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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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中國人的邏輯問題，這問題是基于中國人對于真理之概念的。
真理，據中國人的觀念：是從不可證實的，它隻能暗示而已。
莊子在二千年前，在他所著的“齊物論”裡頭早已指出人類智識的主觀性：即使吾與若辨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爾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甚。
我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了耶？ 照這樣的推理講來，真理是不可證定的。
它隻能被“會心于忘言之境”。
故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
”莊子曰：“因是已。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道即謂真理，故真理這樣東西，隻能在直覺的悟性中感到。
中國人雖非明覺地同意于莊子的認識論的哲理觀念，然而本質上是與之合一的。
他們所信賴的，不是邏輯——邏輯從未發展成為完備之科學——而是或許更為健全的普通感性。
凡性質類似強辯的理論，非中國文學所知，因為中國傳統地不相信它，從而辯證法在中國遂不見其發達，欲求科學文字之以文學的形式出現，亦遂不可得了。
高本漢（B.Kalgrea）不久寫過一篇文章，表出中國著名批評家辨别古書真僞在争論中所用之詭辯，有許多錯誤實在幼稚得可筆；但這種錯誤必須待引用了西方方法才能顯露出來。
中國人寫文章從來未有寫一萬五千字以權立一個基點；他僅留下一短短标志讓後人來贊許或反駁其真實的價值。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學者總歡喜把筆記或随筆遺傳給我們，裡頭包括零零碎碎的片段：也有文學寫作态度的意見。
也有校正古史錯誤的記錄、也有暹羅雙生的佚事、狐仙、紅髯客、吞蜈蚣僧等等奇聞異迹，雜沓紛壇，湊在一起。
中國著作家隻給你一段或二段論辯，便下結論。
當你誦讀他的文章，從不覺得它的發展已達到論辯的最高峰或天然的結論，因為論辯與證據都是那麼簡短，不過你可以感到一刹那的幻覺，覺得它已經達到了結論了。
筆記中之最佳者，如顧炎武之“日知錄”（十七世紀初期），其享盛名之由來，非由于邏輯，而由其記載言論之本質上的正确，此等正确性，隻有留待後代的證明的。
日知錄中一二行的文字，有時需要後人幾年的考據，這真是再科學沒有了；又如要決定曆史事迹上的一點，會需要數度往返的勘察，需要百科全書那樣淵博的學問，而他的錯誤終屬不易校正，即說是
真理，據中國人的觀念：是從不可證實的，它隻能暗示而已。
我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了耶？ 照這樣的推理講來，真理是不可證定的。
它隻能被“會心于忘言之境”。
故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
”莊子曰：“因是已。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道即謂真理，故真理這樣東西，隻能在直覺的悟性中感到。
中國人雖非明覺地同意于莊子的認識論的哲理觀念，然而本質上是與之合一的。
他們所信賴的，不是邏輯——邏輯從未發展成為完備之科學——而是或許更為健全的普通感性。
凡性質類似強辯的理論，非中國文學所知，因為中國傳統地不相信它，從而辯證法在中國遂不見其發達，欲求科學文字之以文學的形式出現，亦遂不可得了。
高本漢（B.Kalgrea）不久寫過一篇文章，表出中國著名批評家辨别古書真僞在争論中所用之詭辯，有許多錯誤實在幼稚得可筆；但這種錯誤必須待引用了西方方法才能顯露出來。
中國人寫文章從來未有寫一萬五千字以權立一個基點；他僅留下一短短标志讓後人來贊許或反駁其真實的價值。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學者總歡喜把筆記或随筆遺傳給我們，裡頭包括零零碎碎的片段：也有文學寫作态度的意見。
也有校正古史錯誤的記錄、也有暹羅雙生的佚事、狐仙、紅髯客、吞蜈蚣僧等等奇聞異迹，雜沓紛壇，湊在一起。
中國著作家隻給你一段或二段論辯，便下結論。
當你誦讀他的文章，從不覺得它的發展已達到論辯的最高峰或天然的結論，因為論辯與證據都是那麼簡短，不過你可以感到一刹那的幻覺，覺得它已經達到了結論了。
筆記中之最佳者，如顧炎武之“日知錄”（十七世紀初期），其享盛名之由來，非由于邏輯，而由其記載言論之本質上的正确，此等正确性，隻有留待後代的證明的。
日知錄中一二行的文字，有時需要後人幾年的考據，這真是再科學沒有了；又如要決定曆史事迹上的一點，會需要數度往返的勘察，需要百科全書那樣淵博的學問，而他的錯誤終屬不易校正，即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