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學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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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養愛居，必以太牢九韶那。
以法施人，恕之事也，以财及無畏施人，忠之事也。
”用現在的話來說，恕是用主觀，忠是用客觀的，忠恕兩舉則人已皆盡，誠可稱之曰聖，為儒家之理想矣。
此種精神正是世界共遁文化的基本分子，中國人分得一點，不能就獨占了，以為了不得，但總之是差強人意的事，應該知道珍重的罷。
我常自稱是儒家，為朋友們所笑，實在我是佩服這種思想，平常而實在，看來毫不新奇，卻有很大好處，正好比空氣與水，我覺得這比較昔人所說布帛菽粟還要近似。
中國人能保有此精神，自己固然也站得住，一面也就與世界共通文化血脈相通，有生存于世界上的堅強的根據，對于這事我倒是還有點樂觀的，儒家思想既為我們所自有，有如樹根深存于地下，即使暫時衰萎，也還可以生長起來，隻要沒有外面的妨害，或是迫壓，或是助長。
你說起儒家，中國是不會有什麼迫壓出現的，但是助長則難免，而其害處尤為重大，不可不知。
我常想孔子的思想在中國是不會得絕的，因為孔于生于中國，中國人都與他同系統，容易發生同樣的傾向，程度自然有深淺之不同，總之無疑是一路的。
所以有些老輩的憂慮實是相優，我隻怕的是儒教徒的起哄，前面說過的師爺化的酷儒與禅和于化的玄儒都起來，供着孔夫子的牌位大做其新運動，就是助長之一，結果是無益有損，至少苗則槁矣了。
對于别國文化的研究也是同樣，隻要是自發的，無論怎麼慢慢的，總是在前進，假如有了别的情形，或者表面上成了一種流行，實際反是僵化了，我想如要恢複到原來狀态，估計最少須得五十年工夫。
說到這裡，我覺得上邊好些不得要領的話現在可以結束起來了。
漢文學裡的思想我相信是一種儒家的人文主義（Humanism），在民間也未必沒有，不過現在隻就漢文的直接範圍内說而已。
這自然是很好的東西，希望他在現代也仍強健，成為文藝思想的主流，但是同時卻并無一毫提倡的意思，因為我深知凡有助長于一切事物都是有害的。
為人生的文學如被誤解了，便會變為流氓的口氣或是慈善老太大的态度，二者同樣不成東西，可以為鑒。
俞理初著《癸已存稿》卷國有文題曰《女》中引《莊于天道篇》數語，讀了很覺得喜歡，因查原書具抄于此雲： 還有第二點應當說，這便是文章。
但是上邊講了些廢話，弄得頭重腳輕，這裡隻好不管，簡單的說幾句了事。
漢文學是用漢字所寫的，那麼我們對于漢字不可不予以注意。
中國話雖然說是單音，假如一直從頭用了别的字母寫了，自然也不成問題，現在既是寫了漢字。
我想恐怕設法更換，還是要利用下去。
《尚書》實在太是古奧了，不知怎的覺得與後世文體很有距離，暫且擱在一“邊不表，再看《詩》與《易》，《左傳》與《孟子》，便可見有兩路寫法，就是現在所謂選學與桐城這兩派的先祖，我們各人盡可以有贊成不贊成，總之這都不是偶然的，用時式話說即是他自有其必然性也。
從前我在《論八股文》的一篇小文裡曾說。
“漢字這東西與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連日本朝鮮在内。
他有所謂六書，所以有象形會意，有偏旁，有所謂四聲，所以有平仄。
從這裡，必然地生出好些文章上的把戲。
”這裡除重對偶的骈體，講腔調的古文外，還有許多雅俗不同的玩藝兒，例如對聯，詩鐘、燈謎。
是雅的一面，急口令，笑話，以至拆字，要歸到俗的一面去了，可是其生命同樣的建立在漢字上，那是很明顯的。
我們自己可以不做或不會做詩鐘之類，可是不能無視他的存在和勢力，這會向不同的方面出來，用了不同的形式。
近幾年來大家改了寫白話文，仿佛是變換了一個局面，其實還是用的漢字，仍舊變不到哪裡去。
而且變的一點裡因革又不一定合宜。
很值得一番注意。
白話文運動可以說是反對“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而起來的，講到結果則妖孽是走掉了，而謬種卻依然流傳着，不必多所拉扯，隻看洋八股這名稱，即是确證。
蓋白話文是散文中之最散體的，難以容得骈偶的辭或句，但腔調還是用得着，因了題目與著者的不同，可以把桐城派或八大家，《古文觀止》或《東萊博議》應用上去，結果并沒有比從前能夠改好得多少。
據我看來，這因革實在有點兒弄颠倒了。
我以為我們現在寫文章重要的還是努力減少那腔調病，與制藝策論愈遠愈好，至于驕偶倒不妨設法利用，因為白話文的語彙少欠豐富，句法也易陷于單調，從漢字的特質上去找出一點妝飾性來，如能用得适合，或者能使營養不良的文章增點血色，亦未可知。
不過這裡的難問題是在于怎樣應用，我自己還不能說出辦法來，不知道敏感的新詩人關于此點有否注意過，可惜一時無從查間。
但是我總自以為這意見是對的，假如能夠将骈文的精華應用一點到白活文裡去，我們一定可以寫出比現在更好的文章來。
我又恐怕這種意思近于阿芙蓉，雖然有治病的效力，亂吸了便中毒上瘾，不是玩耍的事。
上邊所說思想一層也并不是沒有同樣的危險。
我近來常感到，天下最平常實在的事往往近于新奇，同時也容易有危險氣味，芥川氏有言，危險思想者，欲将常識施諸實行之思想是也，豈不信哉，廿九年三月廿七日。
（1940年3月作，選自《藥堂雜文》）
以法施人，恕之事也，以财及無畏施人，忠之事也。
”用現在的話來說，恕是用主觀，忠是用客觀的，忠恕兩舉則人已皆盡，誠可稱之曰聖，為儒家之理想矣。
此種精神正是世界共遁文化的基本分子，中國人分得一點，不能就獨占了，以為了不得，但總之是差強人意的事，應該知道珍重的罷。
我常自稱是儒家，為朋友們所笑，實在我是佩服這種思想，平常而實在，看來毫不新奇，卻有很大好處，正好比空氣與水，我覺得這比較昔人所說布帛菽粟還要近似。
中國人能保有此精神，自己固然也站得住，一面也就與世界共通文化血脈相通，有生存于世界上的堅強的根據，對于這事我倒是還有點樂觀的，儒家思想既為我們所自有，有如樹根深存于地下，即使暫時衰萎，也還可以生長起來，隻要沒有外面的妨害，或是迫壓，或是助長。
你說起儒家，中國是不會有什麼迫壓出現的，但是助長則難免，而其害處尤為重大，不可不知。
我常想孔子的思想在中國是不會得絕的，因為孔于生于中國，中國人都與他同系統，容易發生同樣的傾向，程度自然有深淺之不同，總之無疑是一路的。
所以有些老輩的憂慮實是相優，我隻怕的是儒教徒的起哄，前面說過的師爺化的酷儒與禅和于化的玄儒都起來，供着孔夫子的牌位大做其新運動，就是助長之一，結果是無益有損，至少苗則槁矣了。
對于别國文化的研究也是同樣，隻要是自發的，無論怎麼慢慢的，總是在前進，假如有了别的情形，或者表面上成了一種流行，實際反是僵化了，我想如要恢複到原來狀态，估計最少須得五十年工夫。
說到這裡，我覺得上邊好些不得要領的話現在可以結束起來了。
漢文學裡的思想我相信是一種儒家的人文主義（Humanism），在民間也未必沒有，不過現在隻就漢文的直接範圍内說而已。
這自然是很好的東西，希望他在現代也仍強健，成為文藝思想的主流，但是同時卻并無一毫提倡的意思，因為我深知凡有助長于一切事物都是有害的。
為人生的文學如被誤解了，便會變為流氓的口氣或是慈善老太大的态度，二者同樣不成東西，可以為鑒。
俞理初著《癸已存稿》卷國有文題曰《女》中引《莊于天道篇》數語，讀了很覺得喜歡，因查原書具抄于此雲： 還有第二點應當說，這便是文章。
但是上邊講了些廢話，弄得頭重腳輕，這裡隻好不管，簡單的說幾句了事。
漢文學是用漢字所寫的，那麼我們對于漢字不可不予以注意。
中國話雖然說是單音，假如一直從頭用了别的字母寫了，自然也不成問題，現在既是寫了漢字。
我想恐怕設法更換，還是要利用下去。
《尚書》實在太是古奧了，不知怎的覺得與後世文體很有距離，暫且擱在一“邊不表，再看《詩》與《易》，《左傳》與《孟子》，便可見有兩路寫法，就是現在所謂選學與桐城這兩派的先祖，我們各人盡可以有贊成不贊成，總之這都不是偶然的，用時式話說即是他自有其必然性也。
從前我在《論八股文》的一篇小文裡曾說。
“漢字這東西與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連日本朝鮮在内。
他有所謂六書，所以有象形會意，有偏旁，有所謂四聲，所以有平仄。
從這裡，必然地生出好些文章上的把戲。
”這裡除重對偶的骈體，講腔調的古文外，還有許多雅俗不同的玩藝兒，例如對聯，詩鐘、燈謎。
是雅的一面，急口令，笑話，以至拆字，要歸到俗的一面去了，可是其生命同樣的建立在漢字上，那是很明顯的。
我們自己可以不做或不會做詩鐘之類，可是不能無視他的存在和勢力，這會向不同的方面出來，用了不同的形式。
近幾年來大家改了寫白話文，仿佛是變換了一個局面，其實還是用的漢字，仍舊變不到哪裡去。
而且變的一點裡因革又不一定合宜。
很值得一番注意。
白話文運動可以說是反對“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而起來的，講到結果則妖孽是走掉了，而謬種卻依然流傳着，不必多所拉扯，隻看洋八股這名稱，即是确證。
蓋白話文是散文中之最散體的，難以容得骈偶的辭或句，但腔調還是用得着，因了題目與著者的不同，可以把桐城派或八大家，《古文觀止》或《東萊博議》應用上去，結果并沒有比從前能夠改好得多少。
據我看來，這因革實在有點兒弄颠倒了。
我以為我們現在寫文章重要的還是努力減少那腔調病，與制藝策論愈遠愈好，至于驕偶倒不妨設法利用，因為白話文的語彙少欠豐富，句法也易陷于單調，從漢字的特質上去找出一點妝飾性來，如能用得适合，或者能使營養不良的文章增點血色，亦未可知。
不過這裡的難問題是在于怎樣應用，我自己還不能說出辦法來，不知道敏感的新詩人關于此點有否注意過，可惜一時無從查間。
但是我總自以為這意見是對的，假如能夠将骈文的精華應用一點到白活文裡去，我們一定可以寫出比現在更好的文章來。
我又恐怕這種意思近于阿芙蓉，雖然有治病的效力，亂吸了便中毒上瘾，不是玩耍的事。
上邊所說思想一層也并不是沒有同樣的危險。
我近來常感到，天下最平常實在的事往往近于新奇，同時也容易有危險氣味，芥川氏有言，危險思想者，欲将常識施諸實行之思想是也，豈不信哉，廿九年三月廿七日。
（1940年3月作，選自《藥堂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