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本箕山與《色道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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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秘&rdquo這句話也非常吻合。
假如說兩書作者不是同一人，不過是偶然志趣相同倒是有可能的，但兩人都在二十九歲時立下同樣的心願，這種巧合就太叫人不可思議了。
理由之三，根據關根氏的《名人忌辰錄》記載，&ldquo寶永元甲六年二十一日殁，七十七歲&rdquo。
假如這條記載是正确的話，那麼明曆二年正好是藤本箕山二十九歲那年，離箕山自己所說的&ldquo到了三十歲時&rdquo僅僅相差一年。
不知道這一年之差究竟能說明什麼問題，《名人忌辰錄》中的數字時有誤植，要查出這條記載的正确依據，或者需要更改為&ldquo七十八歲&rdquo也未可知。
又，《勝草》的作者說自己時年三十，隻是一個概數，也許實際上就是二十九歲。
這樣一來，《色道大鏡》寫的二十九歲，也可以理解為二十八歲，倘若《色道大鏡》中所說的&ldquo忽然靈機一動&rdquo的那一年作為《勝草》刊印的那一年的話，那麼将明曆二年看作是二十九歲那年，在數字計算上應該是正好吻合的。
不過，多少有些牽強的是，我們似乎也可以理解為：所謂&ldquo從去年春天開始&rdquo着手寫作的是《勝草》，并非在此書之外又寫了《深秘決談抄》二十卷。
但無論怎麼說，與其因為一年的時間差異而将《勝草》的著者與藤本箕山看作是兩個不同的人，不如看作是同一個人，證據更充分、更合邏輯。
如果藤本箕山是在寶永元年七十七歲或七十八歲去世的話，那麼箕山的出生年應該是寬永四年或五年前後（1627&mdash1628年前後），也就是第三代将軍德川家光繼位後不久，除了知道他曾是貞德門下的一個無名俳人之外，他的出身經曆都不太清楚。
如果将《勝草》和《色道大鏡》聯系起來看的話，他的人生主題可以說是一以貫之的。
正如他所說的&ldquo鳥不甘于林，魚不甘于水&rdquo，他是一個在色道上不知疲倦的人。
在《勝草》的序文中他透露，自己到了三十還沒有成家，就可以想象他&ldquo脫離尋常世間&rdquo是多麼堅定執着了。
比井原西鶴的《好色一代男》（天和二年，1682年）早四十年，他已經沒有了西鶴在世之介那個人物身上所加的誇張虛構的成分，而是作為一個富有雄心和豪氣的實實在在的風流好色者而生活着了。
在六條的遊廓移至島原的寬永十八年（1641年），他已經是一個能解男女風情的少年了。
當京都名妓吉野德子被灰屋紹益娶作妻子，并在寬永二十二年去世的時候，離他十三歲&ldquo忝列此道&rdquo已經過去三四年。
當時許多人為吉野德子的離去而悲傷痛苦，還有一首和歌曰：&ldquo京都啊，變成了一個沒有花的城市，吉野變成了一座死寂的山。
&rdquo想必當時的情景對年輕的箕山也會有一定的沖擊吧。
當江戶的吉原搬遷到山谷，變為新吉原的明曆三年[7]，正是箕山的《勝草》刊行的第二年，也是傳說被仙台侯殺害的萬治高尾&mdash&mdash實際上她好像是病死的，人們喜歡把遊裡中發生的悲劇與名妓聯系在一起，到了享保年間的名妓玉菊情況也是同樣（參見原武太夫、大田南畝《高尾考》、京山《高尾考》）&mdash&mdash的全盛時代，那時正是藤本箕山甫入色道之時。
&hellip&hellip他&ldquo東到奧武、西至肥築&rdquo，在寬文年間的某年，大概四十歲前後，《色道大鏡》的主要部分應該已經完成了。
聯想到松尾芭蕉也引用當時的小曲和淨琉璃，以及使用了遊廓和衆道[8]詞彙的那部充滿灑脫的《貝覆》也在差不多同時付梓，就可以想象當時是怎樣一種時代氛圍了。
此後箕山在身體病弱中仍然筆耕不辍，到延寶六年，在朋友的鼓勵下終于完成全書時，他已經年過五十。
接下去，在天和、貞享、元祿的二十七八年間他是怎樣生活的，不得而知。
那時正是井原西鶴及其追随者的&ldquo浮世草子&rdquo創作的全盛時代，也是近松門左衛門轉向&ldquo世話物&rdquo[9]創作并進入老齡的時代，在各種意義上想來都不禁令人深有感慨。
箕山主動擔負的不可思議的使命，為此付出的辛苦和熱情，隻有聯系到遊裡文化勃興的時代背景，才能得以理解。
即便這種人生設計如何脫離了人生的正道，然而作為一個雄心勃勃的人，他無怨無悔地為此而付出終生努力，這個事實足以說明，他是被一種蓬勃的時代精神卷入其中的。
隻有看清這種時代精神的本質，才能正确地理解這個時代，對于研究者而言，這是一個不可回避的課題。
3 藤本箕山在《寬文式》下卷胪列了若幹和歌，其中有： 見習雛妓[10]什麼都做， 就是不動真格， 不能動人心魄。
除了聽從吩咐之外， 什麼都不知道， 見習雛妓太幼小。
第一次接客， 就耍弄男人， 不是一個好女郎。
傾城[11]多才多藝， 最迷人的還是 唱小曲和彈三弦。
好的傾城女郎 慷慨大方， 願意借錢給客人。
傾城看上去娴雅， 實際上 骨子裡對誰都多情。
以上是若幹和歌中有代表性的幾首。
藤本箕山理想中的遊女是什麼樣的，由這幾首和歌大體就可以推測幾分了。
她們作為遊女，在一般女性中具有特殊性。
她們不是賢妻良母，作為遊女必須具備一種最基本的資格，就是陪客人好好玩。
但是，哄客人玩樂最重要的也許不在于肉體條件，而是要有一種特殊的精神修養，隻有這樣，肉體上的優越性才能得以充分發揮。
所謂&ldquo動人心魄&rdquo&ldquo慷慨大方&rdquo&ldquo娴雅&rdquo，還有不&ldquo耍弄&rdquo客人，這些品質修養從當見習雛妓的時候就開始磨煉了，最終才能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ldquo傾城&rdquo女郎。
這些遊女應該具有的德行修養，當然應該是富有人情味的，而且要有一些普通女子共同的東西。
然而，&ldquo動人心魄&rdquo&ldquo娴雅&rdquo和&ldquo慷慨大方&rdquo，或者在會寫一手好字、會唱小曲、會彈三味線等&ldquoTüchtigkeiten&rdquo（技能）之外，還要特别具備作為一個遊女應該具備的德行，那是普通女子，特别是良家貞潔女子所沒有的反道德的東西，這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
新接客的遊女要避免&ldquo不是一個好女郎&rdquo的壞印象，就必須具備不&ldquo耍弄&rdquo男人這一道德。
要成為一個優秀的、在業内知名的遊女，就要能夠&ldquo願意借錢給客人&rdquo，以此來具體體現她的&ldquo慷慨大方&rdquo。
她們還要具有一種&ldquo骨子裡對誰都多情&rdquo，必須集萬人寵愛于一身。
這樣的遊女的德行修養是以什麼為基礎的呢？這一點必須建立在對良家女子的輕蔑、對刻闆道德的逆反的基礎之上，并且由此而确立遊廓特有的人生觀。
我們在下文中将要評述的《獨寝》中，已經明确表達了這種輕蔑和逆反的傾向。
與&ldquo良家女子&rdquo相對照的，是對&ldquo
假如說兩書作者不是同一人，不過是偶然志趣相同倒是有可能的，但兩人都在二十九歲時立下同樣的心願，這種巧合就太叫人不可思議了。
理由之三，根據關根氏的《名人忌辰錄》記載，&ldquo寶永元甲六年二十一日殁，七十七歲&rdquo。
假如這條記載是正确的話，那麼明曆二年正好是藤本箕山二十九歲那年，離箕山自己所說的&ldquo到了三十歲時&rdquo僅僅相差一年。
不知道這一年之差究竟能說明什麼問題，《名人忌辰錄》中的數字時有誤植，要查出這條記載的正确依據，或者需要更改為&ldquo七十八歲&rdquo也未可知。
又，《勝草》的作者說自己時年三十，隻是一個概數，也許實際上就是二十九歲。
這樣一來，《色道大鏡》寫的二十九歲，也可以理解為二十八歲，倘若《色道大鏡》中所說的&ldquo忽然靈機一動&rdquo的那一年作為《勝草》刊印的那一年的話，那麼将明曆二年看作是二十九歲那年，在數字計算上應該是正好吻合的。
不過，多少有些牽強的是，我們似乎也可以理解為：所謂&ldquo從去年春天開始&rdquo着手寫作的是《勝草》，并非在此書之外又寫了《深秘決談抄》二十卷。
但無論怎麼說，與其因為一年的時間差異而将《勝草》的著者與藤本箕山看作是兩個不同的人，不如看作是同一個人，證據更充分、更合邏輯。
如果藤本箕山是在寶永元年七十七歲或七十八歲去世的話，那麼箕山的出生年應該是寬永四年或五年前後（1627&mdash1628年前後），也就是第三代将軍德川家光繼位後不久，除了知道他曾是貞德門下的一個無名俳人之外，他的出身經曆都不太清楚。
如果将《勝草》和《色道大鏡》聯系起來看的話，他的人生主題可以說是一以貫之的。
正如他所說的&ldquo鳥不甘于林，魚不甘于水&rdquo，他是一個在色道上不知疲倦的人。
在《勝草》的序文中他透露，自己到了三十還沒有成家，就可以想象他&ldquo脫離尋常世間&rdquo是多麼堅定執着了。
比井原西鶴的《好色一代男》（天和二年，1682年）早四十年，他已經沒有了西鶴在世之介那個人物身上所加的誇張虛構的成分，而是作為一個富有雄心和豪氣的實實在在的風流好色者而生活着了。
在六條的遊廓移至島原的寬永十八年（1641年），他已經是一個能解男女風情的少年了。
當京都名妓吉野德子被灰屋紹益娶作妻子，并在寬永二十二年去世的時候，離他十三歲&ldquo忝列此道&rdquo已經過去三四年。
當時許多人為吉野德子的離去而悲傷痛苦，還有一首和歌曰：&ldquo京都啊，變成了一個沒有花的城市，吉野變成了一座死寂的山。
&rdquo想必當時的情景對年輕的箕山也會有一定的沖擊吧。
當江戶的吉原搬遷到山谷，變為新吉原的明曆三年[7]，正是箕山的《勝草》刊行的第二年，也是傳說被仙台侯殺害的萬治高尾&mdash&mdash實際上她好像是病死的，人們喜歡把遊裡中發生的悲劇與名妓聯系在一起，到了享保年間的名妓玉菊情況也是同樣（參見原武太夫、大田南畝《高尾考》、京山《高尾考》）&mdash&mdash的全盛時代，那時正是藤本箕山甫入色道之時。
&hellip&hellip他&ldquo東到奧武、西至肥築&rdquo，在寬文年間的某年，大概四十歲前後，《色道大鏡》的主要部分應該已經完成了。
聯想到松尾芭蕉也引用當時的小曲和淨琉璃，以及使用了遊廓和衆道[8]詞彙的那部充滿灑脫的《貝覆》也在差不多同時付梓，就可以想象當時是怎樣一種時代氛圍了。
此後箕山在身體病弱中仍然筆耕不辍，到延寶六年，在朋友的鼓勵下終于完成全書時，他已經年過五十。
接下去，在天和、貞享、元祿的二十七八年間他是怎樣生活的，不得而知。
那時正是井原西鶴及其追随者的&ldquo浮世草子&rdquo創作的全盛時代，也是近松門左衛門轉向&ldquo世話物&rdquo[9]創作并進入老齡的時代，在各種意義上想來都不禁令人深有感慨。
箕山主動擔負的不可思議的使命，為此付出的辛苦和熱情，隻有聯系到遊裡文化勃興的時代背景，才能得以理解。
即便這種人生設計如何脫離了人生的正道，然而作為一個雄心勃勃的人，他無怨無悔地為此而付出終生努力，這個事實足以說明，他是被一種蓬勃的時代精神卷入其中的。
隻有看清這種時代精神的本質，才能正确地理解這個時代，對于研究者而言，這是一個不可回避的課題。
3 藤本箕山在《寬文式》下卷胪列了若幹和歌，其中有： 見習雛妓[10]什麼都做， 就是不動真格， 不能動人心魄。
除了聽從吩咐之外， 什麼都不知道， 見習雛妓太幼小。
第一次接客， 就耍弄男人， 不是一個好女郎。
傾城[11]多才多藝， 最迷人的還是 唱小曲和彈三弦。
好的傾城女郎 慷慨大方， 願意借錢給客人。
傾城看上去娴雅， 實際上 骨子裡對誰都多情。
以上是若幹和歌中有代表性的幾首。
藤本箕山理想中的遊女是什麼樣的，由這幾首和歌大體就可以推測幾分了。
她們作為遊女，在一般女性中具有特殊性。
她們不是賢妻良母，作為遊女必須具備一種最基本的資格，就是陪客人好好玩。
但是，哄客人玩樂最重要的也許不在于肉體條件，而是要有一種特殊的精神修養，隻有這樣，肉體上的優越性才能得以充分發揮。
所謂&ldquo動人心魄&rdquo&ldquo慷慨大方&rdquo&ldquo娴雅&rdquo，還有不&ldquo耍弄&rdquo客人，這些品質修養從當見習雛妓的時候就開始磨煉了，最終才能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ldquo傾城&rdquo女郎。
這些遊女應該具有的德行修養，當然應該是富有人情味的，而且要有一些普通女子共同的東西。
然而，&ldquo動人心魄&rdquo&ldquo娴雅&rdquo和&ldquo慷慨大方&rdquo，或者在會寫一手好字、會唱小曲、會彈三味線等&ldquoTüchtigkeiten&rdquo（技能）之外，還要特别具備作為一個遊女應該具備的德行，那是普通女子，特别是良家貞潔女子所沒有的反道德的東西，這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
新接客的遊女要避免&ldquo不是一個好女郎&rdquo的壞印象，就必須具備不&ldquo耍弄&rdquo男人這一道德。
要成為一個優秀的、在業内知名的遊女，就要能夠&ldquo願意借錢給客人&rdquo，以此來具體體現她的&ldquo慷慨大方&rdquo。
她們還要具有一種&ldquo骨子裡對誰都多情&rdquo，必須集萬人寵愛于一身。
這樣的遊女的德行修養是以什麼為基礎的呢？這一點必須建立在對良家女子的輕蔑、對刻闆道德的逆反的基礎之上，并且由此而确立遊廓特有的人生觀。
我們在下文中将要評述的《獨寝》中，已經明确表達了這種輕蔑和逆反的傾向。
與&ldquo良家女子&rdquo相對照的，是對&l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