍遙自得的飛鳥，如今在這半閣裡關久了，也會生活，也會長得胖胖的，後來竟完全忘記了他從前那種海闊天空來去自由的樂處了！個人在社會裡，就同這雁在人家半閣上一般，起初未必滿意，久而久之，也就慣了，也漸漸的把黑暗世界當作安樂窩了。
社會對于那班服從社會命令，維持陳舊迷信，傳播腐敗思想的人，一個個的都有重賞。
有的發财了，有的升官了，有的享大名譽了。
這些人有了錢，有了勢，有了名譽，就像老虎長了翅膀，更可橫行無忌了，更可借着“公益”的名義去騙人錢财，害人生命，做種種無法無天的行為。
易蔔生的《社會的棟梁》和《博克曼》（JohnGabrielBorkman）兩本戲的主人翁都是這種人物。
他們錢賺得夠了，然後掏出幾個小錢來，開一個學堂，造一所孤兒院，立一個公共遊戲場，“捐二十磅金去買面包給貧人吃”（用《社會的棟梁》二幕中語）。
于是社會格外恭維他們，打着旗子，奏着軍樂，上他們家來，大喊“社會的棟梁萬歲”！ 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處處和社會的風俗習慣反對，是該受重罰的。
執行這種重罰的機關，便是“輿論”，便是大多數的“公論”。
世間有一種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從多數的迷信”。
人都以為多數人的公論總是不錯的。
易蔔生絕對的不承認這種迷信。
他說“多數黨總在錯的一邊，少數黨總在不錯的一邊”（《國民公敵》五幕）。
一切維新革命，都是少數人發起的，都是大多數人所極力反對的。
大多數人總是守舊麻木不仁的；隻有極少數人，有時隻有一個人，不滿意于社會的現狀，要想維新，要想革命。
這種理想家是社會所最忌的。
大多數人都罵他是“搗亂分子”，都恨他“擾亂治安”，都說他“大逆不道”；所以他們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去壓制那“搗亂”的理想志士，不許他開口，不許他行動自由；把他關在監牢裡，把他趕出境去，把他殺了，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釘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燒死。
過了幾十年幾百年，那少數人的主張漸漸的變成多數人的主張了，于是社會的多數人又把他們從前殺死釘死燒死的那些“搗亂分子”一個一個的重新推崇起來，替他們修墓，替他們作傳，替他們立廟，替他們鑄銅像。
卻不知道從前那種“新”思想，到了這時候，又早已成了“陳腐的”迷信！當他們替從前那些特立獨行的人修墓鑄銅像的時候，社會裡早已發生了幾個新派少數人，又要受他們殺死釘死燒死的刑罰了！所以說“多數黨總是錯的，少數黨總是不錯的”。
易蔔生有一本戲叫做《國民公敵》，裡面寫得就是這個道理。
這本戲的主人翁斯铎曼醫生從前發現本地的水可以造成幾處衛生浴池。
本地的人聽了他的話，覺得有利可圖，便集了資本造了幾處衛生浴池。
後來四方的人聞了這浴池的名，紛紛來這裡避暑養病。
來的人多了，本地的商業市面便漸漸發達興旺。
斯铎曼醫生便做了浴池的官醫。
後來洗浴的人之中，忽然發生一種流行病症；經這位醫生仔細考察，知道這病症是從浴池的水裡來的，他便裝了一瓶水寄與大學的化學師請他化驗。
化驗出來，才知道浴池的水管安的太低了，上流的污穢，停積在浴池裡，發生一種傳染病的微生物，極有害于公共衛生。
斯铎曼醫生得了這種科學證據，便做了一篇切切實實的報告書，請浴池的董事會把浴池的水管重行改造，以免妨礙衛生。
不料改造浴池須要花費許多錢，又要把浴池閉歇一兩年；浴池一閉歇，本地的商務便要受許多損失。
所以本地的人全體用死力反對斯铎曼醫生的提議。
他們甯可聽那些來避暑養病的人受毒病死，卻不情願受這種金錢的損失，所以他們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壓制這
易蔔生的戲劇中，有一條極顯而易見的學說，是說社會與個人互相損害；社會最愛專制，往往用強力摧折個人的個性，壓制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等到個人的個性都消滅了，等到自由獨立的精神用完了，社會自身也沒有生氣了，也不會進步了。
社會裡有許多陳腐的習慣，老朽的思想，極不堪的迷信，個人生在社會中，不能不受這些勢力的影響。
有時有一兩個獨立的少年，不甘心受這種陳腐規矩的束縛，于是東沖西突想與社會作對。
上文所說的褒匿，當少年時，也曾想和社會反抗。
但是社會的權利很大，網羅很密；個人的能力有限，如何是社會的敵手？社會對個人道：“你們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順我者有賞，逆我者有罰。
”那些和社會反對的少年，一個一個的都受家庭的責備，遭朋友的怨恨，受社會的侮辱驅逐。
再看那些奉承社會意旨的人，一個個的都升官發财，安富尊榮了。
當此境地，不說頂天立地的好漢，決不能堅持到底。
所以像褒匿那般人，做了幾時的維新志士，不久也漸漸的受社會同化，仍舊回到舊社會去做“社會的棟梁”了。
社會如同一個大火爐，什麼金銀銅鐵錫，進了爐子，都要熔化。
易蔔生有一本戲叫做《雁》（TheWildDuck）寫一個人捉到一隻雁，把他養在樓上半閣裡，每天給他一桶水，讓他在水裡打滾遊戲。
那雁本是一個海闊天空逍遙自得的飛鳥，如今在這半閣裡關久了，也會生活，也會長得胖胖的，後來竟完全忘記了他從前那種海闊天空來去自由的樂處了！個人在社會裡，就同這雁在人家半閣上一般，起初未必滿意，久而久之，也就慣了，也漸漸的把黑暗世界當作安樂窩了。
社會對于那班服從社會命令，維持陳舊迷信，傳播腐敗思想的人，一個個的都有重賞。
有的發财了，有的升官了，有的享大名譽了。
這些人有了錢，有了勢，有了名譽，就像老虎長了翅膀，更可橫行無忌了，更可借着“公益”的名義去騙人錢财，害人生命，做種種無法無天的行為。
易蔔生的《社會的棟梁》和《博克曼》（JohnGabrielBorkman）兩本戲的主人翁都是這種人物。
他們錢賺得夠了，然後掏出幾個小錢來，開一個學堂，造一所孤兒院，立一個公共遊戲場，“捐二十磅金去買面包給貧人吃”（用《社會的棟梁》二幕中語）。
于是社會格外恭維他們，打着旗子，奏着軍樂，上他們家來，大喊“社會的棟梁萬歲”！ 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處處和社會的風俗習慣反對，是該受重罰的。
執行這種重罰的機關，便是“輿論”，便是大多數的“公論”。
世間有一種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從多數的迷信”。
人都以為多數人的公論總是不錯的。
易蔔生絕對的不承認這種迷信。
他說“多數黨總在錯的一邊，少數黨總在不錯的一邊”（《國民公敵》五幕）。
一切維新革命，都是少數人發起的，都是大多數人所極力反對的。
大多數人總是守舊麻木不仁的；隻有極少數人，有時隻有一個人，不滿意于社會的現狀，要想維新，要想革命。
這種理想家是社會所最忌的。
大多數人都罵他是“搗亂分子”，都恨他“擾亂治安”，都說他“大逆不道”；所以他們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去壓制那“搗亂”的理想志士，不許他開口，不許他行動自由；把他關在監牢裡，把他趕出境去，把他殺了，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釘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燒死。
過了幾十年幾百年，那少數人的主張漸漸的變成多數人的主張了，于是社會的多數人又把他們從前殺死釘死燒死的那些“搗亂分子”一個一個的重新推崇起來，替他們修墓，替他們作傳，替他們立廟，替他們鑄銅像。
卻不知道從前那種“新”思想，到了這時候，又早已成了“陳腐的”迷信！當他們替從前那些特立獨行的人修墓鑄銅像的時候，社會裡早已發生了幾個新派少數人，又要受他們殺死釘死燒死的刑罰了！所以說“多數黨總是錯的，少數黨總是不錯的”。
易蔔生有一本戲叫做《國民公敵》，裡面寫得就是這個道理。
這本戲的主人翁斯铎曼醫生從前發現本地的水可以造成幾處衛生浴池。
本地的人聽了他的話，覺得有利可圖，便集了資本造了幾處衛生浴池。
後來四方的人聞了這浴池的名，紛紛來這裡避暑養病。
來的人多了，本地的商業市面便漸漸發達興旺。
斯铎曼醫生便做了浴池的官醫。
後來洗浴的人之中，忽然發生一種流行病症；經這位醫生仔細考察，知道這病症是從浴池的水裡來的，他便裝了一瓶水寄與大學的化學師請他化驗。
化驗出來，才知道浴池的水管安的太低了，上流的污穢，停積在浴池裡，發生一種傳染病的微生物，極有害于公共衛生。
斯铎曼醫生得了這種科學證據，便做了一篇切切實實的報告書，請浴池的董事會把浴池的水管重行改造，以免妨礙衛生。
不料改造浴池須要花費許多錢，又要把浴池閉歇一兩年；浴池一閉歇，本地的商務便要受許多損失。
所以本地的人全體用死力反對斯铎曼醫生的提議。
他們甯可聽那些來避暑養病的人受毒病死，卻不情願受這種金錢的損失，所以他們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壓制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