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秦漢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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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牛坦解牛事，乃道家言；引《管子》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則法家言；欲改正朔，易服色，則陰陽家言；則信乎其于諸子百家之書，多所通曉也。
《晁錯傳》雲：大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诏以為大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
錯曾受《尚書》與否，事殊可疑。
即謂其說可信，而就錯之言行觀之，殊未見其服膺儒術，必于張先所得深，于伏生所得淺矣。
至公孫臣亦被召為博士，《史記·本紀》、《封禅書》、《張丞相列傳》，《漢書·郊祀志》、《張蒼列傳》皆同。
則更與儒學無涉。
《漢書·景十三王傳》雲：河間獻王立《毛詩》、《左氏春秋》博士。
《儒林傳》：毛公、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
《百官公卿表》言漢初王國群卿大夫都官如漢朝，則列國皆有博士，河間而外，鮮或崇儒，此亦博士不專于儒之一證。
劉歆移大常博士雲：“孝文皇帝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記，猶廣立于學官，為置博士。
”翟酺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
趙岐《孟子題辭》言：“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官，《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
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
”則經學之漸重，蓋自文帝以來。
《史記·循吏傳》雲：公儀休為魯博士，似是儒家。
然《漢書·賈山傳》言：山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純儒，則祛之非純儒可知。
近人錢穆雲：《五經異義》雲：戰國時齊置博士之官，蓋即稷下先生。
見所著《先秦諸子系年考辨·稷下通考》。
案《史記·田齊世家》言：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新序》言驺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驺忌，相與往見；而諸書多言博士七十餘人，蓋其制實昉自齊。
錢氏言稷下諸生姓名顯者，有淳于髡、慎到、田骈、環淵、接子、宋钘、尹文、鄒爽、荀卿，其人固多非儒家。
則凡有學問者皆可為博士，乃戰國以來相承之法，至漢武帝立《五經》博士而始一變也。
《史記·叔孫通列傳》：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
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将，将即反，罪死無赦。
一似無不治《春秋》之學者，蓋古人于此等處，往往以意敷衍，非必紀實之辭，不足信也。
然則自孝景以前，諸子之學，未嘗不平流而進，而何以其興盛卒不逮儒家邪？則知學術之盛衰，宗派之隆替，實與社會風尚之關系深，而與國家政令之關系淺矣。
說見第五章第二節。
秦、漢人之著述，多已無傳于後。
就其存者而觀之，凡可分為三品：通博而好深沈之思，其上焉者也，如賈誼、董仲舒、揚雄、劉向、歆、桓譚之徒是也。
賈生學最博通，讀《新書》可見。
董生專于儒家，規模之恢廓，不逮賈生，然亦極通貫。
揚子雲及劉子政、子駿父子，皆極博洽，而能為深沈之思，則子雲、子駿似更勝。
桓君山，宋弘稱其殚見洽聞，幾及揚雄、劉向父子，亦東京第一流人物也。
持論能核實者次之，如王充是也。
(30)充最為近人所稱道，幾以為千古一人，此過于其實。
充之論，蓋上承名法家之餘緒，凡名法家之持論，固多能核實，試三複《韓非》可知。
其專重物質，則形法家之見也。
見《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五節。
《後漢書·儒林傳》言：趙晔著《詩細》，蔡邕讀而歎息，以為勝于《論衡》。
亦通人，所賞鑒必不妄。
《論衡·訂妖篇》列時人之說凡八，第八說實與充同，而前七說亦多饒理緻，未必短于充。
知當時見解與充相類者，尚不乏人，特其說無傳于後耳。
雖不能自成一家，而知解所及，亦能不為凡俗所囿，其下焉者也，如孔融是也。
《後漢書·融傳》：路粹奏融曰：“與祢衡跌蕩放言。
雲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
子之于母，亦複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
”《三國志》融事附《崔琰傳》。
《注》引《魏氏春秋》載大祖令曰：“此州人說平原祢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缶器，寄盛其中。
又言若遭饑馑，而父不肖，甯贍活餘人。
”此等見解，在當日似不易得，然特激于流俗之拘墟，敢于立異而已。
父母之恩，不在生而在養，人人能言之，平心思之，原未必有何難解也。
大抵當時之士，骛心玄遠者，多好言哲學，欲窺見宇宙萬物之本原。
此觀《大玄》之受人推重可知。
劉歆、桓譚之說，已見《漢書·雄傳》，即班氏亦備緻推崇。
《後漢書·張衡傳》：衡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大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拟，非徒傳記之屬。
”衡欲說《彖》、《象》殘缺者不能就，而著《靈憲》等篇，其學問途轍，實與雄同也。
《三國·魏志·王肅傳》：年十八，從宋忠讀《大玄》，更為之解。
《吳志·陸續傳》：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于世。
《評》稱其于揚《玄》，是仲尼之丘明，老聃之嚴周。
又陸凱好《大玄》，論演其意以筮。
又《魏志·王粲傳》：下邳桓威，年十八而著《深輿經》，皆好據天地自然之象，以言哲學者也。
而邕其切于實際者則仍以儒、法二家為盛。
(31)儒家為時顯學，衆所共知。
法家似較式微，實則明察之上，才智之臣，無不陰用之者。
漢宣帝謂漢家自有制度，以霸王道雜之，王指儒，霸指法，已見第六章第一節。
胡廣言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亦即宣帝之說。
足見一朝治法，為閑于掌故者所共知。
而崔寔言“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用霸政”，亦此意也。
《史記·六國表》曰：“傳曰法後王，何也？為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
”張釋之補谒者，朝畢，前言便宜事。
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
”于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
此即法後王之說。
張敞謂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奸，詳見第―節。
亦此意也。
桑弘羊實非聚斂之臣，深通名法之學，已見第十八章第五節。
桓寬不袒法學，而亦稱弘羊博學通達，足見其學自不可誣。
見《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贊》。
考功課吏之法，蓋出于焦延壽，而京房傳之，至劉劭等猶承其緒，亦已見第六章第一節、第十八章第四節。
王符、仲長統、崔寔，著述具存，今日讀之，猶虎虎有生氣。
魏武帝與孔融書曰：“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
”此非徒相脅迫之言。
《三國·魏志》載公建安八年五月己酉令，以“古之将者，軍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
自命将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
其令諸将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注》引《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适道，未可與權。
管仲曰：使賢者食于能，則上尊，鬥士食于功，則卒輕于死，二者設于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鬥之士，并受祿賞，而可立功興國者也。
”此實法家之精義。
陳壽稱其攬申、商之法術，信不誣矣。
諸葛亮尤以任法稱。
張裔稱其“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而陳壽稱其效曰“吏不容奸，人懷自厲”，其能以一州之地，蹈涉中原，抗衡上國，固有其由。
不特此也，《先主傳注》引《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诏，敕後主間暇曆觀諸子及《六韬》、《商君書》，益人意志。
則凡嘗曆艱難之主，無不知名法之足以救時者矣，亦時勢使然也。
專制之世，官吏之與人民，利害實正相反。
君主則調停于其間，使其不畸重輕，以至決裂。
其要在于嚴以察吏，寬以馭民。
法家之學，兼苞法、術二端。
法以驅策其民，術以督責其吏。
秦始皇帝既并天下，法家之學，宜退舍矣，而執持不變，卒以召亡。
自漢初至于文、景清淨不擾之治，及夫元帝以後務存寬恤之政，皆所謂寬以馭民；而如漢宣帝、後漢世祖、顯宗、魏武帝、諸葛武侯之所為，則所謂嚴以察吏者也。
諸學稍微，而儒法見任，固事勢使然，不容以淺見訾議矣。
第五節 史學 史籍之原有二：一為史官所記，一則私家傳述也。
《史記·六國表》雲：“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
詩書所以複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
”(32)此周室二字，當苞諸侯之國言，乃古人言語以偏概全之例，非謂王室能備藏列國之史籍也。
然則秦記以外，列國史籍之在官者，皆付諸一炬矣。
秦時有大史令，胡母敬居之。
漢則司馬談、遷父子相繼居其職。
《漢書·司馬遷傳注》：如淳曰：《漢儀注》：大史公，(33)武帝置，位在丞相上。
天下計書，先上大史公，副上丞相。
序事如古春秋。
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大史公文書而已。
晉灼曰：《百官表》無大史公，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
師古曰：談為大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為公，如說非也。
《史記·孝武本紀集解》：韋昭曰：《史記》稱遷為大史公者，是外孫楊恽所稱。
《索隐》：虞喜《志林》雲，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
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
其僚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
二名當起于此。
桓譚《新論》以為大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署其上。
楊恽繼此而稱。
又《自序·集解》引臣瓒曰：《茂陸中書》司馬談以大史丞為大史令。
《索隐》雲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雲公也。
案古重天道，史官既記天事，故其職甚尊，此理所可有。
官屬稱謂，即當時口語，據以成文，亦當時史籍通例。
虞喜之說，似最允當。
《漢表》記百官沿革，未必皆具，漢初曾遣禦史監郡，而《表》不及，即其一征。
《百官志》：大史令僅六百石，而《自序·索隐》引《漢舊儀》雲：大史公秩二千石，恐亦不足據也。
據《續漢書·百官志》，大史令之職，實以天文為重，然其所藏圖籍極多。
《漢書·宣元六王傳》：東平思王孚來朝，上疏求諸子、大史公書。
王鳳言：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大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谲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
案談、遷之書無地理志，則鳳所言者乃大史之官之藏書，而非《藝文志》所著錄之《大史公書》也。
《大史公自序》言為大史令，?史記金匮石室之書，《史記》正鳳所謂戰國從橫權谲之謀，漢初謀臣奇策；金匮石室之書，則鳳所謂天官災異，地形阨塞者也。
惟著述别是一事。
談、遷有作，乃其私家之業，而非當官之職也。
繼談、遷而序事者，或奉诏為之，如劉、劉毅、劉珍、李尤、，臨邑侯複之子，複，齊武王之孫也。
複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及從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學。
永甯中，鄧大後诏毅及入東觀，與谒者仆射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事見《後漢書·齊武王傳》。
《張衡傳》：永初中，谒者仆射劉珍校書郎劉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固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
會并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
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拾遺文，畢力補綴。
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
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于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後本紀。
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将，然後即真，宣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
書數上，竟不聽。
珍及李尤，并見《文苑傳》。
《珍傳》雲：永甯元年，大後诏珍與作建武已來名臣傳。
《尤傳》雲：安帝時為谏議大夫，受诏與谒者仆射劉珍俱撰漢記。
盧植、馬日?、蔡邕、楊彪、韓說、《後漢書·盧植傳》：征拜議郎，與谏議大夫馬日?、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并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
《蔡邕傳》：召補郎，校書東觀。
光和元年，徙朔方。
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
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
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
楊終等是。
《後漢書》本傳雲：受诏删大史公書為十餘萬言。
《華陽國志·先賢仕女總贊》雲：明帝時，與班固、賈逵并為校書郎，删大史公書為十餘萬言。
案此指後來所記，非談遷之書。
亦有私家發憤為之者，則如馮商、班彪是也。
見下。
《三國·蜀志·後主傳平》雲：“國不置史，(34)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不書。
”然景耀元年，又書“史官言景星見”。
蓋其史職，亦重天文，而闊于注記耳。
吳有左、右國史，薛瑩、華核為之，皆見《吳志》本傳。
又《韋曜傳》：諸葛恪輔政，表曜為大史令，撰《吳書》。
華核、薛瑩等皆參與其事。
則非專重天象者矣。
注記之職，漢世亦有之。
《後漢書·明德馬皇後紀》，自撰顯宗起居注是也。
《馬援傳》：援兄子嚴，永平十五年诏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
《和熹鄧皇後紀》：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以大後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言漢之舊典，世有注記，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
帝從之，則亦事後然後從事于裒輯也。
注記撰述，既由于官，遂不免于忌諱回護，而秉筆者或且因之而獲禍焉。
《後漢書·蔡邕傳》：董卓被誅，邕在王允坐，言之而歎，有動于色。
允勃然，即收付廷尉。
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
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
大尉馬日?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漢史，為一代大典。
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
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複使吾黨蒙其讪議。
”此事亦見謝承書，《三國志·董卓傳注》引之。
裴松之謂邕情必不黨；縱複令然，不應言于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
固也。
然時必有以馬遷之作為謗書者，(35)後人乃有此附會之辭。
《後書注》引《班固集》雲：“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義士也。
”《三國志·王肅傳》：明帝問肅：“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内懷隐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
”可見當時多有此說。
善夫孔僖之言之也，曰：“凡言诽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
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
”裴松之亦曰：“遷但不隐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班彪豈不知新末起兵，假托劉氏者，但為愚人習識姓号，乃以姻娅之故，強謂漢承堯後，必當複興，豈非偏私佞媚之尤？而固且敢曲诋司馬氏。
烏乎！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何其班氏之袒漢，愈于孝子慈孫之暱其父祖也？李法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免為庶人。
馬後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
劉瑜上書陳事，譏切中官，窦武引為侍中。
武敗，瑜被誅，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為訛言。
魏明帝诏收黃初中諸奏陳思王罪狀。
公卿已下議：尚書、中秘書、三府、大鴻胪者皆削除之。
蓋枉史事以順一人一家之好惡久矣，豈不哀哉！荀悅《申鑒》曰：“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惡人懼焉。
宜于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
每于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
”亦幸而其議未行耳，使其行之，黨同伐異，惡直醜正之禍，又可勝道哉？ 古史皆國自為紀。
公卿大夫所稱述，農夫野老之流傳，亦皆散無友紀。
及談、遷有作，乃舉古事之可記者，下逮當世，悉網羅之于一編，誠通史之弘著也。
抑通史之義有二：萃古今之事于一編，此通乎時者也。
合萬邦之事于一簡，此通諸地者也。
自古所謂世界史者，莫不以其所知之地為限。
當談、遷之時，所知之世界，固盡于其書之所著，則謂其書為當時之世界史可也。
其創制之功，亦偉矣哉！遷書之作；班氏父子謂其采《左氏》、《國語》，删《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36)接其後事。
據《漢書·遷傳贊》及《後漢書·彪傳》彪論《史記》之語。
其言不甚可信。
古人撰錄舊書，例不改其辭句，如《漢書·陳勝列傳》仍《史記世家》至今血食之文，其明驗也。
遷書所述之事，雖與《左》、《國》或同，而其辭絕異，安得謂其曾見《左》、《國》？又其所述，與今《戰國策》，亦有異同，《史記·呂不韋傳》：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隐》：《戰國策》以不韋為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雲大史公據《戰國策》，然為此傳當别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
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己異聞，改易彼書，遂令不與《史記》合也。
案此論甚通。
則其所見者，亦非今之《戰國策》也。
《漢書·遷傳贊》但雲“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不雲誰撰；而《後書·班彪傳》雲：“漢興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
”蓋妄人所改，非彪之舊。
今就遷書而剖析之，其所據者蓋有五：(37)《春秋》，一也；《尚書》，其較後者曰語，二也；此古左右史之所記。
《春秋》為記事之史，《尚書》為記言之史。
由記言推廣之而及于記行，則成今之《國語》矣。
《左氏》是否據《國語》纂輯姑措弗論，要其為書，必與《國語》同類，則無疑也。
《史記》列傳，即原于語。
故在他篇中述及，仍稱為語。
如《秦本紀》述商鞅說孝公變法曰“其事在《商君語》中”，《孝文本紀》述大臣誅諸呂，謀立代王曰：“事在《呂後語》中”是也。
《蕭相國世家》述呂後與何謀誅韓信曰“語在淮陰侯事中”，《留侯世家》述良解鴻門之危曰“語在項羽事中”，語、事二字，必淺人所互乙。
《帝系》、《世本》，三也，此古小史所職。
經子之類，四也。
身所聞見，五也。
遷所據之書，雖不可知，其種類固猶可推見也。
繼談、遷之後者：《漢志·春秋家》有《馮商所續大史公》七篇。
《後漢書·班彪傳》曰：“司馬遷著《史記》，自大初已後，阙而不錄。
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
彪乃繼采前世遺事，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
”《注》曰：“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
”《史通·古今正史篇》則雲：“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徇等，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
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僞新，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
此可見新室美政，為彪父子刊落殆盡，而今《漢書》述新室事，絕不足信也，可謂穢史矣。
于是采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
”諸家行事，向、歆、揚雄自有傳。
馮商已見上。
史岑見本集人物篇。
晉馮、段肅見《後書·班固傳》。
馮衍自有傳。
餘七人未詳。
據浦起龍《通釋》。
然知幾之言，必有所本也。
彪子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
人有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
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獄，盡取其家書。
固弟超馳詣阙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
顯宗甚奇之。
召詣校書部。
除蘭台令史。
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
遷為郎，典校秘書。
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
乃複使終成前所著書。
固探續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
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為斷代史之首焉。
彪女名昭，見《後書·列女傳》，雲：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
又雲：《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
同郡馬融，伏于閣下，從昭受讀。
後又诏融兄續繼昭成之。
其後則謝承作《後漢書》，見《三國·吳志·吳本權謝夫人傳》。
王化作《蜀書》，《華陽國志·後賢志》：王化，字伯遠，廣漢郪人也。
著《蜀書》及詩賦之屬數十篇。
其書與陳壽頗不同。
韋曜著《吳書》，見前。
曜得罪後，華核上疏救之，曰：《吳書》雖已有頭角，叙贊未述。
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
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
今《吳書》當垂千載。
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阙不朽之書。
如臣頑蔽，誠非其人。
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
乞赦其一等之罪，為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
皓不許，遂誅曜，徙其家零陵。
又《吳志·步骘傳》：周昭與韋曜、薛瑩、華核共述《吳書》。
斷代之體益盛。
漢人頗多留意古史者。
班彪譏司馬遷采摭經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
張衡條上遷、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有曰：“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
”又曰：“《帝系》黃帝産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昊清，清即青陽也，今宜實定之。
”韋曜因獄吏上辭曰：“囚昔見世間有《古曆注》，其所紀載，既多虛誣，在書籍者，亦複錯謬。
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
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為三卷。
當起黃武以來，别作一卷。
事尚未成。
”此書與劉歆之《世經》，可并稱為年代學之嚆矢也。
谯周作《古史考》：《晉書·司馬彪傳》曰：“周以《史記》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
”案自西京末葉，考證之學漸興，故多不滿前人所為者。
然意存考證而其術未精，則其所去取，不免失當，轉不如博采或直錄者，多存古史之真，此後世之言古史者，所以仍必以《大史公書》為據也。
然此特以今日之眼光觀之，在當時，則如谯周等，皆可謂能用心于古史者矣。
漢人所作古史，存于今者，又有趙晔之《吳越春秋》，袁康之《越絕書》，皆以傳述之辭為本，看似荒唐，然其可寶，轉在徒摭拾書傳者之上也。
述當代史實者：《漢志》所載：有《奏事》十二篇。
《注》曰：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漢春秋》九篇。
《注》雲：陸賈所記。
《大古以來年紀》二篇，蓋自大古至當代，故著之《大史公書》後。
《漢著記》百九十卷。
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漢大年紀》五篇，蓋專記漢世年代者也。
《漢書·高帝紀》雲：“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
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陸賈造《新語》。
”《史記·陸賈傳》曰：“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
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甯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
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
昔者吳王夫差、知伯，極武而亡。
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
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
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征。
凡著十二篇。
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
号其書曰《新語》。
”夫既不知文學，安能遠鑒古初？陸生所述，雖或遠及古國，必以當世行事為多也。
《後漢書·應奉傳》雲：“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
”《注》引袁山崧書曰：“奉又删《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
”子劭，又集解《漢書》。
《荀悅傳》：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
此并因前賢以成書，要亦當世得失之林也。
其志存當代掌故者，當以蔡邕為最。
邕所奏十意，曰《律曆》第一，《禮》第二，《樂》第三，《郊祀》第四，《天文》第五，《車服》第六，見《後書》本傳《注》引《邕别傳》。
又《續書·律曆志注》載邕戍邊上章曰：“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惟有紀、傳，無續志者。
臣所師事故大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
雖未備悉，粗見首尾。
積累思惟，二十餘年。
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
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
建言十志皆當撰錄。
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
”又言：“科條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三。
及經典群書，所宜捃摭，本奏诏書，所當依據，分别首目，并書章左。
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玺書，以補綴遺阙，昭明國體。
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複恨。
”其志亦可謂勤矣。
今所傳司馬彪之《律曆志》，仍本于邕。
《禮儀》、《天文》二志，原出于邕，《禮儀志》谯周改定，《天文志》則周所續成，見《注》引謝沈書。
《應奉傳》又雲：奉為司隸時，并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象贊，子劭乃連綴其名錄，為《狀人紀》。
孔休有《季漢輔臣贊》，陳術著《益部耆舊傳》，《三國·蜀志·李撰傳》。
皆網羅當世名人行事。
李固之死，弟子趙承等共論固行迹，以為《德行篇》。
郭泰之卒，同志者共刻石立碑。
蔡邕為文。
既而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此則專為一人表章者也。
然觀邕之言，則知阿私所好之弊，由來已久矣。
《漢志》史籍，附著《春秋》之末，後人因謂漢人尚不知重視史籍，非也。
《漢書·楊恽傳》：戴長樂告恽，謂恽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也。
”(38)張晏曰：“夏侯勝谏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
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耳。
”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着之也。
張謂漢史為春秋，失之矣。
”案上文又雲“恽始讀外祖《大史公記》，頗為春秋”，此兩春秋字，蓋皆泛指史籍言之，則張說實是。
觀陸賈著書稱《楚漢春秋》可證。
時人言史，蓋分《書》與《春秋》為二科。
(39)司馬遷言《書》長于政，《春秋》長于治人。
述其父談之言曰“今漢興，海内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大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予甚懼焉”，其自述其志，亦曰“予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士大夫之業，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乃述當世之事之遜辭，其意則亦欲“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以為“天下儀表”耳。
此《春秋》之科也。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此則《尚書》之科也。
又有臨事求索者：如成帝欲治王氏，诏尚書奏文帝時薄昭故事，和帝将誅窦氏，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清河孝王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内之。
又令慶傳語中常侍鄭衆，求索故事。
事見《漢書·元後傳》、《後漢書·章帝八王傳》。
《三固·吳志·孫權傳》：嘉禾元年《注》引《江表傳》曰：是冬，群臣奏宜修郊祀。
權曰：“郊祀當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重奏曰：“昔周文、武郊于鄷、鎬，非必土中。
”權曰：“武王伐纣，即阼于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為天子，立郊于鄷，見何經典？”複書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于鄷”，此等，其視史籍，皆如後人之視成案也。
然則《漢志》著《大史公書》于春秋家，乃當時之人視史籍流别如此，安有重經輕史之意乎？然此特學者之見，至流俗，則于記行事之書，通稱為史記。
《漢書·五行志》引史記成公十六年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雲雲。
顔師古曰：“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
”齊召南曰：“單襄公見晉厲公，《晉世家》不載，此《國語》文也。
下文尚有數處稱史記，皆《國語》文。
”案顔說固非，齊說亦未為是。
下文又雲：“史記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
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
遂至。
持璧與客曰：為我遺鎬池君。
因言今年祖龍死。
忽不見。
鄭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
”此事既不出《國語》，亦與《大史公書》不同，足見史記二字，為史籍通稱，特以當時史籍少，故《大史公書》遂冒其一類書之總名耳。
士大夫之好史學者：司馬朗父防，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
《三國志·朗傳注》引司馬彪《序傳》。
張裔博涉《史》、《漢》。
孟光銳意三史。
尹默皆通諸經史。
皆見《三國·蜀志》本傳。
《吳志·孫峻傳注》引《吳書》雲：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
《殿本考證》雲：“三史，元本作三略。
”孫權欲其子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昭子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見《吳志登傳》，亦見《昭傳》。
合此及馬融受《漢書》于班昭之事觀之，知當時史學，亦有傳授，(40)如經生之業。
此士大夫之受學者。
若孫權謂呂蒙、蔣欽，自言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欲使蒙、欽亦讀之。
《呂蒙傳注》引《江表傳》。
王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使人讀《史》、《漢》諸紀傳聽之，備知其大義。
(41)往往論說，不失其指。
此則所謂開卷有益，亦如治經者之不事章句也。
重言輕事，古人積習甚深。
故雖愛好史籍，而于史事初不知求實。
(42)《三國·魏志·崔琰傳注》引《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孔融與大祖書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賜周公。
大祖以融學博，謂書傳所記。
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
”時人于古事，率多如此。
魏明帝問司馬遷于王肅。
見上。
肅對曰：“漢武帝聞遷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于時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兩紀有錄無書。
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遷也。
”及華核疏救韋曜，則曰“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皆設辭以悟主，非其實也。
言史事如此，述當世之事亦然。
《漢書·東方朔傳贊》言後世好事者，取奇言怪語，附着之朔。
《朱雲傳贊》言世稱朱雲多過其實。
《韋賢傳》言韋孟《諷谏》，乃其子孫所為，可謂頗知核實。
然其能如是者亦寡矣。
觀本書辨正諸端，亦可見其大略。
《後漢書·馬援傳》雲：“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
為人明須發，眉目如畫。
閑于進對。
尤善述前世行事。
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闾裡少年，皆可觀聽。
自皇大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朱雲、東方朔等之見附會，皆善談說如援者之為之也。
(43)然時人頗好講史法。
張衡欲作元後本紀，及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即其一端。
韋曜撰《吳書》，執以孫和不登帝位，不肯順皓意作紀，亦其事也。
裴松之譏孫盛制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見《魏武帝紀》建安五年及《陳泰傳注》。
則重文辭而輕史實者，亦自漢、魏間始矣。
第六節 文學美術 凡文字，必能與口語相合，而其用乃弘。
此非古寡辭協音之文所能也。
秦、漢繼春秋、戰國之後，為散文極盛之時。
然其時之人，所視為文之美者，乃為多用奇字，造句整齊，音調和緩，敷陳侈靡，于是辭賦之學盛，而散文亦稍趨于骈偶矣。
西京初葉，所謂文學者，尚不專指文辭。
《漢書·嚴助傳》：“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
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藝文志》作聊蒼。
從橫家有《待诏金馬聊蒼》三篇。
終軍、嚴蔥奇等，《藝文志》作莊忽奇，蓋避明帝諱改。
官常侍郎。
有賦十一篇。
并在左右。
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
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
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觐奏事，因言國家便宜。
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诎。
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
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惟助與壽王見任用。
”諸人中除朔、臯外，固皆有實學者也。
然因如朔、臯者亦廁其中，遂為世所輕視矣。
《王褒傳》：宣帝令褒與張子僑等并待诏。
數從褒等放獵。
所幸宮館，辄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
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
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樂有鄭、衛。
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
辭賦比之，尚有仁義諷谕，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于倡優博弈遠矣。
”其後大子體不安，忽忽善忘，不樂。
诏使褒等皆之大子宮虞侍大子。
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
疾平乃複歸。
辭賦之用如此，此人之所以輕之也。
《揚雄傳》：“雄以賦者将以風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闳侈巨衍，競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于正，然覽者已過矣。
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缥缥有陵雲之志。
繇此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
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
于是辍而不為。
”夫說而不繹，聽者之過，勸而不止，誦者之失，以此為風，安能與古詩同義？雄又稱東方朔為滑稽之雄。
“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
首陽為拙，柱下為工。
飽食安步，以仕易農。
”蓋小人志在衣食之流，尚不足語于患得患失之鄙夫，視淳于髡、優孟之流遠矣。
《鹽鐵論·褒賢篇》：大夫曰：“東方朔自稱辨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為。
”(44)夫文學貴乎以情相感。
有悲天闵人之心而未能喻諸人者多矣，徒為飽食暖衣之計，而欲使人感動興起，不亦難乎？此等人在漢世，其進用亦僅恃人主之好尚。
司馬相如以訾為郎，為武騎常侍，事孝景帝。
會景帝不好辭賦。
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之徒。
相如見而悅之。
因病免，客遊梁。
得與諸侯遊士居。
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
後武帝讀《子虛賦》而善之，乃得召。
鄉使相如不遇梁王、武帝，則亦終老牖下耳。
當時君貴人，好文學者殊不多，僅漢武、宣、梁孝王、淮南王安、東漢靈帝、魏文帝等數人。
魏明帝青龍四年，置崇文觀，征善屬文者以充之，此亦猶漢靈帝之鴻都門學，然其規模不如前人之弘遠矣。
陳思王等非必不好士，然其力又不足以養士也。
故士之以此自業者尚少也。
富饒之地，士亦有樂于事此者，然亦浮薄者多，如第十三章第五節引《漢書·地理志》言吳、蜀之俗是已。
漢世文字，去口語尚不甚遠，觀《史記》可知。
《漢書》辭句，率較《史記》為簡。
後人以為班氏有意為之，非也。
古人輯錄舊文，例不改其辭句。
《漢書·陳涉傳》于《史記》至今血食之文，尚未刊落，何暇校計虛字？蓋《史記》在唐以前，通行不如《漢書》之廣，其經傳鈔之次數，即不如《漢書》之多。
(45)昔人讀書，不斤斤于字句，傳鈔時無謂之虛字，率加删節，鈔胥尤甚，故《漢書》之虛字，較《史記》減少也。
然今《史記》雖較《漢書》為繁，而視《史通·點煩篇》所引則已省，可見今之《史記》，亦為累經删削之餘。
此恐非獨《史》、《漢》為然，一切古書，莫不如是。
此可見東周、秦、漢之散文，與語言殊近，其通曉必甚易。
王平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以此。
蔡邕當時之為辭賦者曰：“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
”可見辭賦之家亦未嘗不随俗。
漢武、宣之流，豈真能通乎文學？而亦若好尚存焉者，正以是時之文學，尚易通曉故耳。
班昭、蔡琰，固天挺異才，馬倫、皇甫規妻等，人訾亦能出言有章，則亦以其時之文字尚不甚艱深也。
四人并見《後漢書·列女傳》。
順烈梁皇後、安帝所生母左姬視此，見第一節。
崇尚文辭之風氣，蓋始于漢、魏之間。
(46)隋李谔謂魏之三祖，更尚文詞，競逞文華，遂成風俗是也。
《三國·魏志·文帝紀注》引《魏書》曰：“帝初在東宮，疫疠大起，時人凋傷。
帝深感歎。
與素所敬者大理王郎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
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
其次莫如著篇籍。
疫疠數起，士人凋落。
餘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
”然則其好文辭，乃欲徼幸于後世不可知之名，與夫悲天闵人，不能自已而有言者，異其趣矣。
宜其崇尚文辭之風日盛，而文學反以陵夷也。
《王粲傳》雲：“始文帝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
粲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陳留阮瑀、汝南應場、東平劉桢，并見友善。
自颍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内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
”案七人謂粲等加一孔融，文帝《典論》以之并舉，後人稱為建安七子者也。
《傳》又雲：場弟璩，璩子貞，鹹以文章顯。
瑀子籍：才藻豔逸。
時又有谯郡嵇康，文辭壯麗。
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
皆崇尚文辭之風氣中一時之佼佼者也。
陳壽《上諸葛氏集表》曰“論者或怪亮
《晁錯傳》雲：大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诏以為大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
錯曾受《尚書》與否，事殊可疑。
即謂其說可信，而就錯之言行觀之，殊未見其服膺儒術，必于張先所得深，于伏生所得淺矣。
至公孫臣亦被召為博士，《史記·本紀》、《封禅書》、《張丞相列傳》，《漢書·郊祀志》、《張蒼列傳》皆同。
則更與儒學無涉。
《漢書·景十三王傳》雲：河間獻王立《毛詩》、《左氏春秋》博士。
《儒林傳》：毛公、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
《百官公卿表》言漢初王國群卿大夫都官如漢朝，則列國皆有博士，河間而外，鮮或崇儒，此亦博士不專于儒之一證。
劉歆移大常博士雲：“孝文皇帝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記，猶廣立于學官，為置博士。
”翟酺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
趙岐《孟子題辭》言：“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官，《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
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
”則經學之漸重，蓋自文帝以來。
《史記·循吏傳》雲：公儀休為魯博士，似是儒家。
然《漢書·賈山傳》言：山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純儒，則祛之非純儒可知。
近人錢穆雲：《五經異義》雲：戰國時齊置博士之官，蓋即稷下先生。
見所著《先秦諸子系年考辨·稷下通考》。
案《史記·田齊世家》言：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新序》言驺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驺忌，相與往見；而諸書多言博士七十餘人，蓋其制實昉自齊。
錢氏言稷下諸生姓名顯者，有淳于髡、慎到、田骈、環淵、接子、宋钘、尹文、鄒爽、荀卿，其人固多非儒家。
則凡有學問者皆可為博士，乃戰國以來相承之法，至漢武帝立《五經》博士而始一變也。
《史記·叔孫通列傳》：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
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将，将即反，罪死無赦。
一似無不治《春秋》之學者，蓋古人于此等處，往往以意敷衍，非必紀實之辭，不足信也。
然則自孝景以前，諸子之學，未嘗不平流而進，而何以其興盛卒不逮儒家邪？則知學術之盛衰，宗派之隆替，實與社會風尚之關系深，而與國家政令之關系淺矣。
說見第五章第二節。
秦、漢人之著述，多已無傳于後。
就其存者而觀之，凡可分為三品：通博而好深沈之思，其上焉者也，如賈誼、董仲舒、揚雄、劉向、歆、桓譚之徒是也。
賈生學最博通，讀《新書》可見。
董生專于儒家，規模之恢廓，不逮賈生，然亦極通貫。
揚子雲及劉子政、子駿父子，皆極博洽，而能為深沈之思，則子雲、子駿似更勝。
桓君山，宋弘稱其殚見洽聞，幾及揚雄、劉向父子，亦東京第一流人物也。
持論能核實者次之，如王充是也。
(30)充最為近人所稱道，幾以為千古一人，此過于其實。
充之論，蓋上承名法家之餘緒，凡名法家之持論，固多能核實，試三複《韓非》可知。
其專重物質，則形法家之見也。
見《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五節。
《後漢書·儒林傳》言：趙晔著《詩細》，蔡邕讀而歎息，以為勝于《論衡》。
亦通人，所賞鑒必不妄。
《論衡·訂妖篇》列時人之說凡八，第八說實與充同，而前七說亦多饒理緻，未必短于充。
知當時見解與充相類者，尚不乏人，特其說無傳于後耳。
雖不能自成一家，而知解所及，亦能不為凡俗所囿，其下焉者也，如孔融是也。
《後漢書·融傳》：路粹奏融曰：“與祢衡跌蕩放言。
雲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
子之于母，亦複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
”《三國志》融事附《崔琰傳》。
《注》引《魏氏春秋》載大祖令曰：“此州人說平原祢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缶器，寄盛其中。
又言若遭饑馑，而父不肖，甯贍活餘人。
”此等見解，在當日似不易得，然特激于流俗之拘墟，敢于立異而已。
父母之恩，不在生而在養，人人能言之，平心思之，原未必有何難解也。
大抵當時之士，骛心玄遠者，多好言哲學，欲窺見宇宙萬物之本原。
此觀《大玄》之受人推重可知。
劉歆、桓譚之說，已見《漢書·雄傳》，即班氏亦備緻推崇。
《後漢書·張衡傳》：衡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大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拟，非徒傳記之屬。
”衡欲說《彖》、《象》殘缺者不能就，而著《靈憲》等篇，其學問途轍，實與雄同也。
《三國·魏志·王肅傳》：年十八，從宋忠讀《大玄》，更為之解。
《吳志·陸續傳》：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于世。
《評》稱其于揚《玄》，是仲尼之丘明，老聃之嚴周。
又陸凱好《大玄》，論演其意以筮。
又《魏志·王粲傳》：下邳桓威，年十八而著《深輿經》，皆好據天地自然之象，以言哲學者也。
而邕其切于實際者則仍以儒、法二家為盛。
(31)儒家為時顯學，衆所共知。
法家似較式微，實則明察之上，才智之臣，無不陰用之者。
漢宣帝謂漢家自有制度，以霸王道雜之，王指儒，霸指法，已見第六章第一節。
胡廣言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亦即宣帝之說。
足見一朝治法，為閑于掌故者所共知。
而崔寔言“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用霸政”，亦此意也。
《史記·六國表》曰：“傳曰法後王，何也？為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
”張釋之補谒者，朝畢，前言便宜事。
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
”于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
此即法後王之說。
張敞謂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奸，詳見第―節。
亦此意也。
桑弘羊實非聚斂之臣，深通名法之學，已見第十八章第五節。
桓寬不袒法學，而亦稱弘羊博學通達，足見其學自不可誣。
見《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贊》。
考功課吏之法，蓋出于焦延壽，而京房傳之，至劉劭等猶承其緒，亦已見第六章第一節、第十八章第四節。
王符、仲長統、崔寔，著述具存，今日讀之，猶虎虎有生氣。
魏武帝與孔融書曰：“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
”此非徒相脅迫之言。
《三國·魏志》載公建安八年五月己酉令，以“古之将者，軍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
自命将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
其令諸将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注》引《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适道，未可與權。
管仲曰：使賢者食于能，則上尊，鬥士食于功，則卒輕于死，二者設于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鬥之士，并受祿賞，而可立功興國者也。
”此實法家之精義。
陳壽稱其攬申、商之法術，信不誣矣。
諸葛亮尤以任法稱。
張裔稱其“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而陳壽稱其效曰“吏不容奸，人懷自厲”，其能以一州之地，蹈涉中原，抗衡上國，固有其由。
不特此也，《先主傳注》引《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诏，敕後主間暇曆觀諸子及《六韬》、《商君書》，益人意志。
則凡嘗曆艱難之主，無不知名法之足以救時者矣，亦時勢使然也。
專制之世，官吏之與人民，利害實正相反。
君主則調停于其間，使其不畸重輕，以至決裂。
其要在于嚴以察吏，寬以馭民。
法家之學，兼苞法、術二端。
法以驅策其民，術以督責其吏。
秦始皇帝既并天下，法家之學，宜退舍矣，而執持不變，卒以召亡。
自漢初至于文、景清淨不擾之治，及夫元帝以後務存寬恤之政，皆所謂寬以馭民；而如漢宣帝、後漢世祖、顯宗、魏武帝、諸葛武侯之所為，則所謂嚴以察吏者也。
諸學稍微，而儒法見任，固事勢使然，不容以淺見訾議矣。
第五節 史學 史籍之原有二：一為史官所記，一則私家傳述也。
《史記·六國表》雲：“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
詩書所以複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
”(32)此周室二字，當苞諸侯之國言，乃古人言語以偏概全之例，非謂王室能備藏列國之史籍也。
然則秦記以外，列國史籍之在官者，皆付諸一炬矣。
秦時有大史令，胡母敬居之。
漢則司馬談、遷父子相繼居其職。
《漢書·司馬遷傳注》：如淳曰：《漢儀注》：大史公，(33)武帝置，位在丞相上。
天下計書，先上大史公，副上丞相。
序事如古春秋。
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大史公文書而已。
晉灼曰：《百官表》無大史公，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
師古曰：談為大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為公，如說非也。
《史記·孝武本紀集解》：韋昭曰：《史記》稱遷為大史公者，是外孫楊恽所稱。
《索隐》：虞喜《志林》雲，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
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
其僚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
二名當起于此。
桓譚《新論》以為大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署其上。
楊恽繼此而稱。
又《自序·集解》引臣瓒曰：《茂陸中書》司馬談以大史丞為大史令。
《索隐》雲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雲公也。
案古重天道，史官既記天事，故其職甚尊，此理所可有。
官屬稱謂，即當時口語，據以成文，亦當時史籍通例。
虞喜之說，似最允當。
《漢表》記百官沿革，未必皆具，漢初曾遣禦史監郡，而《表》不及，即其一征。
《百官志》：大史令僅六百石，而《自序·索隐》引《漢舊儀》雲：大史公秩二千石，恐亦不足據也。
據《續漢書·百官志》，大史令之職，實以天文為重，然其所藏圖籍極多。
《漢書·宣元六王傳》：東平思王孚來朝，上疏求諸子、大史公書。
王鳳言：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大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谲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
案談、遷之書無地理志，則鳳所言者乃大史之官之藏書，而非《藝文志》所著錄之《大史公書》也。
《大史公自序》言為大史令，?史記金匮石室之書，《史記》正鳳所謂戰國從橫權谲之謀，漢初謀臣奇策；金匮石室之書，則鳳所謂天官災異，地形阨塞者也。
惟著述别是一事。
談、遷有作，乃其私家之業，而非當官之職也。
繼談、遷而序事者，或奉诏為之，如劉、劉毅、劉珍、李尤、，臨邑侯複之子，複，齊武王之孫也。
複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及從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學。
永甯中，鄧大後诏毅及入東觀，與谒者仆射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事見《後漢書·齊武王傳》。
《張衡傳》：永初中，谒者仆射劉珍校書郎劉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固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
會并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
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拾遺文，畢力補綴。
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
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于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後本紀。
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将，然後即真，宣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
書數上，竟不聽。
珍及李尤，并見《文苑傳》。
《珍傳》雲：永甯元年，大後诏珍與作建武已來名臣傳。
《尤傳》雲：安帝時為谏議大夫，受诏與谒者仆射劉珍俱撰漢記。
盧植、馬日?、蔡邕、楊彪、韓說、《後漢書·盧植傳》：征拜議郎，與谏議大夫馬日?、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并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
《蔡邕傳》：召補郎，校書東觀。
光和元年，徙朔方。
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
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
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
楊終等是。
《後漢書》本傳雲：受诏删大史公書為十餘萬言。
《華陽國志·先賢仕女總贊》雲：明帝時，與班固、賈逵并為校書郎，删大史公書為十餘萬言。
案此指後來所記，非談遷之書。
亦有私家發憤為之者，則如馮商、班彪是也。
見下。
《三國·蜀志·後主傳平》雲：“國不置史，(34)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不書。
”然景耀元年，又書“史官言景星見”。
蓋其史職，亦重天文，而闊于注記耳。
吳有左、右國史，薛瑩、華核為之，皆見《吳志》本傳。
又《韋曜傳》：諸葛恪輔政，表曜為大史令，撰《吳書》。
華核、薛瑩等皆參與其事。
則非專重天象者矣。
注記之職，漢世亦有之。
《後漢書·明德馬皇後紀》，自撰顯宗起居注是也。
《馬援傳》：援兄子嚴，永平十五年诏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
《和熹鄧皇後紀》：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以大後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言漢之舊典，世有注記，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
帝從之，則亦事後然後從事于裒輯也。
注記撰述，既由于官，遂不免于忌諱回護，而秉筆者或且因之而獲禍焉。
《後漢書·蔡邕傳》：董卓被誅，邕在王允坐，言之而歎，有動于色。
允勃然，即收付廷尉。
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
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
大尉馬日?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漢史，為一代大典。
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
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複使吾黨蒙其讪議。
”此事亦見謝承書，《三國志·董卓傳注》引之。
裴松之謂邕情必不黨；縱複令然，不應言于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
固也。
然時必有以馬遷之作為謗書者，(35)後人乃有此附會之辭。
《後書注》引《班固集》雲：“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義士也。
”《三國志·王肅傳》：明帝問肅：“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内懷隐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
”可見當時多有此說。
善夫孔僖之言之也，曰：“凡言诽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
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
”裴松之亦曰：“遷但不隐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班彪豈不知新末起兵，假托劉氏者，但為愚人習識姓号，乃以姻娅之故，強謂漢承堯後，必當複興，豈非偏私佞媚之尤？而固且敢曲诋司馬氏。
烏乎！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何其班氏之袒漢，愈于孝子慈孫之暱其父祖也？李法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免為庶人。
馬後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
劉瑜上書陳事，譏切中官，窦武引為侍中。
武敗，瑜被誅，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為訛言。
魏明帝诏收黃初中諸奏陳思王罪狀。
公卿已下議：尚書、中秘書、三府、大鴻胪者皆削除之。
蓋枉史事以順一人一家之好惡久矣，豈不哀哉！荀悅《申鑒》曰：“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惡人懼焉。
宜于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
每于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
”亦幸而其議未行耳，使其行之，黨同伐異，惡直醜正之禍，又可勝道哉？ 古史皆國自為紀。
公卿大夫所稱述，農夫野老之流傳，亦皆散無友紀。
及談、遷有作，乃舉古事之可記者，下逮當世，悉網羅之于一編，誠通史之弘著也。
抑通史之義有二：萃古今之事于一編，此通乎時者也。
合萬邦之事于一簡，此通諸地者也。
自古所謂世界史者，莫不以其所知之地為限。
當談、遷之時，所知之世界，固盡于其書之所著，則謂其書為當時之世界史可也。
其創制之功，亦偉矣哉！遷書之作；班氏父子謂其采《左氏》、《國語》，删《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36)接其後事。
據《漢書·遷傳贊》及《後漢書·彪傳》彪論《史記》之語。
其言不甚可信。
古人撰錄舊書，例不改其辭句，如《漢書·陳勝列傳》仍《史記世家》至今血食之文，其明驗也。
遷書所述之事，雖與《左》、《國》或同，而其辭絕異，安得謂其曾見《左》、《國》？又其所述，與今《戰國策》，亦有異同，《史記·呂不韋傳》：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隐》：《戰國策》以不韋為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雲大史公據《戰國策》，然為此傳當别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
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己異聞，改易彼書，遂令不與《史記》合也。
案此論甚通。
則其所見者，亦非今之《戰國策》也。
《漢書·遷傳贊》但雲“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不雲誰撰；而《後書·班彪傳》雲：“漢興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
”蓋妄人所改，非彪之舊。
今就遷書而剖析之，其所據者蓋有五：(37)《春秋》，一也；《尚書》，其較後者曰語，二也；此古左右史之所記。
《春秋》為記事之史，《尚書》為記言之史。
由記言推廣之而及于記行，則成今之《國語》矣。
《左氏》是否據《國語》纂輯姑措弗論，要其為書，必與《國語》同類，則無疑也。
《史記》列傳，即原于語。
故在他篇中述及，仍稱為語。
如《秦本紀》述商鞅說孝公變法曰“其事在《商君語》中”，《孝文本紀》述大臣誅諸呂，謀立代王曰：“事在《呂後語》中”是也。
《蕭相國世家》述呂後與何謀誅韓信曰“語在淮陰侯事中”，《留侯世家》述良解鴻門之危曰“語在項羽事中”，語、事二字，必淺人所互乙。
《帝系》、《世本》，三也，此古小史所職。
經子之類，四也。
身所聞見，五也。
遷所據之書，雖不可知，其種類固猶可推見也。
繼談、遷之後者：《漢志·春秋家》有《馮商所續大史公》七篇。
《後漢書·班彪傳》曰：“司馬遷著《史記》，自大初已後，阙而不錄。
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
彪乃繼采前世遺事，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
”《注》曰：“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
”《史通·古今正史篇》則雲：“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徇等，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
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僞新，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
此可見新室美政，為彪父子刊落殆盡，而今《漢書》述新室事，絕不足信也，可謂穢史矣。
于是采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
”諸家行事，向、歆、揚雄自有傳。
馮商已見上。
史岑見本集人物篇。
晉馮、段肅見《後書·班固傳》。
馮衍自有傳。
餘七人未詳。
據浦起龍《通釋》。
然知幾之言，必有所本也。
彪子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
人有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
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獄，盡取其家書。
固弟超馳詣阙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
顯宗甚奇之。
召詣校書部。
除蘭台令史。
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
遷為郎，典校秘書。
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
乃複使終成前所著書。
固探續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
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為斷代史之首焉。
彪女名昭，見《後書·列女傳》，雲：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
又雲：《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
同郡馬融，伏于閣下，從昭受讀。
後又诏融兄續繼昭成之。
其後則謝承作《後漢書》，見《三國·吳志·吳本權謝夫人傳》。
王化作《蜀書》，《華陽國志·後賢志》：王化，字伯遠，廣漢郪人也。
著《蜀書》及詩賦之屬數十篇。
其書與陳壽頗不同。
韋曜著《吳書》，見前。
曜得罪後，華核上疏救之，曰：《吳書》雖已有頭角，叙贊未述。
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
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
今《吳書》當垂千載。
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阙不朽之書。
如臣頑蔽，誠非其人。
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
乞赦其一等之罪，為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
皓不許，遂誅曜，徙其家零陵。
又《吳志·步骘傳》：周昭與韋曜、薛瑩、華核共述《吳書》。
斷代之體益盛。
漢人頗多留意古史者。
班彪譏司馬遷采摭經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
張衡條上遷、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有曰：“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
”又曰：“《帝系》黃帝産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昊清，清即青陽也，今宜實定之。
”韋曜因獄吏上辭曰：“囚昔見世間有《古曆注》，其所紀載，既多虛誣，在書籍者，亦複錯謬。
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
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為三卷。
當起黃武以來，别作一卷。
事尚未成。
”此書與劉歆之《世經》，可并稱為年代學之嚆矢也。
谯周作《古史考》：《晉書·司馬彪傳》曰：“周以《史記》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
”案自西京末葉，考證之學漸興，故多不滿前人所為者。
然意存考證而其術未精，則其所去取，不免失當，轉不如博采或直錄者，多存古史之真，此後世之言古史者，所以仍必以《大史公書》為據也。
然此特以今日之眼光觀之，在當時，則如谯周等，皆可謂能用心于古史者矣。
漢人所作古史，存于今者，又有趙晔之《吳越春秋》，袁康之《越絕書》，皆以傳述之辭為本，看似荒唐，然其可寶，轉在徒摭拾書傳者之上也。
述當代史實者：《漢志》所載：有《奏事》十二篇。
《注》曰：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漢春秋》九篇。
《注》雲：陸賈所記。
《大古以來年紀》二篇，蓋自大古至當代，故著之《大史公書》後。
《漢著記》百九十卷。
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漢大年紀》五篇，蓋專記漢世年代者也。
《漢書·高帝紀》雲：“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
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陸賈造《新語》。
”《史記·陸賈傳》曰：“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
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甯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
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
昔者吳王夫差、知伯，極武而亡。
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
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
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征。
凡著十二篇。
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
号其書曰《新語》。
”夫既不知文學，安能遠鑒古初？陸生所述，雖或遠及古國，必以當世行事為多也。
《後漢書·應奉傳》雲：“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
”《注》引袁山崧書曰：“奉又删《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
”子劭，又集解《漢書》。
《荀悅傳》：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
此并因前賢以成書，要亦當世得失之林也。
其志存當代掌故者，當以蔡邕為最。
邕所奏十意，曰《律曆》第一，《禮》第二，《樂》第三，《郊祀》第四，《天文》第五，《車服》第六，見《後書》本傳《注》引《邕别傳》。
又《續書·律曆志注》載邕戍邊上章曰：“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惟有紀、傳，無續志者。
臣所師事故大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
雖未備悉，粗見首尾。
積累思惟，二十餘年。
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
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
建言十志皆當撰錄。
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
”又言：“科條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三。
及經典群書，所宜捃摭，本奏诏書，所當依據，分别首目，并書章左。
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玺書，以補綴遺阙，昭明國體。
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複恨。
”其志亦可謂勤矣。
今所傳司馬彪之《律曆志》，仍本于邕。
《禮儀》、《天文》二志，原出于邕，《禮儀志》谯周改定，《天文志》則周所續成，見《注》引謝沈書。
《應奉傳》又雲：奉為司隸時，并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象贊，子劭乃連綴其名錄，為《狀人紀》。
孔休有《季漢輔臣贊》，陳術著《益部耆舊傳》，《三國·蜀志·李撰傳》。
皆網羅當世名人行事。
李固之死，弟子趙承等共論固行迹，以為《德行篇》。
郭泰之卒，同志者共刻石立碑。
蔡邕為文。
既而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此則專為一人表章者也。
然觀邕之言，則知阿私所好之弊，由來已久矣。
《漢志》史籍，附著《春秋》之末，後人因謂漢人尚不知重視史籍，非也。
《漢書·楊恽傳》：戴長樂告恽，謂恽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也。
”(38)張晏曰：“夏侯勝谏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
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耳。
”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着之也。
張謂漢史為春秋，失之矣。
”案上文又雲“恽始讀外祖《大史公記》，頗為春秋”，此兩春秋字，蓋皆泛指史籍言之，則張說實是。
觀陸賈著書稱《楚漢春秋》可證。
時人言史，蓋分《書》與《春秋》為二科。
(39)司馬遷言《書》長于政，《春秋》長于治人。
述其父談之言曰“今漢興，海内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大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予甚懼焉”，其自述其志，亦曰“予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士大夫之業，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乃述當世之事之遜辭，其意則亦欲“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以為“天下儀表”耳。
此《春秋》之科也。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此則《尚書》之科也。
又有臨事求索者：如成帝欲治王氏，诏尚書奏文帝時薄昭故事，和帝将誅窦氏，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清河孝王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内之。
又令慶傳語中常侍鄭衆，求索故事。
事見《漢書·元後傳》、《後漢書·章帝八王傳》。
《三固·吳志·孫權傳》：嘉禾元年《注》引《江表傳》曰：是冬，群臣奏宜修郊祀。
權曰：“郊祀當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重奏曰：“昔周文、武郊于鄷、鎬，非必土中。
”權曰：“武王伐纣，即阼于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為天子，立郊于鄷，見何經典？”複書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于鄷”，此等，其視史籍，皆如後人之視成案也。
然則《漢志》著《大史公書》于春秋家，乃當時之人視史籍流别如此，安有重經輕史之意乎？然此特學者之見，至流俗，則于記行事之書，通稱為史記。
《漢書·五行志》引史記成公十六年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雲雲。
顔師古曰：“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
”齊召南曰：“單襄公見晉厲公，《晉世家》不載，此《國語》文也。
下文尚有數處稱史記，皆《國語》文。
”案顔說固非，齊說亦未為是。
下文又雲：“史記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
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
遂至。
持璧與客曰：為我遺鎬池君。
因言今年祖龍死。
忽不見。
鄭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
”此事既不出《國語》，亦與《大史公書》不同，足見史記二字，為史籍通稱，特以當時史籍少，故《大史公書》遂冒其一類書之總名耳。
士大夫之好史學者：司馬朗父防，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
《三國志·朗傳注》引司馬彪《序傳》。
張裔博涉《史》、《漢》。
孟光銳意三史。
尹默皆通諸經史。
皆見《三國·蜀志》本傳。
《吳志·孫峻傳注》引《吳書》雲：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
《殿本考證》雲：“三史，元本作三略。
”孫權欲其子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昭子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見《吳志登傳》，亦見《昭傳》。
合此及馬融受《漢書》于班昭之事觀之，知當時史學，亦有傳授，(40)如經生之業。
此士大夫之受學者。
若孫權謂呂蒙、蔣欽，自言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欲使蒙、欽亦讀之。
《呂蒙傳注》引《江表傳》。
王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使人讀《史》、《漢》諸紀傳聽之，備知其大義。
(41)往往論說，不失其指。
此則所謂開卷有益，亦如治經者之不事章句也。
重言輕事，古人積習甚深。
故雖愛好史籍，而于史事初不知求實。
(42)《三國·魏志·崔琰傳注》引《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孔融與大祖書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賜周公。
大祖以融學博，謂書傳所記。
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
”時人于古事，率多如此。
魏明帝問司馬遷于王肅。
見上。
肅對曰：“漢武帝聞遷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于時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兩紀有錄無書。
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遷也。
”及華核疏救韋曜，則曰“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皆設辭以悟主，非其實也。
言史事如此，述當世之事亦然。
《漢書·東方朔傳贊》言後世好事者，取奇言怪語，附着之朔。
《朱雲傳贊》言世稱朱雲多過其實。
《韋賢傳》言韋孟《諷谏》，乃其子孫所為，可謂頗知核實。
然其能如是者亦寡矣。
觀本書辨正諸端，亦可見其大略。
《後漢書·馬援傳》雲：“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
為人明須發，眉目如畫。
閑于進對。
尤善述前世行事。
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闾裡少年，皆可觀聽。
自皇大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朱雲、東方朔等之見附會，皆善談說如援者之為之也。
(43)然時人頗好講史法。
張衡欲作元後本紀，及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即其一端。
韋曜撰《吳書》，執以孫和不登帝位，不肯順皓意作紀，亦其事也。
裴松之譏孫盛制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見《魏武帝紀》建安五年及《陳泰傳注》。
則重文辭而輕史實者，亦自漢、魏間始矣。
第六節 文學美術 凡文字，必能與口語相合，而其用乃弘。
此非古寡辭協音之文所能也。
秦、漢繼春秋、戰國之後，為散文極盛之時。
然其時之人，所視為文之美者，乃為多用奇字，造句整齊，音調和緩，敷陳侈靡，于是辭賦之學盛，而散文亦稍趨于骈偶矣。
西京初葉，所謂文學者，尚不專指文辭。
《漢書·嚴助傳》：“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
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藝文志》作聊蒼。
從橫家有《待诏金馬聊蒼》三篇。
終軍、嚴蔥奇等，《藝文志》作莊忽奇，蓋避明帝諱改。
官常侍郎。
有賦十一篇。
并在左右。
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
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
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觐奏事，因言國家便宜。
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诎。
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
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惟助與壽王見任用。
”諸人中除朔、臯外，固皆有實學者也。
然因如朔、臯者亦廁其中，遂為世所輕視矣。
《王褒傳》：宣帝令褒與張子僑等并待诏。
數從褒等放獵。
所幸宮館，辄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
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
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樂有鄭、衛。
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
辭賦比之，尚有仁義諷谕，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于倡優博弈遠矣。
”其後大子體不安，忽忽善忘，不樂。
诏使褒等皆之大子宮虞侍大子。
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
疾平乃複歸。
辭賦之用如此，此人之所以輕之也。
《揚雄傳》：“雄以賦者将以風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闳侈巨衍，競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于正，然覽者已過矣。
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缥缥有陵雲之志。
繇此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
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
于是辍而不為。
”夫說而不繹，聽者之過，勸而不止，誦者之失，以此為風，安能與古詩同義？雄又稱東方朔為滑稽之雄。
“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
首陽為拙，柱下為工。
飽食安步，以仕易農。
”蓋小人志在衣食之流，尚不足語于患得患失之鄙夫，視淳于髡、優孟之流遠矣。
《鹽鐵論·褒賢篇》：大夫曰：“東方朔自稱辨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為。
”(44)夫文學貴乎以情相感。
有悲天闵人之心而未能喻諸人者多矣，徒為飽食暖衣之計，而欲使人感動興起，不亦難乎？此等人在漢世，其進用亦僅恃人主之好尚。
司馬相如以訾為郎，為武騎常侍，事孝景帝。
會景帝不好辭賦。
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之徒。
相如見而悅之。
因病免，客遊梁。
得與諸侯遊士居。
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
後武帝讀《子虛賦》而善之，乃得召。
鄉使相如不遇梁王、武帝，則亦終老牖下耳。
當時君貴人，好文學者殊不多，僅漢武、宣、梁孝王、淮南王安、東漢靈帝、魏文帝等數人。
魏明帝青龍四年，置崇文觀，征善屬文者以充之，此亦猶漢靈帝之鴻都門學，然其規模不如前人之弘遠矣。
陳思王等非必不好士，然其力又不足以養士也。
故士之以此自業者尚少也。
富饒之地，士亦有樂于事此者，然亦浮薄者多，如第十三章第五節引《漢書·地理志》言吳、蜀之俗是已。
漢世文字，去口語尚不甚遠，觀《史記》可知。
《漢書》辭句，率較《史記》為簡。
後人以為班氏有意為之，非也。
古人輯錄舊文，例不改其辭句。
《漢書·陳涉傳》于《史記》至今血食之文，尚未刊落，何暇校計虛字？蓋《史記》在唐以前，通行不如《漢書》之廣，其經傳鈔之次數，即不如《漢書》之多。
(45)昔人讀書，不斤斤于字句，傳鈔時無謂之虛字，率加删節，鈔胥尤甚，故《漢書》之虛字，較《史記》減少也。
然今《史記》雖較《漢書》為繁，而視《史通·點煩篇》所引則已省，可見今之《史記》，亦為累經删削之餘。
此恐非獨《史》、《漢》為然，一切古書，莫不如是。
此可見東周、秦、漢之散文，與語言殊近，其通曉必甚易。
王平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以此。
蔡邕當時之為辭賦者曰：“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
”可見辭賦之家亦未嘗不随俗。
漢武、宣之流，豈真能通乎文學？而亦若好尚存焉者，正以是時之文學，尚易通曉故耳。
班昭、蔡琰，固天挺異才，馬倫、皇甫規妻等，人訾亦能出言有章，則亦以其時之文字尚不甚艱深也。
四人并見《後漢書·列女傳》。
順烈梁皇後、安帝所生母左姬視此，見第一節。
崇尚文辭之風氣，蓋始于漢、魏之間。
(46)隋李谔謂魏之三祖，更尚文詞，競逞文華，遂成風俗是也。
《三國·魏志·文帝紀注》引《魏書》曰：“帝初在東宮，疫疠大起，時人凋傷。
帝深感歎。
與素所敬者大理王郎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
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
其次莫如著篇籍。
疫疠數起，士人凋落。
餘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
”然則其好文辭，乃欲徼幸于後世不可知之名，與夫悲天闵人，不能自已而有言者，異其趣矣。
宜其崇尚文辭之風日盛，而文學反以陵夷也。
《王粲傳》雲：“始文帝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
粲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陳留阮瑀、汝南應場、東平劉桢，并見友善。
自颍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内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
”案七人謂粲等加一孔融，文帝《典論》以之并舉，後人稱為建安七子者也。
《傳》又雲：場弟璩，璩子貞，鹹以文章顯。
瑀子籍：才藻豔逸。
時又有谯郡嵇康，文辭壯麗。
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
皆崇尚文辭之風氣中一時之佼佼者也。
陳壽《上諸葛氏集表》曰“論者或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