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羅先珂君
關燈
小
中
大
上的人們再添加你的憂愁的重擔也罷。
十一月一日。
莫非他終于不回來了麼？他曾說過，若是回來，十月末總可以到京，現在十月已過去了。
但他臨走時在火車中又說，倘若不來，當從芬蘭打電報來通知；而現在也并沒有電報到來。
以上是我個人的感想，順便說及。
我希望這篇小文隻作為他的芬蘭旅行的紀念，到了秋天，他回來沙漠上彈琵琶，歌詠春天的力量，使我們有再聽他歌聲的機會。
他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但是他的鄉愁卻又是特别的深。
他平常總穿着俄國式的上衣，尤其喜歡他的故鄉烏克拉因式的刺繡的小衫－－可惜這件衣服在敦賀的船上給人家偷了去了。
他的衣箱裡，除了一條在一日三浴的時候所穿的緬甸的筒形白布褲以外，可以說是沒有外國的衣服。
即此一件小事，也就可以想見他是一個真實的“母親俄羅斯”的兒子。
他對于日本正是一種情人的心情，但是失戀之後，隻有母親是最親愛的人了。
來到北京，不意中得到歸國的機會，便急忙奔去，原是當然的事情。
前幾天接到英國達特來夫人寄來的三包書籍，拆開看時乃是七本神智學的雜志名《送光明者》（TheLight一bringer），卻是用點字印出的：原來是愛羅君在京時所定，但等得寄到的時候，他卻已走的無影無蹤了。
他在北京隻住了四個月，但早已感到沙漠上的枯寂了。
我們所缺乏的，的确是心情上的潤澤，然而不是他這敏感的不幸詩人也不能這樣明顯的感着，因為我們自己已經如仙人掌類似的習慣于幹枯了。
愛羅君雖然被日本政府驅逐出來，但他仍然懷戀着那“日出的國，花的國”的日本。
初夏的一天下午，我同他在溝沿一帶，踏着柔細的灰沙，在柳陰下走着，提起将來或有機會可以重往日本的話，他力說日本決不再準他去，但我因此卻很明了地看出他的對于日本的戀慕。
他既然這樣的戀着日本，當然不能長久安住在中原的平野上的了。
（這是趣味上的，并不是政治上的理由。
） 他于四日乘長平丸從天津出發，次日下午抵大連。
據十一日《晨報》上大連通訊，他卻在那時遇着一點“小厄”。
當船到埠的時候，他和同行友人上海的清水君，一并被帶往日本警察署審間。
清水君即被監禁，他隻“拘留半日”，總算釋放了。
聽說從天津起便已有日本便衣警察一路跟着他，釋放以後也仍然跟着一直到哈爾濱去。
他拿着日本全權公使的通過許可，所以在大連隻被拘留半日，大約還是很僥幸的罷！清水君便監禁了三天，至七日夜裡才準他往哈爾濱去，——當然也被警察跟着。
他們幾時到哈爾濱、路上和在那裡是什麼情形，我還沒有得到信息，隻能憑空的願望他的平安罷。
京津車是照例的擁擠，愛羅君和同行的兩個友人因為遲到了一點，－－其實還在開車五十分前，已經得不到一個座位了。
幸而前面有一輛教育改進社赴濟南的包車，其中有一位尹君，我們有點認識，便去和他商量，承他答應，于是愛羅君有了安坐的地方，得以安抵天津，這是很可感謝的。
到了天津之後，又遇見陳大悲君，得到許多照應，這京津一路在愛羅君總可說是幸運的旅行了。
寒假中愛羅君在上海的時候，不知什麼報上曾說他因為劇評事件，被學生攆走了。
這回恐怕又要有人說他因為大杉事件而被追放的罷。
為抵當這些謠言起見，特地寫了這一篇。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
（1922年7月一1923年4月作，選自《澤瀉集》）
十一月一日。
三
十月已經過去了，愛羅君還未回來。莫非他終于不回來了麼？他曾說過，若是回來，十月末總可以到京，現在十月已過去了。
但他臨走時在火車中又說，倘若不來，當從芬蘭打電報來通知；而現在也并沒有電報到來。
以上是我個人的感想，順便說及。
我希望這篇小文隻作為他的芬蘭旅行的紀念，到了秋天，他回來沙漠上彈琵琶，歌詠春天的力量，使我們有再聽他歌聲的機會。
他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但是他的鄉愁卻又是特别的深。
他平常總穿着俄國式的上衣，尤其喜歡他的故鄉烏克拉因式的刺繡的小衫－－可惜這件衣服在敦賀的船上給人家偷了去了。
他的衣箱裡，除了一條在一日三浴的時候所穿的緬甸的筒形白布褲以外，可以說是沒有外國的衣服。
即此一件小事，也就可以想見他是一個真實的“母親俄羅斯”的兒子。
他對于日本正是一種情人的心情，但是失戀之後，隻有母親是最親愛的人了。
來到北京，不意中得到歸國的機會，便急忙奔去，原是當然的事情。
前幾天接到英國達特來夫人寄來的三包書籍，拆開看時乃是七本神智學的雜志名《送光明者》（TheLight一bringer），卻是用點字印出的：原來是愛羅君在京時所定，但等得寄到的時候，他卻已走的無影無蹤了。
他在北京隻住了四個月，但早已感到沙漠上的枯寂了。
我們所缺乏的，的确是心情上的潤澤，然而不是他這敏感的不幸詩人也不能這樣明顯的感着，因為我們自己已經如仙人掌類似的習慣于幹枯了。
愛羅君雖然被日本政府驅逐出來，但他仍然懷戀着那“日出的國，花的國”的日本。
初夏的一天下午，我同他在溝沿一帶，踏着柔細的灰沙，在柳陰下走着，提起将來或有機會可以重往日本的話，他力說日本決不再準他去，但我因此卻很明了地看出他的對于日本的戀慕。
他既然這樣的戀着日本，當然不能長久安住在中原的平野上的了。
（這是趣味上的，并不是政治上的理由。
） 他于四日乘長平丸從天津出發，次日下午抵大連。
據十一日《晨報》上大連通訊，他卻在那時遇着一點“小厄”。
當船到埠的時候，他和同行友人上海的清水君，一并被帶往日本警察署審間。
清水君即被監禁，他隻“拘留半日”，總算釋放了。
聽說從天津起便已有日本便衣警察一路跟着他，釋放以後也仍然跟着一直到哈爾濱去。
他拿着日本全權公使的通過許可，所以在大連隻被拘留半日，大約還是很僥幸的罷！清水君便監禁了三天，至七日夜裡才準他往哈爾濱去，——當然也被警察跟着。
他們幾時到哈爾濱、路上和在那裡是什麼情形，我還沒有得到信息，隻能憑空的願望他的平安罷。
京津車是照例的擁擠，愛羅君和同行的兩個友人因為遲到了一點，－－其實還在開車五十分前，已經得不到一個座位了。
幸而前面有一輛教育改進社赴濟南的包車，其中有一位尹君，我們有點認識，便去和他商量，承他答應，于是愛羅君有了安坐的地方，得以安抵天津，這是很可感謝的。
到了天津之後，又遇見陳大悲君，得到許多照應，這京津一路在愛羅君總可說是幸運的旅行了。
寒假中愛羅君在上海的時候，不知什麼報上曾說他因為劇評事件，被學生攆走了。
這回恐怕又要有人說他因為大杉事件而被追放的罷。
為抵當這些謠言起見，特地寫了這一篇。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
（1922年7月一1923年4月作，選自《澤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