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蔔生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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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說老實話的醫生,不許他開口。

    他做了報告,本地的報館都不肯登載。

    他要自己印刷,印刷局也不肯替他印。

    一要開會演說,全城的人都不把空屋借他做會場。

    後來好容易找到了一所會場,開了一個公民會議,會場上的人不但不聽他的老實話,還把他趕下台去,由全體一緻表決,宣告斯铎曼醫生從此是國民的公敵。

    他逃出會場,把褲子都撕破了。

    還被衆人趕到他家,用石頭擲他,把窗戶都打碎了。

    到了明天,本地政府革了他的官醫;本地商民發了傳單不許人請他看病;他的房東請他趕快搬出屋去;他的女兒在學堂教書,被校長辭退了。

    這就是“獨立特行”的好結果!這就是大多數懲罰少數“搗亂分子”辣手段! 五 其次,我們且說易蔔生的政治主義。

    易蔔生的戲劇不大讨論政治問題,所以我們須要從他的《尺牍》(Letters,ed.byhisson,SigurdIbsen,EnglishTrans.1905)做參考的材料。

     易蔔生起初完全是一個主張無政府主義的人。

    當普法之戰(1870至1971年)時,他的無政府主義最為激烈。

    187l年,他有信與一個朋友道: ……個人絕無做國民的需要。

    不但如此,國家簡直是個人的大害。

    請看普魯士的國力,不是犧牲了個人的個性去買來的嗎?國民都成了酒館裡跑堂的了,自然個個都是好兵了。

    再看猶太民族:豈不是最高貴的人類嗎?無論受了何種野蠻的待遇,那猶太民族還能保存本來的面目。

    這都是因為他們沒有國家的原故。

    國家總得毀去。

    這種毀除國家的革命,我也情願加入。

    毀去國家觀念,單靠個人的情願和精神上的團結做人類社會的基本,——若能做到這步田地,這可算得有價值的自由起點。

    那些國體的變遷,換來換去,都不過是弄把戲,——都不過是全無道理的胡鬧。

    (《尺牍》第七九) 易蔔生的純粹無政府主義,後來漸漸的改變了。

    他親自看見巴黎“市民政府”(Commune)的完全失敗(1871),便把他主張無政府主義的熱心減了許多(《尺牍》第八一)。

    到了1884年,他寫信給他的朋友說,他在本國若有機會,定要把國中無權的人民聯合成一個大政黨,主張極力推廣選舉權,提高婦女的地位,改良國家教育,要使脫除一切中古陋習(《尺牍》第一七八)。

    這就不是無政府的口氣了。

    但是他自己到底不曾加入政黨。

    他以為加入政黨是很下流的事(《尺牍》第一五八)。

    他最恨那班政客。

    他以為“那班政客所力争的,全是表面上的權利,全是胡鬧。

    最要緊的是人心的大革命”(《尺牍》第七七)。

     易蔔生從來不主張狹義的國家主義,從來不是狹義的愛國者。

    1888年,他寫信給一個朋友說道: 知識思想略為發達的人,對于舊式的國家觀念,總不滿意。

    我們不能一有了我們所屬的政治團體便足夠了。

    據我看來,國家觀念不久就要消滅了,将來定有人種觀念起來代他。

    即以我個人而論,我已經過這種變化。

    我起初覺得我是那威國人,後來變成斯堪丁納維亞人(那威與瑞典總名斯堪丁納維亞),我現在已成了條頓人了。

    (《尺牍》第二〇六) 這是1888年的話。

    我想易蔔生晚年臨死的時候(1906),一定已進到世界主義的地步了。

     六 我開篇便說過易蔔生的人生觀隻是一個寫實主義。

    易蔔生把家庭社會的實在情形都寫了出來,叫人看了動心,叫人看了覺得我們的家庭社會原來是如此黑暗腐敗,叫人看了曉得家庭社會真正不得不維新革命:——這就是“易蔔生主義”。

    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壞的,其實完全是建設的。

    譬如醫生診了病,開的一個脈案,把病狀詳細寫出,這難道是消極的破壞的手續嗎?但是易蔔生雖開了許多脈案,卻不肯輕易開藥方。

    他知道人類社會是極複雜的組織,有種種絕不相同的境地,有種種絕不相同的情形。

    社會的病,種類紛繁,決不是什麼“包醫百病”的藥方所能治得好的。

    因此他隻好開個脈案,說出病情,讓病人各人自己去尋醫病的方。

     雖然如此,但是易蔔生生平卻也有一種完全積極的主張。

    他主張個人須要充分發達自己的才性;須要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

    他有一封信給他的朋友白蘭戴說道: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種真正純粹的為我主義。

    要使你有時覺得天下隻有關于我的事最要緊,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

    ……你要想有益于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

    ……有的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

    (《尺牍》第八四) 最可笑的是有些明知世界“陸沉”,卻要跟着“陸沉”,跟着堕落,不肯“救出自己”!卻不知道社會是個人組成的,多救出一個人便是多備下一個再造新社會的分子。

    所以孟轲說“窮則獨善其身”,這便是易蔔生所說“救出自己”的意思。

    這種“為我主義”,其實是最有價值的利人主義。

    所以易蔔生說,“你要想有益于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

    《娜拉》戲裡,寫娜拉抛了丈夫兒女飄然而去,也隻為要“救出自己”。

    那戲中說: (郝爾茂)……你就是這樣抛棄你的最神聖的責任嗎? (娜拉)你以為我的最神聖的責任是什麼? (郝)還等我說嗎?可不是你對于你的丈夫和你的兒女的責任嗎? (娜)我還有别的責任同這些一樣的神聖。

     (郝)沒有的。

    你且說,那些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