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羅先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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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京後，在北京的外國人有點驚恐，說那個著名不安分的人來了，唯中國的官廳卻不很以為意，這是我所同意而且很佩服的。
但是自從大杉榮失蹤的消息傳出以後，愛羅君不意的得到好些麻煩。
許多不相幹的日本人用了電報咧，信咧，面會咧，都來問他大杉的行蹤，其實他又不是北京的地總，當然也不會知道，然而那些不相幹的人們，認定他是同大杉一起的，這是很明了的了。
過了一個月之後，北京的官廳根據了日本方面的通告說有俄國盲人與大杉在北京為過激運動，着手查辦，于是我們的巷口聽說有人拿着大杉照片在那裡守候，而我們家裡也來了調查的人。
那位警官卻信我的話，拿了我的一封保證信，說他并沒有什麼運動，而且也沒有見到什麼大杉，回去結案。
我不解東京的偵探跟着大杉走了多少年，為什麼還弄不清楚，他是什麼主義者，卻會相信他到北京來做過激運動，真是太可笑了。
現在好在愛羅君已經離京，巷口又抓不到大杉，中外仕商都可以請安心，而我的地主之責也總算兩面都盡了。
愛羅君寄住在我們家裡，兩方面都很是随便，覺得沒有什麼窒礙的地方。
我們既不把他做賓客看待，他也很自然的與我們相處：過了幾時，不知怎的學會侄兒們的稱呼，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輩分了。
我的兄弟的四歲的男孩是一個很頑皮的孩子，他時常和愛羅君玩耍。
愛羅君叫他的诨名道，“土步公呀！”他也回叫道，愛羅金哥君呀！”但愛羅君極不喜歡這個名字，每每歎道，“唉唉，真窘極了！”四個月來不曾這樣叫，“土步公”已經忘記愛羅金哥君這一句話，而且連曾經見過一個“沒有眼睛的人”的事情也幾乎記不起來了。
愛羅君在中國的時候，政府不曾特别注意，這實在是很聰明的處置，雖然謝米諾夫派的“B老爺”以及少數的人頗反對他。
其實他決不是什麼危險人物，這是從他作品談話行動上可以看出來的。
他懷着對于人類的愛與對于社會的悲，常以冷隽的言詞，熱烈的情調，寫出他的愛與憎，固此遭外國資本家政府之忌，但這不過是他們心虛罷了。
他畢竟還是詩人，他的工作隻是喚起人們胸中的人類的愛與社會的悲，并不是指揮人去行暴動或别的政治運動；他的世界是童話似的夢的奇境，并不是共産或無政府的社會。
他承認現代流行的幾種主義未必能充分的實現，階級争鬥難以徹底解決一切問題，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承認現社會制度，他以過大的對于現在的不平，造成他過大的對于未來的希望，－－這個愛的世界正與别的主義各各的世界一樣的不能實現，因為更超過了他們了。
想到太陽裡去的雕，求理想的自由的金絲雀，想到地面上來的土撥鼠，都是向往于詩的烏托邦的代表者。
詩人的空想與一種社會改革的實行宣傳不同，當然沒有什麼危險，而且正當的說來，這種思想很有道德的價值，于現今道德颠倒的社會尤極有用，即使藝術上不能與托爾斯泰比美，也可以說是同一源泉的河流罷。
愛羅君又出京了。
他的去留，在現在的青年或者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未必有報告的必要，但是關于他的有一兩件事應該略說一下，所以再來寫這一篇小文。
有各處的友人來問我，愛羅君現在什麼地方，我實在不能回答：在芬蘭呢，在蘇俄呢，在西伯利亞呢？有誰知道？我們隻能憑空祝他的平安罷。
他出京後沒有一封信來過。
或者固為沒有人替他寫信，或者因為他出了北京，便忘了北京了：他離去日本後，與日本友人的通信也很不多。
－－飄泊孤獨的詩人，我想你自己的悲哀也盡夠擔受了，我希望你不要為了住在沙漠
但是自從大杉榮失蹤的消息傳出以後，愛羅君不意的得到好些麻煩。
許多不相幹的日本人用了電報咧，信咧，面會咧，都來問他大杉的行蹤，其實他又不是北京的地總，當然也不會知道，然而那些不相幹的人們，認定他是同大杉一起的，這是很明了的了。
過了一個月之後，北京的官廳根據了日本方面的通告說有俄國盲人與大杉在北京為過激運動，着手查辦，于是我們的巷口聽說有人拿着大杉照片在那裡守候，而我們家裡也來了調查的人。
那位警官卻信我的話，拿了我的一封保證信，說他并沒有什麼運動，而且也沒有見到什麼大杉，回去結案。
我不解東京的偵探跟着大杉走了多少年，為什麼還弄不清楚，他是什麼主義者，卻會相信他到北京來做過激運動，真是太可笑了。
現在好在愛羅君已經離京，巷口又抓不到大杉，中外仕商都可以請安心，而我的地主之責也總算兩面都盡了。
愛羅君寄住在我們家裡，兩方面都很是随便，覺得沒有什麼窒礙的地方。
我們既不把他做賓客看待，他也很自然的與我們相處：過了幾時，不知怎的學會侄兒們的稱呼，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輩分了。
我的兄弟的四歲的男孩是一個很頑皮的孩子，他時常和愛羅君玩耍。
愛羅君叫他的诨名道，“土步公呀！”他也回叫道，愛羅金哥君呀！”但愛羅君極不喜歡這個名字，每每歎道，“唉唉，真窘極了！”四個月來不曾這樣叫，“土步公”已經忘記愛羅金哥君這一句話，而且連曾經見過一個“沒有眼睛的人”的事情也幾乎記不起來了。
愛羅君在中國的時候，政府不曾特别注意，這實在是很聰明的處置，雖然謝米諾夫派的“B老爺”以及少數的人頗反對他。
其實他決不是什麼危險人物，這是從他作品談話行動上可以看出來的。
他懷着對于人類的愛與對于社會的悲，常以冷隽的言詞，熱烈的情調，寫出他的愛與憎，固此遭外國資本家政府之忌，但這不過是他們心虛罷了。
他畢竟還是詩人，他的工作隻是喚起人們胸中的人類的愛與社會的悲，并不是指揮人去行暴動或别的政治運動；他的世界是童話似的夢的奇境，并不是共産或無政府的社會。
他承認現代流行的幾種主義未必能充分的實現，階級争鬥難以徹底解決一切問題，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承認現社會制度，他以過大的對于現在的不平，造成他過大的對于未來的希望，－－這個愛的世界正與别的主義各各的世界一樣的不能實現，因為更超過了他們了。
想到太陽裡去的雕，求理想的自由的金絲雀，想到地面上來的土撥鼠，都是向往于詩的烏托邦的代表者。
詩人的空想與一種社會改革的實行宣傳不同，當然沒有什麼危險，而且正當的說來，這種思想很有道德的價值，于現今道德颠倒的社會尤極有用，即使藝術上不能與托爾斯泰比美，也可以說是同一源泉的河流罷。
愛羅君又出京了。
他的去留，在現在的青年或者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未必有報告的必要，但是關于他的有一兩件事應該略說一下，所以再來寫這一篇小文。
有各處的友人來問我，愛羅君現在什麼地方，我實在不能回答：在芬蘭呢，在蘇俄呢，在西伯利亞呢？有誰知道？我們隻能憑空祝他的平安罷。
他出京後沒有一封信來過。
或者固為沒有人替他寫信，或者因為他出了北京，便忘了北京了：他離去日本後，與日本友人的通信也很不多。
－－飄泊孤獨的詩人，我想你自己的悲哀也盡夠擔受了，我希望你不要為了住在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