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嘗試集》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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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則不可”。
舒永說，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于詩”，這是我最不承認的。
我答叔永信中說： ……白話入詩，古人用之者多矣。
（此下舉放翁詩及山谷稼軒詞為例）……總之，白話之能不能作詩，此一問題全待吾輩解決。
解決之法，不在乞憐古人，謂古之所無，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輩實地試驗。
一次“完全失敗”，何妨再來？若一次失敗，便“期期以為不可”，此豈科學的精神所許乎？ 這一段乃是我的“文學的試驗主義”。
我三年來所做的文學事業隻不過是實行這個主義。
答叔永書很長，我且再抄一段： ……今且用足下之字句以述吾夢想中之文學革命曰： 一、文學革命的手段：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敢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皆能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
二、文學革命的目的：要令白話京調高腔之中産出幾許陶謝李杜。
三、今日決用不着“陶謝李杜的”陶謝李杜。
若陶謝李杜生于今日仍作陶謝李杜當日之詩，則決不能更有當日的價值與影響。
何也？時代不同也。
四、吾輩生于今日，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的《五經》、兩漢、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的《水浒》、《西遊》文字。
與其作似陶似謝似李似杜的詩，不如作不似陶謝不似李杜的白話詩。
與其作一個學這個學那個的鄭蘇盦、陳伯嚴，不如作一個實地試驗，“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适之。
……吾志決矣，吾自此以後，不更作文言詩詞。
（七月二十六日） 這是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詩詞。
過了幾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文字者，文學之器也。
我私心以為文言決不足為吾國将來文學之利器。
施耐庵、曹雪芹諸人已實地證明作小說之利器在于白話。
今尚需人實地試驗白話是否可為韻文之利器耳。
……我自信頗能用白話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韻文。
私心頗欲以數年之力實地練習之。
倘數年之後，竟能用文言白話作文作詩，無不随心所欲，豈非一大快事？我此時練習白話韻文，頗似新辟一文學殖民地。
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伴同行。
然吾去志已決。
公等假我數年之期。
倘此新國盡是沙碛不毛之地，則我或終歸老于“文言詩國”亦未可知。
倘幸而有成，則辟除荊棘之後，當開放門戶，迎公等同來莅止耳！“狂言人道臣當烹。
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為重輕。
”足下定笑我狂耳。
（八月四日） 這時我已開始作白話詩。
詩還不曾做得幾首，詩集的名字已定下了，那時我想起陸遊有一句詩：“嘗試成功自古無！”我覺得這個意思恰和我的實驗主義反對，故用“嘗試”兩字作我的白話詩集的名字，要看“嘗試”究竟是否可以成功。
那時我已打定主意，努力做白話詩的試驗；心裡隻有一點痛苦，就是同志太少了，“須單身匹馬而往”，我平時所最敬愛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險。
但是我若沒有這一班朋友和我打筆墨官司，我也決不會有這樣的嘗試決心。
莊子說得好：“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我至今回想當時和那班朋友，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長函的樂趣，覺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福。
我對于文學革命的一切見解，所以能結晶成一種有系統的主張，全都是同這一班朋友切磋讨論的結果。
五年八月十九日我寫信答朱經農（經）中有一段說： 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陳套語。
三、不講對仗。
四、不避俗字俗語。
五、須講求文法。
以上為形式的一方面。
六、不作無病之呻吟。
七、不摹仿古人，須語語有個我在。
八、須言之有物。
以上為精神（内容）的一方面。
這八條，後來成為一篇《文學改良刍議》（《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即此一端，便可見朋友讨論的益處了。
我的《嘗試集》起于民國五年七月，到民國六年九月我到北京時，已成一小冊子了，這一年之中，白話詩的試驗室裡隻有我一個人。
因為沒有積極的幫助，故這一年的詩，無論怎樣大膽，終不能跳出舊詩的範圍。
我初回國時，我的朋友錢玄同說我的詩詞“未能脫盡文言窠臼”，又說“嫌太文了”！美洲的朋友嫌“太俗”的詩，北京的朋友嫌“太文”了！這話我初聽了很覺得奇怪。
後來平心一想，這話真是不錯。
我在美洲做的《嘗試集》，實在不過是能勉強實行了《文學改良刍議》裡面的八個條件；實在不過是一些刷洗過的舊詩！這詩的大缺點就是仍舊用五言七言的句法。
句法太整齊了，就不合語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長補短的毛病，不能不時時犧牲白話的字和白話的文法，來牽就五七言的句法。
音節一層，也受很大的影
舒永說，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于詩”，這是我最不承認的。
我答叔永信中說： ……白話入詩，古人用之者多矣。
（此下舉放翁詩及山谷稼軒詞為例）……總之，白話之能不能作詩，此一問題全待吾輩解決。
解決之法，不在乞憐古人，謂古之所無，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輩實地試驗。
一次“完全失敗”，何妨再來？若一次失敗，便“期期以為不可”，此豈科學的精神所許乎？ 這一段乃是我的“文學的試驗主義”。
我三年來所做的文學事業隻不過是實行這個主義。
答叔永書很長，我且再抄一段： ……今且用足下之字句以述吾夢想中之文學革命曰： 一、文學革命的手段：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敢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皆能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
二、文學革命的目的：要令白話京調高腔之中産出幾許陶謝李杜。
三、今日決用不着“陶謝李杜的”陶謝李杜。
若陶謝李杜生于今日仍作陶謝李杜當日之詩，則決不能更有當日的價值與影響。
何也？時代不同也。
四、吾輩生于今日，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的《五經》、兩漢、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的《水浒》、《西遊》文字。
與其作似陶似謝似李似杜的詩，不如作不似陶謝不似李杜的白話詩。
與其作一個學這個學那個的鄭蘇盦、陳伯嚴，不如作一個實地試驗，“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适之。
……吾志決矣，吾自此以後，不更作文言詩詞。
（七月二十六日） 這是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詩詞。
過了幾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文字者，文學之器也。
我私心以為文言決不足為吾國将來文學之利器。
施耐庵、曹雪芹諸人已實地證明作小說之利器在于白話。
今尚需人實地試驗白話是否可為韻文之利器耳。
……我自信頗能用白話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韻文。
私心頗欲以數年之力實地練習之。
倘數年之後，竟能用文言白話作文作詩，無不随心所欲，豈非一大快事？我此時練習白話韻文，頗似新辟一文學殖民地。
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伴同行。
然吾去志已決。
公等假我數年之期。
倘此新國盡是沙碛不毛之地，則我或終歸老于“文言詩國”亦未可知。
倘幸而有成，則辟除荊棘之後，當開放門戶，迎公等同來莅止耳！“狂言人道臣當烹。
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為重輕。
”足下定笑我狂耳。
（八月四日） 這時我已開始作白話詩。
詩還不曾做得幾首，詩集的名字已定下了，那時我想起陸遊有一句詩：“嘗試成功自古無！”我覺得這個意思恰和我的實驗主義反對，故用“嘗試”兩字作我的白話詩集的名字，要看“嘗試”究竟是否可以成功。
那時我已打定主意，努力做白話詩的試驗；心裡隻有一點痛苦，就是同志太少了，“須單身匹馬而往”，我平時所最敬愛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險。
但是我若沒有這一班朋友和我打筆墨官司，我也決不會有這樣的嘗試決心。
莊子說得好：“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我至今回想當時和那班朋友，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長函的樂趣，覺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福。
我對于文學革命的一切見解，所以能結晶成一種有系統的主張，全都是同這一班朋友切磋讨論的結果。
五年八月十九日我寫信答朱經農（經）中有一段說： 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陳套語。
三、不講對仗。
四、不避俗字俗語。
五、須講求文法。
以上為形式的一方面。
六、不作無病之呻吟。
七、不摹仿古人，須語語有個我在。
八、須言之有物。
以上為精神（内容）的一方面。
這八條，後來成為一篇《文學改良刍議》（《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即此一端，便可見朋友讨論的益處了。
我的《嘗試集》起于民國五年七月，到民國六年九月我到北京時，已成一小冊子了，這一年之中，白話詩的試驗室裡隻有我一個人。
因為沒有積極的幫助，故這一年的詩，無論怎樣大膽，終不能跳出舊詩的範圍。
我初回國時，我的朋友錢玄同說我的詩詞“未能脫盡文言窠臼”，又說“嫌太文了”！美洲的朋友嫌“太俗”的詩，北京的朋友嫌“太文”了！這話我初聽了很覺得奇怪。
後來平心一想，這話真是不錯。
我在美洲做的《嘗試集》，實在不過是能勉強實行了《文學改良刍議》裡面的八個條件；實在不過是一些刷洗過的舊詩！這詩的大缺點就是仍舊用五言七言的句法。
句法太整齊了，就不合語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長補短的毛病，不能不時時犧牲白話的字和白話的文法，來牽就五七言的句法。
音節一層，也受很大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