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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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戌春，餘于烏程蔣氏傳書堂見《永樂大典》四冊，全載《水經注》河水至丹水二十卷之文，因思戴校聚珍闆本出于大典，乃亟取以校戴本，頗怪戴本勝處，全出大典本外；而大典本勝處，戴校未能盡之。
疑東原之言不實。
思欲取全、趙二家本一校戴本，未暇也。
既而嘉興沈乙庵先生以明黃省曾刊本，屬餘錄大典本異同，則又知大典本與黃本相近。
先生複勸餘一校朱、王、孫本以備舊本異同，亦未暇也。
癸亥入都，始得朱、王、孫本，複假江安傅氏所藏宋刊殘本十一卷半，孫潛夫手校殘本十五卷，校于朱本上；又校得吳琯《古今逸史》本，于是明以前舊本沿褫，得窺崖略。
乃複取全、趙二家書，并取趙氏箋刊誤所引諸家校本以校戴本，乃更恍然于三四百年諸家厘訂之勤。
蓋《水經注》之有善本，非一人之力也；更正錯簡，則明有朱、王、孫，國朝有孫潛夫、黃子鴻、胡東樵,厘訂經注，則明有馮開之，國朝有全謝山、趙東潛；捃補逸文，則有全、趙二氏；考證史事，則有朱、王、孫、何義門、沈繹旃；校定文字，則吳、朱、孫、沈、全、趙諸家，皆有不可沒之功。
戴東原氏成書最後，遂奄有諸家之勝，而其書又最先出，故謂郦書之有善本自戴氏始，可也。
戴氏自刊郦注經，始于乾隆三十七年（見孫荭谷序），而告成則在其身後，所校官本刊于乾隆三十九年，逮五十九年趙氏書出，戴氏弟子段懋堂氏訝其與戴書同也。
于是有緻梁曜北二書，疑梁氏兄弟校刊趙書時，乃戴改趙。
道光甲辰，張石舟（穆）得謝山鄉人王艘軒（梓材）所傳鈔全氏七校本，乃謂戴、趙皆襲全氏，而于戴書攻擊尤力。
至光緒中葉，薛叔耘刊全氏書于甯波，于是戴氏竊書之案，幾成定谳。
然全校本初刊時，校勘者已謂王梓材重錄本，往往據戴改全，林晉霞（頤山）尤緻不滿，至诋為赝造。
于是長沙王氏合校本，遂不取全本一字。
然薛氏所刊全本，實取諸盧氏、林氏所藏黏綴底本及殷氏所藏清本，非專據王梓材本，未可以其晚出而疑之也。
餘曩以大典本半部、校戴校聚珍本，始知戴校并不據大典本，足證石舟之說（惟石舟謂《提要》所雲脫簡有自數十字至四百餘字，此又《大典》絕無之事。
今案卷十八渭水注中脫簡一葉四百餘字，《大典》實有之。
張氏此說未谛）。
又以孫潛夫校本及全、趙二本校之，知戴氏得見全、趙二家書之說，蓋不盡誣。
何以知之？趙氏本書，即曰梁處素兄弟據戴改之矣，然其朱箋刊誤中所引之全說，戴氏何以多與之合也？全氏之書，即曰王艘軒據戴改之矣。
然全本校語及所引趙氏校語，戴氏又何以多與之合也？ 夫書籍之據他書校改者，苟所據之原書同，即令十百人校之，亦無不同，未足以為襲之證據也。
至據舊本校改，則非同見此本，不能同用此字，如柳大中本、孫潛夫本，謝山見于揚州馬氏者，東潛則見謝山傳校本，渭水注中脫簡一葉，全、趙據柳、孫二本補之，戴氏自言據《大典》補之，今《大典》原本具在，戴氏所補，乃不同于《大典》本而反同于全、趙本，謂非見全、趙之書不可矣。
考全氏書未入四庫館，趙氏書之得著錄《四庫》，當在東原身後（戴校本屢雲，此注内之小注與全氏說同，而趙書《題要》則駁此說，故知此篇非出東原手），而其書之入四庫館，則遠在其前。
案浙江采集《遺書總目》，成于乾隆三十九年，其凡例内載浙江進書凡十二次，前十次所進書目，通編為甲乙至壬癸十集，而第十一第十二次所進者則編為閏集。
今考趙氏《水經注釋》及沈釋《旃水經注集釋訂訛》，其目均在戊集中，則必為第十次以前所進書，亦必前乎三十九年矣。
而東原入館在三十八年之秋，其校《水經注》成在三十九年之冬，當時必見趙書無疑。
然餘疑東原見趙氏書，尚在乾隆戊子（三十五年）修《直隸河渠書》時，東原修此書，實承東潛之後，當時物力豐盛，趙氏《河渠書稿》百三十卷，戴氏《河渠書稿》百十卷，并
疑東原之言不實。
思欲取全、趙二家本一校戴本，未暇也。
既而嘉興沈乙庵先生以明黃省曾刊本，屬餘錄大典本異同，則又知大典本與黃本相近。
先生複勸餘一校朱、王、孫本以備舊本異同，亦未暇也。
癸亥入都，始得朱、王、孫本，複假江安傅氏所藏宋刊殘本十一卷半，孫潛夫手校殘本十五卷，校于朱本上；又校得吳琯《古今逸史》本，于是明以前舊本沿褫，得窺崖略。
乃複取全、趙二家書，并取趙氏箋刊誤所引諸家校本以校戴本，乃更恍然于三四百年諸家厘訂之勤。
蓋《水經注》之有善本，非一人之力也；更正錯簡，則明有朱、王、孫，國朝有孫潛夫、黃子鴻、胡東樵,厘訂經注，則明有馮開之，國朝有全謝山、趙東潛；捃補逸文，則有全、趙二氏；考證史事，則有朱、王、孫、何義門、沈繹旃；校定文字，則吳、朱、孫、沈、全、趙諸家，皆有不可沒之功。
戴東原氏成書最後，遂奄有諸家之勝，而其書又最先出，故謂郦書之有善本自戴氏始，可也。
戴氏自刊郦注經，始于乾隆三十七年（見孫荭谷序），而告成則在其身後，所校官本刊于乾隆三十九年，逮五十九年趙氏書出，戴氏弟子段懋堂氏訝其與戴書同也。
于是有緻梁曜北二書，疑梁氏兄弟校刊趙書時，乃戴改趙。
道光甲辰，張石舟（穆）得謝山鄉人王艘軒（梓材）所傳鈔全氏七校本，乃謂戴、趙皆襲全氏，而于戴書攻擊尤力。
至光緒中葉，薛叔耘刊全氏書于甯波，于是戴氏竊書之案，幾成定谳。
然全校本初刊時，校勘者已謂王梓材重錄本，往往據戴改全，林晉霞（頤山）尤緻不滿，至诋為赝造。
于是長沙王氏合校本，遂不取全本一字。
然薛氏所刊全本，實取諸盧氏、林氏所藏黏綴底本及殷氏所藏清本，非專據王梓材本，未可以其晚出而疑之也。
餘曩以大典本半部、校戴校聚珍本，始知戴校并不據大典本，足證石舟之說（惟石舟謂《提要》所雲脫簡有自數十字至四百餘字，此又《大典》絕無之事。
今案卷十八渭水注中脫簡一葉四百餘字，《大典》實有之。
張氏此說未谛）。
又以孫潛夫校本及全、趙二本校之，知戴氏得見全、趙二家書之說，蓋不盡誣。
何以知之？趙氏本書，即曰梁處素兄弟據戴改之矣，然其朱箋刊誤中所引之全說，戴氏何以多與之合也？全氏之書，即曰王艘軒據戴改之矣。
然全本校語及所引趙氏校語，戴氏又何以多與之合也？ 夫書籍之據他書校改者，苟所據之原書同，即令十百人校之，亦無不同，未足以為襲之證據也。
至據舊本校改，則非同見此本，不能同用此字，如柳大中本、孫潛夫本，謝山見于揚州馬氏者，東潛則見謝山傳校本，渭水注中脫簡一葉，全、趙據柳、孫二本補之，戴氏自言據《大典》補之，今《大典》原本具在，戴氏所補，乃不同于《大典》本而反同于全、趙本，謂非見全、趙之書不可矣。
考全氏書未入四庫館，趙氏書之得著錄《四庫》，當在東原身後（戴校本屢雲，此注内之小注與全氏說同，而趙書《題要》則駁此說，故知此篇非出東原手），而其書之入四庫館，則遠在其前。
案浙江采集《遺書總目》，成于乾隆三十九年，其凡例内載浙江進書凡十二次，前十次所進書目，通編為甲乙至壬癸十集，而第十一第十二次所進者則編為閏集。
今考趙氏《水經注釋》及沈釋《旃水經注集釋訂訛》，其目均在戊集中，則必為第十次以前所進書，亦必前乎三十九年矣。
而東原入館在三十八年之秋，其校《水經注》成在三十九年之冬，當時必見趙書無疑。
然餘疑東原見趙氏書，尚在乾隆戊子（三十五年）修《直隸河渠書》時，東原修此書，實承東潛之後，當時物力豐盛，趙氏《河渠書稿》百三十卷，戴氏《河渠書稿》百十卷，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