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汴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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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主攻方向必然在西。

    這裏看到哀宗確實是一個決心求戰的領導,但是他卻沒有考慮到西向求戰的艱苦。

    幸虧鞏昌元帥完顔忽斜虎從河南府來,他指出從開封往河南府,三百裡之内,人民都逃完了,沒有竈,也沒有井,即使有井也填塞了,大兵一動,憑什麽可以生活下去。

    這時事實勝於雄辯,哀宗決定放棄西行的計劃,但是他的求戰心切,這是不能動搖的,他立刻決定把方向改成向北,好在哪裏都有蒙古的武士,要打仗是不愁找不到對手的。

     天興元年(1232)十二月初一,哀宗出京,留守官和京城父老至城外奉辭,哀宗和留守奴申談到東面元帥李辛口出怨言,罷為兵部侍郎。

    在哀宗出遠以後,奴申召李辛,李辛一想,情況可能已經洩露了,下了決心向蒙古兵乞降,棄馬出城,這裏奴申立刻派人把他捕獲,當即殺了。

    汴京城裏的百官和人民日夜盼望哀宗能把蒙古兵打退,蒙古兵沒有打退,汴京的物價卻在飛漲,後來傳到的消息,是哀宗已經渡過黃河,徑造歸德去了。

    宋代以來,當時有四京:北京大名府、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歸德府。

    歸德雖然也是京城,究竟和開封不同,相去太遠了。

    奴申還記得哀宗在京中時,曾經發過一次雷霆,責問丞相僕散七斤:“近日紀綱安在?”七斤不知道該怎樣回答,因為他根本不懂得“紀綱”就是法制的意思,還誤以為是一個皇帝感興趣的人,隻有戰戰兢兢地迴報一聲。

    待迴衙以後,他厲聲地對屬下説:“皇上追問紀綱安在,你們哪一個曾經把紀綱帶給我看一下?”用這樣的人作宰相,鋒芒確是沒有,易制也不容置疑,但能夠擔當得起重任嗎? 哀宗確實是一個值得同情的皇帝,但是在他左右卻聚集了這一大批承平時裝腔作勢,戰争時一籌莫展的大臣和元帥。

    蒙古的軍隊正在從多方面包圍過來,自己卻封鎖在歸德城内,他沒有可靠的後方,沒有得力的大將和重臣。

    歸德和汴京相去并不遠,汴京已經到了鬥米二十兩白銀的境地,搢紳士女行乞於市,有的甚至於自食妻子。

    一切用皮革做成的家具,早已煮食殆盡。

    王侯第宅,故家喬木,也已砍伐無餘,毋庸置議了。

     東面元帥李辛因為設法投降被殺了,西面元帥崔立卻能幹得多。

    他按計劃是殺了阿不、奴申等人,立梁王監國,對蒙古投降,自稱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

    計劃定了以後,群小附和,請為立建功德碑。

    翟奕以尚書省命召翰林直學士王若虛為文。

    若虛自分必死,私謂左司員外郎元好問:“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

    不過,首先和他們談一下。

    ”他和翟奕説:“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而言?”翟奕大怒説:“這還要問?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這不是功德是什麽?”若虛道:“學士的責任是代君主立言。

    這樣的功德碑,是代君主立言的體裁嗎?還有一層,丞相既以汴京投降,滿朝官吏都是丞相的部下,自古豈有部下替主子歌功頌德而為人們所信者嗎?”若虛的議論,侃侃而談,翟奕一時竟説不上來。

     但是功德碑還是要立的。

    崔立隻是汴京一個潑皮,可是對於立碑的事卻非常熱切,他認為擁立梁王監國,向蒙古人投降,免去一城的屠殺,是一件非常的功德,因此要立碑,為自己樹立一個千古的紀念。

    可是問題在於由什麽人撰作呢?當然應該由王若虛撰述,他是學士,是當時最有名的文人。

    可是王若虛愛惜自己的聲名,不肯為漢奸樹碑立傳,那麽由誰來撰述呢?當時的才子還有超過好問的嗎?好問也不是不能為漢奸樹碑立傳的,但是他還下不了決心,這就想起當時的最高學府太學的高材生劉祁。

    劉祁推卸不得,可是他也以為漢奸撰碑為恥,不過還是作了。

    遺山見獵技癢,他後來作過不少的辯訴,但是卻無從洗刷他曾做過大量修改的事實。

     劉祁對於這件事實,在他的《歸潛志》裏是和盤托出的: 崔立既變,以南京(此指金之南京,實即汴京。

    )降,自負其有救一城生靈功,謂左司員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時立一石,書吾反狀邪?”時立國柄入手,生殺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震悚,諸在位者畏之,於是乎有立碑頌功德議。

     數日,忽一省卒詣予家,齎尚書禮房小帖子雲:“首領官召赴禮房。

    ”予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預事,不知何謂,即往至省。

    門外遇麻信之,予因語之,信之曰:“昨日見左司郎中張信之,言鄭王碑事欲屬我輩作,豈其然邪?”即同入省禮房。

    省掾曹益甫引見首領官張信之、元裕之二人,曰:“今鄭王以一身救百萬生靈,其功德誠可嘉。

    今在京官吏、父老欲為立碑紀其事,衆議屬之二君,吾已白鄭王矣。

    二君其無讓。

    ”予即辭曰:“祁輩布衣無職,此非所當為。

    況有翰林諸公如王丈從之及裕之輩在,祁等不敢。

    ”裕之曰:“此事出於衆心,且吾曹生自王得之,為之何辭?君等無讓。

    ”予即曰:“吾當見王丈論之。

    ”裕之曰:“王論亦如此矣。

    ”予即趨出,至學士院,見王丈,時修撰張子忠、應奉張元美亦在焉。

    予因語其事,且曰:“此實諸公職,某輩何與焉?”王曰:“此事議久矣,蓋以院中人為之,若尚書檄學士院作,非出於在京官吏、父老心,若自布衣中為之,乃衆欲也。

    且子未仕,在布衣,今士民屬子,子為之亦不傷於義也。

    ”餘於是陰悟諸公自以仕金顯達,欲避其名,以嫁諸布衣。

    又念平生為文,今而遇此患難,以是知揚子雲《劇秦美新》,其亦出於不得已邪?因遜讓而别。

     連延數日,又被督促,知不能辭,即略為草定,付裕之。

    一二日後,一省卒來召,雲“諸宰執召君”。

    餘不得已,赴省。

    途中,遇元裕之騎馬索予,因劫以行,且拉麻信之俱往。

    初不言碑事,止雲省中召王學士諸公會飲,餘亦陰揣其然。

    既入,即引詣左參政幕中,見參政劉公謙甫,舉杯屬吾二人曰:“大王碑事,衆議煩公等,公等成之甚善。

    ”餘與信之俱遜讓曰:“不敢。

    ”已而,謙甫出,見王丈在焉,相與酬酢。

    酒數行,日將入矣,餘二人告歸。

    裕之曰:“省門已鎖,今夕既飲,當留宿省中。

    ”餘輩無如之何。

    已而燭至,飲餘,裕之倡曰:“作鄭王碑文,今夕可畢手也。

    ”餘曰:“有諸公在,諸公為之。

    ”王丈謂餘曰:“此事鄭王已知衆人請太學中名士作,子如堅拒,使王知諸生輩不肯作,是不許其以城降也,則銜之以刻骨,縉紳俱受禍矣。

    是子以一人累衆也。

    且子有老祖母、老母在堂,今一觸其鋒,禍及親族,何以為智?子熟思之。

    ”予惟以非職辭。

    久之,且曰:“予既為草定,不當諸公意,請改命他人。

    ”諸公不許,促迫甚。

    予知其事無可奈何,則曰:“吾素不知館閣體,今夕諸公共議之。

    如諸公避其名,但書某名在諸公後。

    ”於是裕之引紙落筆草其事。

    王丈又曰:“此文姑使裕之作,以為君作又何妨。

    且君集中不載亦可也。

    ”予曰:“裕之作正宜,某復何言?”碑文既成,以示王丈及餘。

    信之欲相商評,王丈為定數字,其銘詞則王丈、裕之、信之及存予舊數言,其碑序全裕之筆也。

    然其文止實敍事,亦無褒稱立言。

    時夜幾四鼓,裕之趣曹益甫書之,裕之即於燭前焚其稿。

    遲明,餘輩趨去。

     這是劉祁《歸潛志》的記載,他指出這篇碑文主要是遺山作出的,自己,甚至王若虛都曾經共同商定,麻信之也參與其事。

     但是,遺山的《外家别業上梁文》的記載卻不是這樣: 窮於途者返於家,乃人情之必至,勞以生而佚以老,亦天道之自然。

    方屬風霜匽薄之餘,而有裡社浮湛之漸,茲焉蔔築,今也落成。

    遺山道人蟫蠹書癡,雞蟲祿薄,猥以勃窣槃跚之跡,仕於危急存亡之秋。

    左曹之鬥食未遷,東道之戈船已禦,久矣公私之俱罄,困於春夏之長圍。

    窮甚析骸,死惟束手。

    人望荊兄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

    出涕而女於吳,莫追於既往;下車而封之杞,有覬於方來。

    謀則僉同,議當孰抗?爰自上書宰相,所謂試微軀于萬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京師,亦常保百族於群盜垂涎之口。

    皇天後土,實聞存趙之謀;枯木死灰,無復哭秦之淚。

    初,一軍構亂,群小歸功,劫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節。

    命由威制,佞豈願為?就磨甘露禦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

    蜀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修;趙王禪文,何預陸機之手跡。

    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閒,有無罪無辜之謗。

    耿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果吮癰舐痔之自甘,雖竄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鱉,始於養虺以成蛇。

    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彀。

    (自注:予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