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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
數學者與物理學者亦要是詩人，否則你的抽象的理與有形的物即已有着一層間隔，如何普遍得？ 原來看理不如看物。
譬如天地間之理來看一枝花，你未必能知花。
你隻顧茫然的看花，要等你有朝一日忽然在這花裡看出了理，才為真知。
你看出的也仍是那個天地之理，但它是帶有色的理了。
這裡就有你的創造，所以你歡喜，覺有所得呢。
數學固然是可以通于萬物，但必須是包括無理數與有理數的完全數學，這完全數學要修行才會，譬如作畫與作陶的絕對圓，絕對方，與三弦名手彈出絕對精密的一音。
物理學也是如此。
莊子說見彈而求炸鹌鹑，計算得太早了些呢，數學與物理學都不過是彈，你還要會打彈。
論普遍性，文章之理遠比數學物理學的理更有普遍性，然而文章之士不可與言治國，因為政治與文章之理雖一緻，形卻各别，理要通得過萬物之形。
若通得過萬物之形，就是萬物可以一統和諧了。
而西洋用數學物理學所營造的物物卻是抹煞了物形的個性，使之屈服于數理物理，所以不得和諧，冷峻各自，不得統一。
與此相對照，《易經》的說數，說卦象與器物的造形，完全是别一境界了。
第三句，可證性是在于大自然的意志的約束，有其目的性，但路上通過陰陽變化，多有偶然，如天之約束是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但時間上也許略有些出入，而且周朝之後出來了漢朝，不是可以再現周朝。
而科學方法的可證性卻是制造得出同樣的東西。
今乃至學校的教育也用科學的方法，畢業出來的學生都像機制品的沒有個性，這叫做可證性嗎？文明有一個信字，數學與物理學也是因于這個信字，而科學方法的可證性卻是把這個信字來馬虎化了。
數學與物理學要與人的修行相結，才能發揮其于物的信。
在制物造形的思與行 惟大智慧人能提出一般俗學者所不感覺的問題。
日本柔道十段的三船氏說：“我隻是比人能思省什麼是柔道。
”世界的數學者岡潔在日本天皇面前受文化勳賞時，天皇的垂詢即為“數學是什麼”。
岡潔與寫《秋瑾傳》的小說作家武田泰淳對話，武田把數學與自然科學混說，岡潔叱曰：“數學不是自然科學！科學又哪知自然！”武田一驚，曰：“啊，數學是最高深的了，先生真是做了偉大的成績。
”岡潔怒曰：“我若下世為人，再也不做數學者，數學所能到達的太淺了。
” 在于西洋，除了二千五百年前畢達戈拉斯因碰上了無理數，而對數學的信心搖了一搖之外，至今無人去想數學是什麼。
還有物理學是東洋得物理學諾貝爾獎第一人，發見介子的湯川秀樹在他的著書裡寫道：“物理學上徒然發見了素粒子領域的現象，而不能解釋何以會有如此這般現象的存在理由。
物理學竟是并不能對應得自然現象的。
物理學原來并非學問的主幹，而隻是一個旁枝而已嗎？物理學今已到了盡頭了，今後十年至十五年可以要做的都已做畢，再下去縱使還有可做的，也已與基本問題無關了，物理學所不能到達的總歸是不能到達的了。
”最後湯川提出了“素粒子領域的諸現象的背後是什麼”的問題。
以前畢達戈拉斯碰上了無理數而為數學的限界感到了惶惑，這是真正的大天才者才能有的惶惑，而現在美國式的俗學者卻說是有了微分與集合這一類方法之後，無理數的問題已不再存在了。
物理學上湯川的惶惑是畢達戈拉斯以來僅有的大天才者的惶惑，然而随即有一般俗學者在用舊唯物辯證法的改進邏輯學來新訂了素粒子的構成與轉換表式，說素粒子的生滅其實還是不過物質在變轉，說素粒子現象的似是物質又似非物質、不可逆而皆可逆的難題，隻須把來标定幾分之幾是物質，又幾分非物質，用四舍五入的辯證法而得解決，還有可逆而同時非可逆的現象亦是可用相對論的方法來處理得的，俗學者就是這樣的把大天才者提出的問題來掩沒，好又安心。
他們最怕大天才者抉開一道天光照進屋子裡來。
湯川此外還更提出了一個現實的大問題是科學的進步發明了原子炸彈，科學又泛濫了工場與農藥的公害，但是又不可阻止，也不能阻止科學的進步呀，他感到非常深刻的惶惑。
他與愛因斯坦等号召組織世界聯邦，企圖避免核兵器戰争，他不知此外還可有什麼好方法。
岡潔與湯川皆是提出了問題而不能解答，我今竟能來解答了，隻因為我是發明《易經》的中國人。
這問題的解答是在數學與物理學要與人的修行相結合，以此使數學與物理學有色，這就是創造了。
新石器時代發明數學與物理學，當初就是有象與有行為的，但在西洋，是從希臘時已開始離脫了。
所謂數學上古來的難問題，一、以圓規與三角闆求角的三等分問題，二、立方倍積問題。
兩者其實都是可以行為來解決的，譬如把一張紙折三折就可以把角來三等分。
又譬如用一塊泥土來捏就可以捏就立方形的倍積的。
而他們以為必要用幾何學來演算才是真的答案，那是偏執。
數學是理論的，理論比事實更真，此原是學問的大信。
一件東西，它雖現擺在你面前，你要能把它的存在之故有一種說明，你才是知道它，它才是的确存在着了。
否則也許隻是一個幻象。
這是文明人才有的想法，前此舊石器人的是圖騰，沒有說明原故。
新石器人開創了文明才有神話，神話是說明人的由來與天地萬物的原故的了。
以後更作理論的說明，這才是學問化了。
人以理論來定大信，原來是有着這段曆史的。
但是有理論所行不去的怎麼辦呢？你若不能否定那理論，你就隻可否定那事實。
希臘人以為不能以數學方法處理的都不算數，這就是希臘的學問精神。
今湯川秀樹的亦還是這學問精神，他說他不讀宗教的經書，因為讀到行奇迹處不是科學者的他所能接受。
但是這又并不對。
原來理論與邏輯有着一間隔，而邏輯與事物又有着一間隔。
後者的間隔更大。
佛教的相宗講理論，即是指出了這雙重間隔。
結果佛教否定了事物，不合于理論邏輯的事物隻是幻象，你當它在着，那隻是你的妄識。
但沒有事物可合可證的邏輯理論也是個妄識。
希臘的是一種苟且的理論學問，而印度佛教的則是理論學問的夭折。
何謂理論與邏輯有一隔？理論因于邏輯，邏輯因于自理與公準，而理論不能說明邏輯的此自理與公準，譬如幾何是一種理論的學問，有幾何學的點線與五自理，而以幾何學不能求證那點線與五自理的何故如此的理由。
又，數學上的相等不相等的幾條公準，也是不能以數學來求證的。
此處即是數學這門理論學問還欠着一個自覺。
又何謂邏輯與事物有一隔？邏輯在明是非，但現實的事物有方是方非，方非方是，然則邏輯倒是要被糾正，理論倒是要因于事物，不因于邏輯了。
但此事物又被誰證明其不是幻象妄識而是真的呢？這個問題西洋人一直不能解決，而放置着不管，就成了今日西洋社會的營造全是沙上建塔。
印度人也不能解決，所以後來印度人就根本沒有建設。
文明的理論學問化也真是險着。
你若不要理論學問化，就像許多古文明國的隻有滅亡，而你進行文明的理論學問化途中，若第一道關隘第二道關隘通不過，你就不是走小徑斜路，就隻有停止了，打回頭了。
西洋的是走了斜徑，印度的是折返了。
惟有中國文明理論學問化順利成行。
《易經》與孔子之教是以人的修行來把理論與邏輯之隔，及邏輯與現實事物之隔來打開，通了過去了。
理論學問是知邊上的事，而中國人說的知亦就是行。
這行且必要是修行。
與西洋的或印度的宗教的修行不同，中國人的是在理論學問與制物行事上的修行。
以行為來把三角等分不是難事，但更要緊的是把這件事做得愉快，立方形的倍積用行為來作亦不是難事，而更主要的是這立方形要是有意思的。
還有無理數的問題在于中國的音樂好手與書畫好手輕易就解決，解決得愉快而有意思。
又如物理學的難題永遠運動，而在于中國文明，卻是現實有永生。
但中國的不同于西洋的，西洋人說的永生惟在神國，而中國的永生卻是在行事與物物的制品裡。
大學格物緻知的知是行，理論是有色的，中國的是理論學問的極緻，連公準與邏輯亦隻當是好玩而已，并不看得太嚴重。
所以理論與邏輯與現實事物原來就無間然。
所以中國文明能有那樣偉大的造形，自制器以至于王天下。
孔子所稱好學 希臘數學之祖泰利斯從埃及的寺院學得幾何，而中國是孔子從周柱下史老聃問禮，那邊的理論學問直從祭師而來，而我們這邊春秋戰國的諸子卻從王官出，王官比祭師更是政務的，所以中國的理論學問的出發點已是行為的，知即是行，講形而上學亦是有色的。
以《易經》為首的五經與四書，及此外諸子寫的皆是好文章，亦隻有理論的遍在，而且是第一手的理論才可能。
佛經還是文章不及。
柏拉圖集載希臘彼時諸家的論辯亦是有朝氣的清新文章，但是體制不備，意思有限。
中國的是理論學問的極緻，徹底到政治亦是教化，外國無此大教育法，他們的政治是統治。
外國亦無中國的好學習法。
諸子的書，講無論何種學問皆寫的是從最初的理論出發，寫到了枝葉末梢亦途中随處又點醒照顧到理論學問的最初。
而講到學習法則雖是兒童初入塾亦即是讀的經書，最淺的課本要算是《三字經》了，亦從“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是念的性命之學，重新像人類當初的直面于未知而悟得天人之理。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而教兒童就念起，而同時還有小學，教《弟子規》，要灑掃應對，以此養成感，好來格物緻知。
所以是從兒童就會領會得了理論學問是要生在修行裡。
我也是從幼時受這樣的教育，所以《書經·洪範》講建國的憲法而把五事排在前頭，當時讀了隻覺當然，是後來看了西洋的，覺可訝異要再想想，乃更知《洪範》裡說的是當然。
中國的這教學法不止是行于士，連做百工商賈的學徒，亦是一樣。
學徒三年出師，在那三年之中卻是學的藝還簡單，早起晏眠，灑掃應對，奉侍師的事可是好多，這就是為了教你手藝要結于做人的修行，做買賣生意亦要先要在廣大的世景裡。
所以中國的百工做得出殷周青銅器那樣變化無盡的造形，漢唐的絲綢商人開得西域文明。
至于士的教學法，孔子教其門人學六藝──禮樂射禦書數，都是行為的，造形的，以進于道，沒有個單講形而上學的。
柏拉圖标榜于其塾門“不會幾何學的不得入此”，他就隻曉得幾何學，六藝中書數的數。
《易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就是造形，而道寓于造形。
伏羲畫卦象而文明始理論化，又至孔子而此理論始學問化。
前此《書經》裡臯陶說教冑子要如何，尚隻一個數字，而“學”字是到孔子才正式上場。
“學”字篆書“”，是小子雙手玩卦爻于案上，因為《易經》是萬種學問之宗。
而孔子教的是建設大一統的人世的學問。
《論語》記孔子與門人問答之言，我每讀，如在讀的名陶工河井寬次郎的文中言陶器的意思，名畫家小倉遊龜的文中言畫理畫意，因為這在講話的人正是在作陶器的，在畫日本畫的，又如聽吳清源的好敵手木谷實一門師與弟子在研讨圍棋的理勢，而評論家則縱使說的同樣的話亦完全兩樣的。
《論語》言一個孝字，就有對祖先創始文明以來的一段曆史的感激。
講一個弟字，兄弟順行，就有着順次，以建立人世秩序的知的喜悅。
孔門又講侍師，是因為學師的學問就要學師的人，所以百工商賈的學徒要侍候師，亦是為這個原故。
而仙枝卻忽然問：“孔子門下沒有女弟子嗎？”她好像初次發見似的，我道孔子不收女弟子，但我也收女弟子。
孔子的理論學問是男性的，原是把女人文明來理論學問化的，但因曆史上是學問的初次正式上場，一下子把女人掉在遠遠的後頭了，孔子說“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是亦有着學問女子不會的意思在内。
可是自彼時以來，女人也與男人競争，唐朝還出了樊梨花，所以我今也收你們僅僅幾位女弟子的。
孔子是非常理知的，他不說惡人而說小人，隻是器局小而已，像數學者的看東西，他說女子亦是說得這樣理知的。
中國文明是至孔子才以學問說明了思考方法。
他說“吾嘗不食終日，不寝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這裡就是他與印度人的冥想分了家。
司馬遷著《史記》，自雲宗孔子的作《春秋》，“蓋欲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兩句正是孔子的思考方法。
釋迦的冥想可以到得窮極的大自然，連尚未有天理，天理是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要在萬物的成毀中才表現，你若要知天理，隻可在事物中去找，這就是要學禮樂射禦書數六藝了，一面學，一面思，如随處都有着天理，你這知所以亦即是行呢。
這樣的思所以自根本到得枝枝葉葉都是詩情的，亦都是理知的。
佛教修行的一些軌儀不算數。
希臘的單知說一句萬物皆數亦不能就算數。
所以孟子說“必有事焉”，思必要有個研究的課題，是志之所向。
“必有事焉，而勿怠勿忘，勿助長也”，這件事日常擱在心頭，不思想亦在思想，這就顔回的三月不違仁，故孔子稱惟回也是好學，其餘日月至焉而已。
如此我乃重新記起《易經》的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自然的運行是終古沒有一刻怠忘過的，做學問原來也要這樣的志氣清堅。
“勿助長”是等思想的新芽生出來，自然長成。
學問在革命 窮天下之際則知文明的造形，以制禮作樂。
通古今之變則文明可以不滅，曆劫而常新。
太古伏羲時代，是漢民族自世界文明的發祥地西南亞細亞東遷來到了黃河流域，起初對于這幾于全異的新環境的物物隻覺茫然，好不懷想故園舊地的，把來與現前的又比比又想想，卻忽然發見了兩者的物物的背後有着共通的象，是這樣發明了卦爻。
自此在新石器時代原來的女人文明的造形之上更展開了新的創造，即是黃帝以來至殷周的井田王制與宮室衣裳器皿舟車與文字的中國獨自形式的建造，并且其盛大為世界之冠，殷銅器即是一例。
那一段時期約互四千年間，中有一次夏禹治水，又擴大了範圍，那治水與疆理新禹域九州的啟發更有了天畀洪範，夏以後至殷周比夏以前的堯舜之世更另是一番規模，單看殷銅器即是以前所未有的。
而于是進了周末春秋戰國時代，夏殷周三代千數百年來的制度文物終于搖動解體了。
北方蠻族入侵，先是犬戎破了西京，周室東遷，其後約有百五十年間幾于華夏全域皆在戎狄的壓力之下。
與此情形類似，前有巴比倫埃及文明的被侵入的蠻族所篡代以緻變質，後有羅馬帝國的被蠻族所滅，歐洲進入漫漫長夜。
惟周末華夏得免，固然是齊桓公晉文公聯合諸侯尊王攘夷之功，但當時的人們實在是把華夏文明大大地反省了一番，這裡頭就出來了管仲這類的政治家與諸子的思想。
于是孔子提出了學問，至此文明的理論學問化乃完全成立了。
這就是以《易經》為首的十三經，主旨是要識得原理，即造形不妨毀了再建。
井田可廢，周朝的王制可改，但政治是教化，産業要有性情的原理則不可廢，三綱五常的原理不可改，王道霸道不可不分，形式有反于這幾個原理的，則隻有改形式，不可改原理，因為這幾個原理都是依于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的。
而看曆史的氣運，成毀之數，則是要把現狀直接對照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來看。
周末在蠻族入侵與井田制破壞的亂濤之中不被迷失，就是靠的這理論學問的智慧之光，而前去開出了秦朝漢朝。
漢武帝愛黃老而尊儒，漢唐的讀書人大多也是像這樣的，華夏第二次蠻族大入侵是晉朝五胡亂華。
也是靠黃老的氣概智略與之周旋，而以儒術開學校，興農桑，正朝廷之儀與民間的秩序，為時人立大信，故能以夏變夷，由北魏而開出隋唐的新天下。
文明理論學問化了則能不迷失。
彼時的儒者，東晉是王導，北魏是高允，豪傑與智士是劉裕、王猛、崔浩。
但是從唐朝起儒教似乎是遇到了一個危機。
以前女人始創文明，發明農業、天文、音樂與數與輪等都是知性的事，而及至要發明的都已發明了，此後隻耽于把它來美化，那知性就不覺地停滞了。
與此相似，《易經》為首的五經與四書的理論把文明來明明德，這亦原是知性的事，而及至都完成了，就惟有把來在生活中使之美化，而于是也不覺的把那知性來停滞了。
唐朝宋朝的詩文是好，把儒與黃老來美化，但那知性也是不覺地停滞了。
再也出不來像漢朝的賈誼與董仲舒揚雄這樣的士了。
也出不來張良王猛崔浩。
所以唐末宋末再遇到蠻族大侵入，這邊的應付就比那前兩次的大大的差勁了。
儒教的知性的光暗下去了，原來竟不隻是宋儒之咎。
所以這回遇到了西洋的侵略會是這樣的無知，來跟了西洋的思想走。
把《易經》為首的經書與諸子的理論學問的知性來加以磨淬使之發出新的光輝的，革命者的孫中山先生是開了頭，今日卻要我們來發展下去。
今先要：一、正文章。
二、刷新理論。
文章必要是漢文章，不可被西洋文學所污染是當然，但漢文章亦要分别三國以後與三國以前的文章；以三國時代為界，以前的春秋戰國的文章最是理論學問的，有知性的光，文章亦如數學物理學的是自然的美，比再以前的唐虞三代的《尚書》、《詩經》、《易經》的文章别有新意。
下去西漢的文章如賈誼的新書，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司馬相如的賦，司馬遷的《史記》，李陵的詩與《古詩十九首》，揚雄張衡王充之作，皆還是承春秋戰國文章的氣運，有理論學問的光，最後是三國曹操為殿。
三國以後，晉六朝之文绮麗不足珍，即是理論學問在文章的美化中停滞了。
惟李白是豪傑，他指出了這點。
李白的詩上承司馬相如李陵曹操，而李白之後遂無人能繼。
唐宋文章是停滞于美了。
杜詩是理論學問的文章的最美者，而清新峻拔的是晏殊、蘇轼、辛稼軒、姜白石，但是宋朝惟王安石的文章上接西漢。
好的東西必是美的，但美化則不好了。
女人文明後來隻是美，是停滞，理論學問亦會如此。
漢文章是到了國父孫先生才又上接春秋戰國諸子的文章。
至于宋儒，是連不會文章，也不懂得美，而把儒教來安定于一種情，規行矩步的情，書齋幽香的情，以及一種迂腐的情味，這是最把理論的學問來停滞的了。
難怪五四運動要打倒舊禮教。
但是今我們要來複興周秦始制禮教的精神來革新政治經濟的制度，并建立新的行儀。
中國的男人聰明，連帶女人亦變得英氣 物有數有理，更有德 三綱五常是男人接替了女人文明而始有的。
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今時文化人一聽即笑亦不笑，不屑與言，隻因為外國都沒有。
但若換言外國的大總統帶領百僚，父親率領兒子，夫妻同行，由丈夫開路，這你就聽得入耳了，三綱的綱字亦不過是這領頭之意。
可是細看來，中國的與外國的大有不同。
一、三綱始于夫婦，而外國的夫族叔侄與妻族的叔侄不分，此是其男人的地位并未确立。
中國由女人文明移渡到男人為主，即由女娲移渡到伏羲交代得十分明确，所以《易經》說夫婦定位為人倫之始。
而外國的男人沒有像中國男人的把文明來理論學問化的功績，由女人為主移渡到男人為主這一段的交代很暧昧。
外國的這一段交代是含有力的征服與支配在内，男人征服女人，父親支配兒子，國王威鎮群臣，是鬥争的關系。
所以這關系會因于力的變動而變，君臣之間，父子之間，夫婦之間，由專制到民主，必然要走到以憲法規定權利。
惟有中國的三綱是賓主之禮而行于君臣父子夫婦的尊卑親疏，所以沒有因時勢而專制與民主的話。
君唱臣和，如雲舜唱卿雲，群臣和之；父唱子和，如雲鶴鳴于垤，其子和之；夫唱婦和，如雲夫婦如琴瑟和鳴，琴鳴而瑟和之也。
君父夫的唱都有一個乾者創始之意，非比外國的是行使權力。
臣子妻的和都有一個坤者大順之意，非比外國的服從。
所以中國的三綱是要講天地自然之道，與外國的政治與家庭在開頭上、在根本上就不同了。
這是中國人有把文明與大自然來理論的學問化了才會的。
而五常是說明三綱的。
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加上兄弟朋友二倫，而為始的夫婦一倫即說是“妻者齊也”，此一齊字通于其他四倫，都是賓主之禮。
因為三綱五常是合于大自然的，所以憲法《洪範》講五行講祀，再講政治君臣，是把人事置于大自然中來說的。
而西洋憲法則光秃秃的隻有人事，講的權利義務。
所以革命亦隻中國能有，中國文明的天子是絕對的，而可以有湯武革命。
但仍無損天子之為絕對的尊貴，此在日本人簡直不敢想象。
這就是日本人的不能有文明的理論學問化，理論化是要把君德從特定的皇室的形式超離出來。
宗教者的拒絕理論，亦同于此，因為理論是要把神亦從特定的神名超離出來。
外國人怎麼的亦不能明白中國人的極似無神論而信神，與中國人的革命而尊王。
理論始于抽形。
從萬殊的物體抽形出來而有象，又從萬殊的物體抽象出來而有數與理，數與理遍在于萬物，習而用之以對應事物，是為數學與物理學。
但是萬物于數與理之外還有德，如雲竹有君子之操，牡丹有美人之姿。
德亦要從萬殊的物體抽象出來觀得之。
《易經》于言數與理之外，更把物形背後的象總約于八類，萬物之德備于八卦象，動而為六十四卦的情緒與操守。
于是又把八卦象來抽離了而總約于陰陽之德，最後更趨離陰陽而總約于大自然的意志與息。
岡潔稱之為大自然的善意。
萬物始于此大自然的善意，故萬物皆有德，行于八卦象而為八德。
如乾為天，其德大始，坤為地，其德大順，離為火，其德明麗，坎為水，其德柔潤，艮為山，其德安止，兌為澤，其德蕃滋，震為雷，其德赫烈，巽為風，其德為思。
學生時代我以為大自然何有意志，人自妄臆之耳。
後來才知大自然意志是有的，故萬物皆有其約束，水必是水，石必是石，草木自苗成長至開花結實，皆照預定的目的。
今世紀的發見，核子的團結，其相互間的引力強極了，但若過了一定距離，則引力變為斥力，為保持原距離，此即是有意志的了。
銀河宇宙的秩序亦是有大自然的意志在維持的。
學生時代我又以為自然界原無美醜，人的主觀以其為美為醜耳，這亦是到了後來我才知道自然界之物自有美醜，而以美為主。
是故八卦象的底子都是貞吉。
西洋有蘇格拉底言真善美，基督教說信望愛，但是都不知大自然有八卦象的八德。
此八卦象的八德更動而為六十四卦象的六十四德。
中國文明的造形與行事即是要葉于大自然的此八德與六十四德。
六十四德這裡舉其開頭的九德為例： 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山下出水、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而隻此已可注意到，理論起于抽形，更進而抽象，物有數有理有德，三者皆是抽象的東西，數與理是一定的，可被度量而知，可以邏輯而知。
而物之德則不是可被度量與用邏輯來知道，而是要以修行，如嬰兒、女人、詩人、庸人，其知花之美之德，各人不同，物之德不像數與理的一定于大家知道了都一樣。
于物之數與理不必要有做人的修行，所以憑數與理的制品沒有德。
德必是修行的。
物有德始可以蓋情 《易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萬物都是生成的，一塊石一株草都有它的在生成曆程中意志與息的所思，這思就是德了。
凡文明的制器，如一件好陶器裡便亦是有着思，不一定是在思的什麼，單是有着思似的。
這就是器之德了。
凡器皆有數與理，但必還有德，才是文明的東西的造形。
以前新石器時代女人始創文明即是悟得了這物之數與理，與物之德，所以天來的做得了文明最基本的那幾樣發明，農業、天文、數學、音樂、輪等，那時過的日子樣樣都是好的。
原來物之數與理與德三者之中，最難知的是物之德，而女
數學者與物理學者亦要是詩人，否則你的抽象的理與有形的物即已有着一層間隔，如何普遍得？ 原來看理不如看物。
譬如天地間之理來看一枝花，你未必能知花。
你隻顧茫然的看花，要等你有朝一日忽然在這花裡看出了理，才為真知。
你看出的也仍是那個天地之理，但它是帶有色的理了。
這裡就有你的創造，所以你歡喜，覺有所得呢。
數學固然是可以通于萬物，但必須是包括無理數與有理數的完全數學，這完全數學要修行才會，譬如作畫與作陶的絕對圓，絕對方，與三弦名手彈出絕對精密的一音。
物理學也是如此。
莊子說見彈而求炸鹌鹑，計算得太早了些呢，數學與物理學都不過是彈，你還要會打彈。
論普遍性，文章之理遠比數學物理學的理更有普遍性，然而文章之士不可與言治國，因為政治與文章之理雖一緻，形卻各别，理要通得過萬物之形。
若通得過萬物之形，就是萬物可以一統和諧了。
而西洋用數學物理學所營造的物物卻是抹煞了物形的個性，使之屈服于數理物理，所以不得和諧，冷峻各自，不得統一。
與此相對照，《易經》的說數，說卦象與器物的造形，完全是别一境界了。
第三句，可證性是在于大自然的意志的約束，有其目的性，但路上通過陰陽變化，多有偶然，如天之約束是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但時間上也許略有些出入，而且周朝之後出來了漢朝，不是可以再現周朝。
而科學方法的可證性卻是制造得出同樣的東西。
今乃至學校的教育也用科學的方法，畢業出來的學生都像機制品的沒有個性，這叫做可證性嗎？文明有一個信字，數學與物理學也是因于這個信字，而科學方法的可證性卻是把這個信字來馬虎化了。
數學與物理學要與人的修行相結，才能發揮其于物的信。
在制物造形的思與行 惟大智慧人能提出一般俗學者所不感覺的問題。
日本柔道十段的三船氏說：“我隻是比人能思省什麼是柔道。
”世界的數學者岡潔在日本天皇面前受文化勳賞時，天皇的垂詢即為“數學是什麼”。
岡潔與寫《秋瑾傳》的小說作家武田泰淳對話，武田把數學與自然科學混說，岡潔叱曰：“數學不是自然科學！科學又哪知自然！”武田一驚，曰：“啊，數學是最高深的了，先生真是做了偉大的成績。
”岡潔怒曰：“我若下世為人，再也不做數學者，數學所能到達的太淺了。
” 在于西洋，除了二千五百年前畢達戈拉斯因碰上了無理數，而對數學的信心搖了一搖之外，至今無人去想數學是什麼。
還有物理學是東洋得物理學諾貝爾獎第一人，發見介子的湯川秀樹在他的著書裡寫道：“物理學上徒然發見了素粒子領域的現象，而不能解釋何以會有如此這般現象的存在理由。
物理學竟是并不能對應得自然現象的。
物理學原來并非學問的主幹，而隻是一個旁枝而已嗎？物理學今已到了盡頭了，今後十年至十五年可以要做的都已做畢，再下去縱使還有可做的，也已與基本問題無關了，物理學所不能到達的總歸是不能到達的了。
”最後湯川提出了“素粒子領域的諸現象的背後是什麼”的問題。
以前畢達戈拉斯碰上了無理數而為數學的限界感到了惶惑，這是真正的大天才者才能有的惶惑，而現在美國式的俗學者卻說是有了微分與集合這一類方法之後，無理數的問題已不再存在了。
物理學上湯川的惶惑是畢達戈拉斯以來僅有的大天才者的惶惑，然而随即有一般俗學者在用舊唯物辯證法的改進邏輯學來新訂了素粒子的構成與轉換表式，說素粒子的生滅其實還是不過物質在變轉，說素粒子現象的似是物質又似非物質、不可逆而皆可逆的難題，隻須把來标定幾分之幾是物質，又幾分非物質，用四舍五入的辯證法而得解決，還有可逆而同時非可逆的現象亦是可用相對論的方法來處理得的，俗學者就是這樣的把大天才者提出的問題來掩沒，好又安心。
他們最怕大天才者抉開一道天光照進屋子裡來。
湯川此外還更提出了一個現實的大問題是科學的進步發明了原子炸彈，科學又泛濫了工場與農藥的公害，但是又不可阻止，也不能阻止科學的進步呀，他感到非常深刻的惶惑。
他與愛因斯坦等号召組織世界聯邦，企圖避免核兵器戰争，他不知此外還可有什麼好方法。
岡潔與湯川皆是提出了問題而不能解答，我今竟能來解答了，隻因為我是發明《易經》的中國人。
這問題的解答是在數學與物理學要與人的修行相結合，以此使數學與物理學有色，這就是創造了。
新石器時代發明數學與物理學，當初就是有象與有行為的，但在西洋，是從希臘時已開始離脫了。
所謂數學上古來的難問題，一、以圓規與三角闆求角的三等分問題，二、立方倍積問題。
兩者其實都是可以行為來解決的，譬如把一張紙折三折就可以把角來三等分。
又譬如用一塊泥土來捏就可以捏就立方形的倍積的。
而他們以為必要用幾何學來演算才是真的答案，那是偏執。
數學是理論的，理論比事實更真，此原是學問的大信。
一件東西，它雖現擺在你面前，你要能把它的存在之故有一種說明，你才是知道它，它才是的确存在着了。
否則也許隻是一個幻象。
這是文明人才有的想法，前此舊石器人的是圖騰，沒有說明原故。
新石器人開創了文明才有神話，神話是說明人的由來與天地萬物的原故的了。
以後更作理論的說明，這才是學問化了。
人以理論來定大信，原來是有着這段曆史的。
但是有理論所行不去的怎麼辦呢？你若不能否定那理論，你就隻可否定那事實。
希臘人以為不能以數學方法處理的都不算數，這就是希臘的學問精神。
今湯川秀樹的亦還是這學問精神，他說他不讀宗教的經書，因為讀到行奇迹處不是科學者的他所能接受。
但是這又并不對。
原來理論與邏輯有着一間隔，而邏輯與事物又有着一間隔。
後者的間隔更大。
佛教的相宗講理論，即是指出了這雙重間隔。
結果佛教否定了事物，不合于理論邏輯的事物隻是幻象，你當它在着，那隻是你的妄識。
但沒有事物可合可證的邏輯理論也是個妄識。
希臘的是一種苟且的理論學問，而印度佛教的則是理論學問的夭折。
何謂理論與邏輯有一隔？理論因于邏輯，邏輯因于自理與公準，而理論不能說明邏輯的此自理與公準，譬如幾何是一種理論的學問，有幾何學的點線與五自理，而以幾何學不能求證那點線與五自理的何故如此的理由。
又，數學上的相等不相等的幾條公準，也是不能以數學來求證的。
此處即是數學這門理論學問還欠着一個自覺。
又何謂邏輯與事物有一隔？邏輯在明是非，但現實的事物有方是方非，方非方是，然則邏輯倒是要被糾正，理論倒是要因于事物，不因于邏輯了。
但此事物又被誰證明其不是幻象妄識而是真的呢？這個問題西洋人一直不能解決，而放置着不管，就成了今日西洋社會的營造全是沙上建塔。
印度人也不能解決，所以後來印度人就根本沒有建設。
文明的理論學問化也真是險着。
你若不要理論學問化，就像許多古文明國的隻有滅亡，而你進行文明的理論學問化途中，若第一道關隘第二道關隘通不過，你就不是走小徑斜路，就隻有停止了，打回頭了。
西洋的是走了斜徑，印度的是折返了。
惟有中國文明理論學問化順利成行。
《易經》與孔子之教是以人的修行來把理論與邏輯之隔，及邏輯與現實事物之隔來打開，通了過去了。
理論學問是知邊上的事，而中國人說的知亦就是行。
這行且必要是修行。
與西洋的或印度的宗教的修行不同，中國人的是在理論學問與制物行事上的修行。
以行為來把三角等分不是難事，但更要緊的是把這件事做得愉快，立方形的倍積用行為來作亦不是難事，而更主要的是這立方形要是有意思的。
還有無理數的問題在于中國的音樂好手與書畫好手輕易就解決，解決得愉快而有意思。
又如物理學的難題永遠運動，而在于中國文明，卻是現實有永生。
但中國的不同于西洋的，西洋人說的永生惟在神國，而中國的永生卻是在行事與物物的制品裡。
大學格物緻知的知是行，理論是有色的，中國的是理論學問的極緻，連公準與邏輯亦隻當是好玩而已，并不看得太嚴重。
所以理論與邏輯與現實事物原來就無間然。
所以中國文明能有那樣偉大的造形，自制器以至于王天下。
孔子所稱好學 希臘數學之祖泰利斯從埃及的寺院學得幾何，而中國是孔子從周柱下史老聃問禮，那邊的理論學問直從祭師而來，而我們這邊春秋戰國的諸子卻從王官出，王官比祭師更是政務的，所以中國的理論學問的出發點已是行為的，知即是行，講形而上學亦是有色的。
以《易經》為首的五經與四書，及此外諸子寫的皆是好文章，亦隻有理論的遍在，而且是第一手的理論才可能。
佛經還是文章不及。
柏拉圖集載希臘彼時諸家的論辯亦是有朝氣的清新文章，但是體制不備，意思有限。
中國的是理論學問的極緻，徹底到政治亦是教化，外國無此大教育法，他們的政治是統治。
外國亦無中國的好學習法。
諸子的書，講無論何種學問皆寫的是從最初的理論出發，寫到了枝葉末梢亦途中随處又點醒照顧到理論學問的最初。
而講到學習法則雖是兒童初入塾亦即是讀的經書，最淺的課本要算是《三字經》了，亦從“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是念的性命之學，重新像人類當初的直面于未知而悟得天人之理。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而教兒童就念起，而同時還有小學，教《弟子規》，要灑掃應對，以此養成感，好來格物緻知。
所以是從兒童就會領會得了理論學問是要生在修行裡。
我也是從幼時受這樣的教育，所以《書經·洪範》講建國的憲法而把五事排在前頭，當時讀了隻覺當然，是後來看了西洋的，覺可訝異要再想想，乃更知《洪範》裡說的是當然。
中國的這教學法不止是行于士，連做百工商賈的學徒，亦是一樣。
學徒三年出師，在那三年之中卻是學的藝還簡單，早起晏眠，灑掃應對，奉侍師的事可是好多，這就是為了教你手藝要結于做人的修行，做買賣生意亦要先要在廣大的世景裡。
所以中國的百工做得出殷周青銅器那樣變化無盡的造形，漢唐的絲綢商人開得西域文明。
至于士的教學法，孔子教其門人學六藝──禮樂射禦書數，都是行為的，造形的，以進于道，沒有個單講形而上學的。
柏拉圖标榜于其塾門“不會幾何學的不得入此”，他就隻曉得幾何學，六藝中書數的數。
《易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就是造形，而道寓于造形。
伏羲畫卦象而文明始理論化，又至孔子而此理論始學問化。
前此《書經》裡臯陶說教冑子要如何，尚隻一個數字，而“學”字是到孔子才正式上場。
“學”字篆書“”，是小子雙手玩卦爻于案上，因為《易經》是萬種學問之宗。
而孔子教的是建設大一統的人世的學問。
《論語》記孔子與門人問答之言，我每讀，如在讀的名陶工河井寬次郎的文中言陶器的意思，名畫家小倉遊龜的文中言畫理畫意，因為這在講話的人正是在作陶器的，在畫日本畫的，又如聽吳清源的好敵手木谷實一門師與弟子在研讨圍棋的理勢，而評論家則縱使說的同樣的話亦完全兩樣的。
《論語》言一個孝字，就有對祖先創始文明以來的一段曆史的感激。
講一個弟字，兄弟順行，就有着順次，以建立人世秩序的知的喜悅。
孔門又講侍師，是因為學師的學問就要學師的人，所以百工商賈的學徒要侍候師，亦是為這個原故。
而仙枝卻忽然問：“孔子門下沒有女弟子嗎？”她好像初次發見似的，我道孔子不收女弟子，但我也收女弟子。
孔子的理論學問是男性的，原是把女人文明來理論學問化的，但因曆史上是學問的初次正式上場，一下子把女人掉在遠遠的後頭了，孔子說“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是亦有着學問女子不會的意思在内。
可是自彼時以來，女人也與男人競争，唐朝還出了樊梨花，所以我今也收你們僅僅幾位女弟子的。
孔子是非常理知的，他不說惡人而說小人，隻是器局小而已，像數學者的看東西，他說女子亦是說得這樣理知的。
中國文明是至孔子才以學問說明了思考方法。
他說“吾嘗不食終日，不寝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這裡就是他與印度人的冥想分了家。
司馬遷著《史記》，自雲宗孔子的作《春秋》，“蓋欲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兩句正是孔子的思考方法。
釋迦的冥想可以到得窮極的大自然，連尚未有天理，天理是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要在萬物的成毀中才表現，你若要知天理，隻可在事物中去找，這就是要學禮樂射禦書數六藝了，一面學，一面思，如随處都有着天理，你這知所以亦即是行呢。
這樣的思所以自根本到得枝枝葉葉都是詩情的，亦都是理知的。
佛教修行的一些軌儀不算數。
希臘的單知說一句萬物皆數亦不能就算數。
所以孟子說“必有事焉”，思必要有個研究的課題，是志之所向。
“必有事焉，而勿怠勿忘，勿助長也”，這件事日常擱在心頭，不思想亦在思想，這就顔回的三月不違仁，故孔子稱惟回也是好學，其餘日月至焉而已。
如此我乃重新記起《易經》的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自然的運行是終古沒有一刻怠忘過的，做學問原來也要這樣的志氣清堅。
“勿助長”是等思想的新芽生出來，自然長成。
學問在革命 窮天下之際則知文明的造形，以制禮作樂。
通古今之變則文明可以不滅，曆劫而常新。
太古伏羲時代，是漢民族自世界文明的發祥地西南亞細亞東遷來到了黃河流域，起初對于這幾于全異的新環境的物物隻覺茫然，好不懷想故園舊地的，把來與現前的又比比又想想，卻忽然發見了兩者的物物的背後有着共通的象，是這樣發明了卦爻。
自此在新石器時代原來的女人文明的造形之上更展開了新的創造，即是黃帝以來至殷周的井田王制與宮室衣裳器皿舟車與文字的中國獨自形式的建造，并且其盛大為世界之冠，殷銅器即是一例。
那一段時期約互四千年間，中有一次夏禹治水，又擴大了範圍，那治水與疆理新禹域九州的啟發更有了天畀洪範，夏以後至殷周比夏以前的堯舜之世更另是一番規模，單看殷銅器即是以前所未有的。
而于是進了周末春秋戰國時代，夏殷周三代千數百年來的制度文物終于搖動解體了。
北方蠻族入侵，先是犬戎破了西京，周室東遷，其後約有百五十年間幾于華夏全域皆在戎狄的壓力之下。
與此情形類似，前有巴比倫埃及文明的被侵入的蠻族所篡代以緻變質，後有羅馬帝國的被蠻族所滅，歐洲進入漫漫長夜。
惟周末華夏得免，固然是齊桓公晉文公聯合諸侯尊王攘夷之功，但當時的人們實在是把華夏文明大大地反省了一番，這裡頭就出來了管仲這類的政治家與諸子的思想。
于是孔子提出了學問，至此文明的理論學問化乃完全成立了。
這就是以《易經》為首的十三經，主旨是要識得原理，即造形不妨毀了再建。
井田可廢，周朝的王制可改，但政治是教化，産業要有性情的原理則不可廢，三綱五常的原理不可改，王道霸道不可不分，形式有反于這幾個原理的，則隻有改形式，不可改原理，因為這幾個原理都是依于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的。
而看曆史的氣運，成毀之數，則是要把現狀直接對照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來看。
周末在蠻族入侵與井田制破壞的亂濤之中不被迷失，就是靠的這理論學問的智慧之光，而前去開出了秦朝漢朝。
漢武帝愛黃老而尊儒，漢唐的讀書人大多也是像這樣的，華夏第二次蠻族大入侵是晉朝五胡亂華。
也是靠黃老的氣概智略與之周旋，而以儒術開學校，興農桑，正朝廷之儀與民間的秩序，為時人立大信，故能以夏變夷，由北魏而開出隋唐的新天下。
文明理論學問化了則能不迷失。
彼時的儒者，東晉是王導，北魏是高允，豪傑與智士是劉裕、王猛、崔浩。
但是從唐朝起儒教似乎是遇到了一個危機。
以前女人始創文明，發明農業、天文、音樂與數與輪等都是知性的事，而及至要發明的都已發明了，此後隻耽于把它來美化，那知性就不覺地停滞了。
與此相似，《易經》為首的五經與四書的理論把文明來明明德，這亦原是知性的事，而及至都完成了，就惟有把來在生活中使之美化，而于是也不覺的把那知性來停滞了。
唐朝宋朝的詩文是好，把儒與黃老來美化，但那知性也是不覺地停滞了。
再也出不來像漢朝的賈誼與董仲舒揚雄這樣的士了。
也出不來張良王猛崔浩。
所以唐末宋末再遇到蠻族大侵入，這邊的應付就比那前兩次的大大的差勁了。
儒教的知性的光暗下去了，原來竟不隻是宋儒之咎。
所以這回遇到了西洋的侵略會是這樣的無知，來跟了西洋的思想走。
把《易經》為首的經書與諸子的理論學問的知性來加以磨淬使之發出新的光輝的，革命者的孫中山先生是開了頭，今日卻要我們來發展下去。
今先要：一、正文章。
二、刷新理論。
文章必要是漢文章，不可被西洋文學所污染是當然，但漢文章亦要分别三國以後與三國以前的文章；以三國時代為界，以前的春秋戰國的文章最是理論學問的，有知性的光，文章亦如數學物理學的是自然的美，比再以前的唐虞三代的《尚書》、《詩經》、《易經》的文章别有新意。
下去西漢的文章如賈誼的新書，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司馬相如的賦，司馬遷的《史記》，李陵的詩與《古詩十九首》，揚雄張衡王充之作，皆還是承春秋戰國文章的氣運，有理論學問的光，最後是三國曹操為殿。
三國以後，晉六朝之文绮麗不足珍，即是理論學問在文章的美化中停滞了。
惟李白是豪傑，他指出了這點。
李白的詩上承司馬相如李陵曹操，而李白之後遂無人能繼。
唐宋文章是停滞于美了。
杜詩是理論學問的文章的最美者，而清新峻拔的是晏殊、蘇轼、辛稼軒、姜白石，但是宋朝惟王安石的文章上接西漢。
好的東西必是美的，但美化則不好了。
女人文明後來隻是美，是停滞，理論學問亦會如此。
漢文章是到了國父孫先生才又上接春秋戰國諸子的文章。
至于宋儒，是連不會文章，也不懂得美，而把儒教來安定于一種情，規行矩步的情，書齋幽香的情，以及一種迂腐的情味，這是最把理論的學問來停滞的了。
難怪五四運動要打倒舊禮教。
但是今我們要來複興周秦始制禮教的精神來革新政治經濟的制度，并建立新的行儀。
中國的男人聰明，連帶女人亦變得英氣 物有數有理，更有德 三綱五常是男人接替了女人文明而始有的。
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今時文化人一聽即笑亦不笑，不屑與言，隻因為外國都沒有。
但若換言外國的大總統帶領百僚，父親率領兒子，夫妻同行，由丈夫開路，這你就聽得入耳了，三綱的綱字亦不過是這領頭之意。
可是細看來，中國的與外國的大有不同。
一、三綱始于夫婦，而外國的夫族叔侄與妻族的叔侄不分，此是其男人的地位并未确立。
中國由女人文明移渡到男人為主，即由女娲移渡到伏羲交代得十分明确，所以《易經》說夫婦定位為人倫之始。
而外國的男人沒有像中國男人的把文明來理論學問化的功績，由女人為主移渡到男人為主這一段的交代很暧昧。
外國的這一段交代是含有力的征服與支配在内，男人征服女人，父親支配兒子，國王威鎮群臣，是鬥争的關系。
所以這關系會因于力的變動而變，君臣之間，父子之間，夫婦之間，由專制到民主，必然要走到以憲法規定權利。
惟有中國的三綱是賓主之禮而行于君臣父子夫婦的尊卑親疏，所以沒有因時勢而專制與民主的話。
君唱臣和，如雲舜唱卿雲，群臣和之；父唱子和，如雲鶴鳴于垤，其子和之；夫唱婦和，如雲夫婦如琴瑟和鳴，琴鳴而瑟和之也。
君父夫的唱都有一個乾者創始之意，非比外國的是行使權力。
臣子妻的和都有一個坤者大順之意，非比外國的服從。
所以中國的三綱是要講天地自然之道，與外國的政治與家庭在開頭上、在根本上就不同了。
這是中國人有把文明與大自然來理論的學問化了才會的。
而五常是說明三綱的。
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加上兄弟朋友二倫，而為始的夫婦一倫即說是“妻者齊也”，此一齊字通于其他四倫，都是賓主之禮。
因為三綱五常是合于大自然的，所以憲法《洪範》講五行講祀，再講政治君臣，是把人事置于大自然中來說的。
而西洋憲法則光秃秃的隻有人事，講的權利義務。
所以革命亦隻中國能有，中國文明的天子是絕對的，而可以有湯武革命。
但仍無損天子之為絕對的尊貴，此在日本人簡直不敢想象。
這就是日本人的不能有文明的理論學問化，理論化是要把君德從特定的皇室的形式超離出來。
宗教者的拒絕理論，亦同于此，因為理論是要把神亦從特定的神名超離出來。
外國人怎麼的亦不能明白中國人的極似無神論而信神，與中國人的革命而尊王。
理論始于抽形。
從萬殊的物體抽形出來而有象，又從萬殊的物體抽象出來而有數與理，數與理遍在于萬物，習而用之以對應事物，是為數學與物理學。
但是萬物于數與理之外還有德，如雲竹有君子之操，牡丹有美人之姿。
德亦要從萬殊的物體抽象出來觀得之。
《易經》于言數與理之外，更把物形背後的象總約于八類，萬物之德備于八卦象，動而為六十四卦的情緒與操守。
于是又把八卦象來抽離了而總約于陰陽之德，最後更趨離陰陽而總約于大自然的意志與息。
岡潔稱之為大自然的善意。
萬物始于此大自然的善意，故萬物皆有德，行于八卦象而為八德。
如乾為天，其德大始，坤為地，其德大順，離為火，其德明麗，坎為水，其德柔潤，艮為山，其德安止，兌為澤，其德蕃滋，震為雷，其德赫烈，巽為風，其德為思。
學生時代我以為大自然何有意志，人自妄臆之耳。
後來才知大自然意志是有的，故萬物皆有其約束，水必是水，石必是石，草木自苗成長至開花結實，皆照預定的目的。
今世紀的發見，核子的團結，其相互間的引力強極了，但若過了一定距離，則引力變為斥力，為保持原距離，此即是有意志的了。
銀河宇宙的秩序亦是有大自然的意志在維持的。
學生時代我又以為自然界原無美醜，人的主觀以其為美為醜耳，這亦是到了後來我才知道自然界之物自有美醜，而以美為主。
是故八卦象的底子都是貞吉。
西洋有蘇格拉底言真善美，基督教說信望愛，但是都不知大自然有八卦象的八德。
此八卦象的八德更動而為六十四卦象的六十四德。
中國文明的造形與行事即是要葉于大自然的此八德與六十四德。
六十四德這裡舉其開頭的九德為例： 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山下出水、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而隻此已可注意到，理論起于抽形，更進而抽象，物有數有理有德，三者皆是抽象的東西，數與理是一定的，可被度量而知，可以邏輯而知。
而物之德則不是可被度量與用邏輯來知道，而是要以修行，如嬰兒、女人、詩人、庸人，其知花之美之德，各人不同，物之德不像數與理的一定于大家知道了都一樣。
于物之數與理不必要有做人的修行，所以憑數與理的制品沒有德。
德必是修行的。
物有德始可以蓋情 《易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萬物都是生成的，一塊石一株草都有它的在生成曆程中意志與息的所思，這思就是德了。
凡文明的制器，如一件好陶器裡便亦是有着思，不一定是在思的什麼，單是有着思似的。
這就是器之德了。
凡器皆有數與理，但必還有德，才是文明的東西的造形。
以前新石器時代女人始創文明即是悟得了這物之數與理，與物之德，所以天來的做得了文明最基本的那幾樣發明，農業、天文、數學、音樂、輪等，那時過的日子樣樣都是好的。
原來物之數與理與德三者之中，最難知的是物之德，而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