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子文學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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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子獨往；此種想象，決不能于北方文學中發見之。
故莊、列書中之某部分，即謂之散文詩，無不可也。
夫兒童想象力之活潑，此人人公認之事實也。
國民文化發達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臘之壯麗之神話，皆此等想像之産物也。
以我中國論，則南方之文化發達較後于北方，則南人之富于想象，亦自然之勢也。
此南方文學中之詩歌的特質之優于北方文學者也。
由此觀之，北方人之感情，詩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
南方人之想像，亦詩歌的也，以無深邃之感情之後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無所麗，是以無純粹之詩歌。
而大詩歌之出，必須俟北方人之感情，與南方之想像合而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騎而後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屈子南人而學北方之學者也。
南方學派之思想，本與當時封建貴族之制度，不能相容。
故雖南方之貴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
觀屈子之文，可以征之。
其所稱之聖王，則有若高辛、堯、舜、禹、湯、少康、武丁、文、武，賢人則有若臯陶、摯說、彭、鹹（謂彭祖、巫鹹，商之賢臣也，與“巫鹹時夕降兮”之巫鹹，自是二人，列子所謂“鄭有神巫，名季鹹”者也）、比幹、伯夷、呂望、甯戚、百裡、介推、子胥，暴君則有若夏啟、羿、浞、桀、纣，皆北方學者之所常稱道，而于南方學者所稱黃帝、廣成等不一及焉。
雖《遠遊》一篇，似專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實屈子憤激之詞，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志也。
《離騷》之卒章，其旨亦與《遠遊》同。
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
仆夫悲餘馬懷兮，賭局顧而不行。
”《九章》中之《懷沙》，乃其絕筆，然猶稱重華、湯、禹，足知屈子固徹頭徹尾抱北方之思想，雖欲為南方之學者，而終有所不慊者也。
屈子之自贊曰“廉貞”。
餘謂屈子之性格，此二字盡之矣。
其廉固南方學者之所優為，其貞則其所不屑為，亦不能為者也。
女婆之詈，巫鹹之占，漁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學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動屈子。
而知屈子者，唯詹尹一人。
蓋屈子之于楚，親則肺腑，尊則大夫，又嘗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國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懷王又有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終不能易其志，于是其性格與境遇相待，而使之成一種歐穆亞。
《離騷》以下諸作，實此歐穆亞所發表者也。
使南方之學者處此，則賈誼（《吊屈原文》）、揚雄（《反離騷》）是，而屈子非矣。
此屈子之文學，所負于北方學派者也。
然就屈子文學之形式言之，則所負于南方學派者，抑又不少。
彼之豐富之想象力，實與莊、列為近。
《天問》、《遠遊》鑿空之談，求女謬悠之語，莊語之不足，而繼之以諧，于是思想之遊戲，更為自由矣。
變《三百篇》之體，而為長句，變短什而為長篇，于是感情之發表，更為宛轉矣。
此皆古代北方文學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開之。
然所以驅使想象而成此大文學者，實由其北方之肫摯的性格。
此莊周等之所以僅為哲學家，而周、秦間之大詩人，不能不獨數屈子也。
要之，詩歌者，感情的産物也。
雖其中之想象的原質（即知力的原質），亦須有肫摯之感情，為之素地，而後此原質乃顯。
故詩歌者實北方文學之産物，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
觀後世之詩人，若淵明，若子美，無非受北方學派之影響者。
豈獨一屈子然哉！豈獨一屈子然哉！
故莊、列書中之某部分，即謂之散文詩，無不可也。
夫兒童想象力之活潑，此人人公認之事實也。
國民文化發達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臘之壯麗之神話，皆此等想像之産物也。
以我中國論，則南方之文化發達較後于北方，則南人之富于想象，亦自然之勢也。
此南方文學中之詩歌的特質之優于北方文學者也。
由此觀之，北方人之感情，詩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
南方人之想像，亦詩歌的也，以無深邃之感情之後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無所麗，是以無純粹之詩歌。
而大詩歌之出，必須俟北方人之感情，與南方之想像合而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騎而後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屈子南人而學北方之學者也。
南方學派之思想，本與當時封建貴族之制度，不能相容。
故雖南方之貴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
觀屈子之文，可以征之。
其所稱之聖王，則有若高辛、堯、舜、禹、湯、少康、武丁、文、武，賢人則有若臯陶、摯說、彭、鹹（謂彭祖、巫鹹，商之賢臣也，與“巫鹹時夕降兮”之巫鹹，自是二人，列子所謂“鄭有神巫，名季鹹”者也）、比幹、伯夷、呂望、甯戚、百裡、介推、子胥，暴君則有若夏啟、羿、浞、桀、纣，皆北方學者之所常稱道，而于南方學者所稱黃帝、廣成等不一及焉。
雖《遠遊》一篇，似專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實屈子憤激之詞，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志也。
《離騷》之卒章，其旨亦與《遠遊》同。
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
仆夫悲餘馬懷兮，賭局顧而不行。
”《九章》中之《懷沙》，乃其絕筆，然猶稱重華、湯、禹，足知屈子固徹頭徹尾抱北方之思想，雖欲為南方之學者，而終有所不慊者也。
屈子之自贊曰“廉貞”。
餘謂屈子之性格，此二字盡之矣。
其廉固南方學者之所優為，其貞則其所不屑為，亦不能為者也。
女婆之詈，巫鹹之占，漁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學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動屈子。
而知屈子者，唯詹尹一人。
蓋屈子之于楚，親則肺腑，尊則大夫，又嘗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國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懷王又有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終不能易其志，于是其性格與境遇相待，而使之成一種歐穆亞。
《離騷》以下諸作，實此歐穆亞所發表者也。
使南方之學者處此，則賈誼（《吊屈原文》）、揚雄（《反離騷》）是，而屈子非矣。
此屈子之文學，所負于北方學派者也。
然就屈子文學之形式言之，則所負于南方學派者，抑又不少。
彼之豐富之想象力，實與莊、列為近。
《天問》、《遠遊》鑿空之談，求女謬悠之語，莊語之不足，而繼之以諧，于是思想之遊戲，更為自由矣。
變《三百篇》之體，而為長句，變短什而為長篇，于是感情之發表，更為宛轉矣。
此皆古代北方文學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開之。
然所以驅使想象而成此大文學者，實由其北方之肫摯的性格。
此莊周等之所以僅為哲學家，而周、秦間之大詩人，不能不獨數屈子也。
要之，詩歌者，感情的産物也。
雖其中之想象的原質（即知力的原質），亦須有肫摯之感情，為之素地，而後此原質乃顯。
故詩歌者實北方文學之産物，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
觀後世之詩人，若淵明，若子美，無非受北方學派之影響者。
豈獨一屈子然哉！豈獨一屈子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