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首都革命』——成功欤？失敗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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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搖造謠以自高聲價，自擡地位。
此外又有日人布施勝治、坂西秀武，及他國著者，摭拾日方及松室的讕言誇張其事，以訛傳訛。
[又文按：未幾吳佩孚等又造謠謂馮氏與蘇聯結了密約，馮自行作答雲：“我向來痛惡賣國賊與外國人結密約，豈有躬身自蹈之理？&hellip&hellip我個人的性格所在，絕不屑作這種鬼祟之事。
”（見《我的生活》頁六一六）其時，那日本著者布施勝治又寫了一本書，說馮氏已與蘇聯訂立密約，有幾章、幾節、幾條、幾款、條文内容，都一一載明，似千真萬确，竟引起國内外一番波動，對馮氏的名譽不無損害。
後來在南京，他還去見馮氏。
馮問其造謠中傷，“今天還有臉來見我嗎？”他答道：“請你原諒，是人家以兩萬元代價雇我寫的。
看在金錢面上，我不得不寫。
”說着，尚對馮氏深深鞠躬。
馮恨恨地罵他說：“你真是把讀書人的臉丢完了！”他還作滿不在乎的獰笑。
（上見《我的生活》頁五三〇）]這樣的人格，比之松室之造謠自誇尤為卑鄙可惡。
則其此次诋毀馮氏受日運動之書所謂“最熟知此役者，其言尚有可信之價值乎？”猶有可考慮者，薛氏已指出，日人慣技是假借其滿布全國的情報網，常散播不利于日本的敵人之假消息，或虛僞的新聞與宣傳，借以助其塌台。
馮氏未幾即被張、吳聯合進攻，與日後之堅決的抗日主張，日人恨之，這均是日人暗助馮氏的仇敵“鳴鼓而攻之”之因素。
第十，在此謠言中，最為無辜、含冤莫白者，是黃郛。
他最先，于“無中生有”中硬被指稱為替日本或奉張（或兩者）運動馮氏的“中間人”，旋又被取消了此資格而變為與段祺瑞的“聯絡人”。
我為徹底調查此事，曾托台北“傳記文學社”社長劉紹唐先生轉緻黃郛夫人沈亦雲女士一函，詢問究竟。
可惜當時黃夫人已在美國逝世，無由得複。
但劉社長來函，對我所詢問之事答雲：“黃、馮所發動之&lsquo首都革命&rsquo，與日本人無關，否則不會失敗如此之速。
黃對段尤無好感，此種印象得自黃夫人之談話，惜已無法作進一步之了解。
”（一九七一、十二、三）此數語差已可代黃夫人作答。
再從她遺著《亦雲回憶》，可讀到以下的述辭，不啻供給我們解決這大問題之充足的資料： “膺白許願在北方竟辛亥革命之功，&hellip&hellip北洋軍閥雖已分裂，然地盤廣大，根蒂深久，對國家為禍不為福，去之卻亦無法。
皖系曾與日本結深緣，誤國家，衆所周知。
奉系則入關而争，不惜放任後顧之敵（此指日本），退而自守，又厭惡其索償與掣肘，忽視外敵，與我們根本難容。
首都革命之願，乃寄在直系（又文按：此暗指馮氏，時亦認其屬直系系統）。
直系雖颟顸，而無國際背景。
膺白與馮煥章先生共事時，除基督教，尚不聞其與國際有接觸。
”（見上冊頁一八三&mdash一八四）（又文按：由此可見黃未嘗與日人聯絡，更未被其利用說馮。
）“（關于馮軍，黃郛曾說）這個集團可能為北方工作的唯一同志，彼此必須認識了解。
且此中必有他日方面之才，能多認識本國及世界局勢，或者少誤國家事。
”（頁一八四）（又文按：可見黃氏之聯馮是自動自主的，由于敬佩及器重其人而立意發生密切以至合作關系，完全是為打倒直系的目的，期待建設良好廉潔的新政府，與馮氏之“首都革命”的主張真是志同道合，自然聯成一陣線。
其與馮氏在馮公館夜談“首都革命”進行事，已見前文。
） “（直奉之戰開始）這時顔惠慶内閣新成立，膺白複被邀擔任教育部，他已經與馮有約，自知不久将與直系為敵，不願留此痕迹。
&hellip&hellip故堅辭不就。
&hellip&hellip（曹锟）以馮與有交情，浼馮再勸，膺白第二次擔任教育部總長實出于馮之勸，其理由為在内閣消息靈通，通電通訊亦較便。
”（頁一八六&mdash一八七）（又文按：可見馮、黃之聯合倒直确在直奉開戰前，已有密約，此種事實，已見前文。
）“（關于&lsquo首都革命&rsquo事）膺白又一次為主力參與決策之一人，而我先後為其保密之跑腿和錄事。
”（見頁一八七）（又文按：可見黃夫人知此役始末經過甚詳。
黃氏自動聯馮決策，與日人何與焉？）“在天津的段祺瑞先生，忽然叫袁文欽（良）送一親筆信來。
膺白與段向少往來，安福系當國之際，膺白在天津寫作，未嘗入京，其秘書長徐樹铮及其參戰軍邊防軍将領，與膺白大都是同學，亦未見面。
”（又文按：此語可與上錄劉紹唐先生所述之言“黃對段尤無好感”相印證。
）（以上及原函：《亦雲回憶》影印載頁一八七&mdash一八八。
）（又文按：當先行注意此函發出之日期系“戌月一日”。
戌月即陰曆九月，其日是初一。
此即國曆&mdash&mdash陽曆&mdash&mdash九月二十九日。
其時，馮軍全部已出發赴熱河多日了。
當時，馮氏代表劉之龍尚未到津與段聯絡，故段仍欲說黃勸馮倒直也。
）（上文載段派代表賈某緻親筆函與馮氏，約同時。
）段的原函如下：“膺白總長閣下：關心國事，景仰奚似（又文按：可見二人無深交）。
大樹（指馮）沉默，不敢稍露形迹（又文按：可見仍未知打倒曹、吳計劃及其軍政主張），是其長，亦是短也。
現在縱使深密，外人環視，揣測無遺（又文按：此似指吳佩孚）。
（吳）驅之出豫，已顯示不能共事，猜忌豈待至今日始有也？當吳到京之時（本年九月七日奉直開戰時），起而捕之，減少殺害無數生命，大局為之立定，功在天下，誰能與之争功也？（又文按：可見其念念未忘直系與吳一箭之仇。
）現尚徘徊歧途，終将何以善其後也？餘愛之深（又文按：實仍欲利用馮以滅吳，此&lsquo灌迷湯&rsquo之假話也），不忍不一策之也。
一、爆之于内，力省而功巨。
二、連合二、三兩路（又文按：此未知何所指，斷非胡、孫），成明白反對，恰合全國人民之心理（又文按：此唆擺馮軍用兵力徹底消滅吳部，以遂其倒直之舊恨）。
奉方可不必顧慮，即他一、三處代為周旋，亦無不可。
宜早勿遲，遲則害不可言。
執事洞明大局，因應有力，尚希一力善為指導之（又文按：指馮）。
人民之幸，亦國家之幸也。
匆此布，順頌時祉。
餘由文欽詳達。
名心泐，戌月一日（又文按：“名心”當為段之化名）。
” 殊不知此時馮、黃等早有革命的政治軍事全盤計劃，自可不恤其言，亦不容其幹預。
故黃未以此函示馮氏，一向亦未公開發表。
然而此函對于“首都革命”與日本關系之問題，殊具重要性，甚至決定性，以其的确證明黃郛并非馮、段間之聯絡員（劉之龍實是聯絡員，見上文，亦是馮、黃間之聯絡員，見《亦雲回憶》頁一九〇，并謂黃以親筆函交劉親攜至灤平交馮，速其決計雲）。
假令黃、段之間，因由日本主助而有密切關系，誠如謠言之所傳，則何以黃于攝閣成立前後與段絕無來往？如果黃系為日本與段之中間人、聯絡人，則自應由黃出面到天津與段商洽改組内閣事，所謂“解鈴還須系鈴人”是，何以馮到津會議事黃絕不參加？不特此也，而且段不獨不參加攝閣，反而另與奉張聯絡，壓迫馮氏，而倒黃閣之台焉。
此亦理之所無者。
綜合觀之，則黃郛自然非所謂“中間人”明甚。
其實，斯役與日本始終無關系，則此“中間人”何來？我們的答案即是上文所指出：來自日本人造謠。
又再據《亦雲回憶》，袁良于緻書黃氏時，代達段意雲“從前用人不當，以後不拟從政”雲雲（見頁一九〇）。
但曾無幾時，言猶在耳，段又起野心，聽從安福系文武下屬陰謀，聯張壓馮，再行弄權執政，拒絕孫先生，緻令稍露曙光、稍有希望之革命新政局，又為其推翻，而且再度惹起絕大規模之又一場内戰&mdash&mdash張、吳聯合共攻馮軍。
是其一己固“食言而肥”，而對國家、對人民，真如其函中自道“害不可言”。
當年北洋軍閥政客翻雲覆雨之手段，與禍國殃民之惡迹，有如此者。
即此一點，與此後大局至有影響，故不憚慨乎言之。
第十一，薛氏所著之一章，雖盡錄各方“傳聞”“謠言”“浮辭”，但每每于述辭間加以“幻想”“忖測”“空想”“可能是”“以為是”“不甚清楚”“不大了了”“不免錯誤”“似是而非”“不足入信”“或有可能”等“無決定性”而“具懷疑性”之語，俱不能置信者。
但其本人卻根據這些讕言妄語而自行重造一頁曆史。
先天根據既不足信，則其所“重造”之曆史，也不過是一般謠言之總結論而已。
“首都革命”日志 末了，茲複根據事實，編成“日志”刊于下方，細看日期與事迹之過程，全部實情了如指掌，而這個“謎”也可迎刃而解了。
中華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 秋初，孫科、張學良、盧小嘉（所謂“三公子”）代表粵、奉、浙（皖系）三方會議于奉天，結倒直“三角同盟”。
馮氏聞而同情，但以力薄勢孤，未即參加。
（去年六月，徐謙已自粵來電為奉方勸馮倒直，奉張即助其軍饷，馮即嚴辭拒之。
） “國民黨”代表徐謙到南苑勸馮攻直，複以上言原因卻之。
徐去而複來，贈以孫中山先生《建國大綱》。
孔祥熙又攜孫先生親書《建國大綱》來勸。
馮受感動，決志倒直，相機發動。
遵從孫先生前此讨曹命令，無異加入倒直同盟，具體進行。
黃郛常被邀請到馮軍演講，談及北方軍政，互表不滿，未及具體辦法，但彼此同具革命決心，相機而動。
九月三日，浙江盧永祥（皖系）與江蘇齊燮元（直系）開戰，盧敗逃。
北方奉直兩系醞釀大戰。
九月十日，馮氏與孫嶽在南苑草亭初次密商聯合起義，俱具決心。
随而孫運動駐豫之胡景翼加入同盟，積極進行“首都革命”，并決迎孫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國是。
胡等屢到京，與馮氏結盟。
約在是時（？）奉張派代表郭瀛洲前來與馮氏試探口吻，聯絡共進。
馮氏與其有默契，但未作具體決定。
隐然加入倒直同盟，與粵、奉、皖成為“四角同盟”。
十五日，奉張緻曹锟通牒。
曹不顧。
張即備戰調兵。
曹急召吳佩孚來。
同日，段祺瑞在天津通電助奉反直。
十六日，奉直兩軍先在朝陽開火。
十七日，吳由洛陽抵北京，決以全力對奉。
十八日，曹锟下讨張令，以吳為讨逆總司令。
吳分四軍進攻，另有後援、騎兵、海軍等，并強委馮氏任第三軍攻熱河。
胡景翼任援軍第二路。
馮氏保薦孫嶽任北京警備副司令，任城防，備内應。
馮氏辭職，不準。
向吳讨軍費，被申斥。
曹發六十萬元，被李彥青克扣四十萬。
乃不得不出發，相機行事。
廿一&mdash廿四日，馮軍開拔畢。
行軍以張之江任前鋒，鹿鐘麟殿後。
留蔣鴻遇為留守司令，統兵一營，主持後方一切軍務。
并命其派員赴豫招募新兵萬人，分編三旅以備補充。
馮氏本人于出發前與黃郛密商革命計劃，約聯絡方法，由其供給曹、吳消息。
馮至古北口，段派賈德耀攜親筆函來勸其自處。
同時，奉張代表馬某來，商合作倒直，聲明将不入關。
馮氏提出兩條件：（一）将來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國是；（二）奉軍不入關。
馬全答允，即回奉報告。
另有奉張代表留下。
馮氏至密雲電召蔣鴻遇來，共商革命機密，令其回京，準備一切班師回京事。
廿九日（戌月&mdash&mdash即陰曆九月初一日）段祺瑞由津緻郛黃函，勸其說馮倒吳，絕不知馮氏早已有詳細計劃。
袁良攜函來并代表其聲明不再從政。
十月十一日，吳親赴榆關督戰，連敗。
是日，吳令留駐長辛店、豐台之第三師悉開赴前方。
蔣鴻遇急電灤平，告馮氏此重要消息。
十七日，事後據駐哈爾濱美領事于是年十二月八日報告美政府，謂不久将爆發的政變之新聞實際上于是日下午已傳達到東京（原文未詳）。
十九日，馮氏在灤平既得蔣鴻遇來電，報告直軍後防虛空的消息。
即召開全軍将領會議，一緻公決班師，實行“首都革命”，并拟定“國民軍”名稱，預計廿三日可占領北京。
其時，當有奉方代表，留在馮軍中，雙方協議熱河停戰事。
大概由此代表去電奉張告知馮軍班師日期。
可能亦由馮氏直接去電。
同日，派駐天津聯絡段祺瑞之代表劉之龍回到灤平，報告段允令山東鄭士琦、山西閻錫山一緻贊同。
同日，派張樹聲步行赴奉聯絡，時前鋒張之江已抵承德。
二十日，夜間，蔣鴻遇在京接馮氏班師電，即加緊内應。
廿一日，東京、大連、各日本新聞發表馮軍班師事。
同時，馮氏下令全軍班師回京，殿後之鹿鐘麟等部轉為前鋒。
前鋒張之江等部亦由承德轉回殿後。
廿二日，蔣鴻遇在京布置内應一切妥當即赴北苑接鹿鐘麟，于下午八時出發返京。
同日，據說，段派員攜款十萬元到高麗營給馮氏為“犒師”用。
如有此事，亦系犒賞，不是“賄賂”。
同日，日本駐京公使芳澤于午餐中，告曹锟秘書，謂曹于是夕可到日使館躲避。
該秘書不以告曹。
同日，下午，黃郛得知班師消息，如約由京乘車北上。
中夜，抵密雲之高麗營晤馮氏共商大計，商組攝閣，改通電稿。
次日，随軍先回。
同日，日使館武官林彌三吉大佐電召方在榆關前線觀戰之松室孝良少佐回京，告以馮軍将回師倒直，命其即赴古北口與馮軍同回。
同日，中夜十二時，鹿、蔣等軍回到北京。
由孫嶽部徐永昌城防軍開城門迎入。
城内伏軍齊起，各部照預定計劃行事，分區警戒，圍曹锟于總統府，除其衛隊武裝，逮捕李彥青，旋正法。
同日，奉天日文報發表馮軍班師事。
廿三日，馮軍控制北京全城，無人預知，匕鬯不驚，秩序如常。
人群中有一日本記者在内，自雲兩日前已聞知班師事。
廿四日，馮氏到北苑召集胡景翼、孫嶽暨本軍将領等開會議，正式決議合組“國民軍聯軍”，馮自任總司令，胡、孫任副司令，各兼一、二、三軍軍長。
即發出三軍将領“首都革命”之梗電（廿三日）。
同月，馮氏發出通電，陳出《建國大綱》五條。
回京後，馮氏等如約疊電請孫先生命駕即日北上，指導一切。
段祺瑞與張作霖初時主張相同。
廿五日，“國民軍”全體将領再開會議，決打倒曹政府，公推黃郛組織“攝政内閣”，行使大總統職權。
開會時，聞吳佩孚反攻楊村，孫嶽臨時提議推段祺瑞出山主政，冀得山東鄭士琦之助，以應付軍事上嚴重形勢，竟獲通過。
全局與原定革命計劃大變。
曹锟下令停戰，免吳佩孚職，調充“青海屯墾使”。
廿六日，張作霖在奉對來訪者言：北京政府将由段祺瑞主持。
廿七日，孫先生複馮電即行北上。
（其後于十一月七日，馮氏複親筆具函，托馬伯援遄程赴廣州面達一切，代表歡迎北上主政。
） 廿八日，馮氏再通電提倡“和平統一會議”。
十一月一日，曹锟宣布退位，及下令組“攝政内閣”。
二日，黃郛“攝政内閣”成立。
此外又有日人布施勝治、坂西秀武，及他國著者，摭拾日方及松室的讕言誇張其事，以訛傳訛。
[又文按：未幾吳佩孚等又造謠謂馮氏與蘇聯結了密約，馮自行作答雲：“我向來痛惡賣國賊與外國人結密約，豈有躬身自蹈之理？&hellip&hellip我個人的性格所在，絕不屑作這種鬼祟之事。
”（見《我的生活》頁六一六）其時，那日本著者布施勝治又寫了一本書，說馮氏已與蘇聯訂立密約，有幾章、幾節、幾條、幾款、條文内容，都一一載明，似千真萬确，竟引起國内外一番波動，對馮氏的名譽不無損害。
後來在南京，他還去見馮氏。
馮問其造謠中傷，“今天還有臉來見我嗎？”他答道：“請你原諒，是人家以兩萬元代價雇我寫的。
看在金錢面上，我不得不寫。
”說着，尚對馮氏深深鞠躬。
馮恨恨地罵他說：“你真是把讀書人的臉丢完了！”他還作滿不在乎的獰笑。
（上見《我的生活》頁五三〇）]這樣的人格，比之松室之造謠自誇尤為卑鄙可惡。
則其此次诋毀馮氏受日運動之書所謂“最熟知此役者，其言尚有可信之價值乎？”猶有可考慮者，薛氏已指出，日人慣技是假借其滿布全國的情報網，常散播不利于日本的敵人之假消息，或虛僞的新聞與宣傳，借以助其塌台。
馮氏未幾即被張、吳聯合進攻，與日後之堅決的抗日主張，日人恨之，這均是日人暗助馮氏的仇敵“鳴鼓而攻之”之因素。
第十，在此謠言中，最為無辜、含冤莫白者，是黃郛。
他最先，于“無中生有”中硬被指稱為替日本或奉張（或兩者）運動馮氏的“中間人”，旋又被取消了此資格而變為與段祺瑞的“聯絡人”。
我為徹底調查此事，曾托台北“傳記文學社”社長劉紹唐先生轉緻黃郛夫人沈亦雲女士一函，詢問究竟。
可惜當時黃夫人已在美國逝世，無由得複。
但劉社長來函，對我所詢問之事答雲：“黃、馮所發動之&lsquo首都革命&rsquo，與日本人無關，否則不會失敗如此之速。
黃對段尤無好感，此種印象得自黃夫人之談話，惜已無法作進一步之了解。
”（一九七一、十二、三）此數語差已可代黃夫人作答。
再從她遺著《亦雲回憶》，可讀到以下的述辭，不啻供給我們解決這大問題之充足的資料： “膺白許願在北方竟辛亥革命之功，&hellip&hellip北洋軍閥雖已分裂，然地盤廣大，根蒂深久，對國家為禍不為福，去之卻亦無法。
皖系曾與日本結深緣，誤國家，衆所周知。
奉系則入關而争，不惜放任後顧之敵（此指日本），退而自守，又厭惡其索償與掣肘，忽視外敵，與我們根本難容。
首都革命之願，乃寄在直系（又文按：此暗指馮氏，時亦認其屬直系系統）。
直系雖颟顸，而無國際背景。
膺白與馮煥章先生共事時，除基督教，尚不聞其與國際有接觸。
”（見上冊頁一八三&mdash一八四）（又文按：由此可見黃未嘗與日人聯絡，更未被其利用說馮。
）“（關于馮軍，黃郛曾說）這個集團可能為北方工作的唯一同志，彼此必須認識了解。
且此中必有他日方面之才，能多認識本國及世界局勢，或者少誤國家事。
”（頁一八四）（又文按：可見黃氏之聯馮是自動自主的，由于敬佩及器重其人而立意發生密切以至合作關系，完全是為打倒直系的目的，期待建設良好廉潔的新政府，與馮氏之“首都革命”的主張真是志同道合，自然聯成一陣線。
其與馮氏在馮公館夜談“首都革命”進行事，已見前文。
） “（直奉之戰開始）這時顔惠慶内閣新成立，膺白複被邀擔任教育部，他已經與馮有約，自知不久将與直系為敵，不願留此痕迹。
&hellip&hellip故堅辭不就。
&hellip&hellip（曹锟）以馮與有交情，浼馮再勸，膺白第二次擔任教育部總長實出于馮之勸，其理由為在内閣消息靈通，通電通訊亦較便。
”（頁一八六&mdash一八七）（又文按：可見馮、黃之聯合倒直确在直奉開戰前，已有密約，此種事實，已見前文。
）“（關于&lsquo首都革命&rsquo事）膺白又一次為主力參與決策之一人，而我先後為其保密之跑腿和錄事。
”（見頁一八七）（又文按：可見黃夫人知此役始末經過甚詳。
黃氏自動聯馮決策，與日人何與焉？）“在天津的段祺瑞先生，忽然叫袁文欽（良）送一親筆信來。
膺白與段向少往來，安福系當國之際，膺白在天津寫作，未嘗入京，其秘書長徐樹铮及其參戰軍邊防軍将領，與膺白大都是同學，亦未見面。
”（又文按：此語可與上錄劉紹唐先生所述之言“黃對段尤無好感”相印證。
）（以上及原函：《亦雲回憶》影印載頁一八七&mdash一八八。
）（又文按：當先行注意此函發出之日期系“戌月一日”。
戌月即陰曆九月，其日是初一。
此即國曆&mdash&mdash陽曆&mdash&mdash九月二十九日。
其時，馮軍全部已出發赴熱河多日了。
當時，馮氏代表劉之龍尚未到津與段聯絡，故段仍欲說黃勸馮倒直也。
）（上文載段派代表賈某緻親筆函與馮氏，約同時。
）段的原函如下：“膺白總長閣下：關心國事，景仰奚似（又文按：可見二人無深交）。
大樹（指馮）沉默，不敢稍露形迹（又文按：可見仍未知打倒曹、吳計劃及其軍政主張），是其長，亦是短也。
現在縱使深密，外人環視，揣測無遺（又文按：此似指吳佩孚）。
（吳）驅之出豫，已顯示不能共事，猜忌豈待至今日始有也？當吳到京之時（本年九月七日奉直開戰時），起而捕之，減少殺害無數生命，大局為之立定，功在天下，誰能與之争功也？（又文按：可見其念念未忘直系與吳一箭之仇。
）現尚徘徊歧途，終将何以善其後也？餘愛之深（又文按：實仍欲利用馮以滅吳，此&lsquo灌迷湯&rsquo之假話也），不忍不一策之也。
一、爆之于内，力省而功巨。
二、連合二、三兩路（又文按：此未知何所指，斷非胡、孫），成明白反對，恰合全國人民之心理（又文按：此唆擺馮軍用兵力徹底消滅吳部，以遂其倒直之舊恨）。
奉方可不必顧慮，即他一、三處代為周旋，亦無不可。
宜早勿遲，遲則害不可言。
執事洞明大局，因應有力，尚希一力善為指導之（又文按：指馮）。
人民之幸，亦國家之幸也。
匆此布，順頌時祉。
餘由文欽詳達。
名心泐，戌月一日（又文按：“名心”當為段之化名）。
” 殊不知此時馮、黃等早有革命的政治軍事全盤計劃，自可不恤其言，亦不容其幹預。
故黃未以此函示馮氏，一向亦未公開發表。
然而此函對于“首都革命”與日本關系之問題，殊具重要性，甚至決定性，以其的确證明黃郛并非馮、段間之聯絡員（劉之龍實是聯絡員，見上文，亦是馮、黃間之聯絡員，見《亦雲回憶》頁一九〇，并謂黃以親筆函交劉親攜至灤平交馮，速其決計雲）。
假令黃、段之間，因由日本主助而有密切關系，誠如謠言之所傳，則何以黃于攝閣成立前後與段絕無來往？如果黃系為日本與段之中間人、聯絡人，則自應由黃出面到天津與段商洽改組内閣事，所謂“解鈴還須系鈴人”是，何以馮到津會議事黃絕不參加？不特此也，而且段不獨不參加攝閣，反而另與奉張聯絡，壓迫馮氏，而倒黃閣之台焉。
此亦理之所無者。
綜合觀之，則黃郛自然非所謂“中間人”明甚。
其實，斯役與日本始終無關系，則此“中間人”何來？我們的答案即是上文所指出：來自日本人造謠。
又再據《亦雲回憶》，袁良于緻書黃氏時，代達段意雲“從前用人不當，以後不拟從政”雲雲（見頁一九〇）。
但曾無幾時，言猶在耳，段又起野心，聽從安福系文武下屬陰謀，聯張壓馮，再行弄權執政，拒絕孫先生，緻令稍露曙光、稍有希望之革命新政局，又為其推翻，而且再度惹起絕大規模之又一場内戰&mdash&mdash張、吳聯合共攻馮軍。
是其一己固“食言而肥”，而對國家、對人民，真如其函中自道“害不可言”。
當年北洋軍閥政客翻雲覆雨之手段，與禍國殃民之惡迹，有如此者。
即此一點，與此後大局至有影響，故不憚慨乎言之。
第十一，薛氏所著之一章，雖盡錄各方“傳聞”“謠言”“浮辭”，但每每于述辭間加以“幻想”“忖測”“空想”“可能是”“以為是”“不甚清楚”“不大了了”“不免錯誤”“似是而非”“不足入信”“或有可能”等“無決定性”而“具懷疑性”之語，俱不能置信者。
但其本人卻根據這些讕言妄語而自行重造一頁曆史。
先天根據既不足信，則其所“重造”之曆史，也不過是一般謠言之總結論而已。
“首都革命”日志 末了，茲複根據事實，編成“日志”刊于下方，細看日期與事迹之過程，全部實情了如指掌，而這個“謎”也可迎刃而解了。
中華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 秋初，孫科、張學良、盧小嘉（所謂“三公子”）代表粵、奉、浙（皖系）三方會議于奉天，結倒直“三角同盟”。
馮氏聞而同情，但以力薄勢孤，未即參加。
（去年六月，徐謙已自粵來電為奉方勸馮倒直，奉張即助其軍饷，馮即嚴辭拒之。
） “國民黨”代表徐謙到南苑勸馮攻直，複以上言原因卻之。
徐去而複來，贈以孫中山先生《建國大綱》。
孔祥熙又攜孫先生親書《建國大綱》來勸。
馮受感動，決志倒直，相機發動。
遵從孫先生前此讨曹命令，無異加入倒直同盟，具體進行。
黃郛常被邀請到馮軍演講，談及北方軍政，互表不滿，未及具體辦法，但彼此同具革命決心，相機而動。
九月三日，浙江盧永祥（皖系）與江蘇齊燮元（直系）開戰，盧敗逃。
北方奉直兩系醞釀大戰。
九月十日，馮氏與孫嶽在南苑草亭初次密商聯合起義，俱具決心。
随而孫運動駐豫之胡景翼加入同盟，積極進行“首都革命”，并決迎孫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國是。
胡等屢到京，與馮氏結盟。
約在是時（？）奉張派代表郭瀛洲前來與馮氏試探口吻，聯絡共進。
馮氏與其有默契，但未作具體決定。
隐然加入倒直同盟，與粵、奉、皖成為“四角同盟”。
十五日，奉張緻曹锟通牒。
曹不顧。
張即備戰調兵。
曹急召吳佩孚來。
同日，段祺瑞在天津通電助奉反直。
十六日，奉直兩軍先在朝陽開火。
十七日，吳由洛陽抵北京，決以全力對奉。
十八日，曹锟下讨張令，以吳為讨逆總司令。
吳分四軍進攻，另有後援、騎兵、海軍等，并強委馮氏任第三軍攻熱河。
胡景翼任援軍第二路。
馮氏保薦孫嶽任北京警備副司令，任城防，備内應。
馮氏辭職，不準。
向吳讨軍費，被申斥。
曹發六十萬元，被李彥青克扣四十萬。
乃不得不出發，相機行事。
廿一&mdash廿四日，馮軍開拔畢。
行軍以張之江任前鋒，鹿鐘麟殿後。
留蔣鴻遇為留守司令，統兵一營，主持後方一切軍務。
并命其派員赴豫招募新兵萬人，分編三旅以備補充。
馮氏本人于出發前與黃郛密商革命計劃，約聯絡方法，由其供給曹、吳消息。
馮至古北口，段派賈德耀攜親筆函來勸其自處。
同時，奉張代表馬某來，商合作倒直，聲明将不入關。
馮氏提出兩條件：（一）将來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國是；（二）奉軍不入關。
馬全答允，即回奉報告。
另有奉張代表留下。
馮氏至密雲電召蔣鴻遇來，共商革命機密，令其回京，準備一切班師回京事。
廿九日（戌月&mdash&mdash即陰曆九月初一日）段祺瑞由津緻郛黃函，勸其說馮倒吳，絕不知馮氏早已有詳細計劃。
袁良攜函來并代表其聲明不再從政。
十月十一日，吳親赴榆關督戰，連敗。
是日，吳令留駐長辛店、豐台之第三師悉開赴前方。
蔣鴻遇急電灤平，告馮氏此重要消息。
十七日，事後據駐哈爾濱美領事于是年十二月八日報告美政府，謂不久将爆發的政變之新聞實際上于是日下午已傳達到東京（原文未詳）。
十九日，馮氏在灤平既得蔣鴻遇來電，報告直軍後防虛空的消息。
即召開全軍将領會議，一緻公決班師，實行“首都革命”，并拟定“國民軍”名稱，預計廿三日可占領北京。
其時，當有奉方代表，留在馮軍中，雙方協議熱河停戰事。
大概由此代表去電奉張告知馮軍班師日期。
可能亦由馮氏直接去電。
同日，派駐天津聯絡段祺瑞之代表劉之龍回到灤平，報告段允令山東鄭士琦、山西閻錫山一緻贊同。
同日，派張樹聲步行赴奉聯絡，時前鋒張之江已抵承德。
二十日，夜間，蔣鴻遇在京接馮氏班師電，即加緊内應。
廿一日，東京、大連、各日本新聞發表馮軍班師事。
同時，馮氏下令全軍班師回京，殿後之鹿鐘麟等部轉為前鋒。
前鋒張之江等部亦由承德轉回殿後。
廿二日，蔣鴻遇在京布置内應一切妥當即赴北苑接鹿鐘麟，于下午八時出發返京。
同日，據說，段派員攜款十萬元到高麗營給馮氏為“犒師”用。
如有此事，亦系犒賞，不是“賄賂”。
同日，日本駐京公使芳澤于午餐中，告曹锟秘書，謂曹于是夕可到日使館躲避。
該秘書不以告曹。
同日，下午，黃郛得知班師消息，如約由京乘車北上。
中夜，抵密雲之高麗營晤馮氏共商大計，商組攝閣，改通電稿。
次日，随軍先回。
同日，日使館武官林彌三吉大佐電召方在榆關前線觀戰之松室孝良少佐回京，告以馮軍将回師倒直，命其即赴古北口與馮軍同回。
同日，中夜十二時，鹿、蔣等軍回到北京。
由孫嶽部徐永昌城防軍開城門迎入。
城内伏軍齊起，各部照預定計劃行事，分區警戒，圍曹锟于總統府，除其衛隊武裝，逮捕李彥青，旋正法。
同日，奉天日文報發表馮軍班師事。
廿三日，馮軍控制北京全城，無人預知，匕鬯不驚，秩序如常。
人群中有一日本記者在内，自雲兩日前已聞知班師事。
廿四日，馮氏到北苑召集胡景翼、孫嶽暨本軍将領等開會議，正式決議合組“國民軍聯軍”，馮自任總司令，胡、孫任副司令，各兼一、二、三軍軍長。
即發出三軍将領“首都革命”之梗電（廿三日）。
同月，馮氏發出通電，陳出《建國大綱》五條。
回京後，馮氏等如約疊電請孫先生命駕即日北上，指導一切。
段祺瑞與張作霖初時主張相同。
廿五日，“國民軍”全體将領再開會議，決打倒曹政府，公推黃郛組織“攝政内閣”，行使大總統職權。
開會時，聞吳佩孚反攻楊村，孫嶽臨時提議推段祺瑞出山主政，冀得山東鄭士琦之助，以應付軍事上嚴重形勢，竟獲通過。
全局與原定革命計劃大變。
曹锟下令停戰，免吳佩孚職，調充“青海屯墾使”。
廿六日，張作霖在奉對來訪者言：北京政府将由段祺瑞主持。
廿七日，孫先生複馮電即行北上。
（其後于十一月七日，馮氏複親筆具函，托馬伯援遄程赴廣州面達一切，代表歡迎北上主政。
） 廿八日，馮氏再通電提倡“和平統一會議”。
十一月一日，曹锟宣布退位，及下令組“攝政内閣”。
二日，黃郛“攝政内閣”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