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 班固和《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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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是東漢史學家班固記述西漢和王莽時代曆史的史書。
漢代是我們民族的曆史意識非常濃厚的時期。
漢代畫像石中大量表現前代曆史故事的畫面，說明當時史學在民間有相當生動的傳播方式，在民間有相當廣泛的文化影響。
當時史學的學術性成就的頂峰，是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
《漢書》是《史記》之後的又一部史學名著。
班固的父親班彪作《後傳》數十篇，準備将《史記》續寫到西漢末年為止。
班固用了二十餘年時間，繼承父業，完成了這部記述西漢曆史的史學專著的絕大部分。
《漢書》是中國第一部完整的斷代史。
《漢書》的《百官公卿表》《刑法志》《地理志》《藝文志》等，是《史記》中所沒有的。
但是班固生活在儒學确立了文化統治地位的東漢時期，曆史觀受到儒家正統思想的影響，以緻《漢書》的曆史批判精神較《史記》遜色。
盡管如此，由于這部史書選材精當，記述詳實，描寫生動，更由于所記錄的曆史對象本身的豐富多彩，使得《漢書》在文化史中始終占有很高的地位。
在“二十四史”中，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位列最先，曆來被看作史學最重要的經典。
在以後的二十二部正史裡，多可看到最高統治集團中帝王和他們身邊的将相們閱讀《漢書》、讨論《漢書》的故事。
《三國志·吳書·孫登傳》記載，孫權希望孫登讀《漢書》，以“習知近代之事”，曾經令張休從張昭受讀，然後再轉授孫登。
《三國志·吳書·呂蒙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說，孫權以自己研習“三史”，大有所益的經驗，在建議呂蒙讀書時，所列應當“急讀”，也就是應當首先盡早閱讀的書目中，也包括“三史”。
這裡所說的“三史”，即《史記》《漢書》和《東觀漢記》。
《舊唐書》和《新唐書》都記載隋末農民起義的領袖人物李密少年時出行，騎在牛背上閱讀《漢書》的故事：李密騎一黃牛，将《漢書》一帙挂于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卷書讀之，路遇越國公楊素，大為驚異，乘馬追行，感歎道：何處書生，如此好學？又問所讀書，李密回答說：《項羽傳》。
于是楊素大為愛重。
這一情節流傳久遠，于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顧炎武有“常把《漢書》挂牛角，獨出郊原更誰與？”的名句。
宋人龔明之《中吳紀聞》卷二有“蘇子美飲酒”一節，說到蘇舜欽《漢書》下酒的故事：蘇舜欽每晚讀書，都要飲一鬥酒，嶽丈杜衍心存疑惑，派人私下察看。
發現蘇舜欽讀《漢書·張良傳》，每有感慨，就飲一大杯。
杜衍聽說，笑道：有這樣的下酒物，飲一鬥實在并不算多啊。
這一故事，也可以說明《漢書》相當普遍的文化影響和不同尋常的曆史魅力。
此後，“《漢書》下酒”竟然成了一個典故，清代著名劇作家孔尚任在《桃花扇》第四出《偵戲》中就曾經寫道：“且把抄本賜教，權當《漢書》下酒罷。
” 《宋史·劉奉世傳》說，劉奉世不僅“優于吏治”，而且“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學”。
可見，《漢書》的研究，很早就已經吸引、集中了諸多文學之士的意趣與才智，形成了一門學界矚目的學問。
《漢書》包括十二帝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凡一百篇，後人析為一百二十卷。
《漢書》的體例與《史記》大體相同，都是紀傳體史書，即以曆史人物的活動作為叙事的主線。
不過，《史記》是記述從黃帝到漢武帝時代曆史的通史，《漢書》則記述西漢曆史的斷代史。
《漢書》斷代為史的編纂方法，開創了後來正史編纂的通常模式。
《漢書》将《史記》的“本紀”改稱“紀”，“書”改稱“志”，“列傳”改稱“傳”，又不列“世家”，這種體
漢代是我們民族的曆史意識非常濃厚的時期。
漢代畫像石中大量表現前代曆史故事的畫面，說明當時史學在民間有相當生動的傳播方式，在民間有相當廣泛的文化影響。
當時史學的學術性成就的頂峰，是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
《漢書》是《史記》之後的又一部史學名著。
班固的父親班彪作《後傳》數十篇，準備将《史記》續寫到西漢末年為止。
班固用了二十餘年時間，繼承父業，完成了這部記述西漢曆史的史學專著的絕大部分。
《漢書》是中國第一部完整的斷代史。
《漢書》的《百官公卿表》《刑法志》《地理志》《藝文志》等，是《史記》中所沒有的。
但是班固生活在儒學确立了文化統治地位的東漢時期，曆史觀受到儒家正統思想的影響，以緻《漢書》的曆史批判精神較《史記》遜色。
盡管如此，由于這部史書選材精當，記述詳實，描寫生動，更由于所記錄的曆史對象本身的豐富多彩，使得《漢書》在文化史中始終占有很高的地位。
在“二十四史”中，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位列最先，曆來被看作史學最重要的經典。
在以後的二十二部正史裡，多可看到最高統治集團中帝王和他們身邊的将相們閱讀《漢書》、讨論《漢書》的故事。
《三國志·吳書·孫登傳》記載，孫權希望孫登讀《漢書》，以“習知近代之事”，曾經令張休從張昭受讀，然後再轉授孫登。
《三國志·吳書·呂蒙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說，孫權以自己研習“三史”，大有所益的經驗，在建議呂蒙讀書時，所列應當“急讀”，也就是應當首先盡早閱讀的書目中，也包括“三史”。
這裡所說的“三史”，即《史記》《漢書》和《東觀漢記》。
《舊唐書》和《新唐書》都記載隋末農民起義的領袖人物李密少年時出行，騎在牛背上閱讀《漢書》的故事：李密騎一黃牛，将《漢書》一帙挂于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卷書讀之，路遇越國公楊素，大為驚異，乘馬追行，感歎道：何處書生，如此好學？又問所讀書，李密回答說：《項羽傳》。
于是楊素大為愛重。
這一情節流傳久遠，于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顧炎武有“常把《漢書》挂牛角，獨出郊原更誰與？”的名句。
宋人龔明之《中吳紀聞》卷二有“蘇子美飲酒”一節，說到蘇舜欽《漢書》下酒的故事：蘇舜欽每晚讀書，都要飲一鬥酒，嶽丈杜衍心存疑惑，派人私下察看。
發現蘇舜欽讀《漢書·張良傳》，每有感慨，就飲一大杯。
杜衍聽說，笑道：有這樣的下酒物，飲一鬥實在并不算多啊。
這一故事，也可以說明《漢書》相當普遍的文化影響和不同尋常的曆史魅力。
此後，“《漢書》下酒”竟然成了一個典故，清代著名劇作家孔尚任在《桃花扇》第四出《偵戲》中就曾經寫道：“且把抄本賜教，權當《漢書》下酒罷。
” 《宋史·劉奉世傳》說，劉奉世不僅“優于吏治”，而且“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學”。
可見，《漢書》的研究，很早就已經吸引、集中了諸多文學之士的意趣與才智，形成了一門學界矚目的學問。
《漢書》包括十二帝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凡一百篇，後人析為一百二十卷。
《漢書》的體例與《史記》大體相同，都是紀傳體史書，即以曆史人物的活動作為叙事的主線。
不過，《史記》是記述從黃帝到漢武帝時代曆史的通史，《漢書》則記述西漢曆史的斷代史。
《漢書》斷代為史的編纂方法，開創了後來正史編纂的通常模式。
《漢書》将《史記》的“本紀”改稱“紀”，“書”改稱“志”，“列傳”改稱“傳”，又不列“世家”，這種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