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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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最高之學術,國家最大之名譽也。

    有腓立大王為之君,有崔特裡茲為之相,而後汗德之《純理批評》得出版而無所憚。

    故學者之名譽,君與相實共之。

    今以國家最高之學府,而置此學而不講,斷非所以示世界也。

    況哲學自直接言之,固不能辭其為無用之學,而自間接言之,則世所号為最有用之學如教育學等,非有哲學之預備,殆不能解其真意。

    即令一無所用,亦斷無廢之之理,況乎其有無用之用哉。

     (三)必以外國之哲學與中國古來之學術不相容也。

     吾謂張尚書之意,豈獨對外國哲學為然哉,其對我國之哲學,亦未嘗不有戒心焉。

    故周、秦諸子之學,皆在所擯棄,而宋儒之理學,獨限于其道德哲學之範圍内研究之。

    然此又大謬不然者也。

    《易》不言太極,則無以明其生生之旨,周子》不言無極,則無以固其主靜之說;伊川、晦庵若不言理與氣,則其存養省察之說為無根柢。

    故欲離其形而上學而研究其道德哲學,全不可能之事也。

    至周、秦諸子之說,雖若時與儒家相反對,然欲知儒家之價值,亦非盡知其反對諸家之說不可,況乎其各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者哉。

    今日之時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時代,而非教權專制之時代。

    苟儒家之說而有價值也,則因研究諸子之學而益明其無價值也,雖罷斥百家,适足滋世人之疑惑耳。

    吾竊歎尚書之知之與杞人等也!昔日杞人有憂天堕而壓己者,尚書之憂道!無乃類是。

    若夫西洋哲學之于中國哲學,其關系亦與諸子哲學之于儒教哲學等。

    今即不論西洋哲學自己之價值,而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學,勢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學。

    異日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決也。

    然則尚書之遠慮及此,亦不免三思而惑者矣。

     尚書所以廢哲學科之理由,當不外此三者。

    此恐不獨尚書一人之意見為然,吾國士大夫之大半,當無不懷此疑慮者也。

    而其不足疑慮也,既如上所述,則尚書之廢此科,雖欲不謂之無理由,不可得也。

    若不改此根本之謬誤,則他日此二科中所養成之人才,其優于占畢帖括之學者幾何,而我國之經學文學,不至墜于地不已。

    此餘所為不能默爾而息者也。

     由上文所述觀之,不但尚書之廢哲學一科為無理由,而哲學之不可不特立一科,又經學科中之不可不授哲學,其故可睹矣。

    至文學與哲學之關系,其密切亦不下于經學。

    今天吾國文學上之最可寶貴者,孰過于周、秦以前之古典乎?《系辭》上、下傳實與《孟子》、《戴記》等為儒家最粹之文學,若自其思想言之,則又純粹之哲學也。

    今不解其思想,而但玩其文辭,則其文學上之價值已失其大半。

    此外周、秦諸子,亦何莫不然。

    自宋以後,哲學漸與文學離,然如《太極圖說)《通書》、《正蒙》、《皇極經世》等,自文辭上觀之,雖欲不謂之工,豈可得哉?此外如朱子之于南宋、陽陰之于明,非獨以哲學鳴,言其文學,亦斷非同時龍川、水心及前後七子等之所能及也。

    凡此諸子之書,亦哲學,亦文學。

    今舍其哲學,而徒研究其文學,欲其完全解釋,安可得也!西洋之文學亦然。

    柏拉圖之《問答篇》、魯克來谑斯之《物性賦》,皆具哲學文學二者之資格。

    特如文學中之詩歌一門,尤與哲學有同一之性質。

     其所欲解釋者,皆宇宙人生上根本之問題。

    不過其解釋之方法,一直觀的,一思考的,一頓悟的,一合理的耳。

    讀者觀格代、希爾列爾之戲曲,所負于斯披諾若、汗德者如何,則思過半矣。

    今文學科大學中,既授外國文學矣,不解外國哲學之大意而欲全解其文學,是猶卻行而求前,南轅而北其轍,必不可得之數也。

    且定美之标準與文學上之原理者,亦唯可于哲學之一分科之美學中求之。

    雖有文學上之天才者,無俟此學之教訓,而無才者亦不能以此等抽象之學問養成之。

    然以有此等學故,得使曠世之才稍省其勞力,而中智之人不惑于歧途,其功固不可沒也。

    故哲學之重要,自經學上言之則如彼,自文學上言之則如此,是故不冀經學、文學之發達則已,苟謀其發達進步,則此二科之章程不可不自根本上改善之也。

     除此根本之大謬外,特将其枝葉之謬,論之如左: 一、經學科大學與文學科大學之不可分而為二也。

    經學家之言曰:&ldquo六經天下之至文。

    &rdquo文學家之言曰:&ldquo約六經之旨以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