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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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者是心境之一狀态，更進一步，即為一種人生觀的觀點，一種應付人生的方法。
無論何時，當一個民族在發展的過程中生産豐富之智慧足以表露其拟想時則開放其幽默之鮮葩，因為幽默沒有旁的内容，隻是智慧之刀的一晃。
曆史上任何時期，當人類智力能領悟自身之空虛、渺孝愚拙、矛盾時，就有一個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國之莊于，波斯之奧馬·伽亞姆（OmarKhayyam），希臘的亞理斯多芬尼斯，雅典民族倘沒有亞裡斯多芬尼斯，精神上不知要貧乏多少，中國倘沒有莊子，智慧的遺産也不知将遜色多少。
自從有了莊子和他的著作，一切中國政治家和盜賊都變成了幽默家了，因為他們都直接間按地接受了莊子人生觀的影響。
老子先于莊子已笑過清越而激變幻橘的狂笑。
他一定終身是個獨身漢，否則他不能笑得這樣俏皮，這樣善于惡作劇，無論如何，他到底娶過親沒有，有無子息後裔，史籍上無從查考，而老子最後的謦欬之音卻被莊子抓祝莊子既屬較為少壯，喉嚨自然來得嘹亮，故其笑聲的環輪，曆代激動着回響。
我們至今忍不住錯過笑的機會，但有時我感覺我們的頑笑開得太厲害，而笑得有些不合時宜了。
歐美人對于中國問題認識之不足，可謂深不可測；歐美人有時會問：“中國人可有幽默的意識否？”這樣的問句，适足以表示其無知，其語意之奇異，恰好像阿拉伯商隊問人：“撤哈拉（Sa-hara）沙漠中有無砂土？”一個人之存在于國家中，看來何等渺小，真是不可思議。
從理論上觀察，中國人應該是幽默的，因為幽默産生于寫實主義，而中國人是非常的實體主義者，幽默生于常識，而中國人具有過分的常識。
幽默，尤其亞洲式的幽默是知足悠閑的産物，而中國所有的知足和悠閑，超乎尋常之量。
一個幽默家常常為失敗論者，樂于追述自己之失敗與困難，而中國人常為神志清楚，性情冷靜之失敗論者，幽默對卑鄙罪惡常取容忍的态度，他們把嘲笑代替了譴責。
中國人又有一種特性，專能容忍罪惡，容忍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而中國人兩面都有。
倘使我們在上面講過的中國人之特性——知足、容忍、常識、和老猾俏皮是真确的，那末幽默一定存在于中國。
中國人幽默見之于行為上者比之文字為多，不過在文字上有種種不同型式的幽默，其中最普通的一種，叫做“滑稽”，即許多道學先生，也往往多用别号掩其真名，縱情于此等滑稽著作。
照我看來，這實在是“想要有趣而已”。
此等著作乃為剛性過強之正統派文學傳統束縛之放縱。
但幽默在文這中不能占什麼重要地位。
至少幽默在文學中所擔任的角色及其價值未被公開承認過，幽默材料之包容于小說者至為豐富，但小說從未被正統學者視為文學之一部。
論語、韓非子、和詩經裡頭，倒有天字第一号的幽默。
可是道學先生裝了滿肚的清正人生觀，到底未能在孔門著作中體會什麼诙諧的趣味，即如詩經中的美妙生動的小情詩也未領悟，竟替它下了一大篇荒唐古怪的注解，一如西方神學家之解釋“雅歌”（SongofSongs）。
陶淵明的作品中也含有一種美妙的幽默，那是一種閑暇的知足、風雅的逸緻、和豐富的舍己為人的熱情。
最好的例子，可見之于他的責子詩： 白發被兩鬓，肌膚不複實。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齡，但念梨與栗。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杜甫和李白的詩也孕涵着相當的幽默，杜甫作品常令人慘然苦笑。
李白以其浪漫恬澹的情緒令人愉悅，但吾人不願以幽默稱之。
一種卑劣的威風，道學先生所挾持以為國教者，限制了思想情緒的自由發展，而使小說中自由表現的觀點和情緒成為禁物，可是幽默隻能在小說和天真觀點的領域上生存。
事實于是很明顯，像這樣的囚襲環境，不會增進幽默文學之産生的。
假使有誰要搜集一本中國幽默文字的集子，他務須從民間歌謠、元劇、明代小說選輯出來，這些都是正統文學栅欄以外之産物，其他如私家筆記，文人書翰（宋明兩代尤富），态度的拘謹如稍為解放，則亦含有幽默之材料。
但中國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幽默，因為他們常常歡喜說說笑話，那種幽默是剛性的幽默，基于人生的诙諧的觀感。
盡管報章的社論和政治論文格調極端謹嚴，不大理會幽默；可是中國人的重要革新運動和建設方案所采取的輕妙方法，常出乎外國人意想之外，未免幽默過度，像國民黨的平均地權計劃、水旱災救濟、新生活運動、禁煙委員會宣言。
有一位美國教授新迎來遊上海，曆在各大學演講，不意聽講的學生每逢聽到他誠懇引證的新生活運動時，辄複哄
無論何時，當一個民族在發展的過程中生産豐富之智慧足以表露其拟想時則開放其幽默之鮮葩，因為幽默沒有旁的内容，隻是智慧之刀的一晃。
曆史上任何時期，當人類智力能領悟自身之空虛、渺孝愚拙、矛盾時，就有一個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國之莊于，波斯之奧馬·伽亞姆（OmarKhayyam），希臘的亞理斯多芬尼斯，雅典民族倘沒有亞裡斯多芬尼斯，精神上不知要貧乏多少，中國倘沒有
自從有了莊子和他的著作，一切中國政治家和盜賊都變成了幽默家了，因為他們都直接間按地接受了莊子人生觀的影響。
老子先于莊子已笑過清越而激變幻橘的狂笑。
他一定終身是個獨身漢，否則他不能笑得這樣俏皮，這樣善于惡作劇，無論如何，他到底娶過親沒有，有無子息後裔，史籍上無從查考，而老子最後的謦欬之音卻被莊子抓祝莊子既屬較為少壯，喉嚨自然來得嘹亮，故其笑聲的環輪，曆代激動着回響。
我們至今忍不住錯過笑的機會，但有時我感覺我們的頑笑開得太厲害，而笑得有些不合時宜了。
歐美人對于中國問題認識之不足，可謂深不可測；歐美人有時會問：“中國人可有幽默的意識否？”這樣的問句，适足以表示其無知，其語意之奇異，恰好像阿拉伯商隊問人：“撤哈拉（Sa-hara）沙漠中有無砂土？”一個人之存在于國家中，看來何等渺小，真是不可思議。
從理論上觀察，中國人應該是幽默的，因為幽默産生于寫實主義，而中國人是非常的實體主義者，幽默生于常識，而中國人具有過分的常識。
幽默，尤其亞洲式的幽默是知足悠閑的産物，而中國所有的知足和悠閑，超乎尋常之量。
一個幽默家常常為失敗論者，樂于追述自己之失敗與困難，而中國人常為神志清楚，性情冷靜之失敗論者，幽默對卑鄙罪惡常取容忍的态度，他們把嘲笑代替了譴責。
中國人又有一種特性，專能容忍罪惡，容忍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而中國人兩面都有。
倘使我們在上面講過的中國人之特性——知足、容忍、常識、和老猾俏皮是真确的，那末幽默一定存在于中國。
中國人幽默見之于行為上者比之文字為多，不過在文字上有種種不同型式的幽默，其中最普通的一種，叫做“滑稽”，即許多道學先生，也往往多用别号掩其真名，縱情于此等滑稽著作。
照我看來，這實在是“想要有趣而已”。
此等著作乃為剛性過強之正統派文學傳統束縛之放縱。
但幽默在文這中不能占什麼重要地位。
至少幽默在文學中所擔任的角色及其價值未被公開承認過，幽默材料之包容于小說者至為豐富，但小說從未被正統學者視為文學之一部。
可是道學先生裝了滿肚的清正人生觀，到底未能在孔門著作中體會什麼诙諧的趣味，即如詩經中的美妙生動的小情詩也未領悟，竟替它下了一大篇荒唐古怪的注解，一如西方神學家之解釋“雅歌”（SongofSongs）。
陶淵明的作品中也含有一種美妙的幽默，那是一種閑暇的知足、風雅的逸緻、和豐富的舍己為人的熱情。
最好的例子，可見之于他的責子詩： 白發被兩鬓，肌膚不複實。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
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齡，但念梨與栗。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杜甫和李白的詩也孕涵着相當的幽默，杜甫作品常令人慘然苦笑。
李白以其浪漫恬澹的情緒令人愉悅，但吾人不願以幽默稱之。
一種卑劣的威風，道學先生所挾持以為國教者，限制了思想情緒的自由發展，而使小說中自由表現的觀點和情緒成為禁物，可是幽默隻能在小說和天真觀點的領域上生存。
事實于是很明顯，像這樣的囚襲環境，不會增進幽默文學之産生的。
假使有誰要搜集一本中國幽默文字的集子，他務須從民間歌謠、元劇、明代小說選輯出來，這些都是正統文學栅欄以外之産物，其他如私家筆記，文人書翰（宋明兩代尤富），态度的拘謹如稍為解放，則亦含有幽默之材料。
但中國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幽默，因為他們常常歡喜說說笑話，那種幽默是剛性的幽默，基于人生的诙諧的觀感。
盡管報章的社論和政治論文格調極端謹嚴，不大理會幽默；可是中國人的重要革新運動和建設方案所采取的輕妙方法，常出乎外國人意想之外，未免幽默過度，像國民黨的平均地權計劃、水旱災救濟、新生活運動、禁煙委員會宣言。
有一位美國教授新迎來遊上海，曆在各大學演講，不意聽講的學生每逢聽到他誠懇引證的新生活運動時，辄複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