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穆拉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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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我經常自稱是在巴勒莫區長大的。
現在我知道那隻是文學誇張；實際上，我的家是一道長栅欄另一邊的一幢帶花園的房子，裡面有我父親和祖輩的藏書室。
人們告訴我說，拐角那邊才是玩刀子和彈吉他的巴勒莫；1930年，我寫了一篇評論郊區詩人卡列戈的文章。
不久以後，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和埃米利奧·特拉帕尼相遇。
我有事去莫隆；坐在窗口的特拉帕尼喊我的名字。
我和特拉帕尼曾是泰晤士街小學的同桌同學，過了這麼多年，我一時認不出他了。
羅伯托·戈德爾肯定還記得他。
我們一向不很親近。
時間使我們更加疏遠，互不關心。
現在我記起是他把當時下層社會的俚語切口解釋給我聽的。
我們沒話找話，談了一些瑣碎的事情，還提到一個隻記得名字的、已經去世的同學。
特拉帕尼突然對我說： "我借到一本你寫的關于卡列戈的書。
你在書裡談了不少惡棍的事情；博爾赫斯，你說你對惡棍有多少了解？" 他帶着近乎驚恐的神情瞅着我。
"我有資料根據，"我回說。
他打斷了我的話： "資料是空話。
我不需要什麼資料；我熟悉那種人。
" 他停了一會兒，然後像吐露一個秘密似的對我說： "我是胡安·穆拉尼亞的外甥。
" 上一世紀末期，在巴勒莫的刀客中間，穆拉尼亞的名氣可以說是最大的。
特拉帕尼接着說： "他的老婆弗洛倫蒂娜是我的姨媽。
也許你對此有些興趣。
" 他講話時用了一些修辭學的強調語氣和長句子，不由得使我懷疑他不是第一次講這件事了。
"我母親始終不願意她姐姐和胡安·穆拉尼亞一起生活；在她眼裡，穆拉尼亞是個亡命徒；在我姨媽弗洛倫蒂娜眼裡，穆拉尼亞卻是實幹家。
至于我姨夫的歸宿，傳說很多。
有人說他某晚多喝了一些酒，趕車在上校街拐彎時從座位上摔了下來，磕碎了頭顱。
也有人說他犯了法遭到緝捕，便逃往烏拉圭。
我母親一向看不慣她的姐夫，一根本不和我提他的事。
我當時還小，對他毫無印象。
"獨立一百周年前後，我們住在拉塞爾街一幢狹長的房子裡。
房子後門通向聖薩爾瓦多街，老是上着鎖。
我的姨媽住在頂樓，她年紀大了，有點怪僻。
她瘦骨嶙峋，身材很高，或者在我印象中好像很高，言語不多。
她怕風，從不外出，也不喜歡我們進她的房間，我不止一次發現她偷偷地拿走食物，隐藏起來。
街坊們說穆拉尼亞的死或者失蹤使她受了刺激。
我印象中，她老是穿黑顔色的衣服，還有自言自語的習慣。
"我們住的房子是巴拉加斯一家理發館的老闆盧凱西先生的财産。
我母親是千零活的裁縫，經濟拮據。
我常聽到她和姨媽悄悄談話，談的東西我一點不懂，什麼司法人員、強制執行、欠租動遷等等。
我母親一籌莫展；姨媽固執地颠來倒去地說：胡安決不會答應那個外國佬把我們趕出去的。
她又提起我們已經聽得滾瓜爛熟的事情：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南方人居然懷疑她丈夫的勇氣。
她丈夫知道後走遍全城去找他，一刀就解決問題，把他扔進了小河。
我不知道故事是否真實；重要的是有人說，也有人信。
"我想像自己在塞拉諾街的門洞裡栖身，或者沿街乞讨，或者提着籃子叫賣桃子。
最後一種情況對我的吸引力最大，因為那一來我就可以不上學了。
"我不知道這種忐忑不安的日子持續了多久。
你的已經去世的父親有一次對我們說，金錢是可以用分或者比索計算的，時間卻不能用日子計算，因為比索都是一樣的，而每天甚至每一小時都各各不同。
他說的話我當時不太懂，但是一直銘記在心。
"一晚，我做了一個惡夢
現在我知道那隻是文學誇張；實際上，我的家是一道長栅欄另一邊的一幢帶花園的房子，裡面有我父親和祖輩的藏書室。
人們告訴我說，拐角那邊才是玩刀子和彈吉他的巴勒莫；1930年，我寫了一篇評論郊區詩人卡列戈的文章。
不久以後，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和埃米利奧·特拉帕尼相遇。
我有事去莫隆；坐在窗口的特拉帕尼喊我的名字。
我和特拉帕尼曾是泰晤士街小學的同桌同學，過了這麼多年，我一時認不出他了。
羅伯托·戈德爾肯定還記得他。
我們一向不很親近。
時間使我們更加疏遠，互不關心。
現在我記起是他把當時下層社會的俚語切口解釋給我聽的。
我們沒話找話，談了一些瑣碎的事情，還提到一個隻記得名字的、已經去世的同學。
特拉帕尼突然對我說： "我借到一本你寫的關于卡列戈的書。
你在書裡談了不少惡棍的事情；博爾赫斯，你說你對惡棍有多少了解？" 他帶着近乎驚恐的神情瞅着我。
"我有資料根據，"我回說。
他打斷了我的話： "資料是空話。
我不需要什麼資料；我熟悉那種人。
" 他停了一會兒，然後像吐露一個秘密似的對我說： "我是胡安·穆拉尼亞的外甥。
" 上一世紀末期，在巴勒莫的刀客中間，穆拉尼亞的名氣可以說是最大的。
特拉帕尼接着說： "他的老婆弗洛倫蒂娜是我的姨媽。
也許你對此有些興趣。
" 他講話時用了一些修辭學的強調語氣和長句子，不由得使我懷疑他不是第一次講這件事了。
"我母親始終不願意她姐姐和胡安·穆拉尼亞一起生活；在她眼裡，穆拉尼亞是個亡命徒；在我姨媽弗洛倫蒂娜眼裡，穆拉尼亞卻是實幹家。
至于我姨夫的歸宿，傳說很多。
有人說他某晚多喝了一些酒，趕車在上校街拐彎時從座位上摔了下來，磕碎了頭顱。
也有人說他犯了法遭到緝捕，便逃往烏拉圭。
我母親一向看不慣她的姐夫，一根本不和我提他的事。
我當時還小，對他毫無印象。
"獨立一百周年前後，我們住在拉塞爾街一幢狹長的房子裡。
房子後門通向聖薩爾瓦多街，老是上着鎖。
我的姨媽住在頂樓，她年紀大了，有點怪僻。
她瘦骨嶙峋，身材很高，或者在我印象中好像很高，言語不多。
她怕風，從不外出，也不喜歡我們進她的房間，我不止一次發現她偷偷地拿走食物，隐藏起來。
街坊們說穆拉尼亞的死或者失蹤使她受了刺激。
我印象中，她老是穿黑顔色的衣服，還有自言自語的習慣。
"我們住的房子是巴拉加斯一家理發館的老闆盧凱西先生的财産。
我母親是千零活的裁縫，經濟拮據。
我常聽到她和姨媽悄悄談話，談的東西我一點不懂，什麼司法人員、強制執行、欠租動遷等等。
我母親一籌莫展；姨媽固執地颠來倒去地說：胡安決不會答應那個外國佬把我們趕出去的。
她又提起我們已經聽得滾瓜爛熟的事情：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南方人居然懷疑她丈夫的勇氣。
她丈夫知道後走遍全城去找他，一刀就解決問題，把他扔進了小河。
我不知道故事是否真實；重要的是有人說，也有人信。
"我想像自己在塞拉諾街的門洞裡栖身，或者沿街乞讨，或者提着籃子叫賣桃子。
最後一種情況對我的吸引力最大，因為那一來我就可以不上學了。
"我不知道這種忐忑不安的日子持續了多久。
你的已經去世的父親有一次對我們說，金錢是可以用分或者比索計算的，時間卻不能用日子計算，因為比索都是一樣的，而每天甚至每一小時都各各不同。
他說的話我當時不太懂，但是一直銘記在心。
"一晚，我做了一個惡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