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〇 黨人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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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然說道：正是因為李膺賢良，才令兒子以他為師的，怎麼能夠因為名籍偶然漏脫而求苟安呢！于是主動上表自請免歸。
時人都稱頌他是道德高尚的義士。
被列為“八顧”之一的議郎巴肅，起初曾經與陳蕃、窦武一同合謀誅殺宦官，事敗後，宦官集團并不知道他曾參與始謀，隻是坐黨禁锢，察覺後方下令收捕。
巴肅從容不迫，自己乘車前往縣府投案。
縣令面見巴肅，解下印绶準備和他一起逃亡。
巴肅鎮定地說，作為人臣的，有政見不敢隐瞞，有罪過不會逃避。
既然不隐瞞政治見解，又怎麼能逃避刑罰呢！于是從容被害。
被列為“八及”之首的張儉，曾經打擊過宦官勢力，久為宦官集團所疾恨。
建甯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上書，說張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為部黨，圖謀危害社稷，而張儉是其首腦。
于是诏令收捕張儉。
張儉流亡于各地，沿途所投靠的民家，無不看重他的名行，不惜冒着破家的危險予以收留，不惜犧牲自己予以掩護。
張儉行迹所至，有十多家因此遭受慘重的迫害。
朝廷大規模逮捕黨人時，李膺正在故鄉隐居，鄉人得知消息，勸他暫時逃避。
李膺回答道：如果有禍事則不逃避災難，如果有罪過則不逃避懲罰，這是臣子應當持守的節操。
我已經六十歲了，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他拒絕出逃，自赴诏獄，終于死于獄中。
他的妻子兒女被強制遷徙到邊地，門生故吏及其父兄都被禁锢。
範滂在大誅黨人之際，姓名列于诏書。
督郵吳導來到縣傳舍，懷抱诏書，伏床而泣。
範滂知道後說，一定是為我的緣故。
于是自己來到獄中。
縣令郭揖大驚，自解印绶，說道：天下如此之大，子何為在此？願意和他一同逃亡。
範滂說，我以一死則可以了結此次禍難，怎麼能夠牽累你，又讓老母颠沛流亡呢？範滂的母親在告别時說：你現在得以與李膺、杜密齊名，死又何所恨！路邊人看到這一情景，沒有不流淚的。
範滂被處死時，年三十三歲。
這次殘酷的政治迫害過後，“黨人”橫死獄中的多達百餘人，被牽連而死、徙、廢、禁的又有六七百人。
漢靈帝又诏令州郡全面清查“黨人”，天下豪傑名士又有許多人名列“黨籍”，因此遭到迫害。
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州郡又受命禁锢“黨人”的門生故吏和父子兄弟。
直到黃巾起義爆發後，“黨人”才被赦免。
以記錄和總結東漢曆史而著名的史學家範晔曾經為“黨锢之禍”發表過這樣的感歎：李膺在個人面臨危難的政治形勢中，宣傳正義的主張，影響民間的風習，贊頌“素行”以鄙棄“威權”，崇美“廉尚”以撼動“貴勢”，從而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形成向黑暗政治抗争的潮流，深牢監禁，家族破敗，都不能動搖其志向，甚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這是何等的壯勇啊！ “黨锢之禍”，嚴格說來，是統治階層内部的鬥争。
但是，東漢“黨人”的正義感，無私情操，鬥争意志和堅定氣節，卻代表着一種進步的時代精神。
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心了嗎》一文中曾經寫道：“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hellip&hellip雖是等于為帝王将相作家譜的所謂&lsquo正史&rsquo，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輝，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 東漢“黨人”的氣質與品格，體現着曾經被魯迅稱為“中國的脊梁”的人們所代表的民族精神的主流，後來成為一種文化傳統，得到曆代有血性有骨氣的士人的繼承。
在東漢末年農民大起義的曆史浪潮中，被赦免的“黨人”一旦恢複政治生命，就立即和當權的宦官相互聯合，一同來鎮壓起義的農民了。
這當然是由階級關系的曆史大勢所決定的。
時人都稱頌他是道德高尚的義士。
被列為“八顧”之一的議郎巴肅，起初曾經與陳蕃、窦武一同合謀誅殺宦官，事敗後，宦官集團并不知道他曾參與始謀，隻是坐黨禁锢，察覺後方下令收捕。
巴肅從容不迫，自己乘車前往縣府投案。
縣令面見巴肅，解下印绶準備和他一起逃亡。
巴肅鎮定地說，作為人臣的，有政見不敢隐瞞，有罪過不會逃避。
既然不隐瞞政治見解，又怎麼能逃避刑罰呢！于是從容被害。
被列為“八及”之首的張儉，曾經打擊過宦官勢力，久為宦官集團所疾恨。
建甯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上書，說張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為部黨，圖謀危害社稷，而張儉是其首腦。
于是诏令收捕張儉。
張儉流亡于各地，沿途所投靠的民家，無不看重他的名行，不惜冒着破家的危險予以收留，不惜犧牲自己予以掩護。
張儉行迹所至，有十多家因此遭受慘重的迫害。
朝廷大規模逮捕黨人時，李膺正在故鄉隐居，鄉人得知消息，勸他暫時逃避。
李膺回答道：如果有禍事則不逃避災難，如果有罪過則不逃避懲罰，這是臣子應當持守的節操。
我已經六十歲了，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他拒絕出逃，自赴诏獄，終于死于獄中。
他的妻子兒女被強制遷徙到邊地，門生故吏及其父兄都被禁锢。
範滂在大誅黨人之際，姓名列于诏書。
督郵吳導來到縣傳舍，懷抱诏書，伏床而泣。
範滂知道後說，一定是為我的緣故。
于是自己來到獄中。
縣令郭揖大驚，自解印绶，說道：天下如此之大，子何為在此？願意和他一同逃亡。
範滂說，我以一死則可以了結此次禍難，怎麼能夠牽累你，又讓老母颠沛流亡呢？範滂的母親在告别時說：你現在得以與李膺、杜密齊名，死又何所恨！路邊人看到這一情景，沒有不流淚的。
範滂被處死時，年三十三歲。
這次殘酷的政治迫害過後，“黨人”橫死獄中的多達百餘人，被牽連而死、徙、廢、禁的又有六七百人。
漢靈帝又诏令州郡全面清查“黨人”，天下豪傑名士又有許多人名列“黨籍”，因此遭到迫害。
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州郡又受命禁锢“黨人”的門生故吏和父子兄弟。
直到黃巾起義爆發後，“黨人”才被赦免。
以記錄和總結東漢曆史而著名的史學家範晔曾經為“黨锢之禍”發表過這樣的感歎：李膺在個人面臨危難的政治形勢中，宣傳正義的主張，影響民間的風習，贊頌“素行”以鄙棄“威權”，崇美“廉尚”以撼動“貴勢”，從而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形成向黑暗政治抗争的潮流，深牢監禁，家族破敗，都不能動搖其志向，甚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這是何等的壯勇啊！ “黨锢之禍”，嚴格說來，是統治階層内部的鬥争。
但是，東漢“黨人”的正義感，無私情操，鬥争意志和堅定氣節，卻代表着一種進步的時代精神。
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心了嗎》一文中曾經寫道：“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hellip&hellip雖是等于為帝王将相作家譜的所謂&lsquo正史&rsquo，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輝，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 東漢“黨人”的氣質與品格，體現着曾經被魯迅稱為“中國的脊梁”的人們所代表的民族精神的主流，後來成為一種文化傳統，得到曆代有血性有骨氣的士人的繼承。
在東漢末年農民大起義的曆史浪潮中，被赦免的“黨人”一旦恢複政治生命，就立即和當權的宦官相互聯合，一同來鎮壓起義的農民了。
這當然是由階級關系的曆史大勢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