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庸之道
關燈
小
中
大
普通感性之宗教或信仰，或情理的精神，是孔教人文主義之一部份或一片段。
就是這種情理精神産生了中庸之道，它是孔子學說的中心思想。
關于情理精神，前面曾經論及，它是與邏輯或論理相對立的。
情理精神既大部分為直覺的。
情理精神即大部分為直黨的，故實際上等于英文中的“常識”。
從種精神的顯示，即任何信條，主欲提供于中國人的面前，倘隻在邏輯上合格，還是不夠的，它必須“符合于人類的天性”，這是極為重要的概念。
中國經典學派的目的，在培育講情理的人，這是教育的範型。
一個讀書人，旁的可以不管，第一先要成為講情理的人，他的特征常為他的常識之豐富，他的愛好謙遜與節約，并厭惡抽象學理與極端邏輯的理論。
常識為普通人民人人共有的，而哲學家反有喪失此等常識的危險，因而易緻沉溺于過度學理之患。
一個講情理的人或讀書人要避免一切過度的學理與行為。
舉一個例子：曆史家福勞德（Fronde）說：亨利八世之與卡塞琳離婚，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
而從另一方面的觀點，則克萊頓主教宣稱：“這件事故完全出于獸欲。
若今以常情的态度來評判，則認為兩種原因中居其半，這樣的見解其實是較為切近于真情。
在西方，某種科學家常沉迷于遺傳的思想，另一種則着魔于環境的影響，而每個人都固執地以其鴻博的學問與興奮的戆牡竭力證明自己所持之學理為正确。
東方人則可以不費十發心力，下一個模棱兩可的判斷，可以立一個萬應的公式：即“A是對的，B亦未嘗錯。
” 這樣自慰自足的态度，有時可以激怒一個講邏輯的人，要打破沙鍋問到底。
講情理的人常能保持平衡，而講邏輯的人則喪失了平衡。
倘有人謂中國畫家可以像畢加索（picasso）采取完全的觀察，把一切繪畫的對像簡化到單純的幾何形體、圓錐、平面、角、線條來構圖，而把邏輯的學理連用到繪畫上，這樣的理想在中國顯然是不會實現的。
我們有一種先天的脾氣，不信任一切辯論，若其為太完全的，又不信任一切學理，若其為太邏輯的。
對于此等學理上的邏輯怪想，“常情”是最好最有效的消毒劑。
羅素曾經很正确地指出：“在藝術上，中國人竭力求精細，在生活上，中國人竭力求合情理。
” 崇拜此常情之結果，乃為思想上的厭惡一切過度的學理，道德上的厭惡一切過度的行為。
此種态度之自然趨勢，為産生“中庸之道”。
它的意思實在相同于希臘的“不欲過分”的思想，中文意思相同于moxderation的字為“節”字，意義是“不過分而和諧”；相同于restraint的字為“中和”，它的意義是“克制至适宜之程度”。
書經為中國記載政治公文最早之史籍，内載當堯禅位之時，勸告其繼承者舜說：“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公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孟子贊美湯說：“湯執中，立賢無方。
”中庸上說：“舜好問，而好察迩言，隐惡揚善，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于民，”它的意義是說他必須聽取相反的兩端議論，而給雙方同樣打一個對折的折扣。
中庸之道在中國人心中居極重要之地位，蓋他們自名其國号曰“中國”，可以見之。
中國兩字所包含之意義，不止于地文上的印象，也顯示出一種生活的軌範。
中庸即為本質上合乎人情的“常軌”，古代學者遵奉中庸之道，自诩已發現一切哲學的最基本之真理，故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道覆被了一切，包藏了一切。
她沖淡了所有學理的濃度，毀滅了所有宗教的意識。
假定有一次一個儒教的老學究與一個佛教法師開一次辯論，這位法師大概很能談談，他能夠引出許多材料以證明世上物質的虛無與人生之徒然，這時候，老學究大概将簡單地用他的實情而非邏輯的态度說：“倘令人人脫離家庭而
就是這種情理精神産生了
關于情理精神，前面曾經論及，它是與邏輯或論理相對立的。
情理精神既大部分為直覺的。
情理精神即大部分為直黨的，故實際上等于英文中的“常識”。
從種精神的顯示，即任何信條，主欲提供于中國人的面前，倘隻在邏輯上合格，還是不夠的，它必須“符合于人類的天性”，這是極為重要的概念。
中國經典學派的目的，在培育講情理的人，這是教育的範型。
一個讀書人，旁的可以不管，第一先要成為講情理的人，他的特征常為他的常識之豐富，他的愛好謙遜與節約，并厭惡抽象學理與極端邏輯的理論。
常識為普通人民人人共有的，而哲學家反有喪失此等常識的危險，因而易緻沉溺于過度學理之患。
一個講情理的人或讀書人要避免一切過度的學理與行為。
舉一個例子：曆史家福勞德（Fronde）說：亨利八世之與卡塞琳離婚，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
而從另一方面的觀點，則克萊頓主教宣稱：“這件事故完全出于獸欲。
若今以常情的态度來評判，則認為兩種原因中居其半，這樣的見解其實是較為切近于真情。
在西方，某種科學家常沉迷于遺傳的思想，另一種則着魔于環境的影響，而每個人都固執地以其鴻博的學問與興奮的戆牡竭力證明自己所持之學理為正确。
東方人則可以不費十發心力，下一個模棱兩可的判斷，可以立一個萬應的公式：即“A是對的，B亦未嘗錯。
” 這樣自慰自足的态度，有時可以激怒一個講邏輯的人，要打破沙鍋問到底。
講情理的人常能保持平衡，而講邏輯的人則喪失了平衡。
倘有人謂中國畫家可以像畢加索（picasso）采取完全的觀察，把一切繪畫的對像簡化到單純的幾何形體、圓錐、平面、角、線條來構圖，而把邏輯的學理連用到繪畫上，這樣的理想在中國顯然是不會實現的。
我們有一種先天的脾氣，不信任一切辯論，若其為太完全的，又不信任一切學理，若其為太邏輯的。
對于此等學理上的邏輯怪想，“常情”是最好最有效的消毒劑。
羅素曾經很正确地指出：“在藝術上，中國人竭力求精細，在生活上，中國人竭力求合情理。
” 崇拜此常情之結果，乃為思想上的厭惡一切過度的學理，道德上的厭惡一切過度的行為。
此種态度之自然趨勢，為産生“中庸之道”。
它的意思實在相同于希臘的“不欲過分”的思想，中文意思相同于moxderation的字為“節”字，意義是“不過分而和諧”；相同于restraint的字為“中和”，它的意義是“克制至适宜之程度”。
書經為中國記載政治公文最早之史籍，内載當堯禅位之時，勸告其繼承者舜說：“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公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
”中庸上說：“舜好問，而好察迩言，隐惡揚善，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于民，”它的意義是說他必須聽取相反的兩端議論，而給雙方同樣打一個對折的折扣。
中庸之道在中國人心中居極重要之地位，蓋他們自名其國号曰“中國”，可以見之。
中國兩字所包含之意義，不止于地文上的印象，也顯示出一種生活的軌範。
中庸即為本質上合乎人情的“常軌”，古代學者遵奉中庸之道，自诩已發現一切哲學的最基本之真理，故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道覆被了一切，包藏了一切。
她沖淡了所有學理的濃度，毀滅了所有宗教的意識。
假定有一次一個儒教的老學究與一個佛教法師開一次辯論，這位法師大概很能談談，他能夠引出許多材料以證明世上物質的虛無與人生之徒然，這時候，老學究大概将簡單地用他的實情而非邏輯的态度說：“倘令人人脫離家庭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