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三京的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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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歸宋。
盟無渝也，蒙古必聽。
即不然，李伯淵等既誅崔立以降，即走使蒙古，告以罪人授首，盟言可尋，汴京、洛陽，寢廟是宅，不敢不守，非有他志，蒙古之師其無出乎！又不然，彼兵直下，我兵堅守，趙葵等悉力捍城，史嵩之轉餉無"。
持之數月，或犬羊坐困，捲甲北還，或行人陳辭，畫疆罷鬥，皆足相當。
奈何聞風即逃，不戰而潰也。
李全之叛，害由養癰，趙範、趙葵，再四請討，鄭清之力主其説，一舉殄平，遂輕視蒙古，鋭進不疑，不知韃靼強大，非金比也。
守汴之計未定，而入汴之師先發，取決目前，雖得猶失，闊端分寇，益其咎耳。
若謂恢復非計，專責趙、鄭，令宋師不出，蒙古日大，既擁三京，保無南牧乎？殆未可與童貫北伐、張瑴開釁同日而論也。
王夫之的《宋論》，主張又不相同。
他説： 會女真以滅契丹，會蒙古以滅女真，旋以自滅，若合符契，懸明鑒於眉睫而不能知，理宗君臣之愚不可瘳，通古今天下，未有不笑之者也。
雖然，設身以處之，理宗之應此也亦難矣。
會女真以滅契丹，非女真之為之也，女真無藉援於宋之情，亦無遽思吞宋之志，童貫聽趙良嗣間道以往約，而後啟不戢之戎心。
使宋閉關以固守，則女真不能測宋之短長，以思淩奪。
且宋之於契丹也，無君父之讎，則援而存之以為外蔽，亦一策也。
不此之慮而自挑之，其咎無可委也。
會蒙古以滅女真，則宋未有往迎之心，而王檝自來，其勢殊矣。
蒙古之蹂女真也，聞之則震，當之則迷，左馳右突，無不逞之願欲。
其將渡河而殄絶之，豈待宋之夾攻而後可取必？然且間道命使，求之於宋者，其志可知矣。
女真已歸其股掌，而涎垂及宋，殆以是探其情實，使遲回於為訢為拒之兩途，而自呈其善敗。
故曰，宋之應此亦難矣。
藉不許其約而拒之歟，則必有拒之之辭矣。
有其辭，抑必有其踐之之實矣。
拒之而不以其理，則其辭先詘。
如其辭之不詘，而無以踐之，則為挑釁之媒，而固苶然不敢盡其辭。
將應之曰：金，吾與國也，世與通妤，盟不可寒。
今窮而南依於我，固不忍乘其危而規以為利。
如是以為辭而我詘矣。
君父囚死於彼，宗社傾覆於彼，陵寢發掘於彼，而以迫脅要盟之約為信，抑將誰欺？明恃女真為外護，以緩須臾之禍，而陽託不忍乘危以誇志義，怯懦之情不可揜，而使其謀我之志益堅，則辭先詘而勢亦隨之以詘矣。
張溥、王夫之兩人的議論都是確有所本的，但是他們的議論，因為時代正在不斷地變動，因此形勢也必然要隨著時代的變動而變動。
南宋的初年，承著宣和的積衰，寬緩之至，成為孱弱，高宗蒼皇南渡，奔走海上，宗澤既老，杜充亦降，韓世忠之善戰，將兵不過五萬；嶽飛之精忠，高宗又疑其欲立太子；苗傅、劉正彥，激而欲擁立周歲之高宗子旉，并改元明受，張浚奔走海上，僅而獲濟。
南宋之初，不可謂非積弱矣。
自茲以後，雖牝雞司晨，庸臣誤國，韓侂胄力圖晚蓋而不能，史嵩之陰執大權而未敢，但是朝野之間始終以靖康為大恥，金源為血仇。
及蒙古之難作，而宋人之奮發蹈厲，幾於空前，釣魚臺之堅守，為古今歷史所未有，蒙哥之死，雖蒙古人謂為病殂，而宋人謂其死於中箭，亦無以斥之。
崖山之役，宋軍以全體殉國，忠貞之至，幾於駕迦太基而上之。
謂宋人為積弱，可也，謂宋人為終於積弱，不可也。
持論者徒執一端之見，以為有宋三百年，南北十八君，始終出於一轍，此則偏固不經之論，尤不可也。
但是宋人收復三京之説，終於以洛陽之敗而成為空論，是歷史的事實。
那又是為什麽？我們的答覆是北方的糧食空虛，一至於此，為趙葵兄弟主張收復洛陽時所不及見而已。
那麽要問為什麽不能預見，不能及時發現，不能立即接濟？這樁公案是六百多年以前的事了，年代久遠，我們固難盡見，即以我們及身之時代言之：抗戰末期，河南大荒，重以反動軍隊的蹂躪，當時人民即有河南水、旱、蝗、湯四大害之説。
此其一。
三年自然災害，北方有守土大吏媚上壓下，河南深受其害，此其二。
其後“四人幫”之害，山東、皖北、豫東大荒，及政策適當變動，人民始有溫飽之望。
此其三。
總之，中原之災荒頻繁，為南方所少有，而其轉運之繁重，道路之困難，亦為後代所不能想像，故徐子才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隻有采蒿和麵作餅以食。
麵餅皆盡，殺馬而食，終於不戰而退。
蒙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澱之水以灌宋軍，遂緻宋軍皆南退。
最後是蒙古全部繼承了金人的遺業，宋金的戰争遂一轉而為宋與蒙古的戰争。
盟無渝也，蒙古必聽。
即不然，李伯淵等既誅崔立以降，即走使蒙古，告以罪人授首，盟言可尋，汴京、洛陽，寢廟是宅，不敢不守，非有他志，蒙古之師其無出乎！又不然，彼兵直下，我兵堅守，趙葵等悉力捍城，史嵩之轉餉無"。
持之數月，或犬羊坐困，捲甲北還，或行人陳辭，畫疆罷鬥，皆足相當。
奈何聞風即逃，不戰而潰也。
李全之叛，害由養癰，趙範、趙葵，再四請討，鄭清之力主其説，一舉殄平，遂輕視蒙古，鋭進不疑，不知韃靼強大，非金比也。
守汴之計未定，而入汴之師先發，取決目前，雖得猶失，闊端分寇，益其咎耳。
若謂恢復非計，專責趙、鄭，令宋師不出，蒙古日大，既擁三京，保無南牧乎？殆未可與童貫北伐、張瑴開釁同日而論也。
王夫之的《宋論》，主張又不相同。
他説： 會女真以滅契丹，會蒙古以滅女真，旋以自滅，若合符契，懸明鑒於眉睫而不能知，理宗君臣之愚不可瘳，通古今天下，未有不笑之者也。
雖然，設身以處之，理宗之應此也亦難矣。
會女真以滅契丹，非女真之為之也，女真無藉援於宋之情，亦無遽思吞宋之志，童貫聽趙良嗣間道以往約，而後啟不戢之戎心。
使宋閉關以固守，則女真不能測宋之短長，以思淩奪。
且宋之於契丹也，無君父之讎，則援而存之以為外蔽，亦一策也。
不此之慮而自挑之，其咎無可委也。
會蒙古以滅女真，則宋未有往迎之心，而王檝自來，其勢殊矣。
蒙古之蹂女真也，聞之則震，當之則迷，左馳右突，無不逞之願欲。
其將渡河而殄絶之，豈待宋之夾攻而後可取必？然且間道命使，求之於宋者，其志可知矣。
女真已歸其股掌，而涎垂及宋，殆以是探其情實，使遲回於為訢為拒之兩途，而自呈其善敗。
故曰，宋之應此亦難矣。
藉不許其約而拒之歟，則必有拒之之辭矣。
有其辭，抑必有其踐之之實矣。
拒之而不以其理，則其辭先詘。
如其辭之不詘，而無以踐之，則為挑釁之媒，而固苶然不敢盡其辭。
將應之曰：金，吾與國也，世與通妤，盟不可寒。
今窮而南依於我，固不忍乘其危而規以為利。
如是以為辭而我詘矣。
君父囚死於彼，宗社傾覆於彼，陵寢發掘於彼，而以迫脅要盟之約為信，抑將誰欺？明恃女真為外護，以緩須臾之禍，而陽託不忍乘危以誇志義，怯懦之情不可揜，而使其謀我之志益堅，則辭先詘而勢亦隨之以詘矣。
張溥、王夫之兩人的議論都是確有所本的，但是他們的議論，因為時代正在不斷地變動，因此形勢也必然要隨著時代的變動而變動。
南宋的初年，承著宣和的積衰，寬緩之至，成為孱弱，高宗蒼皇南渡，奔走海上，宗澤既老，杜充亦降，韓世忠之善戰，將兵不過五萬；嶽飛之精忠，高宗又疑其欲立太子；苗傅、劉正彥，激而欲擁立周歲之高宗子旉，并改元明受，張浚奔走海上，僅而獲濟。
南宋之初，不可謂非積弱矣。
自茲以後，雖牝雞司晨，庸臣誤國，韓侂胄力圖晚蓋而不能，史嵩之陰執大權而未敢，但是朝野之間始終以靖康為大恥，金源為血仇。
及蒙古之難作，而宋人之奮發蹈厲，幾於空前，釣魚臺之堅守，為古今歷史所未有，蒙哥之死，雖蒙古人謂為病殂，而宋人謂其死於中箭，亦無以斥之。
崖山之役，宋軍以全體殉國，忠貞之至，幾於駕迦太基而上之。
謂宋人為積弱，可也，謂宋人為終於積弱，不可也。
持論者徒執一端之見，以為有宋三百年，南北十八君，始終出於一轍，此則偏固不經之論，尤不可也。
但是宋人收復三京之説，終於以洛陽之敗而成為空論，是歷史的事實。
那又是為什麽？我們的答覆是北方的糧食空虛，一至於此，為趙葵兄弟主張收復洛陽時所不及見而已。
那麽要問為什麽不能預見，不能及時發現，不能立即接濟？這樁公案是六百多年以前的事了，年代久遠，我們固難盡見，即以我們及身之時代言之：抗戰末期，河南大荒，重以反動軍隊的蹂躪，當時人民即有河南水、旱、蝗、湯四大害之説。
此其一。
三年自然災害，北方有守土大吏媚上壓下，河南深受其害，此其二。
其後“四人幫”之害，山東、皖北、豫東大荒，及政策適當變動，人民始有溫飽之望。
此其三。
總之，中原之災荒頻繁，為南方所少有，而其轉運之繁重，道路之困難，亦為後代所不能想像，故徐子才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隻有采蒿和麵作餅以食。
麵餅皆盡，殺馬而食，終於不戰而退。
蒙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澱之水以灌宋軍，遂緻宋軍皆南退。
最後是蒙古全部繼承了金人的遺業，宋金的戰争遂一轉而為宋與蒙古的戰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