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三京的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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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必亡必滅，是金人立國初年的形勢所造成的。
遼是異族，在遼人進入中國以後，直至天祚之亡，前後二百餘年，甚至天祚被俘，西遼還繼續存在八十八年，可是金人的統治，始終不足一百二十年。
一個朝代存在的長短，和它的統治是否適當，以及當時的客觀形勢，是有一定的關係的。
在金存在的時候，以極少數的女真民族，用極為落後的方法統治多數文化較高的漢民族，這正是古人所説的厝火於積薪之上，其滅亡可立而待的。
現在金的統治結束了，雖然金哀宗不是一個荒淫無度的君主，但是他的統治崩潰是無可避免的。
在金人北依長河、南連宋人的時候，蒙古的軍隊北叩潼關，南沿襄鄧，期在滅金，而始終被阻於豫西羣山之外，急切間找不到滅金的道路。
然後始命王檝南結宋人，約定宋元會師。
滅金而後，以黃河為界，蒙古在北，宋人在南，共存共榮，這纔有蔡州的會師。
宋人以白米三百萬斛接濟蒙古，最後纔能取得勝利，不是如此，無論蒙古的軍隊如何長於作戰，這個本領，女真人原是共同具有的。
“困獸猶鬥”，中國人這句從古相傳的老話，真是積若幹代的經驗學到的真理，究竟是不可磨滅的。
“以河為界”的約定是從宋、金之間“以淮為界”的延伸。
淮水淺，而且西至鄧州為止，因此潁、壽而東，經常是界址不明，涉水可慮；唐、鄧已經接近淮水的盡頭，更易於挑起南北的釁端。
所以以黃河為界的新計劃，從表面上看，宋人是占到了些須的便宜。
但是戰争的事，本來要冒一定的危險，既然參加戰争，不會是全無賠償的白貼人馬和軍需，這一點無論蒙古是怎樣的涉世無多，不會不理解，也是必然要在訂約的時候看得清楚的。
有了這樣的相互理解，所以金人亡國的消息一來，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六月，下詔出師收復三京。
所謂三京，是宋人的南京應天（今商丘）、東京開封、西京河南（今洛陽），其實都在黃河以南。
實際上是把宋、金後期交涉中宋人不斷出入淮河以北的情況，確定為黃河以南而已。
丞相鄭清之力主其説，且命趙範移師黃州，刻日進兵。
趙範、趙葵都主張守河據關，收復三京。
當然彼時也有一些人認為：“分道而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而得二三十萬衆，不足以事驅馳。
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為將，接納降附，即可為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裡饋餉，士有飢色。
今之饋運，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
今百姓多垂磬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帛，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
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棄前功，欲勉強則無多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騷動矣。
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裡遼遠，寧免乏絶？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十鐘而緻一石，亦恐未必能達。
若使頓師千裡之外，糧運不繼，當是之時，孫吳為謀主，韓彭為兵帥，亦恐無以為策。
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
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絶紛紛之説。
”這樣的考慮不能説是不正確的。
是不是應當收復三京，在當日是有争論的，後人也是有争論的。
張溥《宋史紀事本末》是同情收復三京的。
他的主張是這樣的： 徽宗之取燕雲，理宗之復三京，二失同譏。
然燕、薊、景、檀、涿、易等十四州，石敬瑭失之；平、營、灤三州，劉仁恭失之，地雖中國，非宋壤也。
河南故都，陵寢在焉，委於蒙古，吾其忍乎！童貫伐遼，白溝敗績，再與金約，師復失期，克燕五京，宋實無功，事成背約，彼或有辭。
蒙古攻金，假道乞師，馬磴之戰，孟珙先驅入蔡，滅金功首在宋，謂必斂手空城，坐而不取，非人情也。
且遼為宋敵，金為宋仇。
敵者可以存可以亡者也，仇者可以亡必不可以存者也。
八陵之辱，二帝之慘，懷而不報者百餘年矣，會有可乘，雖死不顧，必欲鑒宣和之海上而忘靖康之北狩，凡為臣子，其誰堪之？是故滅金之役，正也；三京之復，亦正也。
其復而不果者，病在進之太速，守之不固，非盡始謀者過也。
紹定五年，蒙古遣王檝來議攻金，帝命使往報，約功成以後，歸河南境地；孟珙與江海塔察兒入蔡州時，即痛哭與言，完顔氏滅，土地共分，自燕以上歸蒙古，自汴
遼是異族，在遼人進入中國以後，直至天祚之亡，前後二百餘年，甚至天祚被俘，西遼還繼續存在八十八年，可是金人的統治，始終不足一百二十年。
一個朝代存在的長短，和它的統治是否適當，以及當時的客觀形勢，是有一定的關係的。
在金存在的時候，以極少數的女真民族，用極為落後的方法統治多數文化較高的漢民族，這正是古人所説的厝火於積薪之上，其滅亡可立而待的。
現在金的統治結束了，雖然金哀宗不是一個荒淫無度的君主，但是他的統治崩潰是無可避免的。
在金人北依長河、南連宋人的時候，蒙古的軍隊北叩潼關，南沿襄鄧，期在滅金，而始終被阻於豫西羣山之外，急切間找不到滅金的道路。
然後始命王檝南結宋人，約定宋元會師。
滅金而後，以黃河為界，蒙古在北，宋人在南，共存共榮，這纔有蔡州的會師。
宋人以白米三百萬斛接濟蒙古，最後纔能取得勝利，不是如此，無論蒙古的軍隊如何長於作戰，這個本領，女真人原是共同具有的。
“困獸猶鬥”，中國人這句從古相傳的老話，真是積若幹代的經驗學到的真理，究竟是不可磨滅的。
“以河為界”的約定是從宋、金之間“以淮為界”的延伸。
淮水淺，而且西至鄧州為止，因此潁、壽而東，經常是界址不明，涉水可慮；唐、鄧已經接近淮水的盡頭，更易於挑起南北的釁端。
所以以黃河為界的新計劃，從表面上看，宋人是占到了些須的便宜。
但是戰争的事，本來要冒一定的危險，既然參加戰争，不會是全無賠償的白貼人馬和軍需，這一點無論蒙古是怎樣的涉世無多，不會不理解，也是必然要在訂約的時候看得清楚的。
有了這樣的相互理解，所以金人亡國的消息一來，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六月，下詔出師收復三京。
所謂三京，是宋人的南京應天（今商丘）、東京開封、西京河南（今洛陽），其實都在黃河以南。
實際上是把宋、金後期交涉中宋人不斷出入淮河以北的情況，確定為黃河以南而已。
丞相鄭清之力主其説，且命趙範移師黃州，刻日進兵。
趙範、趙葵都主張守河據關，收復三京。
當然彼時也有一些人認為：“分道而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而得二三十萬衆，不足以事驅馳。
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為將，接納降附，即可為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裡饋餉，士有飢色。
今之饋運，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
今百姓多垂磬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帛，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
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棄前功，欲勉強則無多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騷動矣。
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裡遼遠，寧免乏絶？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十鐘而緻一石，亦恐未必能達。
若使頓師千裡之外，糧運不繼，當是之時，孫吳為謀主，韓彭為兵帥，亦恐無以為策。
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
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絶紛紛之説。
”這樣的考慮不能説是不正確的。
是不是應當收復三京，在當日是有争論的，後人也是有争論的。
張溥《宋史紀事本末》是同情收復三京的。
他的主張是這樣的： 徽宗之取燕雲，理宗之復三京，二失同譏。
然燕、薊、景、檀、涿、易等十四州，石敬瑭失之；平、營、灤三州，劉仁恭失之，地雖中國，非宋壤也。
河南故都，陵寢在焉，委於蒙古，吾其忍乎！童貫伐遼，白溝敗績，再與金約，師復失期，克燕五京，宋實無功，事成背約，彼或有辭。
蒙古攻金，假道乞師，馬磴之戰，孟珙先驅入蔡，滅金功首在宋，謂必斂手空城，坐而不取，非人情也。
且遼為宋敵，金為宋仇。
敵者可以存可以亡者也，仇者可以亡必不可以存者也。
八陵之辱，二帝之慘，懷而不報者百餘年矣，會有可乘，雖死不顧，必欲鑒宣和之海上而忘靖康之北狩，凡為臣子，其誰堪之？是故滅金之役，正也；三京之復，亦正也。
其復而不果者，病在進之太速，守之不固，非盡始謀者過也。
紹定五年，蒙古遣王檝來議攻金，帝命使往報，約功成以後，歸河南境地；孟珙與江海塔察兒入蔡州時，即痛哭與言，完顔氏滅，土地共分，自燕以上歸蒙古，自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