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續前。恩格斯的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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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者不隻是限于高喊反對政治權威，反對國家呢？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認為，國家以及政治權威将由于未來的社會革命而消失，這就是說，社會職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為維護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能。
但是，反權威主義者卻要求在那些産生政治國家的社會關系廢除以前，一舉把政治國家廢除。
他們要求把廢除權威作為社會革命的第一個行動。
這些先生見過革命沒有？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
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
獲得勝利的政黨迫于必要，不得不憑借它的武器對反動派造成的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
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對付資産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權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這個權威用得太少了嗎？總之，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反權威主義者自己不知所雲，如果是這樣，那他們隻是在散布糊塗觀念；或者他們是知道的，如果是這樣，那他們就是在背叛無産階級的事業。
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們都隻是為反動派效勞。
&rdquo（第39頁）［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3&mdash344頁。
&mdash&mdash編者注］ 在這些論述中涉及了在考察國家消亡時期的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系（下一章要專門論述這個問題）時應該考察的問題。
那就是關于社會職能由政治職能變為簡單管理職能的問題和關于&ldquo政治國家&rdquo的問題。
後面這個說法（它特别容易引起誤會）指出了國家消亡有一個過程：正在消亡的國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階段，可以叫作非政治國家。
恩格斯這些論述中最精彩的地方，仍然是他用來反駁無政府主義者的問題提法。
願意做恩格斯的學生的社會民主黨人，從1873年以來同無政府主義者争論過無數次，但他們在争論時所采取的态度，恰巧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可以而且應該采取的。
無政府主義者關于廢除國家的觀念是糊塗的，而且是不革命的，恩格斯就是這樣提問題的。
無政府主義者不願看見的，正是革命的産生和發展，正是革命在對待暴力、權威、政權、國家方面的特殊任務。
現代社會民主黨人通常對無政府主義的批評，可以歸結為一種十足的市儈式的庸俗論調：&ldquo我們承認國家，而無政府主義者不承認！&rdquo這樣的庸俗論調自然不能不使那些稍有頭腦的革命的工人感到厭惡。
恩格斯就不是這樣談問題的。
他着重指出，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承認國家的消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
然後他具體地提出革命的問題，這個問題恰巧是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人通常避而不談而可以說是把它留給無政府主義者去專門&ldquo研究&rdquo的。
恩格斯一提出這個問題就抓住了關鍵：公社難道不應該更多地運用國家即武裝起來并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産階級這個革命政權嗎？ 現在占統治地位的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對于無産階級在革命中的具體任務問題，通常是簡單地用庸人的譏笑來敷衍，至多也不過是含糊地用詭辯來搪塞，說什麼&ldquo将來再看吧&rdquo。
因此無政府主義者有權責備這樣的社會民主黨，責備他們背棄了對工人進行革命教育的任務。
恩格斯運用最近這次無産階級革命的經驗，正是為了十分具體地研究一下無産階級無論在對待銀行方面還是在對待國家方面應該做什麼和怎樣做。
3．給倍倍爾的信 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mdash28日給倍倍爾的信中有下面這樣一段話，這段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國家問題的著作中，如果不算是最精彩的論述，也得算是最精彩的論述之一。
附帶說一下，據我們所知，倍倍爾第一次發表這封信是在他1911年出版的回憶錄（《我的一生》）第2卷裡，也就是在恩格斯寫好并發出這封信的36年之後。
恩格斯在給倍倍爾的信裡批判了也被馬克思在給白拉克的有名的信裡批判過的哥達綱領草案，并且特别談到了國家問題，他寫道： &ldquo&hellip&hellip自由的人民國家變成了自由國家。
從字面上看，自由國家就是可以自由對待本國公民的國家，即具有專制政府的國家。
應當抛棄這一切關于國家的廢話，特别是在出現了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的巴黎公社以後。
無政府主義者用&lsquo人民國家&rsquo這一個名詞把我們挖苦得很夠了，雖然馬克思駁斥蒲魯東的著作以及後來的《共産黨宣言》都已經直接指出，随着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建立，國家就會自行解體和消失。
既然國家隻是在鬥争中、在革命中用來對敵人實行暴力鎮壓的一種暫時的機關，那麼，說自由的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了：當無産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因此，我們建議把國家一詞全部改成&lsquo公團&rsquo（Gemeinwesen），這是一個很好的德文古詞，相當于法文的&lsquo公社&rsquo。
&rdquo（德文原版第321&mdash322頁）［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mdash8頁。
&mdash&mdash編者注］ 應當指出：這封信是談黨綱的，這個黨綱馬克思在離這封信僅僅幾星期以後的一封信（馬克思的信寫于1875年5月5日）裡曾作過批判；當時恩格斯和馬克思一起住在倫敦。
因此，恩格斯在最後一句話裡用&ldquo我們&rdquo二字，無疑是以他自己和馬克思的名義向德國工人黨的領袖建議，把&ldquo國家&rdquo一詞從黨綱中去掉，用&ldquo公團&rdquo來代替。
如果向為了遷就機會主義者而僞造出來的現代&ldquo馬克思主義&rdquo的首領們建議這樣來修改黨綱，那他們該會怎樣狂吠，罵這是&ldquo無政府主義&rdquo啊！ 讓他們狂吠吧。
資産階級會因此稱贊他們的。
我們還是要做我們自己的事情。
在修改我們的黨綱時，絕對必須考慮恩格斯和馬克思的意見，以便更接近真理，以便清除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而恢複馬克思主義，以便更正确地指導工人階級争取自身解放的鬥争。
在布爾什維克當中大概不會有人反對恩格斯和馬克思的建議。
困難也許隻是在用詞上。
德文中有兩個詞都作&ldquo公團&rdquo解釋，恩格斯用的那個詞不是指單個的公團，而是指公團的總和即公團體系。
俄文中沒有這樣一個詞，也許隻好采用法文中的&ldquo公社&rdquo一詞，雖然這也有它的不足之處。
&ldquo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rdquo，&mdash&mdash這是恩格斯在理論上最重要的論斷。
看了上文以後，這個論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公社已經不再是國家了，因為公社所要鎮壓的不是大多數居民，而是少數居民（剝削者）；它已經打碎了資産階級的國家機器；居民已經自己上台來代替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
所有這一切都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
如果公社得到鞏固，那麼公社的國家痕迹就會自行&ldquo消亡&rdquo，它就用不着&ldquo廢除&rdquo國家機構，因為國家機構将無事可做而逐漸失去其作用。
&ldquo無政府主義者用&lsquo人民國家&rsquo這一個名詞挖苦我們&rdquo，&mdash&mdash恩格斯的這句話首先是指巴枯甯和他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攻擊說的。
恩格斯認為這種攻擊有正确之處，因為&ldquo人民國家&rdquo象&ldquo自由的人民國家&rdquo一樣，都是無稽之談，都是背離社會主義的。
恩格斯竭力糾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鬥争，使這個鬥争在原則上正确，使它擺脫在&ldquo國家&rdquo問題上的種種機會主義偏見。
真可惜！恩格斯的這封信竟被擱置了36年。
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即使在這封信發表以後，考茨基實際上還是頑固地重犯恩格斯告誡過的那些錯誤。
倍倍爾在1875年9月21日寫回信給恩格斯，信中也談到他&ldquo完全同意&rdquo恩格斯對綱領草案的意見，并說他責備了李蔔克内西的讓步态度（倍倍爾的回憶錄德文版第2卷第334頁）。
但是把倍倍爾的《我們的目的》這本小冊子拿來，我們卻可以看到國家問題上一種完全錯誤的論調： &ldquo國家應當由基于階級統治的國家變成人民國家。
&rdquo（《我們的目的》1886年德文版第14頁） 這就是倍倍爾那本小冊子第9版（第9版！）中的話！難怪德國社會民主黨竟聽任一些人如此頑固地重複關于國家問題的機會主義論調，特别是在恩格斯所作的革命解釋被擱置起來而整個生活環境又長期使人&ldquo忘記&rdquo革命的時候。
4．對愛爾福特綱領草案的批判 在分析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時，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1891年6月29日寄給考茨基而過了10年以後才在《新時代》上發表的對愛爾福特綱領25草案的批判，因為這篇文章主要就是批判社會民主黨在國家結構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觀點的。
順便指出，恩格斯還對經濟問題作
但是，反權威主義者卻要求在那些産生政治國家的社會關系廢除以前，一舉把政治國家廢除。
他們要求把廢除權威作為社會革命的第一個行動。
這些先生見過革命沒有？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
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
獲得勝利的政黨迫于必要，不得不憑借它的武器對反動派造成的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
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對付資産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權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這個權威用得太少了嗎？總之，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反權威主義者自己不知所雲，如果是這樣，那他們隻是在散布糊塗觀念；或者他們是知道的，如果是這樣，那他們就是在背叛無産階級的事業。
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們都隻是為反動派效勞。
&rdquo（第39頁）［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3&mdash344頁。
&mdash&mdash編者注］ 在這些論述中涉及了在考察國家消亡時期的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系（下一章要專門論述這個問題）時應該考察的問題。
那就是關于社會職能由政治職能變為簡單管理職能的問題和關于&ldquo政治國家&rdquo的問題。
後面這個說法（它特别容易引起誤會）指出了國家消亡有一個過程：正在消亡的國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階段，可以叫作非政治國家。
恩格斯這些論述中最精彩的地方，仍然是他用來反駁無政府主義者的問題提法。
願意做恩格斯的學生的社會民主黨人，從1873年以來同無政府主義者争論過無數次，但他們在争論時所采取的态度，恰巧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可以而且應該采取的。
無政府主義者關于廢除國家的觀念是糊塗的，而且是不革命的，恩格斯就是這樣提問題的。
無政府主義者不願看見的，正是革命的産生和發展，正是革命在對待暴力、權威、政權、國家方面的特殊任務。
現代社會民主黨人通常對無政府主義的批評，可以歸結為一種十足的市儈式的庸俗論調：&ldquo我們承認國家，而無政府主義者不承認！&rdquo這樣的庸俗論調自然不能不使那些稍有頭腦的革命的工人感到厭惡。
恩格斯就不是這樣談問題的。
他着重指出，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承認國家的消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
然後他具體地提出革命的問題，這個問題恰巧是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人通常避而不談而可以說是把它留給無政府主義者去專門&ldquo研究&rdquo的。
恩格斯一提出這個問題就抓住了關鍵：公社難道不應該更多地運用國家即武裝起來并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産階級這個革命政權嗎？ 現在占統治地位的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對于無産階級在革命中的具體任務問題，通常是簡單地用庸人的譏笑來敷衍，至多也不過是含糊地用詭辯來搪塞，說什麼&ldquo将來再看吧&rdquo。
因此無政府主義者有權責備這樣的社會民主黨，責備他們背棄了對工人進行革命教育的任務。
恩格斯運用最近這次無産階級革命的經驗，正是為了十分具體地研究一下無産階級無論在對待銀行方面還是在對待國家方面應該做什麼和怎樣做。
3．給倍倍爾的信 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mdash28日給倍倍爾的信中有下面這樣一段話，這段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國家問題的著作中，如果不算是最精彩的論述，也得算是最精彩的論述之一。
附帶說一下，據我們所知，倍倍爾第一次發表這封信是在他1911年出版的回憶錄（《我的一生》）第2卷裡，也就是在恩格斯寫好并發出這封信的36年之後。
恩格斯在給倍倍爾的信裡批判了也被馬克思在給白拉克的有名的信裡批判過的哥達綱領草案，并且特别談到了國家問題，他寫道： &ldquo&hellip&hellip自由的人民國家變成了自由國家。
從字面上看，自由國家就是可以自由對待本國公民的國家，即具有專制政府的國家。
應當抛棄這一切關于國家的廢話，特别是在出現了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的巴黎公社以後。
無政府主義者用&lsquo人民國家&rsquo這一個名詞把我們挖苦得很夠了，雖然馬克思駁斥蒲魯東的著作以及後來的《共産黨宣言》都已經直接指出，随着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建立，國家就會自行解體和消失。
既然國家隻是在鬥争中、在革命中用來對敵人實行暴力鎮壓的一種暫時的機關，那麼，說自由的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了：當無産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因此，我們建議把國家一詞全部改成&lsquo公團&rsquo（Gemeinwesen），這是一個很好的德文古詞，相當于法文的&lsquo公社&rsquo。
&rdquo（德文原版第321&mdash322頁）［注：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mdash8頁。
&mdash&mdash編者注］ 應當指出：這封信是談黨綱的，這個黨綱馬克思在離這封信僅僅幾星期以後的一封信（馬克思的信寫于1875年5月5日）裡曾作過批判；當時恩格斯和馬克思一起住在倫敦。
因此，恩格斯在最後一句話裡用&ldquo我們&rdquo二字，無疑是以他自己和馬克思的名義向德國工人黨的領袖建議，把&ldquo國家&rdquo一詞從黨綱中去掉，用&ldquo公團&rdquo來代替。
如果向為了遷就機會主義者而僞造出來的現代&ldquo馬克思主義&rdquo的首領們建議這樣來修改黨綱，那他們該會怎樣狂吠，罵這是&ldquo無政府主義&rdquo啊！ 讓他們狂吠吧。
資産階級會因此稱贊他們的。
我們還是要做我們自己的事情。
在修改我們的黨綱時，絕對必須考慮恩格斯和馬克思的意見，以便更接近真理，以便清除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而恢複馬克思主義，以便更正确地指導工人階級争取自身解放的鬥争。
在布爾什維克當中大概不會有人反對恩格斯和馬克思的建議。
困難也許隻是在用詞上。
德文中有兩個詞都作&ldquo公團&rdquo解釋，恩格斯用的那個詞不是指單個的公團，而是指公團的總和即公團體系。
俄文中沒有這樣一個詞，也許隻好采用法文中的&ldquo公社&rdquo一詞，雖然這也有它的不足之處。
&ldquo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rdquo，&mdash&mdash這是恩格斯在理論上最重要的論斷。
看了上文以後，這個論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公社已經不再是國家了，因為公社所要鎮壓的不是大多數居民，而是少數居民（剝削者）；它已經打碎了資産階級的國家機器；居民已經自己上台來代替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
所有這一切都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
如果公社得到鞏固，那麼公社的國家痕迹就會自行&ldquo消亡&rdquo，它就用不着&ldquo廢除&rdquo國家機構，因為國家機構将無事可做而逐漸失去其作用。
&ldquo無政府主義者用&lsquo人民國家&rsquo這一個名詞挖苦我們&rdquo，&mdash&mdash恩格斯的這句話首先是指巴枯甯和他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攻擊說的。
恩格斯認為這種攻擊有正确之處，因為&ldquo人民國家&rdquo象&ldquo自由的人民國家&rdquo一樣，都是無稽之談，都是背離社會主義的。
恩格斯竭力糾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鬥争，使這個鬥争在原則上正确，使它擺脫在&ldquo國家&rdquo問題上的種種機會主義偏見。
真可惜！恩格斯的這封信竟被擱置了36年。
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即使在這封信發表以後，考茨基實際上還是頑固地重犯恩格斯告誡過的那些錯誤。
倍倍爾在1875年9月21日寫回信給恩格斯，信中也談到他&ldquo完全同意&rdquo恩格斯對綱領草案的意見，并說他責備了李蔔克内西的讓步态度（倍倍爾的回憶錄德文版第2卷第334頁）。
但是把倍倍爾的《我們的目的》這本小冊子拿來，我們卻可以看到國家問題上一種完全錯誤的論調： &ldquo國家應當由基于階級統治的國家變成人民國家。
&rdquo（《我們的目的》1886年德文版第14頁） 這就是倍倍爾那本小冊子第9版（第9版！）中的話！難怪德國社會民主黨竟聽任一些人如此頑固地重複關于國家問題的機會主義論調，特别是在恩格斯所作的革命解釋被擱置起來而整個生活環境又長期使人&ldquo忘記&rdquo革命的時候。
4．對愛爾福特綱領草案的批判 在分析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時，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1891年6月29日寄給考茨基而過了10年以後才在《新時代》上發表的對愛爾福特綱領25草案的批判，因為這篇文章主要就是批判社會民主黨在國家結構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觀點的。
順便指出，恩格斯還對經濟問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