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 新興的田莊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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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政權實現統治的主要基礎，是在經濟上恃富足之勢，又有積極參政要求的豪族地主。
劉秀年輕時在南陽家鄉有經營“稼穑”“田業”的經曆，自然在情感上接近當時在社會生活中影響越來越顯著的豪族地主。
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公元26年至公元38年）間，劉秀曾經連續六次頒布釋放奴婢的诏令。
诏令規定，凡屬王莽代漢以來吏民被略賣為奴婢而不符合漢法的，青、徐、涼、益等割據區域吏民被略賣為奴的，吏民的妻子遭饑亂被賣為奴而要求離去的，一律免為庶人。
奴婢主人如果拘執不放，按漢“賣人法”和“略人法”治罪。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劉秀又連續頒布诏令，宣布：殺害奴婢的人不得減罪；炙灼奴婢的人依法懲治，免被炙灼者為庶民；廢除奴婢射傷人棄市罪。
劉秀反複重申破除奴婢制度的決心，是因為東漢王朝所依恃的統治基礎，已經不再是先前以奴婢為主要勞動力的生産經營者了。
漢光武帝劉秀因為和豪強地主集團的特殊關系，使得他可能解決奴婢問題，但是卻不可能解決越來越嚴重的土地兼并問題和人口蔭附問題。
東漢時期的土地兼并和人口蔭附現象，一開國就成為顯著的社會隐患。
劉秀及其政權的統治階層本來就屬于豪強地主集團，這時憑借他們的政治權勢，更為變本加厲地搜括土地，占奪人口。
土地兼并和人口蔭附問題的嚴重性，在豪族比較集中的地區當然更為突出。
當時，都城洛陽附近以及漢光武帝劉秀的家鄉南陽地區，成為這一社會現象最為典型的地區。
劉秀是南陽人，又是舂陵侯劉買之後，父親劉欽為南頓（今河南項城西）縣令，起初曾經作過濟陽（今河南蘭考東北）縣令，劉秀本人就出生在濟陽縣舍。
由于存在這樣幾重關系，于是這幾個地方都屢屢得到“複”，也就是免除賦役的特殊優待。
與帝王有某種特殊關系的地區，往往還因這種特殊關系，享有一些并不著于明文的特權。
最為著名的史例，就是所謂“河南帝城”、“南陽帝鄉”的特殊地位的形成。
東漢初年，曾經因檢核墾田數而發生了中央政府和河南、南陽地方豪強地主集團的矛盾。
當時，天下墾田數字多不如實統計，又戶口年紀也互有增減，豪強地主以所控制耕地和人口的數量的虛假統計，對抗中央政府的經濟管理。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漢光武帝劉秀頒布诏書，下令州郡檢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能公正執法，豪右之家依然得到優遇，更變本加厲地侵奪貧苦民戶，以緻百姓怨恨。
當時官場流傳所謂“颍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的說法，這正是因為“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逾制，不可為準”。
因為“多近臣”與“多近親”的關系，使得“田宅逾制”的情形根本沒有法子控制。
所謂“河南、南陽不可問”，所謂“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逾制，不可為準”，如果我們離開地方主義的特定條件來理解，其實可以說明東漢時代豪強地主集團的特殊地位。
對于豪強地主集團在土地兼并和人口蔭附問題上與中央政府的對抗，劉秀采取了姑息的态度。
他在處死度田不實的河南尹張伋等十幾名郡守之後，即下令停止度田，正式向豪強地主集團讓步。
劉秀自稱：“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這裡所說的“柔道”，實際上就是以寬懷縱容的态度，扶植和保護豪強地主集團的勢力。
漢光武帝劉秀之後的幾代帝王，繼承了劉秀努力緩和階級矛盾的執政綱領。
漢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诏令郡國以公田賜貧人。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又頒布诏書，宣布将濱渠卑下之田，賦予貧人，不讓豪右之家維護其利益。
已經暗示這一舉措的目的，是要有意減輕豪右兼并田地，奴役貧人所造成的嚴重危害。
漢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因為牛疫流行，作物歉收，诏令郡國招募無田而願意前往其他田土寬饒地方的民衆，組織遷徙。
到新居地後，政府賜給公田，賃給種子，贳與農具，同時減免五年田租，并且減免三年算錢。
以後願意遷回本土也不加禁止。
元和三年（公元86年），又诏令常山（首府在今河北元氏西北）、魏郡（郡治在今河北磁縣南）、清河（首府在今山東臨清東）、钜鹿（郡治在今河北柏鄉東）、平原（郡治在今山東平原南）、東平（首府在今山東東平東）等地尚未墾辟的可耕地都賦與貧民，政府給予糧種，要求務盡地力，避免使農人成為不事農耕的所謂“遊手”。
漢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二月，曾經诏令政府有關機構省減皇家及朝廷管理的馬廄以及涼州諸馬苑，京師離宮上林、廣成圃等，都假以貧民，允許随意采捕，不收其稅。
同年秋九月，又宣布郡縣所有的陂池，允許民衆采取，兩年内勿收假稅。
永元九年（公元97年）六月蝗災，又诏令國有山林陂池的饒利漁産，用以救濟災民。
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也在诏書中宣布，民間因為遭受災害而不能自存者，允許在山林池澤從事漁業采集，政府不收假稅。
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又诏令鳏
劉秀年輕時在南陽家鄉有經營“稼穑”“田業”的經曆，自然在情感上接近當時在社會生活中影響越來越顯著的豪族地主。
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公元26年至公元38年）間，劉秀曾經連續六次頒布釋放奴婢的诏令。
诏令規定，凡屬王莽代漢以來吏民被略賣為奴婢而不符合漢法的，青、徐、涼、益等割據區域吏民被略賣為奴的，吏民的妻子遭饑亂被賣為奴而要求離去的，一律免為庶人。
奴婢主人如果拘執不放，按漢“賣人法”和“略人法”治罪。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劉秀又連續頒布诏令，宣布：殺害奴婢的人不得減罪；炙灼奴婢的人依法懲治，免被炙灼者為庶民；廢除奴婢射傷人棄市罪。
劉秀反複重申破除奴婢制度的決心，是因為東漢王朝所依恃的統治基礎，已經不再是先前以奴婢為主要勞動力的生産經營者了。
漢光武帝劉秀因為和豪強地主集團的特殊關系，使得他可能解決奴婢問題，但是卻不可能解決越來越嚴重的土地兼并問題和人口蔭附問題。
東漢時期的土地兼并和人口蔭附現象，一開國就成為顯著的社會隐患。
劉秀及其政權的統治階層本來就屬于豪強地主集團，這時憑借他們的政治權勢，更為變本加厲地搜括土地，占奪人口。
土地兼并和人口蔭附問題的嚴重性，在豪族比較集中的地區當然更為突出。
當時，都城洛陽附近以及漢光武帝劉秀的家鄉南陽地區，成為這一社會現象最為典型的地區。
劉秀是南陽人，又是舂陵侯劉買之後，父親劉欽為南頓（今河南項城西）縣令，起初曾經作過濟陽（今河南蘭考東北）縣令，劉秀本人就出生在濟陽縣舍。
由于存在這樣幾重關系，于是這幾個地方都屢屢得到“複”，也就是免除賦役的特殊優待。
與帝王有某種特殊關系的地區，往往還因這種特殊關系，享有一些并不著于明文的特權。
最為著名的史例，就是所謂“河南帝城”、“南陽帝鄉”的特殊地位的形成。
東漢初年，曾經因檢核墾田數而發生了中央政府和河南、南陽地方豪強地主集團的矛盾。
當時，天下墾田數字多不如實統計，又戶口年紀也互有增減，豪強地主以所控制耕地和人口的數量的虛假統計，對抗中央政府的經濟管理。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漢光武帝劉秀頒布诏書，下令州郡檢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能公正執法，豪右之家依然得到優遇，更變本加厲地侵奪貧苦民戶，以緻百姓怨恨。
當時官場流傳所謂“颍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的說法，這正是因為“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逾制，不可為準”。
因為“多近臣”與“多近親”的關系，使得“田宅逾制”的情形根本沒有法子控制。
所謂“河南、南陽不可問”，所謂“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逾制，不可為準”，如果我們離開地方主義的特定條件來理解，其實可以說明東漢時代豪強地主集團的特殊地位。
對于豪強地主集團在土地兼并和人口蔭附問題上與中央政府的對抗，劉秀采取了姑息的态度。
他在處死度田不實的河南尹張伋等十幾名郡守之後，即下令停止度田，正式向豪強地主集團讓步。
劉秀自稱：“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這裡所說的“柔道”，實際上就是以寬懷縱容的态度，扶植和保護豪強地主集團的勢力。
漢光武帝劉秀之後的幾代帝王，繼承了劉秀努力緩和階級矛盾的執政綱領。
漢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诏令郡國以公田賜貧人。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又頒布诏書，宣布将濱渠卑下之田，賦予貧人，不讓豪右之家維護其利益。
已經暗示這一舉措的目的，是要有意減輕豪右兼并田地，奴役貧人所造成的嚴重危害。
漢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因為牛疫流行，作物歉收，诏令郡國招募無田而願意前往其他田土寬饒地方的民衆，組織遷徙。
到新居地後，政府賜給公田，賃給種子，贳與農具，同時減免五年田租，并且減免三年算錢。
以後願意遷回本土也不加禁止。
元和三年（公元86年），又诏令常山（首府在今河北元氏西北）、魏郡（郡治在今河北磁縣南）、清河（首府在今山東臨清東）、钜鹿（郡治在今河北柏鄉東）、平原（郡治在今山東平原南）、東平（首府在今山東東平東）等地尚未墾辟的可耕地都賦與貧民，政府給予糧種，要求務盡地力，避免使農人成為不事農耕的所謂“遊手”。
漢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二月，曾經诏令政府有關機構省減皇家及朝廷管理的馬廄以及涼州諸馬苑，京師離宮上林、廣成圃等，都假以貧民，允許随意采捕，不收其稅。
同年秋九月，又宣布郡縣所有的陂池，允許民衆采取，兩年内勿收假稅。
永元九年（公元97年）六月蝗災，又诏令國有山林陂池的饒利漁産，用以救濟災民。
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也在诏書中宣布，民間因為遭受災害而不能自存者，允許在山林池澤從事漁業采集，政府不收假稅。
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又诏令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