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子文學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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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
前者稱道堯、舜、禹、湯、文、武，後者則稱其學出于上古之隐君子（如莊周所稱廣成子之類），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
前者近古學派，後者遠古學派也。
前者貴族派，後者平民派也。
前者入世派，後者遁世派也（非真遁世派，知其主義之終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前者熱性派，後者冷性派也。
前者國家派，後者個人派也。
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後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後，與孔子問禮之老聃，系二人，說見汪容甫《述學·老子考異》），故前者北方派，後者南方派也。
此二派者，其主義常相反對，而不能相調和。
觀孔子與接輿、長沮、桀溺、荷篠丈人之關系，可知之矣。
戰國後之諸學派，無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
故雖謂吾國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夫然，故吾國之文學，亦不外發表二種之思想。
然南方學派則僅有散文的文學，如《老子》、《莊》《列》是已。
至詩歌的文學，則為北方學派之所專有。
《詩》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學派之思想者也。
雖其中如《考槃》、《衡門》等篇，略近南方之思想。
然北方學者所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有道則見，無道則隐”者，亦豈有異于是哉？故此等謂之南北公共之思想則可，必非南方思想之特質也。
然則詩歌的文學，所以獨出于北方之學派中者，又何故乎？ 詩歌者，描寫人生者也（用德國大詩人希爾列爾之定義）。
此定義未免太狹。
今更廣之曰“描寫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類之興味，實先人生，而後自然。
故純粹之模山範水，留連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未之見。
而詩歌之題目，皆以描寫自己之感情為主。
其寫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觀之。
故古代之詩，所描寫者，特人生之主觀的方面；而對于人生之客觀的方面，及純處于客觀界之自然，斷不能以全力注之也。
故對古代之詩，前之定義，甯苦其廣，而不苦其隘也。
詩之為道，既以描寫人生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國家及社會中之生活也。
北方派之理想，置于當日之社會中；南方派之理想，則樹于當日之社會外。
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舊社會；南方派之理想，在創造新社會。
然改作與創造，皆當日之社會之所不許也。
南方之人，以長于思辯，而短于實行，故知實踐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無悶，嚣然自得以沒齒者矣。
若北方之人，則往往以堅忍之志，強毅之氣，恃其改作之理想，以與當日之社會争；而社會之仇視之也，亦與其仇視南方學者無異，或有甚焉。
故彼之視社會也，一時以為寇，一時以為親，如此循環，而遂生歐穆亞（Humouc）之人生觀。
《小雅》中之傑作，皆此種競争之産物也。
且北方之人，不為離世絕俗之舉，而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此等在在畀以詩歌之題目，與以作詩之動機。
此詩歌的文學，所以獨産于北方學派中，而無與于南方學派者也。
然南方文學中，又非無詩歌的原質也。
南人想象力之偉大豐富，勝于北人遠甚。
彼等巧于比類，而善于滑稽。
故言大則有若北溟之魚，語小則有若蝸角之國,吾久則大椿冥靈，語短則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汾水之陽，
前者稱道堯、舜、禹、湯、文、武，後者則稱其學出于上古之隐君子（如莊周所稱廣成子之類），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
前者近古學派，後者遠古學派也。
前者貴族派，後者平民派也。
前者入世派，後者遁世派也（非真遁世派，知其主義之終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前者熱性派，後者冷性派也。
前者國家派，後者個人派也。
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後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後，與孔子問禮之老聃，系二人，說見汪容甫《述學·老子考異》），故前者北方派，後者南方派也。
此二派者，其主義常相反對，而不能相調和。
觀孔子與接輿、長沮、桀溺、荷篠丈人之關系，可知之矣。
戰國後之諸學派，無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
故雖謂吾國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夫然，故吾國之文學，亦不外發表二種之思想。
然南方學派則僅有散文的文學，如《老子》、《莊》《列》是已。
至詩歌的文學，則為北方學派之所專有。
《詩》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學派之思想者也。
雖其中如《考槃》、《衡門》等篇，略近南方之思想。
然北方學者所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有道則見，無道則隐”者，亦豈有異于是哉？故此等謂之南北公共之思想則可，必非南方思想之特質也。
然則詩歌的文學，所以獨出于北方之學派中者，又何故乎？ 詩歌者，描寫人生者也（用德國大詩人希爾列爾之定義）。
此定義未免太狹。
今更廣之曰“描寫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類之興味，實先人生，而後自然。
故純粹之模山範水，留連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未之見。
而詩歌之題目，皆以描寫自己之感情為主。
其寫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觀之。
故古代之詩，所描寫者，特人生之主觀的方面；而對于人生之客觀的方面，及純處于客觀界之自然，斷不能以全力注之也。
故對古代之詩，前之定義，甯苦其廣，而不苦其隘也。
詩之為道，既以描寫人生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國家及社會中之生活也。
北方派之理想，置于當日之社會中；南方派之理想，則樹于當日之社會外。
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舊社會；南方派之理想，在創造新社會。
然改作與創造，皆當日之社會之所不許也。
南方之人，以長于思辯，而短于實行，故知實踐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無悶，嚣然自得以沒齒者矣。
若北方之人，則往往以堅忍之志，強毅之氣，恃其改作之理想，以與當日之社會争；而社會之仇視之也，亦與其仇視南方學者無異，或有甚焉。
故彼之視社會也，一時以為寇，一時以為親，如此循環，而遂生歐穆亞（Humouc）之人生觀。
《小雅》中之傑作，皆此種競争之産物也。
且北方之人，不為離世絕俗之舉，而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此等在在畀以詩歌之題目，與以作詩之動機。
此詩歌的文學，所以獨産于北方學派中，而無與于南方學派者也。
然南方文學中，又非無詩歌的原質也。
南人想象力之偉大豐富，勝于北人遠甚。
彼等巧于比類，而善于滑稽。
故言大則有若北溟之魚，語小則有若蝸角之國,吾久則大椿冥靈，語短則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汾水之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