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汴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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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哀宗正大八年（1231），好問進入汴京。
次年正月改元開興，四月再改為天興。
《金史》本傳：“天興初，擢尚書省掾。
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
” 從一般情況講，從外州知縣擢為尚書省掾，不久進為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這是一種特有的擢升，而在這次擢升中，禮部尚書趙秉文曾經為他盡了最大的努力。
不過，時代不一樣，在這個兵荒馬亂中，調升要地，焉知非禍。
隻是當時的元好問，還沒有看到這一點。
早一年，他的夫人張氏病殁。
開興三月朔，第三女阿秀又死於汴州。
有《孝女阿秀墓銘》： 孝女阿秀，奉直大夫、尚書省令史秀容元好問第三女也。
興定乙卯，生於登封。
年十三，予為南陽令，其母張病殁，孝女日夜哭泣，哀痛之聲，人不忍聞。
明年，得疾於汴梁，病已急，哭且不止。
或以為言：“親，一也，母亡而父存，汝不幸而死，為棄父矣。
”曰：“女從母為順，寧從母死耳。
”竟以開興壬辰三月朔死。
這裏看到遺山入京以後，死喪之災，接踵而來；而且不久而後，國家的厄運，也相繼而至了。
這一年正月蒙古兵破唐州。
金元帥婁室在襄城、汝墳和蒙古兵接戰，婁室退至汴京，這是説金人的最後一道防綫，已經到了京城的周圍了。
本來的元帥古裡甲石倫已經退休了，重行起用。
軍隊從各個方面調到汴京附近，甚至連軍士的家屬也調來，這一來就是五十萬人，增加了守禦的力量。
其餘正在調遣中的還不計其數。
蒙古兵也集中在鄭州，前鋒直薄汴京。
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汴京的争奪戰。
金人已經把可以調動的軍隊都集中在汴京的四圍，蒙古兵也集中兵力準備結束這一仗。
在這次戰争中，陳和尚的英雄氣概特别出了名。
陳和尚仿佛姓陳，以僧侶為業，其實完全不是這回事。
他姓完顔，是金皇族的一家，他的部下是一大群無賴，回紇、乃蠻、羌、渾以及中原被俘的逃犯，無所不有，可是在陳和尚的帶領下，每個人都成為戰争中的英雄。
三峰山一戰，陳和尚走鈞州。
蒙古兵破鈞州，遍索陳和尚不得。
兩日後自出，問其姓名，他説：“我就是忠孝軍的總領陳和尚，戰勝大昌原的是我，戰勝衛州的也是我，戰勝倒回谷的還是我。
我死在亂軍中，人必謂我有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
”蒙古兵的大將看到陳和尚必然不肯投降，請他喝過馬奶，他一邊令人開刀，一邊説：“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
”三峰山一敗以後，金兵不可復振，但是汴州仍在堅守中，蒙古兵就在汴州的周圍作戰。
皇帝實在不是容易做的。
遇到國勢昌盛，大家客客氣氣地稱你一聲皇帝；可是遇到困難的時代，那時大家就會指你罵“昏君”、“殺坯”。
其實皇帝也真可憐，他隻是同我們一樣，五官七竅、飲食、男女、拉溺，沒有什麽特别的功能，為什麽要他負這麽多的責任。
當然，你也可説：那麽他為什麽要當皇帝呢？其實他是不得已，是不由自己做主的。
明代的思宗其實是一個好人，恰恰又是老五，原來輪不上他來頂缸的。
老大糊塗蟲熹宗又沒有留下一個孩子，不幸老二、老三、老四接連死了一大串，這一來這位十七歲的小老五就非得做皇帝不可，也必得由他調兵遣將，東邊去打滿洲韃子，西邊去打李闖王和八大王。
不錯，他到末年已經三十多歲，應該懂事了。
可是，我們也久已三十多歲，甚至遠遠不止三十多歲，又懂得多少呢？想到這位思宗，我真替他可憐。
他為了要防備韃子衝進山海關，竭盡全力遏守那一綫，甚至在闖王已經逼到涿州，他還想掙紮一下。
一個清晨，他召集幾位大臣商量一下。
大臣在下面高聲嚷道：“奏明皇上，李自成決定不敢前進。
”思宗覺得這話説得有憑有據，非常切實，當下問道：“為什麼？”大臣高聲喊道：“因為皇上福大。
”虧得思宗還是有涵養的，他一腳踢去皇上的禦案，勃郎蕩來一過四腳朝天。
其實思宗為了抵禦韃子，捨不得調他新練的一支大軍，及至李自成進京兩天，這支大軍方纔趕到，皇上早已自殺了。
哀宗的情況，當然不同于明思宗，但是他也是不同于陳後主或是南唐後主的人物，這是無可置疑的。
在汴京被圍的當中，為什麽他決定要出京？汴京是一個富庶的地方，即使在這個戰事頻繁、蒙古的軍隊幾乎把汴京包圍起來的時代，究竟還是有隙可乘，自己帶了大兵出城，蒙古兵是來不及一呼盡至，把他包圍，那時出汴究竟是可能的。
隻要自己有足夠的勇氣，突圍是必然可以成功的。
但是哀宗的目標，絶對不可能隻是突圍。
在他原定的計劃裏，是留著皇太後、皇後在京，假如隻是突圍，那豈不是把兩宮白白地交給蒙古，作為人質，為自己日後的屈服留下一條後路，這是戰争中的真正領導者所不屑的。
至若所傳請以一車兩馬載國史文籍自隨之説，可能隻是當時有這樣的傳説，其後哀宗自縊于幽蘭軒，金之史料，遂不復全，因有此説。
其實在哀宗出京的時候，即使在屢經挫敗之餘，必然還認為蒙古是一個組織尚未完備的部族，在作戰中即使有偶然獲勝的可能，但是較之于金，未必有決勝的把握。
歷史不是沒有偶然性的。
但是在許多偶然性的巧合碰在一起時，那就成為必然性了。
哀宗的渡河作戰，是他的決心和當時的處境一經結合必然發生的結果。
渡河作戰，終歸失敗，汴京城中的一個小小的西面元帥崔立，乘機作亂，遂使遺山蒙不世的汚名，這是無論如何洗刷不清的。
假如這時他還在鄧州，情況當然就不同了。
哀宗的決定親征，是一個非常堅決而又勇敢的策略。
估計到當時女真和蒙古的情狀，也不失為是經過仔細衡量的決定。
兩方面都是新起的民族，都有一種敢於進取的勇氣。
所不同的是蒙古族還沒有掌握過政權，因此也很少受到腐蝕的機會，在這方面是比較堅強的；女真族已經掌握政權一百多年，因此不免受到暮氣的腐蝕。
西方民族在接觸到滿洲政權時，就有這樣的記載。
滿洲政權在最後一段時期，和西方民族辦理外交的機構稱為總理各國衙門，帶頭的是一個親王如恭親王、慶親王之類，其他的都是些尚書、侍郎之類。
接見之初，除了握手打躬之外，照例都不做聲。
僵持了一段時間以後，親王第一個開口，他咋呼著：“今天天氣好哇！”於是其餘的大官兒一個接一個地説：“今天天氣好哇！”有個别的初來東方的竟是記著：“好像一片狗吠之聲。
”滿清的末年竟是用這一套辦法處理外交的。
這樣的人才處理二十世紀縱橫捭闔的局面，其結果當然隻有兩條，不是亡國，就是革命，二者是必居其一的。
金末的太學生劉祁在他的《歸潛志》裏也有類似的記載： 南渡（指宣宗徙都開封事）之後，為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上下同風，止以苟安目前為樂，凡有人言當改革，則必以生事抑之。
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歎籲。
已而敵退解嚴，則又張具會飲黃閣中矣。
每相與議時事，至其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
”已而復然。
因循苟且，竟至亡國。
南渡之後，朝廷近侍以諂諛成風，每有四方災異或民間疾苦將奏之，必相謂曰：“恐聖上心困。
”當時有人雲：“今日恐心困，後日大心困矣。
”竟不敢言。
又在位者臨事，往往不肯分明可否，相習低言緩語，互推讓，號“養相體”。
籲！相體果安在哉？又宰執用人，必先擇無鋒芒、軟熟易制者，曰“恐生事”。
故正人君子多不得用，雖用亦未久，遽退閑，宰執如張左丞行信，臺諫官如陳司諫規、許司諫古，程、雷禦史，皆不能終其任也。
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為耳目以伺察百官，故使其奉禦輩採訪民間，號“行路禦史”。
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
上因切責臺官漏洩，皆抵罪。
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禦在軍中，號“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為所牽制，輒遇敵先奔，故其軍多喪敗。
哀宗決意親征，大政方略既定，這就決定以完顔奴申參知政事兼樞密副使，完顔習捏阿不樞密副使兼知開封府，權參知政事留守京師。
奴申和阿不兩位是駐守京師的主要人物。
以把撒合為外城東面元帥，朮甲咬住為南面元帥，崔立為西面元帥，孛朮魯買奴為北面元帥。
一個開封城，負責守城的是四位，都是元帥。
當時的佈置，確實是沒有經過熟慮的。
哀宗既然決定親征了，親征的方向，一時也沒有決定主要方向，這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件。
哀宗認為蒙古的重兵在西，破鳳翔府在西，破潼關的也在西
次年正月改元開興，四月再改為天興。
《金史》本傳：“天興初，擢尚書省掾。
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
” 從一般情況講，從外州知縣擢為尚書省掾，不久進為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這是一種特有的擢升，而在這次擢升中，禮部尚書趙秉文曾經為他盡了最大的努力。
不過，時代不一樣，在這個兵荒馬亂中，調升要地，焉知非禍。
隻是當時的元好問，還沒有看到這一點。
早一年，他的夫人張氏病殁。
開興三月朔，第三女阿秀又死於汴州。
有《孝女阿秀墓銘》： 孝女阿秀，奉直大夫、尚書省令史秀容元好問第三女也。
興定乙卯，生於登封。
年十三，予為南陽令，其母張病殁，孝女日夜哭泣，哀痛之聲，人不忍聞。
明年，得疾於汴梁，病已急，哭且不止。
或以為言：“親，一也，母亡而父存，汝不幸而死，為棄父矣。
”曰：“女從母為順，寧從母死耳。
”竟以開興壬辰三月朔死。
這裏看到遺山入京以後，死喪之災，接踵而來；而且不久而後，國家的厄運，也相繼而至了。
這一年正月蒙古兵破唐州。
金元帥婁室在襄城、汝墳和蒙古兵接戰，婁室退至汴京，這是説金人的最後一道防綫，已經到了京城的周圍了。
本來的元帥古裡甲石倫已經退休了，重行起用。
軍隊從各個方面調到汴京附近，甚至連軍士的家屬也調來，這一來就是五十萬人，增加了守禦的力量。
其餘正在調遣中的還不計其數。
蒙古兵也集中在鄭州，前鋒直薄汴京。
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汴京的争奪戰。
金人已經把可以調動的軍隊都集中在汴京的四圍，蒙古兵也集中兵力準備結束這一仗。
在這次戰争中，陳和尚的英雄氣概特别出了名。
陳和尚仿佛姓陳，以僧侶為業，其實完全不是這回事。
他姓完顔，是金皇族的一家，他的部下是一大群無賴，回紇、乃蠻、羌、渾以及中原被俘的逃犯，無所不有，可是在陳和尚的帶領下，每個人都成為戰争中的英雄。
三峰山一戰，陳和尚走鈞州。
蒙古兵破鈞州，遍索陳和尚不得。
兩日後自出，問其姓名，他説：“我就是忠孝軍的總領陳和尚，戰勝大昌原的是我，戰勝衛州的也是我，戰勝倒回谷的還是我。
我死在亂軍中，人必謂我有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
”蒙古兵的大將看到陳和尚必然不肯投降，請他喝過馬奶，他一邊令人開刀，一邊説：“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
”三峰山一敗以後，金兵不可復振，但是汴州仍在堅守中，蒙古兵就在汴州的周圍作戰。
皇帝實在不是容易做的。
遇到國勢昌盛，大家客客氣氣地稱你一聲皇帝；可是遇到困難的時代，那時大家就會指你罵“昏君”、“殺坯”。
其實皇帝也真可憐，他隻是同我們一樣，五官七竅、飲食、男女、拉溺，沒有什麽特别的功能，為什麽要他負這麽多的責任。
當然，你也可説：那麽他為什麽要當皇帝呢？其實他是不得已，是不由自己做主的。
明代的思宗其實是一個好人，恰恰又是老五，原來輪不上他來頂缸的。
老大糊塗蟲熹宗又沒有留下一個孩子，不幸老二、老三、老四接連死了一大串，這一來這位十七歲的小老五就非得做皇帝不可，也必得由他調兵遣將，東邊去打滿洲韃子，西邊去打李闖王和八大王。
不錯，他到末年已經三十多歲，應該懂事了。
可是，我們也久已三十多歲，甚至遠遠不止三十多歲，又懂得多少呢？想到這位思宗，我真替他可憐。
他為了要防備韃子衝進山海關，竭盡全力遏守那一綫，甚至在闖王已經逼到涿州，他還想掙紮一下。
一個清晨，他召集幾位大臣商量一下。
大臣在下面高聲嚷道：“奏明皇上，李自成決定不敢前進。
”思宗覺得這話説得有憑有據，非常切實，當下問道：“為什麼？”大臣高聲喊道：“因為皇上福大。
”虧得思宗還是有涵養的，他一腳踢去皇上的禦案，勃郎蕩來一過四腳朝天。
其實思宗為了抵禦韃子，捨不得調他新練的一支大軍，及至李自成進京兩天，這支大軍方纔趕到，皇上早已自殺了。
哀宗的情況，當然不同于明思宗，但是他也是不同于陳後主或是南唐後主的人物，這是無可置疑的。
在汴京被圍的當中，為什麽他決定要出京？汴京是一個富庶的地方，即使在這個戰事頻繁、蒙古的軍隊幾乎把汴京包圍起來的時代，究竟還是有隙可乘，自己帶了大兵出城，蒙古兵是來不及一呼盡至，把他包圍，那時出汴究竟是可能的。
隻要自己有足夠的勇氣，突圍是必然可以成功的。
但是哀宗的目標，絶對不可能隻是突圍。
在他原定的計劃裏，是留著皇太後、皇後在京，假如隻是突圍，那豈不是把兩宮白白地交給蒙古，作為人質，為自己日後的屈服留下一條後路，這是戰争中的真正領導者所不屑的。
至若所傳請以一車兩馬載國史文籍自隨之説，可能隻是當時有這樣的傳説，其後哀宗自縊于幽蘭軒，金之史料，遂不復全，因有此説。
其實在哀宗出京的時候，即使在屢經挫敗之餘，必然還認為蒙古是一個組織尚未完備的部族，在作戰中即使有偶然獲勝的可能，但是較之于金，未必有決勝的把握。
歷史不是沒有偶然性的。
但是在許多偶然性的巧合碰在一起時，那就成為必然性了。
哀宗的渡河作戰，是他的決心和當時的處境一經結合必然發生的結果。
渡河作戰，終歸失敗，汴京城中的一個小小的西面元帥崔立，乘機作亂，遂使遺山蒙不世的汚名，這是無論如何洗刷不清的。
假如這時他還在鄧州，情況當然就不同了。
哀宗的決定親征，是一個非常堅決而又勇敢的策略。
估計到當時女真和蒙古的情狀，也不失為是經過仔細衡量的決定。
兩方面都是新起的民族，都有一種敢於進取的勇氣。
所不同的是蒙古族還沒有掌握過政權，因此也很少受到腐蝕的機會，在這方面是比較堅強的；女真族已經掌握政權一百多年，因此不免受到暮氣的腐蝕。
西方民族在接觸到滿洲政權時，就有這樣的記載。
滿洲政權在最後一段時期，和西方民族辦理外交的機構稱為總理各國衙門，帶頭的是一個親王如恭親王、慶親王之類，其他的都是些尚書、侍郎之類。
接見之初，除了握手打躬之外，照例都不做聲。
僵持了一段時間以後，親王第一個開口，他咋呼著：“今天天氣好哇！”於是其餘的大官兒一個接一個地説：“今天天氣好哇！”有個别的初來東方的竟是記著：“好像一片狗吠之聲。
”滿清的末年竟是用這一套辦法處理外交的。
這樣的人才處理二十世紀縱橫捭闔的局面，其結果當然隻有兩條，不是亡國，就是革命，二者是必居其一的。
金末的太學生劉祁在他的《歸潛志》裏也有類似的記載： 南渡（指宣宗徙都開封事）之後，為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上下同風，止以苟安目前為樂，凡有人言當改革，則必以生事抑之。
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歎籲。
已而敵退解嚴，則又張具會飲黃閣中矣。
每相與議時事，至其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
”已而復然。
因循苟且，竟至亡國。
南渡之後，朝廷近侍以諂諛成風，每有四方災異或民間疾苦將奏之，必相謂曰：“恐聖上心困。
”當時有人雲：“今日恐心困，後日大心困矣。
”竟不敢言。
又在位者臨事，往往不肯分明可否，相習低言緩語，互推讓，號“養相體”。
籲！相體果安在哉？又宰執用人，必先擇無鋒芒、軟熟易制者，曰“恐生事”。
故正人君子多不得用，雖用亦未久，遽退閑，宰執如張左丞行信，臺諫官如陳司諫規、許司諫古，程、雷禦史，皆不能終其任也。
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為耳目以伺察百官，故使其奉禦輩採訪民間，號“行路禦史”。
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
上因切責臺官漏洩，皆抵罪。
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禦在軍中，號“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為所牽制，輒遇敵先奔，故其軍多喪敗。
哀宗決意親征，大政方略既定，這就決定以完顔奴申參知政事兼樞密副使，完顔習捏阿不樞密副使兼知開封府，權參知政事留守京師。
奴申和阿不兩位是駐守京師的主要人物。
以把撒合為外城東面元帥，朮甲咬住為南面元帥，崔立為西面元帥，孛朮魯買奴為北面元帥。
一個開封城，負責守城的是四位，都是元帥。
當時的佈置，確實是沒有經過熟慮的。
哀宗既然決定親征了，親征的方向，一時也沒有決定主要方向，這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件。
哀宗認為蒙古的重兵在西，破鳳翔府在西，破潼關的也在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