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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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數寫本。
又趙校《水經注》，全氏雙韭山房錄有二部，則全氏校本，趙氏亦必有之。
《水經注》為纂《河渠書》時第一要書，故全、趙二校本，局中必有寫本無疑。
東原見之，自必在此時矣；至厘定經注，戴氏是否本諸全、趙，殊不易定。
據段氏所撰《東原年譜》，自定《水經》一卷系于乾隆三十年乙酉，段刊《東原文集·書水經注後》一篇，亦署乙酉秋八月。
此篇雖不見于孔氏刊本，然段氏刊文集及年譜，均在乾隆壬子（五十七年）。
其時趙書未出，趙、戴相襲之論未起也，則所署年月自尚可信，而東原撰官本《提要》，所舉厘定經注條例三則，至簡至赅，較之全、趙二家說尤為親切（全說見《五校本題辭》，趙說謹附見于朱箋刊誤卷末），則東原于此事，似非全出因襲。
且金宇文虛中、蔡正甫、明馮開之已發此論，固不必見全、趙書而始為之也。
餘頗疑東原既發見此事，遂以郦書為己一家之學，後見全、趙書與己同，不以為助，而反以為仇，故于其校定郦書也，為得此書善本計，不能不盡采全、趙之說；而對于其人其書，必泯其迹而後快。
于是盡以諸本之美歸諸大典本，盡掠諸家厘定之功以為己功。
其弟子輩過尊其師，複以意氣為之辯護，忿戾之氣相召，遂來張石舟輩竊書之譏，亦有以自取之也。
東原學問才力，固自橫絕一世，然自視過高，骛名亦甚，其一生心力專注于聲音訓诂名物象數，而于六經大義所得頗淺，晚年欲奪朱子之席，乃撰《孟子字義疏證》等書，雖自謂欲以孔孟之說還之孔孟，宋儒之說還之宋儒，顧其書雖力與程朱異，而亦未嘗與孔孟合。
其著他書，亦往往述其所自得而不肯言其所自出，其平生學術出于江慎修，故其古韻之學根于等韻，象數之學根于西法，與江氏同；而不肯公言等韻、西法，與江氏異，其于江氏亦未嘗笃在三之誼，但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而已。
其治郦書也亦然。
黃、胡、全、趙諸家之說，戴氏雖盡取之，而氣矜之隆，雅不欲稱述諸氏，是固官書體例宜然。
然其自刊之本，亦同官本，則不可解也。
又戴書簡嚴，例不稱引他說，然于序錄中亦不著一語，則尤不可解也。
以視東潛之祖述謝山，謝山之于東潛稱道不絕口者，其雅量高緻，固有間矣。
由此氣矜之過，不獨厚誣大典本，抹殺諸家本，如張石舟之所譏，且有私改《大典》，假托他本之迹。
如蔣氏所藏大典本第一卷，有塗改四處；河水一“遐記綿邈”，“遐邈”二字中惟二偏旁系大典原本，“叚貌”二文皆系刮補，乃從朱、王、孫箋（今官本作經記綿褫，當是再改之本）。
又“令河不道利”，“令”字大典作“今”，乃從全、趙二本改今字下半作令。
“天魔波旬”，大典與諸本同，乃改“天”字首筆作“夭”，以實其校語中“夭”“妖”字通之說。
河水二“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左右居也”，大典與諸本同作“在右居也”，乃從全、趙二本改“在”字為“左，，（全、趙從孫潛夫校），蓋戴校既托諸大典本，複慮後人據《大典》以駁之也，乃私改《大典》原本以實其說。
其僅改卷首四處者，當以其不勝改而中止也，此漢人私改蘭台漆書之故智，不謂東原乃複為之。
又戴氏官本校語，除朱本及所謂近刻外，從未一引他本，獨于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四十中，五引歸有光本。
今核此五條，均與全趙本同，且歸氏本久佚，惟趙清常、何義門見之，全氏曾見趙、何校本，于此五條并不著歸本如此。
孫潛夫傳校趙本，其卷四十尚存，亦不言歸本有此異同。
以東原之厚誣《大典》觀之，則所引歸本，疑亦僞托也。
凡此等學問上可忌可恥之事，東原胥為之而不顧，則皆由氣矜之一念誤之。
至于掩他人之書以為己有，則實非其本意，而其迹則與之相等。
平生尚論古人，雅不欲因學問之事，傷及其人之品格，然東原此書方法之錯誤，實與其性格相關，故縱論及之，以為學者戒。
當知學問之事，無往而不當用其忠實也。
甲子二月。
又趙校《水經注》，全氏雙韭山房錄有二部，則全氏校本，趙氏亦必有之。
《水經注》為纂《河渠書》時第一要書，故全、趙二校本，局中必有寫本無疑。
東原見之，自必在此時矣；至厘定經注，戴氏是否本諸全、趙，殊不易定。
據段氏所撰《東原年譜》，自定《水經》一卷系于乾隆三十年乙酉，段刊《東原文集·書水經注後》一篇，亦署乙酉秋八月。
此篇雖不見于孔氏刊本，然段氏刊文集及年譜，均在乾隆壬子（五十七年）。
其時趙書未出，趙、戴相襲之論未起也，則所署年月自尚可信，而東原撰官本《提要》，所舉厘定經注條例三則，至簡至赅，較之全、趙二家說尤為親切（全說見《五校本題辭》，趙說謹附見于朱箋刊誤卷末），則東原于此事，似非全出因襲。
且金宇文虛中、蔡正甫、明馮開之已發此論，固不必見全、趙書而始為之也。
餘頗疑東原既發見此事，遂以郦書為己一家之學，後見全、趙書與己同，不以為助，而反以為仇，故于其校定郦書也，為得此書善本計，不能不盡采全、趙之說；而對于其人其書，必泯其迹而後快。
于是盡以諸本之美歸諸大典本，盡掠諸家厘定之功以為己功。
其弟子輩過尊其師，複以意氣為之辯護，忿戾之氣相召，遂來張石舟輩竊書之譏，亦有以自取之也。
東原學問才力，固自橫絕一世，然自視過高，骛名亦甚，其一生心力專注于聲音訓诂名物象數，而于六經大義所得頗淺，晚年欲奪朱子之席，乃撰《孟子字義疏證》等書，雖自謂欲以孔孟之說還之孔孟，宋儒之說還之宋儒，顧其書雖力與程朱異，而亦未嘗與孔孟合。
其著他書，亦往往述其所自得而不肯言其所自出，其平生學術出于江慎修，故其古韻之學根于等韻，象數之學根于西法，與江氏同；而不肯公言等韻、西法，與江氏異，其于江氏亦未嘗笃在三之誼，但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而已。
其治郦書也亦然。
黃、胡、全、趙諸家之說，戴氏雖盡取之，而氣矜之隆，雅不欲稱述諸氏，是固官書體例宜然。
然其自刊之本，亦同官本，則不可解也。
又戴書簡嚴，例不稱引他說，然于序錄中亦不著一語，則尤不可解也。
以視東潛之祖述謝山，謝山之于東潛稱道不絕口者，其雅量高緻，固有間矣。
由此氣矜之過，不獨厚誣大典本，抹殺諸家本，如張石舟之所譏，且有私改《大典》，假托他本之迹。
如蔣氏所藏大典本第一卷，有塗改四處；河水一“遐記綿邈”，“遐邈”二字中惟二偏旁系大典原本，“叚貌”二文皆系刮補，乃從朱、王、孫箋（今官本作經記綿褫，當是再改之本）。
又“令河不道利”，“令”字大典作“今”，乃從全、趙二本改今字下半作令。
“天魔波旬”，大典與諸本同，乃改“天”字首筆作“夭”，以實其校語中“夭”“妖”字通之說。
河水二“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左右居也”，大典與諸本同作“在右居也”，乃從全、趙二本改“在”字為“左，，（全、趙從孫潛夫校），蓋戴校既托諸大典本，複慮後人據《大典》以駁之也，乃私改《大典》原本以實其說。
其僅改卷首四處者，當以其不勝改而中止也，此漢人私改蘭台漆書之故智，不謂東原乃複為之。
又戴氏官本校語，除朱本及所謂近刻外，從未一引他本，獨于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四十中，五引歸有光本。
今核此五條，均與全趙本同，且歸氏本久佚，惟趙清常、何義門見之，全氏曾見趙、何校本，于此五條并不著歸本如此。
孫潛夫傳校趙本，其卷四十尚存，亦不言歸本有此異同。
以東原之厚誣《大典》觀之，則所引歸本，疑亦僞托也。
凡此等學問上可忌可恥之事，東原胥為之而不顧，則皆由氣矜之一念誤之。
至于掩他人之書以為己有，則實非其本意，而其迹則與之相等。
平生尚論古人，雅不欲因學問之事，傷及其人之品格，然東原此書方法之錯誤，實與其性格相關，故縱論及之，以為學者戒。
當知學問之事，無往而不當用其忠實也。
甲子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