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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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失而後可，必私與蔽相因而後可。
不然，則理者情欲之不爽失之謂，知之失，安得即謂之非理？今乃曰：“欲之失為私不為蔽”，一若私與蔽全為二物者，自其哲學之全體觀之，不可謂之非矛盾也。
厥後阮文達又推闡戴氏之說，而作《性命古訓》（《挈經室一集》卷十），複括其意，作《節性齋主人小像跋》一篇（《挈經室再續集》卷一），其文曰： 餘講學不敢似學案立宗旨，惟知言性則溯始《召诰》之“節性”，迄于《孟子》之“性善”，不立空談、不生異說而已。
性字之造，于周召之前，從心則包仁、義、禮、智等在内，從生則包味、臭、色、聲等在内。
是故周召之時，解性字者樸實不亂。
何也？字如此實造，事亦如此實講。
周召知性中有欲，必須節之。
節者，如有所節制，使不逾尺寸也。
以節字制天下後世之性，此聖人萬世可行，得中庸之道也。
《中庸》之“率性”（率同帥），猶《召浩》之“節性”也……至于各義，已詳餘《性命古訓》篇。
《虞夏書》内無性字。
性字始見于《書·西伯戡黎》（天性）、《召诰》（節性）、《詩·卷阿》（彌性）。
古性字之義，包于命字之中，其字乃商、周孳生之字，非倉顔所造。
從心則包仁義等事（人非仁義，無以為生），從生則包食色等事（人非食色，無以生生）。
孟子曰：“動心忍性。
”若性但須複，何必言忍？忍即節也。
故阮氏之說，全袒戴氏，其所增益者，不過引《書·召诰》，《詩·卷阿》之說，為戴氏之未及，又分析性之字義而已。
二氏之意，在申三代秦漢之古義以攻擊唐宋以後雜于老、佛之新學。
戴氏于《孟子字義疏證》外，其攻擊新學，尤詳于《答彭進士書》。
其弟子段若膺氏謂此書“以六經、孔孟之旨，還之六經、孔孟，以程朱之旨，還之程朱，以陸王、佛氏之旨，還之陸王、佛氏”。
誠哉此言也！阮氏于《性命古訓》中，亦力攻李翺複性之說。
又作《塔性說）（《挈經室續集》卷三）以為翻譯者，但用典中“性”字，以當佛經無得而稱之物，而唐人更以經中“性”字當之。
其說與唐宋以來千餘年之說，其優劣如何，暫置勿論。
要之，以宋儒之說還宋儒，以三代之說還三代，而使吾人得明認三代與唐宋以後之說之所以異，其功固不可沒也。
蓋吾中國之哲學，皆有實際的性質，而此性質于北方之學派中為尤著。
古代北方之學派中非無深邃統一之哲學，然皆以實用為宗旨。
《易》之旨在于前民用，《洪範》之志在于叙彜倫，故生生主義者，北方哲學之唯一大宗旨也。
苟無當于生生之事者，北方學者之所不道。
故孔墨之徒，皆汲汲以用世為事。
惟老莊之徒，生于南方，（莊子楚人，雖生于宋，而釣于濮水。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陳地，水也。
”此時陳已為楚滅，則亦楚地也。
故楚王欲以為相）遁世而不悔，其所說雖不出實用之宗旨，然其言性與道，頗有出于北方學者之外者。
蓋北方土地硗瘠，人民圖生事之不暇，奚暇談空理？其偏于實際，亦自然之勢也。
至江、淮以南，富水利，多魚鹽，其為生也較易，故有思索之餘暇。
《史記·貨殖列傳》曰： 總之，吳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馑之患。
以故皆麻偷生，無積聚而貧。
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
理論哲學之起于南方，豈不以此也乎？此外古代幽深玄遠之哲學，所以起于印度、希臘者，其原因亦存于此。
至魏晉以後，南方之哲學，與印度哲學之一部代興于中國，然以不合于我國人實際之性質，故我國北方之學者亦自覺其理論之不如彼也。
三者混合，而成宋元明三朝之學術。
至國朝而三者之說倶微矣。
自漢學盛行，而學者以其考證之眼轉而攻究古代之性命、道德之說，于是古代北方之哲學複明，而有複活之态度。
度戴、阮二氏之說，實代表國朝漢學派一般之思想，亦代表吾國人一般之思想者也。
此足以見理論哲學之不适于吾國人之性質，而我國人之性質，其徹頭徹尾實際的有如是也。
至數者是非優劣之問題，則不具論于此。
不然，則理者情欲之不爽失之謂，知之失，安得即謂之非理？今乃曰：“欲之失為私不為蔽”，一若私與蔽全為二物者，自其哲學之全體觀之，不可謂之非矛盾也。
厥後阮文達又推闡戴氏之說，而作《性命古訓》（《挈經室一集》卷十），複括其意，作《節性齋主人小像跋》一篇（《挈經室再續集》卷一），其文曰： 餘講學不敢似學案立宗旨，惟知言性則溯始《召诰》之“節性”，迄于《孟子》之“性善”，不立空談、不生異說而已。
性字之造，于周召之前，從心則包仁、義、禮、智等在内，從生則包味、臭、色、聲等在内。
是故周召之時，解性字者樸實不亂。
何也？字如此實造，事亦如此實講。
周召知性中有欲，必須節之。
節者，如有所節制，使不逾尺寸也。
以節字制天下後世之性，此聖人萬世可行，得中庸之道也。
《中庸》之“率性”（率同帥），猶《召浩》之“節性”也……至于各義，已詳餘《性命古訓》篇。
《虞夏書》内無性字。
性字始見于《書·西伯戡黎》（天性）、《召诰》（節性）、《詩·卷阿》（彌性）。
古性字之義，包于命字之中，其字乃商、周孳生之字，非倉顔所造。
從心則包仁義等事（人非仁義，無以為生），從生則包食色等事（人非食色，無以生生）。
孟子曰：“動心忍性。
”若性但須複，何必言忍？忍即節也。
故阮氏之說，全袒戴氏，其所增益者，不過引《書·召诰》，《詩·卷阿》之說，為戴氏之未及，又分析性之字義而已。
二氏之意，在申三代秦漢之古義以攻擊唐宋以後雜于老、佛之新學。
戴氏于《孟子字義疏證》外，其攻擊新學，尤詳于《答彭進士書》。
其弟子段若膺氏謂此書“以六經、孔孟之旨，還之六經、孔孟，以程朱之旨，還之程朱，以陸王、佛氏之旨，還之陸王、佛氏”。
誠哉此言也！阮氏于《性命古訓》中，亦力攻李翺複性之說。
又作《塔性說）（《挈經室續集》卷三）以為翻譯者，但用典中“性”字，以當佛經無得而稱之物，而唐人更以經中“性”字當之。
其說與唐宋以來千餘年之說，其優劣如何，暫置勿論。
要之，以宋儒之說還宋儒，以三代之說還三代，而使吾人得明認三代與唐宋以後之說之所以異，其功固不可沒也。
蓋吾中國之哲學，皆有實際的性質，而此性質于北方之學派中為尤著。
古代北方之學派中非無深邃統一之哲學，然皆以實用為宗旨。
《易》之旨在于前民用，《洪範》之志在于叙彜倫，故生生主義者，北方哲學之唯一大宗旨也。
苟無當于生生之事者，北方學者之所不道。
故孔墨之徒，皆汲汲以用世為事。
惟老莊之徒，生于南方，（莊子楚人，雖生于宋，而釣于濮水。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陳地，水也。
”此時陳已為楚滅，則亦楚地也。
故楚王欲以為相）遁世而不悔，其所說雖不出實用之宗旨，然其言性與道，頗有出于北方學者之外者。
蓋北方土地硗瘠，人民圖生事之不暇，奚暇談空理？其偏于實際，亦自然之勢也。
至江、淮以南，富水利，多魚鹽，其為生也較易，故有思索之餘暇。
《史記·貨殖列傳》曰： 總之，吳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馑之患。
以故皆麻偷生，無積聚而貧。
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
理論哲學之起于南方，豈不以此也乎？此外古代幽深玄遠之哲學，所以起于印度、希臘者，其原因亦存于此。
至魏晉以後，南方之哲學，與印度哲學之一部代興于中國，然以不合于我國人實際之性質，故我國北方之學者亦自覺其理論之不如彼也。
三者混合，而成宋元明三朝之學術。
至國朝而三者之說倶微矣。
自漢學盛行，而學者以其考證之眼轉而攻究古代之性命、道德之說，于是古代北方之哲學複明，而有複活之态度。
度戴、阮二氏之說，實代表國朝漢學派一般之思想，亦代表吾國人一般之思想者也。
此足以見理論哲學之不适于吾國人之性質，而我國人之性質，其徹頭徹尾實際的有如是也。
至數者是非優劣之問題，則不具論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