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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始創的文明都來蓋了，如對于藝術即蓋不得，所以他們對女人也隻打個平手，埃及更是女人還強些。
他們那邊後來是亞述篡代了巴比倫，羅馬篡代了埃及，亞述人與羅馬人的蠻族根性男強于女，總算男人為主的地位這才确立了，但也女人還是有着不服氣，自彼時至今，西洋封建時代的騎士對女人的卑順與民主時代的尊重女權，都是有些怪怪的。
世界史上惟有中國的男人有了《易經》的學問，才把女人文明都蓋住了，王字由後變成帝，就十分自然。
中國的女人也不是沒有不服氣，但與男人不是對立而是并行的淩競，出來了樊梨花。
而日本的女人是遇上了中國的男人，才真的逢上了敵手了，她們的男人也幫着女人敵視中國的男性的文明。
日本人對西洋人就沒有這樣，惟有對于中國人，他們隻覺沒有比這更親的，而同時亦沒有比這更可恨的。
原來仙楓的對我也是這個親情與敵意嗎？ 原來于佛教與基督教及回教，亦沒有人比我更親，而被憎。
乃至世人的對于我，亦都是這個親與憎嗎？ 抽形尚須抽象 我的日本著書《建國新書》，講文明與政治及産業的體質與制度，伊勢神宮的文教部長幡挂正浩氏，讀了用紅筆勾出他所贊賞的一百五十幾處。
但是我的日文續着《自然學》，他讀了就不說什麼，多半是不贊成，因為我把人世之尊從日本的天皇與中國的帝王抽離了出來，中國人是會得其意，所以不妨有革命來換朝代，而仍可以像日本的萬世一系的來尊王，此點日本人怎麼的也不能贊成。
理論體系的學問必須是抽形的，否則限于個别的物形即不能統一，不能體系化了。
如數學即是抽形并抽象的，雞與狗的形各歸各，但一雞一狗的數字則可以是共通的，即是要把雞狗的形抽離了。
英文的abstract，漢譯“抽象”，其實是抽形呢。
物有形有象，象是譬如花與美人異形而同象，萬物的卦象凡八，乾坤坎離艮震巽兌八卦之象各别，而陰陽為八卦所共通，故又更須抽離卦象，始可知尚有陰陽在象之先。
所以理論有抽離物形的，有抽離物象的。
惟中國人往往形與象随意而說，可比乾是象，天是形，而每說天即是說的乾。
用語上用抽象多是說的抽形，你會意就好了。
卻說抽形有幾種，一種是歸類，把凡雞都歸為雞一類，至于諸雞的體格羽毛顔色的不同是被抽離去了，雞與狗貓乃至禽魚昆蟲都歸入動物一類，其各各的不同處是被抽離去了。
所以這歸類也是一種抽形的學問。
第二種是把萬物的組成與其運動來得出其共通點，此即是物理學，把物物的組成的方式與運動的共同的理，即是把物物組成的各種不同的方式與運動的不同方式來抽離去了。
第三種是數學的抽形并抽象，不但萬物的貓狗異狀把來抽離了，連牛頓的力學三原則與量子力學亦都把來抽離了，隻取其共通的數。
而還有最後一種，是把卦象與數之迹亦抽離了，直究到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
以上四種亦可說是四個等級，巴比倫是到了第三級，而惟中國的《易經》是進到了最後最高的第四級。
中國人何以獨獨能夠？是因為漢民族出來得遠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從世界文明的共同發源地西南亞細亞分支出發，經過西域而至黃河中下遊地面，沿路接觸的皆是異境異物，原來的生活形式發生了問題，遂要抽離事物的形乃至抽離形背後的象來重新思考過，思考到得行不去時，忽然情緒如核子的爆發為光，此就是史上第二次的開了悟識，一次是以前渡洪水時。
老子與莊子原是漢人，卻住到楚地，被楚民族的美與強執的情緒所激，格外顯明的照見了自身的漢文明，而于自然與人世乃有了新的思想上的大發見。
我在祖國時并不自覺，及到了日本，在日本文明的反映下與在現代西洋的事物反映下，才在思想上有了中國文明與大自然五基本法則的發見。
太古我們漢民族的來到黃河流域才有了《易經》，便亦是與這有相像，而彼時其他幾個民族離開西南亞細亞的共同文明發源地的，則到地中海一帶與波斯印度一帶，地理較近，新地異事異物的刺激不及漢民族所受的，他們或則沒有理論學問，或則雖有亦如巴比倫的隻到得第三級，要像中國的有《易經》到底是不可能了。
有了《易經》才蓋得住文明的全體了。
而再回轉想想也真是個奇迹，因為漢民族雖說是遠來途中有環境之異為啟發學問的新悟識的條件，但并不是有了這條件就可以的，條件之上還有個天啟，這真正是幸運了。
中國人的造形天才 當初女人文明第一手的創造，直接從悟得大自然而來，今《易經》的學問是觀照這文明，一直回溯上去，與當初女人同樣的站在大自然的最初，然後又循這文明一路下來，一面觀照，一面成遂，步步都是新機，生出新的幹枝，而妙悟如光如風，着枝開花，觸水生波，創造出闊達繁盛的器物與人事的形式，而皆一統于一個王天下的體系中。
而那邊則巴比倫與希臘雖也曾開啟了理論學問的因頭，但是體系不備，下去就成了畸形。
印度是回溯到了文明的源頭而不再下山來一路把那水流來重新加以疏通，放流浩渺于天地間。
結果佛教反為把已有的女人文明也來否定了，而印度教則又隻僵僵的守住那女人文明的那些形式。
日本民族更根本沒有發想過要創造理論學問。
所以那邊巴比倫希臘以來西洋器物的造形就不能與中國的比，印度是他們那寺院、中國一加以改造就與河山同開豁了。
而日本是根本說不上有他們自己創造的器物形式與人事制度，而隻是采用中國的與西洋的。
他們雖把來潤色，但不能有像中國寺院與印度寺院之别，中國的改造亦可以是創造。
日本的盆、櫥做得更細到，但襲用中國盆櫥的形式沒有改變。
其和服是把隋唐來的式樣變了，雖然好，但也不及同時明朝的，不能像中國寺院的建築形式勝過印度寺院的。
小山在台北看了故宮博物院與曆史博物館，很驚歎，說：“世界各國的博物館都是自國的文物少，多靠陳列外國的文物，不能像中國的都是自國的文物可以有那麼多！”世界各國的文物的制度與造形多是貧弱到你抄襲我，我仿照你，隻有中國的是自成一體系，自器皿宮室衣裳至政治與産業的制度與文章，至琴棋書畫，全是自己的。
戰後圍棋逐漸在歐美澳洲等地推廣，阪田榮男九段近答《文藝春秋》記者問外人的着手與日本的着手雲：“西洋人下圍棋必照其理，不能憑直感而下子，日本人于理思考之莫知所從時，則會想直感而下子。
中國人亦然。
”他此言深為有味。
西洋的棋與賭博惟是鬥争的，征服了對方，勝負即是結果。
而中國的圍棋與打麻将牌則是造形的，圍棋是阻撓對方的構成疆域，而構成自方的疆域，打麻将是做牌，如同要做成一份人家，搭子湊齊就是和牌了。
中國人造形的天才便是這樣的表現于處處。
圍棋非發明《易經》的民族不能作，傳說始于堯帝時。
圍棋的發想，先是陰陽方圓之理，白子為陽，黑子為陰，陽之動在先，陰之應在後，所以以前第一者原是白子先下。
對于棋盤，是棋子圓，象天之動，棋盤方，象地之靜。
棋盤不即是場，而是随着下子而成場。
可比相撲的土俵（壇場），拙者隻覺其局蹙不堪施展，能者則覺其廣大，盡夠讓你發揮許多解數。
能樂與平劇的舞台亦然。
又如書畫的紙幅，拙者隻覺其窄隘，而在高手則可以是無限的空間與時間。
場是生出來的，沒有無盡的畫幅。
場亦且不止是空間的，而亦是時間的，宇宙的場便亦是如此。
萬物生于陰陽，故棋隻白子黑子即可變化無盡。
陰陽之遂行與變化，遂行有先後之順序，故棋要先手。
而變化成象則依于爻位，而棋之拓地即亦是依于方位。
大自然的陰陽是今在素粒子的領域裡，西洋的科學者亦發見了，但單是發見了陰陽不算數，卻要能創造陰陽才能有文明的東西的造形。
如圍棋裡的陰陽即是人所創造的。
又如中國的書畫裡的陰陽亦是創造出來的，不是有現成的陰陽可以依據，你若依據現成的陰陽，那已隻是陰陽之迹，不可以之創造的了。
陰陽相生相克，萬物所以成之毀之，圍棋你要拓地，敵手就來阻撓與破壞，你是靠得有此阻撓與破壞，你才是在曲曲折折的行于建設中，出來了前所未知的拓地形狀與其目數。
宇宙萬物的成形都是像這樣的依于反與正二者而定。
所以敵是天為了要成全我。
這曲折的拓地才是本領，一局之棋，拓地多者勝，拓地少者負，些少的地亦是地，但不能是代表這一局棋的了。
萬物中有許多造形結果都是像這樣的不算數，這比印度人的說劫毀更為現實。
鬥争不能造形，如毛澤東的鬥争不能造形，紅衛兵的鬥争後惟是一片廢墟。
近世西洋的對外侵略史皆隻是滅絕他人，如西班牙滅絕了印迦，而毫不受印迦文化的影響，英法等侵略中國，而毫不受一點中國文明的影響。
今世紀的二次世界大戰亦皆隻是分出了勝負，卻沒有生出新的造形，那種鬥争隻是動物性的弱肉強食而已。
原來自然界的萬物皆始于一而成于二，譬如織布，是成于直的經線與橫的緯線相交，即是二，而統于織者的意志，則是一。
大自然的意志與息是二亦是一，此即何以相對可以是成全。
素粒子的基本是陽子與陰電子，即是二，中子等等隻是其派生物，所以說萬物負陰而抱陽，譬如一塊石頭，其全體的處處都是反的與正的所結成，卻并不是正的支配了反的，或反的制服了正的。
不是陰決定了陽，或陽決定了陰，卻是陰陽正反皆被一個意志所決定，如經緯交織而相成乃是被織者的意志所定。
而亦不是經線與緯線之外另有織者。
卻是像張愛玲說的，在溫州時行街，看人家婦人臨窗織布，鬓際戴一朵紅花，連她的人亦好像是在經緯線裡被機杼織出來的。
神創造萬物，而神亦即在于造形裡，而唯物論辯證法惟講諸力關系，對立的一方壓制了對方，是為矛盾的統一雲雲，這就隻是動物的弱肉強食論了。
西洋人即是因為不知這陰陽正反與意志，所以拙于造形。
你試想想，你在造形時隻知諸力關系的點線與方向角度，而把來綜合成一個體，那如何還能有情思，當然也不能變化。
西洋人今隻把巴比倫與希臘的東西的造形來施以機制化，材料則用化學合成材料而已，無論房屋家具與汽車照相機等的式樣與婦人的時裝如何翻新，都不能跳出原有的東西的範圍，若有逸脫的，那就隻是變惡，并非新姿。
而政治上則今是蘇俄對其衛星國隻壓服之，要其隻照蘇俄式，美國亦要日本隻照美國式，而美國卻沒有受得日本東西的造形的一點影響。
印度人因為不知陰陽，才會捏造出因緣妄識論，西洋人亦因不知陰陽而捏造了矛盾論。
所以印度人拙于造形，而西洋人則根本沒有造出一件真的東西。
卦象是所以造形 圍棋有棋理，如同戰争之有兵法，是理論學問化了的。
若不知棋理，便難望上達。
但若隻知棋理，而不知棋理是生在下棋的修行，則未熟的兵法反會更失敗得慘。
便是你于棋理熟透了，對局時單照棋理來下子，亦是不能應變的。
你還要會憑直感來下子，不限于臨到重大關頭時的一着，而是每一着都是在棋理的出邊出沿，都是憑直感的。
直感的着子是在棋理的出邊出沿，圍棋木谷實九段說學棋最好從二歲即開始，因為幼兒善感，能使棋理皆活。
而若你是不知棋理者，即對局時雖想要直感亦不能的。
日本人講情緒，不愛講理論，但是他們下棋就不反對學棋理，用兵不反對學兵法。
基督教徒講信仰，不屑與理智者為對手，但他也下棋在學棋理，若學物理，則他亦講量子論與相對論，因為他知道否則不能成就。
日本人是于政治的與經濟的制度上及藝術上不愛講理論，因為非其能力所可及。
他們不是不講學問，而是不愛講第一手的理論學問，他們講的棋理與物理學的理論都隻是第二手的學問。
他們以為理知與感情是兩回事，理論與文章是兩回事，擇一而取，他們當然是要美術不要理論。
理論可以即是文章，這隻有中國人能夠。
岡潔每說數學的原理之美，湯川秀樹亦感歎物理學上原理之美，若在庸鄙的數學者與物理學者是不知此美的。
而中國人的是凡理論皆像數學理論與物理學原論的美，因其皆是從文明的第一手而來的理論。
中國的第一篇好文章是《堯典》，《書經》記言記事無不是理而篇篇皆是好文章。
以前我即已提出過中國人處處講一個理字，原來中國人的這理都是有着從大自然而來的第一手的理論體系為其背境，所以這樣光明清潔可喜慶，所以可以是文章的了。
《易經》的卦爻象傳文言與系辭是最高說理的文章，有如音樂。
《禮記》講制度與行儀，而可以都是好文章。
《春秋》、《左傳》講史亦都是講理，都是好文章。
《論語》、《孟子》、《中庸》、《老子》、《莊子》、《孫子兵法》是最最徹頭徹尾講理的了，而徹頭徹尾都是好文章。
《史記》窮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這不是理論文是什麼，而《史記》的文章之好卻正如日月星辰之麗于天，江河城廓之麗于地。
而在西洋，則除了特定為文藝的東西之外無文藝，他們的理論的東西最高如數學，古代希臘人還知講數學的自理，而現在他們隻知講定例與方程式，缺少當初的光輝，就美不起來了。
但也西洋的還是其大數學者與大物理學者的文字與講演比較清潔，多少有着美，而其他的論文無論是講政治經濟的，或哲學的，以及記叙情報的，則都不能是文章。
以前我又已提出過中國無特制藝術品，而凡日常用的盤碗幾案無有不美。
彼時我隻說明了中國的好東西都是家常的。
今在這裡我可是要更深入的來說明中國的制器與凡百東西的造形，因為都是生于第一手的理（在于天人之際的理），所以才能做到像這樣的家常而皆美。
日本的家常用具則隻是學做中國的，而賦以日本女人文明的情緒，也可以親切為己有，但因日本人沒有第一手的理論學問，所以他們不能像中國人的自己創造造形。
而西洋人則于中國的日常東西雖要學亦學不來，因為他們不但沒有像中國人的第一手的理論學問，亦且沒有像日本人的美的情緒。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日本人自奈良朝以來學中國的禮制而能行之，這就是很好的了。
要感謝他們幫助孫中山先生革命，雖然他們怎麼也不能懂得《易經》說的革天命。
而且今日仙枝天文天心來日本，也甚承受日本文明的美。
日本的天皇有合于中國的王天下之王，但因沒有王天下的理論體系的學問，不能代替西洋的來提出開創新時代的理想與新制度，徒然打了個大東亞戰争的大敗仗。
王天下的大業還是要等我們中國再起來。
不要隻看眼前的西洋為霸的唯物質的世界，那是要劫毀的，他們原來亦就隻是假主，真主隻可等中國文明。
大自然的法則古猶今也，所以若真是文明的東西，它的原理亦必定是今不異古的，先王之于天下有九服之制，自甸服侯服賓服至于要服王服荒服，将來日本我們不拿他當侯服，拿他當賓服吧，印度韓國越南等亦然。
而西洋的那些國家則是要服王服荒服吧。
因為西洋人亦至今為存有古代文明的面影，還知道第二手的數學與物理學，還記得有個神字與愛字，不比得禽獸。
《山海經》裡的世界，漢唐的西域絲綢路，将來中國重又做了天下之主，風光還是可以依稀想象若幹似當年的。
理論學問的所在 棋理生于下棋的人 理論必要是體系化的。
又，理論必要是生于修行的。
數學不能通于藝術，但你若知無理數與有理數之際則知數之與象，可通于藝術了，而無理數與有理數之際的所以然，卻是要從《易經》才可來解說，在《易經》的體系裡數學才是不受委屈。
物理學亦是要在《易經》的體系裡，才是物理學生在生生之理裡。
所以最是《易經》裡說數與說物理說得暢遂的了。
在西洋用數學與物理學不能為文明的造形，而在中國文明裡用數學與物理學則能沒有此問題。
大自然是一個體系的，所以《易經》的理論便也是蓋天蓋地蓋萬物的，萬物是理一而形異，故微視世界的現象與巨視世界的可以相通。
日本原子物理學者阪田昌一與元法政大學校長谷川徹三的對談集裡，谷川驚奇于素粒子的是點亦是波，以為與現實的巨視世界的理不可通，此是他枉為了哲學者與藝術批評者，日本人的于理論幼稚，大率如此。
若微視世界的原理與巨視世界的不能相通，此就是大自然的不能是一個體系的了，這怎麼會？ 大自然是一個完整的體系的，而同時其局部又各皆是一個完全，譬如一株大樹，其任何一節皆蘊有着全樹的生機。
是故一草之微可通于春山之大，一截之水亦具有來源的懷思與前去的遠意，是故文明的東西的造形皆可與天地萬物齊德同光，而亦所以中國文明的理論與記事自然皆是文章的了。
現在我們也被卷入在内的西洋的世界是用數學與物理學所營造，而數學不能絕對精密，物理學更是于物不親。
我們不可以不要數學與物理學，但是要如何才好？這不是可以道德來制約科學，以藝術來與科學相補雲雲這一類的俗論所可有效，更不是以自動制禦裝置要科學自肅雲雲所可解決，卻是隻有直溯到《易經》之于數與物理，來深思其故，才可以解答得這個大難題。
這才是真正的理論學問的智慧。
《易經》教了我們數并非現成有着在那裡的，而是在于物之生長裡而才有的，所以數是行動的，在行動裡一路上延伸，一路上成定。
所以凡有理數，同時都涵着無理數，無理數是有理數的生意。
所以數有姿有理，數姿在于每一數的成定具足，而數理則是數的展開的條理。
所以使用現成的單是觀念的數來制物，不如在制物中生出數來。
譬如中國的樂器，古琴、筝與三弦胡琴等皆是彈時以手指定得絕對精密的音，這絕對精密的音之姿就有着個有理數與無理數，所以說數是行動裡生出來的，而西洋樂器如鋼琴都是鍵的音階用數先測定了的，則怎麼亦不得絕對精密的音。
數之理亦然，譬如作畫，畫面的空間與時間是随着作畫而生出來的，亦都有變化無窮的數，這就是數理的了。
但是你不可先用觀念的數理來設計畫面。
數之成定具足之姿與其展開之理，所謂數姿，所謂數理，皆是在行為裡的，而這行為就要講修行，如彈琴作畫裡生得數姿與數理來是要靠名手。
所以理論的學問不可從修身與修業離脫。
一樣的數學與物理學，在西洋的就是因為離脫了修行，所以西洋的東西不能是文明的造形。
西洋的東西于人不親切，缺少造形的變化。
物理學亦與數學同，隻是于用其造形時不可以離脫作者的修身與修業。
數學上的事，如中國的書畫名手将下筆時，看一幅紙的尺寸，是有限的幅而亦是無限。
而物理學的應用，則如良工造一架穿衣鏡，其木材的堅實感，鏡面的澄明感，全體的重量感與安定而輕快之感，皆合于物理學，而另賦以性情，單純大氣而其無窮之姿。
又譬如王羲之的字體的造形，左陽右陰，上虛下實，左簡右繁，上寬下窄，物理的力學隻說有重心，而重心要在何處才好，則是在于善書者的筆下了，重心不是被制定的，而是生出來的，故《蘭亭序》的字的結體，皆具舒放而端肅，安定而飛動之姿。
而中國的建築物便亦類此，皆使用物理以造形而生于作者的性情。
由此可知科學的制品不真不親，不是弊在數學與物理學，而是數學與物理學的科學化，有似祭祀的宗教化了，所以弊大了。
現在出現了原子炸彈與科學公害，如愛因斯坦與湯川秀樹等才來煩惱，其實乃是往常科學的制品就沒有過一件是真東西。
而今是我才把如何使用數學與物理學的難題來解決了。
重铨科學的三條件 使用數學與物理學來制造的東西，沒有生命，沒有個性，沒有情思，這就是為何科學不能通用于藝術的創作了。
但這是可比寫字拙劣怪筆墨不好，隻是因為使用數學與物理學的西洋人不高明罷了。
他們隻會使用數學的有理數，而不會同時使用無理數。
而物理學也不是那麼機械的，今世紀物理學上發現了素粒子領域的現象，等于二千五百年前希臘人發見了無理數。
素粒子領域的現象，萬物有其絕對的信，而在途中的現象卻是像莊子《齊物論》裡所說的“方非方是，方是方非，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這就是物理學亦可通于藝術的了，量子論就曾題了個頭。
但是可惜他們被科學這兩個字所誤了。
他們用科學方法來扼殺了數學上的無理數與物理學上素粒子現象的發見所啟示的。
湯川秀樹揭出科學方法的學問理論必要是具備三個條件的：一、抽象性，二、普遍性，三、可證性。
但是科學的這三條件都有疑問。
第一，抽象性與具象性之間的關系沒有說得明白，以科學的抽象的方法來做具象的造形，其間總缺少了一樣東西，難怪其制品沒有生命。
老子以無與有，儒家說性與命，佛教以空與色來說，就比科學的說抽象具象高明得多了，不知一個無字、物性的性字與空字，而來講抽象，科學方法在這點上就先落第了。
第二，科學方法并不能是普遍性的。
以科學方法隻可發見物的現象，而不能知其故，牛頓力學與普蘭克的量子論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以為是說明了物之原故，其實亦皆隻是說明了物的現象而已。
湯川秀樹提出了一個最重要的疑問：素粒子背後是什麼？但他執着于要以科學方法來求解答，這就不能了。
所以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發見的天體許多現象如準星、黑洞等皆不能解說其故，不是将來慢慢的可知其故，而是大自然的有一面為科學方法所永遠不能到達的。
第三，科學方法的可被證明是可再現，如機器何時都可以制造同樣的東西，但是你不能再制造一個漢朝或又一個辛亥革命，你也不能又來為一篇《赤壁賦》。
以上可見科學方法的三條件都是虛僞不成立。
這三條件：抽象的、普遍的、可證的，是要《易經》的學問才能夠。
所謂抽象的，是惟存在于天人之際。
所以普遍性也隻有易之理配說“範圍天地而不過”。
可證性是“是故易逆數也，以知來物”。
《易經》的這三句話隻是需要解說。
第一句，抽象性是在于天人之際。
科學上說的抽象，譬如數學上的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用這圓來制品，那器雖然有形，也是虛僞的存在。
原來用科學方法作成的世界全盤是虛僞的存在。
而惟有《易經》裡說的方圓的圓卻不如此。
《易經》裡說的圓是像名畫家畫的圓，名陶工在辘轳上轉出來的圓，看似不很圓，卻正是極圓，再沒有比這更圓的了，這圓才是實際存在的。
不是現成有着這個可以之造物制器，而是隻可在造物制器中才生出這圓來的，所以這造物者制器者真是要有本領了。
畫與陶器的圓不很圓而極圓，極圓是天然，不很圓是人，所以說是在于天人之際。
而這畫這陶器所以是最真實的存在了。
文明之世萬物皆真。
當初是有了這樣的成于天人之際的圓，把來叫名為數學上的圓的，而後來西洋人把數學上的圓從天人之際來離脫了，及落入于科學，物理學亦然。
數學與物理學之落入于科學，如祭之落入于宗教，科學與宗教皆不可以建國。
科學所營造的是虛妄。
希臘彼時數學尚不完全離脫人的修行，數學者畢達戈拉斯教團就是講軌儀修行的，希臘人講到數學多有與神聯在一起的。
是希臘以後才數學與人的修行完全離脫的。
惟在中國數學與物理學一直不離脫人的修行。
科學方法說抽象，《易經》亦說形而上，而一個是沒有内容的，一個是有一個覺字為内容。
孟子說“是故先王制為方圓，而器不可勝用也”，方圓同理。
自然界的萬物皆成于方圓，但沒有一件事極圓極方的，畫工陶工知此理，所以亦能做得不很圓而極圓，不很方而極方，圓者飛揚，方者廉立，方圓是有德性的，所以營造得文明的器物。
第二句，普遍性是在于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
數學與物理學亦要自覺是在于這五基本法則的體系中，才可以萬物皆數，此數是活的，萬物皆理，此理是活的。
乃至文章亦是數，亦是理，要能知文章之數與理，才亦知何謂數學與物理學，而不是可以數學與物理學來創作文章。
萬物皆在大自然的一個體系中，所以詩人見一枝花，可以遍于萬物
他們那邊後來是亞述篡代了巴比倫，羅馬篡代了埃及，亞述人與羅馬人的蠻族根性男強于女，總算男人為主的地位這才确立了，但也女人還是有着不服氣，自彼時至今，西洋封建時代的騎士對女人的卑順與民主時代的尊重女權，都是有些怪怪的。
世界史上惟有中國的男人有了《易經》的學問，才把女人文明都蓋住了，王字由後變成帝，就十分自然。
中國的女人也不是沒有不服氣，但與男人不是對立而是并行的淩競，出來了樊梨花。
而日本的女人是遇上了中國的男人，才真的逢上了敵手了，她們的男人也幫着女人敵視中國的男性的文明。
日本人對西洋人就沒有這樣，惟有對于中國人，他們隻覺沒有比這更親的，而同時亦沒有比這更可恨的。
原來仙楓的對我也是這個親情與敵意嗎？ 原來于佛教與基督教及回教，亦沒有人比我更親，而被憎。
乃至世人的對于我，亦都是這個親與憎嗎？ 抽形尚須抽象 我的日本著書《建國新書》，講文明與政治及産業的體質與制度，伊勢神宮的文教部長幡挂正浩氏，讀了用紅筆勾出他所贊賞的一百五十幾處。
但是我的日文續着《自然學》，他讀了就不說什麼，多半是不贊成，因為我把人世之尊從日本的天皇與中國的帝王抽離了出來，中國人是會得其意，所以不妨有革命來換朝代，而仍可以像日本的萬世一系的來尊王，此點日本人怎麼的也不能贊成。
理論體系的學問必須是抽形的，否則限于個别的物形即不能統一，不能體系化了。
如數學即是抽形并抽象的，雞與狗的形各歸各，但一雞一狗的數字則可以是共通的，即是要把雞狗的形抽離了。
英文的abstract，漢譯“抽象”，其實是抽形呢。
物有形有象，象是譬如花與美人異形而同象，萬物的卦象凡八，乾坤坎離艮震巽兌八卦之象各别，而陰陽為八卦所共通，故又更須抽離卦象，始可知尚有陰陽在象之先。
所以理論有抽離物形的，有抽離物象的。
惟中國人往往形與象随意而說，可比乾是象，天是形，而每說天即是說的乾。
用語上用抽象多是說的抽形，你會意就好了。
卻說抽形有幾種，一種是歸類，把凡雞都歸為雞一類，至于諸雞的體格羽毛顔色的不同是被抽離去了，雞與狗貓乃至禽魚昆蟲都歸入動物一類，其各各的不同處是被抽離去了。
所以這歸類也是一種抽形的學問。
第二種是把萬物的組成與其運動來得出其共通點，此即是物理學，把物物的組成的方式與運動的共同的理，即是把物物組成的各種不同的方式與運動的不同方式來抽離去了。
第三種是數學的抽形并抽象，不但萬物的貓狗異狀把來抽離了，連牛頓的力學三原則與量子力學亦都把來抽離了，隻取其共通的數。
而還有最後一種，是把卦象與數之迹亦抽離了，直究到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
以上四種亦可說是四個等級，巴比倫是到了第三級，而惟中國的《易經》是進到了最後最高的第四級。
中國人何以獨獨能夠？是因為漢民族出來得遠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從世界文明的共同發源地西南亞細亞分支出發，經過西域而至黃河中下遊地面，沿路接觸的皆是異境異物，原來的生活形式發生了問題，遂要抽離事物的形乃至抽離形背後的象來重新思考過，思考到得行不去時，忽然情緒如核子的爆發為光，此就是史上第二次的開了悟識，一次是以前渡洪水時。
老子與莊子原是漢人，卻住到楚地，被楚民族的美與強執的情緒所激，格外顯明的照見了自身的漢文明，而于自然與人世乃有了新的思想上的大發見。
我在祖國時并不自覺，及到了日本，在日本文明的反映下與在現代西洋的事物反映下，才在思想上有了中國文明與大自然五基本法則的發見。
太古我們漢民族的來到黃河流域才有了《易經》，便亦是與這有相像，而彼時其他幾個民族離開西南亞細亞的共同文明發源地的，則到地中海一帶與波斯印度一帶，地理較近，新地異事異物的刺激不及漢民族所受的，他們或則沒有理論學問，或則雖有亦如巴比倫的隻到得第三級，要像中國的有《易經》到底是不可能了。
有了《易經》才蓋得住文明的全體了。
而再回轉想想也真是個奇迹，因為漢民族雖說是遠來途中有環境之異為啟發學問的新悟識的條件，但并不是有了這條件就可以的，條件之上還有個天啟，這真正是幸運了。
中國人的造形天才 當初女人文明第一手的創造，直接從悟得大自然而來，今《易經》的學問是觀照這文明，一直回溯上去，與當初女人同樣的站在大自然的最初，然後又循這文明一路下來，一面觀照，一面成遂，步步都是新機，生出新的幹枝，而妙悟如光如風，着枝開花，觸水生波，創造出闊達繁盛的器物與人事的形式，而皆一統于一個王天下的體系中。
而那邊則巴比倫與希臘雖也曾開啟了理論學問的因頭，但是體系不備，下去就成了畸形。
印度是回溯到了文明的源頭而不再下山來一路把那水流來重新加以疏通，放流浩渺于天地間。
結果佛教反為把已有的女人文明也來否定了，而印度教則又隻僵僵的守住那女人文明的那些形式。
日本民族更根本沒有發想過要創造理論學問。
所以那邊巴比倫希臘以來西洋器物的造形就不能與中國的比，印度是他們那寺院、中國一加以改造就與河山同開豁了。
而日本是根本說不上有他們自己創造的器物形式與人事制度，而隻是采用中國的與西洋的。
他們雖把來潤色，但不能有像中國寺院與印度寺院之别，中國的改造亦可以是創造。
日本的盆、櫥做得更細到，但襲用中國盆櫥的形式沒有改變。
其和服是把隋唐來的式樣變了，雖然好，但也不及同時明朝的，不能像中國寺院的建築形式勝過印度寺院的。
小山在台北看了故宮博物院與曆史博物館，很驚歎，說：“世界各國的博物館都是自國的文物少，多靠陳列外國的文物，不能像中國的都是自國的文物可以有那麼多！”世界各國的文物的制度與造形多是貧弱到你抄襲我，我仿照你，隻有中國的是自成一體系，自器皿宮室衣裳至政治與産業的制度與文章，至琴棋書畫，全是自己的。
戰後圍棋逐漸在歐美澳洲等地推廣，阪田榮男九段近答《文藝春秋》記者問外人的着手與日本的着手雲：“西洋人下圍棋必照其理，不能憑直感而下子，日本人于理思考之莫知所從時，則會想直感而下子。
中國人亦然。
”他此言深為有味。
西洋的棋與賭博惟是鬥争的，征服了對方，勝負即是結果。
而中國的圍棋與打麻将牌則是造形的，圍棋是阻撓對方的構成疆域，而構成自方的疆域，打麻将是做牌，如同要做成一份人家，搭子湊齊就是和牌了。
中國人造形的天才便是這樣的表現于處處。
圍棋非發明《易經》的民族不能作，傳說始于堯帝時。
圍棋的發想，先是陰陽方圓之理，白子為陽，黑子為陰，陽之動在先，陰之應在後，所以以前第一者原是白子先下。
對于棋盤，是棋子圓，象天之動，棋盤方，象地之靜。
棋盤不即是場，而是随着下子而成場。
可比相撲的土俵（壇場），拙者隻覺其局蹙不堪施展，能者則覺其廣大，盡夠讓你發揮許多解數。
能樂與平劇的舞台亦然。
又如書畫的紙幅，拙者隻覺其窄隘，而在高手則可以是無限的空間與時間。
場是生出來的，沒有無盡的畫幅。
場亦且不止是空間的，而亦是時間的，宇宙的場便亦是如此。
萬物生于陰陽，故棋隻白子黑子即可變化無盡。
陰陽之遂行與變化，遂行有先後之順序，故棋要先手。
而變化成象則依于爻位，而棋之拓地即亦是依于方位。
大自然的陰陽是今在素粒子的領域裡，西洋的科學者亦發見了，但單是發見了陰陽不算數，卻要能創造陰陽才能有文明的東西的造形。
如圍棋裡的陰陽即是人所創造的。
又如中國的書畫裡的陰陽亦是創造出來的，不是有現成的陰陽可以依據，你若依據現成的陰陽，那已隻是陰陽之迹，不可以之創造的了。
陰陽相生相克，萬物所以成之毀之，圍棋你要拓地，敵手就來阻撓與破壞，你是靠得有此阻撓與破壞，你才是在曲曲折折的行于建設中，出來了前所未知的拓地形狀與其目數。
宇宙萬物的成形都是像這樣的依于反與正二者而定。
所以敵是天為了要成全我。
這曲折的拓地才是本領，一局之棋，拓地多者勝，拓地少者負，些少的地亦是地，但不能是代表這一局棋的了。
萬物中有許多造形結果都是像這樣的不算數，這比印度人的說劫毀更為現實。
鬥争不能造形，如毛澤東的鬥争不能造形，紅衛兵的鬥争後惟是一片廢墟。
近世西洋的對外侵略史皆隻是滅絕他人，如西班牙滅絕了印迦，而毫不受印迦文化的影響，英法等侵略中國，而毫不受一點中國文明的影響。
今世紀的二次世界大戰亦皆隻是分出了勝負，卻沒有生出新的造形，那種鬥争隻是動物性的弱肉強食而已。
原來自然界的萬物皆始于一而成于二，譬如織布，是成于直的經線與橫的緯線相交，即是二，而統于織者的意志，則是一。
大自然的意志與息是二亦是一，此即何以相對可以是成全。
素粒子的基本是陽子與陰電子，即是二，中子等等隻是其派生物，所以說萬物負陰而抱陽，譬如一塊石頭，其全體的處處都是反的與正的所結成，卻并不是正的支配了反的，或反的制服了正的。
不是陰決定了陽，或陽決定了陰，卻是陰陽正反皆被一個意志所決定，如經緯交織而相成乃是被織者的意志所定。
而亦不是經線與緯線之外另有織者。
卻是像張愛玲說的，在溫州時行街，看人家婦人臨窗織布，鬓際戴一朵紅花，連她的人亦好像是在經緯線裡被機杼織出來的。
神創造萬物，而神亦即在于造形裡，而唯物論辯證法惟講諸力關系，對立的一方壓制了對方，是為矛盾的統一雲雲，這就隻是動物的弱肉強食論了。
西洋人即是因為不知這陰陽正反與意志，所以拙于造形。
你試想想，你在造形時隻知諸力關系的點線與方向角度，而把來綜合成一個體，那如何還能有情思，當然也不能變化。
西洋人今隻把巴比倫與希臘的東西的造形來施以機制化，材料則用化學合成材料而已，無論房屋家具與汽車照相機等的式樣與婦人的時裝如何翻新，都不能跳出原有的東西的範圍，若有逸脫的，那就隻是變惡，并非新姿。
而政治上則今是蘇俄對其衛星國隻壓服之，要其隻照蘇俄式，美國亦要日本隻照美國式，而美國卻沒有受得日本東西的造形的一點影響。
印度人因為不知陰陽，才會捏造出因緣妄識論，西洋人亦因不知陰陽而捏造了矛盾論。
所以印度人拙于造形，而西洋人則根本沒有造出一件真的東西。
卦象是所以造形 圍棋有棋理，如同戰争之有兵法，是理論學問化了的。
若不知棋理，便難望上達。
但若隻知棋理，而不知棋理是生在下棋的修行，則未熟的兵法反會更失敗得慘。
便是你于棋理熟透了，對局時單照棋理來下子，亦是不能應變的。
你還要會憑直感來下子，不限于臨到重大關頭時的一着，而是每一着都是在棋理的出邊出沿，都是憑直感的。
直感的着子是在棋理的出邊出沿，圍棋木谷實九段說學棋最好從二歲即開始，因為幼兒善感，能使棋理皆活。
而若你是不知棋理者，即對局時雖想要直感亦不能的。
日本人講情緒，不愛講理論，但是他們下棋就不反對學棋理，用兵不反對學兵法。
基督教徒講信仰，不屑與理智者為對手，但他也下棋在學棋理，若學物理，則他亦講量子論與相對論，因為他知道否則不能成就。
日本人是于政治的與經濟的制度上及藝術上不愛講理論，因為非其能力所可及。
他們不是不講學問，而是不愛講第一手的理論學問，他們講的棋理與物理學的理論都隻是第二手的學問。
他們以為理知與感情是兩回事，理論與文章是兩回事，擇一而取，他們當然是要美術不要理論。
理論可以即是文章，這隻有中國人能夠。
岡潔每說數學的原理之美，湯川秀樹亦感歎物理學上原理之美，若在庸鄙的數學者與物理學者是不知此美的。
而中國人的是凡理論皆像數學理論與物理學原論的美，因其皆是從文明的第一手而來的理論。
中國的第一篇好文章是《堯典》，《書經》記言記事無不是理而篇篇皆是好文章。
以前我即已提出過中國人處處講一個理字，原來中國人的這理都是有着從大自然而來的第一手的理論體系為其背境，所以這樣光明清潔可喜慶，所以可以是文章的了。
《易經》的卦爻象傳文言與系辭是最高說理的文章，有如音樂。
《禮記》講制度與行儀，而可以都是好文章。
《春秋》、《左傳》講史亦都是講理，都是好文章。
《論語》、《孟子》、《中庸》、《老子》、《莊子》、《孫子兵法》是最最徹頭徹尾講理的了，而徹頭徹尾都是好文章。
《史記》窮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這不是理論文是什麼，而《史記》的文章之好卻正如日月星辰之麗于天，江河城廓之麗于地。
而在西洋，則除了特定為文藝的東西之外無文藝，他們的理論的東西最高如數學，古代希臘人還知講數學的自理，而現在他們隻知講定例與方程式，缺少當初的光輝，就美不起來了。
但也西洋的還是其大數學者與大物理學者的文字與講演比較清潔，多少有着美，而其他的論文無論是講政治經濟的，或哲學的，以及記叙情報的，則都不能是文章。
以前我又已提出過中國無特制藝術品，而凡日常用的盤碗幾案無有不美。
彼時我隻說明了中國的好東西都是家常的。
今在這裡我可是要更深入的來說明中國的制器與凡百東西的造形，因為都是生于第一手的理（在于天人之際的理），所以才能做到像這樣的家常而皆美。
日本的家常用具則隻是學做中國的，而賦以日本女人文明的情緒，也可以親切為己有，但因日本人沒有第一手的理論學問，所以他們不能像中國人的自己創造造形。
而西洋人則于中國的日常東西雖要學亦學不來，因為他們不但沒有像中國人的第一手的理論學問，亦且沒有像日本人的美的情緒。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日本人自奈良朝以來學中國的禮制而能行之，這就是很好的了。
要感謝他們幫助孫中山先生革命，雖然他們怎麼也不能懂得《易經》說的革天命。
而且今日仙枝天文天心來日本，也甚承受日本文明的美。
日本的天皇有合于中國的王天下之王，但因沒有王天下的理論體系的學問，不能代替西洋的來提出開創新時代的理想與新制度，徒然打了個大東亞戰争的大敗仗。
王天下的大業還是要等我們中國再起來。
不要隻看眼前的西洋為霸的唯物質的世界，那是要劫毀的，他們原來亦就隻是假主，真主隻可等中國文明。
大自然的法則古猶今也，所以若真是文明的東西，它的原理亦必定是今不異古的，先王之于天下有九服之制，自甸服侯服賓服至于要服王服荒服，将來日本我們不拿他當侯服，拿他當賓服吧，印度韓國越南等亦然。
而西洋的那些國家則是要服王服荒服吧。
因為西洋人亦至今為存有古代文明的面影，還知道第二手的數學與物理學，還記得有個神字與愛字，不比得禽獸。
《山海經》裡的世界，漢唐的西域絲綢路，将來中國重又做了天下之主，風光還是可以依稀想象若幹似當年的。
理論學問的所在 棋理生于下棋的人 理論必要是體系化的。
又，理論必要是生于修行的。
數學不能通于藝術，但你若知無理數與有理數之際則知數之與象，可通于藝術了，而無理數與有理數之際的所以然，卻是要從《易經》才可來解說，在《易經》的體系裡數學才是不受委屈。
物理學亦是要在《易經》的體系裡，才是物理學生在生生之理裡。
所以最是《易經》裡說數與說物理說得暢遂的了。
在西洋用數學與物理學不能為文明的造形，而在中國文明裡用數學與物理學則能沒有此問題。
大自然是一個體系的，所以《易經》的理論便也是蓋天蓋地蓋萬物的，萬物是理一而形異，故微視世界的現象與巨視世界的可以相通。
日本原子物理學者阪田昌一與元法政大學校長谷川徹三的對談集裡，谷川驚奇于素粒子的是點亦是波，以為與現實的巨視世界的理不可通，此是他枉為了哲學者與藝術批評者，日本人的于理論幼稚，大率如此。
若微視世界的原理與巨視世界的不能相通，此就是大自然的不能是一個體系的了，這怎麼會？ 大自然是一個完整的體系的，而同時其局部又各皆是一個完全，譬如一株大樹，其任何一節皆蘊有着全樹的生機。
是故一草之微可通于春山之大，一截之水亦具有來源的懷思與前去的遠意，是故文明的東西的造形皆可與天地萬物齊德同光，而亦所以中國文明的理論與記事自然皆是文章的了。
現在我們也被卷入在内的西洋的世界是用數學與物理學所營造，而數學不能絕對精密，物理學更是于物不親。
我們不可以不要數學與物理學，但是要如何才好？這不是可以道德來制約科學，以藝術來與科學相補雲雲這一類的俗論所可有效，更不是以自動制禦裝置要科學自肅雲雲所可解決，卻是隻有直溯到《易經》之于數與物理，來深思其故，才可以解答得這個大難題。
這才是真正的理論學問的智慧。
《易經》教了我們數并非現成有着在那裡的，而是在于物之生長裡而才有的，所以數是行動的，在行動裡一路上延伸，一路上成定。
所以凡有理數，同時都涵着無理數，無理數是有理數的生意。
所以數有姿有理，數姿在于每一數的成定具足，而數理則是數的展開的條理。
所以使用現成的單是觀念的數來制物，不如在制物中生出數來。
譬如中國的樂器，古琴、筝與三弦胡琴等皆是彈時以手指定得絕對精密的音，這絕對精密的音之姿就有着個有理數與無理數，所以說數是行動裡生出來的，而西洋樂器如鋼琴都是鍵的音階用數先測定了的，則怎麼亦不得絕對精密的音。
數之理亦然，譬如作畫，畫面的空間與時間是随着作畫而生出來的，亦都有變化無窮的數，這就是數理的了。
但是你不可先用觀念的數理來設計畫面。
數之成定具足之姿與其展開之理，所謂數姿，所謂數理，皆是在行為裡的，而這行為就要講修行，如彈琴作畫裡生得數姿與數理來是要靠名手。
所以理論的學問不可從修身與修業離脫。
一樣的數學與物理學，在西洋的就是因為離脫了修行，所以西洋的東西不能是文明的造形。
西洋的東西于人不親切，缺少造形的變化。
物理學亦與數學同，隻是于用其造形時不可以離脫作者的修身與修業。
數學上的事，如中國的書畫名手将下筆時，看一幅紙的尺寸，是有限的幅而亦是無限。
而物理學的應用，則如良工造一架穿衣鏡，其木材的堅實感，鏡面的澄明感，全體的重量感與安定而輕快之感，皆合于物理學，而另賦以性情，單純大氣而其無窮之姿。
又譬如王羲之的字體的造形，左陽右陰，上虛下實，左簡右繁，上寬下窄，物理的力學隻說有重心，而重心要在何處才好，則是在于善書者的筆下了，重心不是被制定的，而是生出來的，故《蘭亭序》的字的結體，皆具舒放而端肅，安定而飛動之姿。
而中國的建築物便亦類此，皆使用物理以造形而生于作者的性情。
由此可知科學的制品不真不親，不是弊在數學與物理學，而是數學與物理學的科學化，有似祭祀的宗教化了，所以弊大了。
現在出現了原子炸彈與科學公害，如愛因斯坦與湯川秀樹等才來煩惱，其實乃是往常科學的制品就沒有過一件是真東西。
而今是我才把如何使用數學與物理學的難題來解決了。
重铨科學的三條件 使用數學與物理學來制造的東西，沒有生命，沒有個性，沒有情思，這就是為何科學不能通用于藝術的創作了。
但這是可比寫字拙劣怪筆墨不好，隻是因為使用數學與物理學的西洋人不高明罷了。
他們隻會使用數學的有理數，而不會同時使用無理數。
而物理學也不是那麼機械的，今世紀物理學上發現了素粒子領域的現象，等于二千五百年前希臘人發見了無理數。
素粒子領域的現象，萬物有其絕對的信，而在途中的現象卻是像莊子《齊物論》裡所說的“方非方是，方是方非，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這就是物理學亦可通于藝術的了，量子論就曾題了個頭。
但是可惜他們被科學這兩個字所誤了。
他們用科學方法來扼殺了數學上的無理數與物理學上素粒子現象的發見所啟示的。
湯川秀樹揭出科學方法的學問理論必要是具備三個條件的：一、抽象性，二、普遍性，三、可證性。
但是科學的這三條件都有疑問。
第一，抽象性與具象性之間的關系沒有說得明白，以科學的抽象的方法來做具象的造形，其間總缺少了一樣東西，難怪其制品沒有生命。
老子以無與有，儒家說性與命，佛教以空與色來說，就比科學的說抽象具象高明得多了，不知一個無字、物性的性字與空字，而來講抽象，科學方法在這點上就先落第了。
第二，科學方法并不能是普遍性的。
以科學方法隻可發見物的現象，而不能知其故，牛頓力學與普蘭克的量子論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以為是說明了物之原故，其實亦皆隻是說明了物的現象而已。
湯川秀樹提出了一個最重要的疑問：素粒子背後是什麼？但他執着于要以科學方法來求解答，這就不能了。
所以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發見的天體許多現象如準星、黑洞等皆不能解說其故，不是将來慢慢的可知其故，而是大自然的有一面為科學方法所永遠不能到達的。
第三，科學方法的可被證明是可再現，如機器何時都可以制造同樣的東西，但是你不能再制造一個漢朝或又一個辛亥革命，你也不能又來為一篇《赤壁賦》。
以上可見科學方法的三條件都是虛僞不成立。
這三條件：抽象的、普遍的、可證的，是要《易經》的學問才能夠。
所謂抽象的，是惟存在于天人之際。
所以普遍性也隻有易之理配說“範圍天地而不過”。
可證性是“是故易逆數也，以知來物”。
《易經》的這三句話隻是需要解說。
第一句，抽象性是在于天人之際。
科學上說的抽象，譬如數學上的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用這圓來制品，那器雖然有形，也是虛僞的存在。
原來用科學方法作成的世界全盤是虛僞的存在。
而惟有《易經》裡說的方圓的圓卻不如此。
《易經》裡說的圓是像名畫家畫的圓，名陶工在辘轳上轉出來的圓，看似不很圓，卻正是極圓，再沒有比這更圓的了，這圓才是實際存在的。
不是現成有着這個可以之造物制器，而是隻可在造物制器中才生出這圓來的，所以這造物者制器者真是要有本領了。
畫與陶器的圓不很圓而極圓，極圓是天然，不很圓是人，所以說是在于天人之際。
而這畫這陶器所以是最真實的存在了。
文明之世萬物皆真。
當初是有了這樣的成于天人之際的圓，把來叫名為數學上的圓的，而後來西洋人把數學上的圓從天人之際來離脫了，及落入于科學，物理學亦然。
數學與物理學之落入于科學，如祭之落入于宗教，科學與宗教皆不可以建國。
科學所營造的是虛妄。
希臘彼時數學尚不完全離脫人的修行，數學者畢達戈拉斯教團就是講軌儀修行的，希臘人講到數學多有與神聯在一起的。
是希臘以後才數學與人的修行完全離脫的。
惟在中國數學與物理學一直不離脫人的修行。
科學方法說抽象，《易經》亦說形而上，而一個是沒有内容的，一個是有一個覺字為内容。
孟子說“是故先王制為方圓，而器不可勝用也”，方圓同理。
自然界的萬物皆成于方圓，但沒有一件事極圓極方的，畫工陶工知此理，所以亦能做得不很圓而極圓，不很方而極方，圓者飛揚，方者廉立，方圓是有德性的，所以營造得文明的器物。
第二句，普遍性是在于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
數學與物理學亦要自覺是在于這五基本法則的體系中，才可以萬物皆數，此數是活的，萬物皆理，此理是活的。
乃至文章亦是數，亦是理，要能知文章之數與理，才亦知何謂數學與物理學，而不是可以數學與物理學來創作文章。
萬物皆在大自然的一個體系中，所以詩人見一枝花，可以遍于萬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