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嘗試集》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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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第一，整齊劃一的音節沒有變化，實在無味；第二，沒有自然的音節，不能跟着詩料随時變化。
因此，我到北京以後所做的詩，認定一個主義：若要做真正的白話詩，若要充分采用白話的字，白話的文法，和白話的自然音節，非做長短不一的白話詩不可。
這種主張，可叫做“詩體的大解放”。
詩體的大解放就是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铐，一切打破：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
這樣方才可有真正白話詩，方才可以表現白話的文學可能性。
《嘗試集》第二編中的詩雖不能處處做到這個理想的目的，但大緻都想朝着這個目的做去。
這是第二集和第一集的不同之處。
以上說《嘗試集》發生的曆史。
現在且說我為什麼趕緊印行這本白話詩集。
我的第一個理由是因為這一年以來白話散文雖然傳播得很快很遠，但是大多數的人對于白話詩仍舊很懷疑；還有許多人不但懷疑，簡直持反對的态度。
因此，我覺得這個時候有一兩種白話韻文的集子出來，也許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也許可以供贊成和反對的人作一種參考的材料。
第二，我實地試驗白話詩已經三年了，我很想把這三年試驗的結果供獻給國内的文人，作為我的試驗報告。
我很盼望有人把我試驗的結果，仔細研究一番，加上平心靜氣的批評，使我也可以知道這種試驗究竟有沒有成績，用的試驗方法，究竟有沒有錯誤。
第三，無論試驗的成績如何，我覺得我的《嘗試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供獻給大家的。
這一件可供獻的事就是這本詩所代表的“試驗的精神”。
我們這一班人的文學革命論所以同别人不同，全在這一點試驗的态度。
近來稍稍明白事理的人，都覺得中國文學有改革的必要。
即如我的朋友任叔永他也說：“烏乎！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學革命，乃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非特文言白話之争而已。
”甚至于南社的柳亞子也要高談文學革命。
但是他們的文學革命論隻提出一種空蕩蕩的目的，不能有一種具體進行的計劃。
他們都說文學革命決不是形式上的革命，決不是文言白話的問題。
等到人問他們所主張的革命“大道”是什麼，他們可回答不出了。
這種沒有具體計劃的革命，——無論是政治的是文學的——決不能發生什麼效果。
我們認定文字是文學的基礎，故文學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問題的解決。
我們認定“死文字定不能産生活文學”，故我們主張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必須用白話來做文學的工具。
我們也知道單有白話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學；我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要有新思想做裡子。
但是我們認定文學革命須有先後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
我們認定白話實在有文學的可能，實在是新文學的唯一利器。
但是國内大多數人都不肯承認這話，——他們最不肯承認的，就是白話可作韻文的唯一利器。
我們對于這種懷疑，這種反對，沒有别的法子可以對付，隻有一個法子，就是科學家的試驗方法。
科學家遇着一個未經實地證明的理論，隻可認他做一個假設；須等到實地試驗之後，方才用試驗的結果來批評那個假設的價值。
我們主張白話可以做詩，因為未經大家承認，隻可說是一個假設的理論。
我們這三年來，隻是想把這個假設用來做種種實地試驗，——做五言詩，做七言詩，做嚴格的詞，做極不整齊的長短句；做有韻詩，做無韻詩，做種種音節上的試驗，——要看白話是不是可以做好詩，要看白話詩是不是比文言詩更好一點。
這是我們這班白話詩人的“實驗的精神”。
我這本集子裡的詩，不問詩的價值如何，總都可以代表這點實驗的精神。
這兩年來，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劉半農，周豫才，周啟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諸位，美國有陳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話詩。
白話詩的試驗室裡的試驗家漸漸多起來了。
但是大多數的文人仍舊不敢輕易“嘗試”。
他們永不來嘗試嘗試，如何能判斷白話詩的問題呢？耶稣說得好：“收獲是很好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
”所以我大膽把這本《嘗試集》印出來，要想把這本集子所代表的“實驗的精神”貢獻給全國的文人，請他們大家都來嘗試嘗試。
我且引我的《嘗試篇》作這篇長序的結論： “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這話未必是。
我今為下一轉語：“自古成功在嘗試！”請看藥聖嘗百草，嘗了一味又一味。
又如名醫試丹藥，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試便成功，那有這樣容易事！有時試到千百回，始知前功盡抛棄。
即使如此已無愧，即此失敗便足記。
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腳力莫枉費。
我生求師二十年，今得“嘗試”兩個字。
作詩做事要如此，雖未能到頗有志。
作《嘗試歌》頌吾師，願大家都來嘗試！ 八年八月一日胡适 （1919年8月1日）
因此，我到北京以後所做的詩，認定一個主義：若要做真正的白話詩，若要充分采用白話的字，白話的文法，和白話的自然音節，非做長短不一的白話詩不可。
這種主張，可叫做“詩體的大解放”。
詩體的大解放就是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铐，一切打破：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
這樣方才可有真正白話詩，方才可以表現白話的文學可能性。
《嘗試集》第二編中的詩雖不能處處做到這個理想的目的，但大緻都想朝着這個目的做去。
這是第二集和第一集的不同之處。
以上說《嘗試集》發生的曆史。
現在且說我為什麼趕緊印行這本白話詩集。
我的第一個理由是因為這一年以來白話散文雖然傳播得很快很遠，但是大多數的人對于白話詩仍舊很懷疑；還有許多人不但懷疑，簡直持反對的态度。
因此，我覺得這個時候有一兩種白話韻文的集子出來，也許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也許可以供贊成和反對的人作一種參考的材料。
第二，我實地試驗白話詩已經三年了，我很想把這三年試驗的結果供獻給國内的文人，作為我的試驗報告。
我很盼望有人把我試驗的結果，仔細研究一番，加上平心靜氣的批評，使我也可以知道這種試驗究竟有沒有成績，用的試驗方法，究竟有沒有錯誤。
第三，無論試驗的成績如何，我覺得我的《嘗試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供獻給大家的。
這一件可供獻的事就是這本詩所代表的“試驗的精神”。
我們這一班人的文學革命論所以同别人不同，全在這一點試驗的态度。
近來稍稍明白事理的人，都覺得中國文學有改革的必要。
即如我的朋友任叔永他也說：“烏乎！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學革命，乃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非特文言白話之争而已。
”甚至于南社的柳亞子也要高談文學革命。
但是他們的文學革命論隻提出一種空蕩蕩的目的，不能有一種具體進行的計劃。
他們都說文學革命決不是形式上的革命，決不是文言白話的問題。
等到人問他們所主張的革命“大道”是什麼，他們可回答不出了。
這種沒有具體計劃的革命，——無論是政治的是文學的——決不能發生什麼效果。
我們認定文字是文學的基礎，故文學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問題的解決。
我們認定“死文字定不能産生活文學”，故我們主張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必須用白話來做文學的工具。
我們也知道單有白話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學；我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要有新思想做裡子。
但是我們認定文學革命須有先後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
我們認定白話實在有文學的可能，實在是新文學的唯一利器。
但是國内大多數人都不肯承認這話，——他們最不肯承認的，就是白話可作韻文的唯一利器。
我們對于這種懷疑，這種反對，沒有别的法子可以對付，隻有一個法子，就是科學家的試驗方法。
科學家遇着一個未經實地證明的理論，隻可認他做一個假設；須等到實地試驗之後，方才用試驗的結果來批評那個假設的價值。
我們主張白話可以做詩，因為未經大家承認，隻可說是一個假設的理論。
我們這三年來，隻是想把這個假設用來做種種實地試驗，——做五言詩，做七言詩，做嚴格的詞，做極不整齊的長短句；做有韻詩，做無韻詩，做種種音節上的試驗，——要看白話是不是可以做好詩，要看白話詩是不是比文言詩更好一點。
這是我們這班白話詩人的“實驗的精神”。
我這本集子裡的詩，不問詩的價值如何，總都可以代表這點實驗的精神。
這兩年來，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劉半農，周豫才，周啟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諸位，美國有陳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話詩。
白話詩的試驗室裡的試驗家漸漸多起來了。
但是大多數的文人仍舊不敢輕易“嘗試”。
他們永不來嘗試嘗試，如何能判斷白話詩的問題呢？耶稣說得好：“收獲是很好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
”所以我大膽把這本《嘗試集》印出來，要想把這本集子所代表的“實驗的精神”貢獻給全國的文人，請他們大家都來嘗試嘗試。
我且引我的《嘗試篇》作這篇長序的結論： “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這話未必是。
我今為下一轉語：“自古成功在嘗試！”請看藥聖嘗百草，嘗了一味又一味。
又如名醫試丹藥，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試便成功，那有這樣容易事！有時試到千百回，始知前功盡抛棄。
即使如此已無愧，即此失敗便足記。
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腳力莫枉費。
我生求師二十年，今得“嘗試”兩個字。
作詩做事要如此，雖未能到頗有志。
作《嘗試歌》頌吾師，願大家都來嘗試！ 八年八月一日胡适 （1919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