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思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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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思想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但是重大，卻并不嚴重。
本人平常對于一切事不輕易樂觀，唯獨對于中國的思想問題卻頗為樂觀，覺得在這裡前途是很有希望的。
中國近來思想界的确有點混亂，但這隻是表面一時的現象，若是往遠處深處看去，中國人的思想本來是很健全的，有這樣的根本基礎在那裡，隻要好好的培養下去，必能發生滋長，從這健全的思想上造成健全的國民出來—— ①周作人在本文中鼓吹以“儒學思想”為“中心思想”，引起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注意。
1943年8月，在日本軍部情報局指導監督下的文學報國會在東京召開第二屆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會上由日本作家片岡鐵兵發難，攻擊周作人為“反動的文壇老作家”，主要根據是周作人在本文中提出“不應阻礙中國人民的欲望的主張，實即是對于為大東亞解放而鬥争着的戰争之消極的拒否”。
這中國固有的思想是什麼呢？有人以為中國向來缺少中心思想，苦心的想給他新定一個出來，這事很難，當然不能成功，據我想也是可不必的，因為中國的中心思想本來存在，差不多幾千年來沒有什麼改變。
簡單的一句話說，這就是儒家思想。
可是，這又不能說的太簡單了，蓋在沒有儒這名稱之前，此思想已經成立，而在士人已以八股為專業之後也還标榜儒名，單說儒家，難免淆混不清，所以這裡須得再申明之雲，此乃是以孔孟為代表，禹稷為模範的那儒家思想。
舉實例來說最易明了，孟子卷四《離婁》下雲： 不過樂觀的話是說過了，這裡邊卻并不是說現在或将來沒有憂慮，沒有危險。
俗語說，有一利就有一弊。
在中國思想上也正是如此。
但這也是難怪的，民非水火不生活，而洪水與大火之禍害亦最烈，假如對付的不得法，往往即以養人者害人，中國國民思想我們覺得是很好的，不但過去時代相當的應付過來了，就是将來也正可以應付，因為世界無論怎麼轉變，人總是要做的，而做人之道也總還是求生存，這裡與他人共存共榮也總是正當的辦法吧。
不過這說的是正面，當然還有其反面，而這反面乃是可憂慮的，中國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簡單的，但也就很切迫，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的道德不願損人以利己，卻也不能如聖人的損己以利人。
别的宗教的國民會得夢想天國近了，為求永生而蹈湯火，中國人沒有這樣的信心，他不肯為了神或為了道而犧牲，但是他有時也會蹈湯火而不辭，假如他感覺生存無望的時候，所謂挺而走險，急将安擇也。
孟子說仁政以黎民不饑不寒為主，反面便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則是喪亂之兆，此事極簡單，故述孔子之言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仁的現象是安居樂業，結果是太平，不仁的現象是民不聊生，結果是亂。
這裡我們所憂慮的事，所說的危險，已經說明了，就是亂。
我嘗查考中國的史書，體察中國的思想，于是歸納的感到中國最可怕的是亂，而這亂都是人民求生意志的反動，并不由于什麼主義或理論之所導引，乃是因為人民欲望之被阻礙或不能滿足而然。
我們隻就近世而論，明末之張李，清季之洪楊，雖然讀史者的批評各異，但同為一種動亂，其殘毀的經過至今猶令談者色變，論其原因也都由于民不聊生，此實足為殷鑒。
中國人民平常愛好和平，有時似乎過于忍受，但是到了橫決的時候，卻又變了模樣，将原來的思想态度完全抛在九霄雲外，反對的發揮出野性來，可是這又怪誰來呢？俗語雲，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
以不仁召不仁，不亦宜乎。
現在我們重複的說，中國思想别無問題，重要的隻是在防亂，而防亂則首在防造亂，此其責蓋在政治而不在教化。
再用孟于的話來說，我們的力量不能使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也總竭力要使得不至于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
不去造成亂的機會與條件，這雖然消極的工作，俱其功驗要比肅正思想大得多，這雖然與西洋外國的理論未必合，但是從中國千百年的史書裡得來的經驗，至少在本國要更為适切相宜。
過去的史書真是國家之至寶，在這本總帳上國民的健康與疾病都一一記錄着，看了流寇始末
本人平常對于一切事不輕易樂觀，唯獨對于中國的思想問題卻頗為樂觀，覺得在這裡前途是很有希望的。
中國近來思想界的确有點混亂，但這隻是表面一時的現象，若是往遠處深處看去，中國人的思想本來是很健全的，有這樣的根本基礎在那裡，隻要好好的培養下去，必能發生滋長，從這健全的思想上造成健全的國民出來—— ①周作人在本文中鼓吹以“儒學思想”為“中心思想”，引起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注意。
1943年8月，在日本軍部情報局指導監督下的文學報國會在東京召開第二屆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會上由日本作家片岡鐵兵發難，攻擊周作人為“反動的文壇老作家”，主要根據是周作人在本文中提出“不應阻礙中國人民的欲望的主張，實即是對于為大東亞解放而鬥争着的戰争之消極的拒否”。
這中國固有的思想是什麼呢？有人以為中國向來缺少中心思想，苦心的想給他新定一個出來，這事很難，當然不能成功，據我想也是可不必的，因為中國的中心思想本來存在，差不多幾千年來沒有什麼改變。
簡單的一句話說，這就是儒家思想。
可是，這又不能說的太簡單了，蓋在沒有儒這名稱之前，此思想已經成立，而在士人已以八股為專業之後也還标榜儒名，單說儒家，難免淆混不清，所以這裡須得再申明之雲，此乃是以孔孟為代表，禹稷為模範的那儒家思想。
舉實例來說最易明了，孟子卷四《離婁》下雲： 不過樂觀的話是說過了，這裡邊卻并不是說現在或将來沒有憂慮，沒有危險。
俗語說，有一利就有一弊。
在中國思想上也正是如此。
但這也是難怪的，民非水火不生活，而洪水與大火之禍害亦最烈，假如對付的不得法，往往即以養人者害人，中國國民思想我們覺得是很好的，不但過去時代相當的應付過來了，就是将來也正可以應付，因為世界無論怎麼轉變，人總是要做的，而做人之道也總還是求生存，這裡與他人共存共榮也總是正當的辦法吧。
不過這說的是正面，當然還有其反面，而這反面乃是可憂慮的，中國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簡單的，但也就很切迫，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的道德不願損人以利己，卻也不能如聖人的損己以利人。
别的宗教的國民會得夢想天國近了，為求永生而蹈湯火，中國人沒有這樣的信心，他不肯為了神或為了道而犧牲，但是他有時也會蹈湯火而不辭，假如他感覺生存無望的時候，所謂挺而走險，急将安擇也。
孟子說仁政以黎民不饑不寒為主，反面便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則是喪亂之兆，此事極簡單，故述孔子之言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仁的現象是安居樂業，結果是太平，不仁的現象是民不聊生，結果是亂。
這裡我們所憂慮的事，所說的危險，已經說明了，就是亂。
我嘗查考中國的史書，體察中國的思想，于是歸納的感到中國最可怕的是亂，而這亂都是人民求生意志的反動，并不由于什麼主義或理論之所導引，乃是因為人民欲望之被阻礙或不能滿足而然。
我們隻就近世而論，明末之張李，清季之洪楊，雖然讀史者的批評各異，但同為一種動亂，其殘毀的經過至今猶令談者色變，論其原因也都由于民不聊生，此實足為殷鑒。
中國人民平常愛好和平，有時似乎過于忍受，但是到了橫決的時候，卻又變了模樣，将原來的思想态度完全抛在九霄雲外，反對的發揮出野性來，可是這又怪誰來呢？俗語雲，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
以不仁召不仁，不亦宜乎。
現在我們重複的說，中國思想别無問題，重要的隻是在防亂，而防亂則首在防造亂，此其責蓋在政治而不在教化。
再用孟于的話來說，我們的力量不能使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也總竭力要使得不至于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
不去造成亂的機會與條件，這雖然消極的工作，俱其功驗要比肅正思想大得多，這雖然與西洋外國的理論未必合，但是從中國千百年的史書裡得來的經驗，至少在本國要更為适切相宜。
過去的史書真是國家之至寶，在這本總帳上國民的健康與疾病都一一記錄着，看了流寇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