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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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怎麼辦呢?要不怎麼,不但必須記住親友們的生年月日,而且要記得落草兒的時辰呢!這樣分量完全相同的客人,也許還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呀!可是二嫂恰好比六嫂早生了一點鐘,這就解決了問題。

    當然,六嫂雖晚生了六十分鐘,而丈夫是三品頂戴,比二嫂的丈夫高着兩品,這就又須從長研究,另作安排了。

    是的,我大姐雖然不識一個字,她可是一本活書,記得所有的親友的生辰八字兒。

    不管她的婆婆要怎樣惑亂人心,我可的确知道我是戊戌年臘月二十三日酉時生的,毫不動搖,因為有大姐給我作證! 這些婚喪大典既是那麼重要,親友家辦事而我們缺禮,便是大逆不道。

    母親沒法把送禮這筆支出打在預算中,誰知道誰什麼時候死,什麼時候生呢?不幸而趕上一個月裡發生好幾件紅白事,母親的财政表格上便有了赤字。

    她不能為減少赤字,而不給姑姑老姨兒們去拜壽,不給胯骨上的親戚①吊喪或賀喜。

    不去給親友們行禮等于自絕于親友,沒臉再活下去,死了也欠光榮。

    而且,禮到人不到還不行啊。

    這就須于送禮而外,還得整理鞋襪,添換頭繩與絹花,甚至得作非作不可的新衣裳。

    這又是一筆錢。

    去吊祭或賀喜的時候,路近呢自然可以勉強走了去,若是路遠呢,難道不得雇輛騾車麼?在那文明的年月,北京的道路一緻是灰沙三尺,恰似香爐。

    好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而在香爐裡走十裡八裡,到了親友家已變成了土鬼,豈不是大笑話麼?騾車可是不能白坐,這又是個問題!去行人情,豈能光拿着禮金禮品,而腰中空空如也呢。

    假若人家主張湊湊十胡什麼的,難道可以嚴詞拒絕麼?再說,見了晚一輩或兩輩的孫子們,不得給二百錢嗎?是呀,辦婚喪大事的人往往傾家蕩産,難道親友不應當舍命陪君子麼? 母親最怕的是親友家娶媳婦或聘姑娘而來約請她作娶親太太或送親太太。

    這是一種很大的榮譽:不但寡婦沒有這個資格,就是屬虎的或行為有什麼不檢之處的“全口人”①也沒有資格。

    隻有堂堂正正,一步一個腳印的婦人才能負此重任。

    人家來約請,母親沒法兒拒絕。

    誰肯把榮譽往外推呢?可是,去作娶親太太或送親太太不但必須坐騾車,而且平日既無女仆,就要雇個臨時的、富有經驗的、幹淨利落的老媽子。

    有人攙着上車下車、出來進去,才象個娶親太太或送親太太呀!至于服裝首飾呢,用不着說,必須格外出色,才能壓得住台。

    母親最恨向别人借東西,可是她又絕對沒有去置辦幾十兩銀子一件的大緞子、繡邊兒的氅衣,和真金的扁方、耳環,大小頭簪。

    她隻好向姑母開口。

    姑母有成龍配套的衣裳與首飾,可就是不願出借!姑母在居孀之後,固然沒有作娶親或送親太太的資格,就是在我姑父活着的時候,她也很不易得到這種榮譽。

    是呀,姑父到底是唱戲的不是,既沒有弄清楚,誰能夠冒冒失失地來邀請姑母出頭露面呢?大家既不信任姑母,姑母也就不肯往外借東西,作為報複。

     于是,我父親就須親自出馬,向姑母開口。

    親姐弟之間,什麼話都可以說。

    大概父親必是完全肯定了“唱戲的并不下賤”,姑母才把帶有樟腦味兒的衣服,和式樣早已過了時而分量相當重的首飾拿出來。

     這些非應酬不可的應酬,提高了母親在親友眼中的地位。

    大家都誇她會把錢花在刀刃兒上。

    可也正是這個刀刃兒使母親關到錢糧發愁,關不下來更發愁。

    是呀,在我降生的前後,我們的鐵杆兒莊稼雖然依然存在,可是逐漸有點歉收了,分量不足,成色不高。

    賒欠已成了一種制度。

    賣燒餅的、賣炭的、倒水的都在我們的,和許多人家的門垛子上畫上白道道,五道兒一組,頗象雞爪子。

    我們先吃先用,錢糧到手,按照雞爪子多少還錢。

    母親是會過日子的人,她隻許賣燒餅的、賣炭的、倒水的在我們門外畫白道道,而絕對不許和賣酥糖的,賣糖葫蘆的等等發生雞爪子關系。

    姑母白吃我們的水,随便拿我們的炭,而根本不吃燒餅——她的紅漆盒子裡老儲存着“大八件”一級的點心。

    因此,每逢她看見門垛子上的雞爪圖案,就對門神爺眨眨眼,表明她對這些圖案不負責任!我大姐婆家門外,這種圖案最為豐富。

    除了我大姐沒有随便賒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