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首都革命』——成功欤？失敗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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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頁五〇二）。
（又文按：《我的生活》頁五〇二原文言，段派代表賈某來接洽，又言張樹聲、劉砥泉介紹奉張代表馬某來見馮氏，但系在古北口，時在十九日灤平會議之前。
劉砥泉大概即劉之龍号子雲，當為馮氏誤記。
他書記載劉之龍于十九日回到灤平。
）張、劉代表馮氏到天津、奉天聯絡。
兩日後，段宣布，如被推舉，允再出山領導全國（原注：外人記載）。
再過兩日，馮氏占領北京，随在（“國民軍”）會議中，段即被推舉如上言。
（上見頁一四三）（又文按：可見段之知道“首都革命”之役系由段之代表回報，或由馮氏所派之代表告之。
） 事實必然是由段氏或日人安排馮、張兩軍在熱河停戰事。
（原注：據中西著述，由段促成馮、張二人之了解。
又謂馮已得李景林允許反張，同時馮氏倒吳雲。
）如上文所述，這樣安排，緻令奉軍可由熱河調往山海關與吳軍作戰，而終使吳戰敗。
（上見頁一四三）（又文按：馮、張在熱河停戰，系由雙方代表直接安排，與段無關。
而且李景林之反張是後來與馮氏及郭松齡結盟，不旋踵而反悔攻馮軍。
那是另一回事，與“首都革命”之役無關，萬不能混為一談。
） 除了運動馮氏倒吳外，日本更給予奉張以武力的援助。
（又文按：據章著《吳傳》，日軍确參加戰役。
）即是：日本在華的軍事情報組織，收集對于吳的敵人有利之消息而廣播出來。
日人播揚反吳的宣傳及僞造的新聞，遍及華南。
這些假情報大有助于煽動長江直系督軍使其背吳者。
（見頁一四四）（又文按：此“不打自招”之說法。
大概馮、黃與段氏及日本的關系之謠言，也是由日本制造和傳播的。
） 當時的形勢必然是黃郛、馮氏、段氏三人&mdash&mdash有日本在後台&mdash&mdash訂約倒吳，但不能确定馮氏之占領北京是否依原約的。
可能是馮之突然班師回京是其個人的主意，而原定的計劃是要他由熱河急行軍到灤州，與胡景翼合作攻吳之背。
這是很動聽的可能，因為日人、張、段三方面都不欲北京受馮軍轄治的。
（見頁一四四）（又文按：班師回京，“首都革命”是馮、胡、孫、黃，早已訂立的原來計劃，見本章上文，未聞有先定返戈與胡拊吳軍之背之計。
） 由于黃郛隻是馮、段間的聯絡員而非馮氏與日人之聯絡員，又因馮與段之間直接通訊，令人懷疑馮氏果否知道日人是在幕後發動此役的。
（又文按：據前說日人利用黃郛識日文，乃用其為中間人，此處又言其不是馮氏與日人之聯絡員，前後矛盾，可見總非事實。
而況馮、段之間全無直接聯絡事。
）但馮氏的确知道日人是在其中的無疑。
例如：由一九二四年至二五年春，馮氏屢蒙日本軍、政、報界人員到訪。
（此馮氏《日記》自承的。
）其後，他更且對日本報界對其行動之惡評表示駭異，因其自言，那次行動最初是由日人建議的。
（原注一〇四：此是著者訪問松室所聞，見頁三三五。
）（又文按：馮氏此言，未見其他載籍，亦未聞他人談及，顯然又是松室造謠。
）最後，至有意義的（證據）就是：有一日本軍官松室孝良由古北口随從馮氏于“首都革命”時回到北京。
（上見頁一四四）（又文按：松室是于兩日前才由日使館武官林彌三吉電召其由山海關回京再趕去馮軍者。
何能以此為日建議之據？） 松室是一個青年的日本軍官漸成為中國“專家”（或中國通）。
在北京時，他曾兩次赴外交集會，每次均坐馮側。
（又文按：這可能是松室故意接近馮氏之狡計，乘投親善，以便私圖&mdash&mdash自我誇大，擡高自己地位。
）有此集會的因緣，馮氏曾邀請其到南苑檢閱隊伍。
是故于第二次直奉戰争爆發時，他已與馮氏相識。
（又文按：松室之計已售，但關系不深，交情甚淺。
）開戰時，松室與其他外人同去山海關前線，作為軍事視察員。
（又文按：此是這個故事之大漏洞：如果日人真是“首都革命”主動者，又如果松室與馮氏關系深、交情厚，何以不于馮氏出發時随軍北上，而反去山海關觀戰？可見不特是他，就連日使館武官，于馮氏的計劃事前一無所聞。
）但于十月廿三日前不久，日使館武官林彌三吉突召其回京，告以馮将反吳，即命其趕赴古北口會馮，随同其回來，“以指揮其苦疊達之施行”雲。
（原注一〇七，著者薛氏與松室會談所聞。
）松室因即北上。
（又文按：這末語更顯明是松室自我誇大之讕言。
豈有馮等準備妥當之計劃及行動，臨時受到一個日本青年小軍官指揮之理？造謠“離譜”至是也，可謂笨拙至極！） 松室一力自承，他唯一的作用是計劃是役之細節，不過，這卻是可疑的〔原注一〇六〕。
馮氏清清楚楚地早已詳定他的計劃了。
（又文按：這是著者薛氏的公道話，事不離實也。
）大概松室之被派去&mdash&mdash或者是僞裝為軍事觀察員&mdash&mdash為北京人偵察馮氏之行動，這似乎是較有可能的。
徒因他與馮氏有友誼上的相識，所以派他前去比較派其他在京的日人為較滿意。
（上見頁一四四&mdash一四五） 〔原注一〇六〕雖然松室之言似是而非，不足入信，但當注意另一日人（坂西秀武）的叙述。
他在一九二四、十二、六之《華北先驅》（頁三九六）報道雲：“根據這個權威（即坂西秀武），是役的全部之主動及大緻計劃是出于一個駐在中國的日本陸軍大佐之手的。
”其時，松室顯是營長階級的少佐（Major），而日使館武官林彌三吉是大佐。
（見頁二三五）（又文按：林彌三吉為主動者之說是絕無可能的。
他隻是于是役前二日才知道&mdash&mdash大概是由奉天日本方面電告。
如其不然，何以他于如此重大事件發生前，不派松室随同馮軍出發耶？） 無論松室到古北口随從馮氏之解釋為如何，至少會有日人的确預知此役之事實。
（又文按：确在兩日前。
）抑有進者，松室又堅稱，一到了古北口，馮氏“即對我密告一切事情，求得我的意見”。
而且馮氏還囑其不要告訴他的屬下各軍官。
這便暗示當時馮氏獨自一人接受日人之助力而不令全軍軍官知之。
（見頁一四五。
原注謂由訪問松室所聞。
）（又文按：如此大事，關系全軍生死問題，馮氏若有其事，當然要與最高級将領參謀長商妥乃實行。
即獨自決定矣，事後全軍豈有并無一人知之之理？而且全役計劃細節，早由蔣鴻遇、鹿鐘麟、張之江、李鳴鐘、劉郁芬、宋哲元、孫嶽、胡景翼等等，内外安排妥當，準備周密，一一依計行事，故竟全功。
松室謂告以密勿，請其安排，由其指揮雲雲，更是笑話之尤。
猶記後來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餘方從征。
其時馮軍與國民黨一緻聯俄聯共。
馮軍中有蘇俄高級顧問烏斯馬諾夫駐軍贊助。
但軍中重大及秘密事件，甚至有多少槍炮軍實，馮氏亦不令其知之。
一次，俄顧問偶發問軍中内幕，馮氏即大為不怿，登時變色，毫不客氣地對他說：“中國&lsquo顧問&rsquo二字之解法是：當我看着你，詢問你之時，就請你答複。
”俄顧問知機，赧顔而退。
以馮氏治軍之謹慎，處事之周密，對聯俄時期長駐軍中之俄顧問尚不肯明言本軍内容，斷無對一個關系淺、交情薄、而突如其來的日本青年少佐，如此坦白，如此信任，如此器重，可斷言也。
關于全役，松室屢造謠招搖，借以自高聲價，自我宣傳，莫此為甚，而其言不足信，伎倆拙劣，亦莫此為甚。
） 此外，又有一饒有意義的事，發生于此役四個月之後；即是：林彌三吉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報告日政府雲，“近來，馮氏對日本的态度已早有意義的轉變，他已了解在東亞間國際情形之複雜，漸知傾向親日”之重要（有利）雲雲。
（又文按：此言誠有意義&mdash&mdash可證明此役之前，馮氏無親日傾向的行動。
）林彌三吉是不錯的；是役成功之後，松室即受馮氏聘為個人顧問，而且更有文件證，證明在幾個事件中，他是馮氏與在中國及東京之日本政界作居間人。
（頁一四五）（又文按：這是馮氏深識時務，改變對外手段，敷衍日人，善用日人以利進行之舉，或借以緩和奉張之壓力及仇視，不能與已成過去的“首都革命”之發動及計劃混為一談。
） 以上各點，無一是有确鑿決定性證據的。
不過，在未有反證之前，把各點一一加起來作一總結算，可信日本人在某一程度内，是“首都革命”一役之“保證者”（Sponsor）。
（頁一四五）（又文按：這是著者浮泛的，根據謠言的、不能信為斷定的結論。
看下文研究。
） 分析綜合研究 關于“首都革命”與日本關系之謎，上文已逐條作報道、讨論或駁斥。
茲再作分析、綜合的研究，冀根本解決這大問題。
第一，在中國方面，這“新聞”完全未之前聞。
不特個人前在軍中，後與馮氏交遊，以迄現在，一向聞所未聞，而且最高級及最親信的将領亦無一知之。
甚至曆次叛馮諸将亦絕未提及。
如此大事，如系真确，豈能隻手遮天，永久瞞蔽全軍與全國耶？ 第二，我曾向幾位熟識現代人物、史料與掌故之專家，包括四位北方朋友，詢問此事。
他們不獨一無所知，猶且對餘初提此說表示駭異，以為咄咄怪事者。
第三，我亦曾以此大謎詢問熟識中國現代掌故及其本國曆史之日本學者矢原愉安，他不特一無所知所聞，反要向我索取有關此大問題的資料。
我告以一切資料将在本書發表。
第四，我曾參考各種有關馮氏的中國載籍，亦未見有如此記述。
馮氏自著各書，當然未有提及，即其舊屬劉汝明、秦德純之《回憶錄》，及黃郛夫人之《亦雲回憶》，均無一字記載。
甚至對馮氏深表不滿之章君穀著《吳佩孚傳》、曹汝霖著《一生之回憶》，與溥儀著《我的前半生》等，如果确知或确聞有此事，本來是中傷或攻擊馮氏之最好的資料&mdash&mdash勝于厚誣其由故宮盜寶&mdash&mdash反而并無一語及此。
（其他研究中國文學史學者或有所述，皆系引用外人&mdash&mdash日人為多&mdash&mdash的著述，固非直接源頭。
） 第五，關于日人利用黃郛說馮倒直之說，完全是無稽之談，絕無一些兒證據，斷不能因黃郛曾留日、懂日語、與馮相熟，便硬指其為馮、日聯系之“中間人”，即薛氏本人亦提不出實據，而且其後曾肯定其非馮、日之間之聯絡員，自相矛盾，憑種種史料與事實而論，“首都革命”事前事後均與日本毫無關系。
所謂若先為日本主動、通過黃郛、受其經濟接濟主謀、訂定計劃、受其指揮等說法，全是事後發生的謠言。
（看下文自明。
） 第六，據說，馮氏之“倒戈”是受金錢“賄買”的，但這一說破綻甚多。
其一則未知“賄之者是誰”。
雖明言是由橫濱正金銀行支取現款，但此款是日本或奉張所付的，未有确定。
其次，款項數目各異其辭，或雲一百五十萬日元，或雲假手青年會幹事付與一百四十萬元大洋，尤為離奇者則傳言舉事前先交五百萬，成事後再付一千五百萬，而由新政府償還。
凡此均無實據。
在文字上隻見諸後來十二月間奉系李景林反悔與馮氏及郭松齡同盟倒奉，背約轉攻馮軍時之讨馮電文；其痛數馮氏罪狀中即公開宣布其被人（未指明何方）用百四十萬元收買了。
但曆來内戰發生之前，雙方必先開通電戰，數出對方種種罪狀&mdash&mdash多為十條，此捕風捉影，含血噴人之讕言，豈能置信？細味其言，此款非日本所給與而由奉張“賄買”之者。
縱有其事，則彼此既結倒直之盟，則一方以武力行動，一方以經濟接濟，亦分所應爾，事極平常，亦公道之至。
試問，如一方以經濟為收買盟友之高價，則彼方以武力行動者，出死力、擲頭顱、流熱血，又何價何價？即如未幾馮氏一加入國民黨，站在同一陣線，攻擊同一敵人，遂屢受經濟接濟。
何得稱為“賄買”耶？何況如此巨款之授受，及源頭何來，仍是未能解決之問題乎？複次，如此巨款，馮氏奚能盡飽私囊，或存入外國銀行私人戶頭，而全世界、全國、全軍無一人知之之理？而且馮軍于被迫出發熱河之前，窮窘萬狀；如早收有此款，為圖大舉，自能措置自如，何必向吳佩孚搖尾乞“錢”，至大受其奚落？又何必向曹锟領軍饷六十萬而忍受李彥青克扣了三分之二。
最後，馮軍自北發以至回京，軍中經費仍十分拮據，而新成立之“攝政内閣”亦未曾償還前收之數。
至雲，事成再得千百萬，更絕無其事。
第七，此傳說之最值得研究者，乃為奉方與日人于馮軍回京前二日，已預知其事。
但試一細考“首都革命”之大事日志，這問題即可迎刃而解。
事前在南苑運動期間，雖與奉張曾有默契，及派員與段祺瑞聯絡，馮氏到了張家口，方與奉方代表馬氏訂約。
然至是時并無人知道，即其本軍高級将領亦未預知（班師日期）。
直至十月十九日，全軍大會于灤平，全體始公決班師（雖馮氏自己早有決心，早已準備，但必需等候蔣鴻遇來電報告直軍盡開赴前線，方能确定班師日期），且預計廿三日可以到京實現“首都革命”。
其時，或仍有奉方代表在軍中，當知此事。
即由馮或此代表（大概兩人同時），拍緊密電告知奉張使内外配合軍事行動，以竟全功。
此電當于二十日到達奉天。
奉方有日軍情報員充斥其中，自然容易知道（或由張直接告之）。
奉天日方人員當即分電東京政府、大連及北京使館。
于是此舉乃于廿一日在各處日本報紙發表。
而駐北京日公使及武官等一聞此事，乃有上文所述之種種事情發生其間。
最嚴重要者，則為林彌三吉電召松室由榆關急回趕赴古北口一事。
所有事實與日時均一一配合無間。
著者薛氏自言“重造”事實，但未及重造這一段事實的經過。
第八，傳說中尤有一點可以反證馮氏最初非受日本運動而任其主謀行事者。
那即是日公使芳澤于廿二日秘密暗示曹锟的秘書，聲言曹可于是夕到日使館躲避。
這是多年來日本的狡猾政策&mdash&mdash幫助一切無論何方的政治逃亡者，以備後來有機會利用之。
然而假使這次革命大舉，原是日本&mdash&mdash據說是林彌三吉計劃，日資本家在後台作經濟支持，目的在有利于日本在東三省及華北獲得至大利益&mdash&mdash則馮軍之成功倒直，正是他們所期待之事。
豈有反于舉事前夕洩露此最重要消息，企圖放走及庇護其主要對象以緻全盤倒直計劃或有失敗之虞之理耶？這是最大最要的反證&mdash&mdash證明“首都革命”始終與日本無關系的。
第九，然則謠言何從發生？幸而薛氏原書将各不可信之說的來源一一注明，所以不是“無稽”，宗宗件件都是可稽的。
造謠的主角，讀以上的薛著譯述及分析駁斥，可斷定就是那青年軍官松室孝良少佐。
他于廿一日以前于此役一無所知，早去榆關觀戰。
及奉林彌三吉大佐電召回京，方知日使館已得此消息，乃趕赴古北口會見馮氏，以後種種假新聞便陸續出現，尤其是後來松室在東京與薛氏三次會談中所說出的種種（已見上文），我已斷定他是借此
（又文按：《我的生活》頁五〇二原文言，段派代表賈某來接洽，又言張樹聲、劉砥泉介紹奉張代表馬某來見馮氏，但系在古北口，時在十九日灤平會議之前。
劉砥泉大概即劉之龍号子雲，當為馮氏誤記。
他書記載劉之龍于十九日回到灤平。
）張、劉代表馮氏到天津、奉天聯絡。
兩日後，段宣布，如被推舉，允再出山領導全國（原注：外人記載）。
再過兩日，馮氏占領北京，随在（“國民軍”）會議中，段即被推舉如上言。
（上見頁一四三）（又文按：可見段之知道“首都革命”之役系由段之代表回報，或由馮氏所派之代表告之。
） 事實必然是由段氏或日人安排馮、張兩軍在熱河停戰事。
（原注：據中西著述，由段促成馮、張二人之了解。
又謂馮已得李景林允許反張，同時馮氏倒吳雲。
）如上文所述，這樣安排，緻令奉軍可由熱河調往山海關與吳軍作戰，而終使吳戰敗。
（上見頁一四三）（又文按：馮、張在熱河停戰，系由雙方代表直接安排，與段無關。
而且李景林之反張是後來與馮氏及郭松齡結盟，不旋踵而反悔攻馮軍。
那是另一回事，與“首都革命”之役無關，萬不能混為一談。
） 除了運動馮氏倒吳外，日本更給予奉張以武力的援助。
（又文按：據章著《吳傳》，日軍确參加戰役。
）即是：日本在華的軍事情報組織，收集對于吳的敵人有利之消息而廣播出來。
日人播揚反吳的宣傳及僞造的新聞，遍及華南。
這些假情報大有助于煽動長江直系督軍使其背吳者。
（見頁一四四）（又文按：此“不打自招”之說法。
大概馮、黃與段氏及日本的關系之謠言，也是由日本制造和傳播的。
） 當時的形勢必然是黃郛、馮氏、段氏三人&mdash&mdash有日本在後台&mdash&mdash訂約倒吳，但不能确定馮氏之占領北京是否依原約的。
可能是馮之突然班師回京是其個人的主意，而原定的計劃是要他由熱河急行軍到灤州，與胡景翼合作攻吳之背。
這是很動聽的可能，因為日人、張、段三方面都不欲北京受馮軍轄治的。
（見頁一四四）（又文按：班師回京，“首都革命”是馮、胡、孫、黃，早已訂立的原來計劃，見本章上文，未聞有先定返戈與胡拊吳軍之背之計。
） 由于黃郛隻是馮、段間的聯絡員而非馮氏與日人之聯絡員，又因馮與段之間直接通訊，令人懷疑馮氏果否知道日人是在幕後發動此役的。
（又文按：據前說日人利用黃郛識日文，乃用其為中間人，此處又言其不是馮氏與日人之聯絡員，前後矛盾，可見總非事實。
而況馮、段之間全無直接聯絡事。
）但馮氏的确知道日人是在其中的無疑。
例如：由一九二四年至二五年春，馮氏屢蒙日本軍、政、報界人員到訪。
（此馮氏《日記》自承的。
）其後，他更且對日本報界對其行動之惡評表示駭異，因其自言，那次行動最初是由日人建議的。
（原注一〇四：此是著者訪問松室所聞，見頁三三五。
）（又文按：馮氏此言，未見其他載籍，亦未聞他人談及，顯然又是松室造謠。
）最後，至有意義的（證據）就是：有一日本軍官松室孝良由古北口随從馮氏于“首都革命”時回到北京。
（上見頁一四四）（又文按：松室是于兩日前才由日使館武官林彌三吉電召其由山海關回京再趕去馮軍者。
何能以此為日建議之據？） 松室是一個青年的日本軍官漸成為中國“專家”（或中國通）。
在北京時，他曾兩次赴外交集會，每次均坐馮側。
（又文按：這可能是松室故意接近馮氏之狡計，乘投親善，以便私圖&mdash&mdash自我誇大，擡高自己地位。
）有此集會的因緣，馮氏曾邀請其到南苑檢閱隊伍。
是故于第二次直奉戰争爆發時，他已與馮氏相識。
（又文按：松室之計已售，但關系不深，交情甚淺。
）開戰時，松室與其他外人同去山海關前線，作為軍事視察員。
（又文按：此是這個故事之大漏洞：如果日人真是“首都革命”主動者，又如果松室與馮氏關系深、交情厚，何以不于馮氏出發時随軍北上，而反去山海關觀戰？可見不特是他，就連日使館武官，于馮氏的計劃事前一無所聞。
）但于十月廿三日前不久，日使館武官林彌三吉突召其回京，告以馮将反吳，即命其趕赴古北口會馮，随同其回來，“以指揮其苦疊達之施行”雲。
（原注一〇七，著者薛氏與松室會談所聞。
）松室因即北上。
（又文按：這末語更顯明是松室自我誇大之讕言。
豈有馮等準備妥當之計劃及行動，臨時受到一個日本青年小軍官指揮之理？造謠“離譜”至是也，可謂笨拙至極！） 松室一力自承，他唯一的作用是計劃是役之細節，不過，這卻是可疑的〔原注一〇六〕。
馮氏清清楚楚地早已詳定他的計劃了。
（又文按：這是著者薛氏的公道話，事不離實也。
）大概松室之被派去&mdash&mdash或者是僞裝為軍事觀察員&mdash&mdash為北京人偵察馮氏之行動，這似乎是較有可能的。
徒因他與馮氏有友誼上的相識，所以派他前去比較派其他在京的日人為較滿意。
（上見頁一四四&mdash一四五） 〔原注一〇六〕雖然松室之言似是而非，不足入信，但當注意另一日人（坂西秀武）的叙述。
他在一九二四、十二、六之《華北先驅》（頁三九六）報道雲：“根據這個權威（即坂西秀武），是役的全部之主動及大緻計劃是出于一個駐在中國的日本陸軍大佐之手的。
”其時，松室顯是營長階級的少佐（Major），而日使館武官林彌三吉是大佐。
（見頁二三五）（又文按：林彌三吉為主動者之說是絕無可能的。
他隻是于是役前二日才知道&mdash&mdash大概是由奉天日本方面電告。
如其不然，何以他于如此重大事件發生前，不派松室随同馮軍出發耶？） 無論松室到古北口随從馮氏之解釋為如何，至少會有日人的确預知此役之事實。
（又文按：确在兩日前。
）抑有進者，松室又堅稱，一到了古北口，馮氏“即對我密告一切事情，求得我的意見”。
而且馮氏還囑其不要告訴他的屬下各軍官。
這便暗示當時馮氏獨自一人接受日人之助力而不令全軍軍官知之。
（見頁一四五。
原注謂由訪問松室所聞。
）（又文按：如此大事，關系全軍生死問題，馮氏若有其事，當然要與最高級将領參謀長商妥乃實行。
即獨自決定矣，事後全軍豈有并無一人知之之理？而且全役計劃細節，早由蔣鴻遇、鹿鐘麟、張之江、李鳴鐘、劉郁芬、宋哲元、孫嶽、胡景翼等等，内外安排妥當，準備周密，一一依計行事，故竟全功。
松室謂告以密勿，請其安排，由其指揮雲雲，更是笑話之尤。
猶記後來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餘方從征。
其時馮軍與國民黨一緻聯俄聯共。
馮軍中有蘇俄高級顧問烏斯馬諾夫駐軍贊助。
但軍中重大及秘密事件，甚至有多少槍炮軍實，馮氏亦不令其知之。
一次，俄顧問偶發問軍中内幕，馮氏即大為不怿，登時變色，毫不客氣地對他說：“中國&lsquo顧問&rsquo二字之解法是：當我看着你，詢問你之時，就請你答複。
”俄顧問知機，赧顔而退。
以馮氏治軍之謹慎，處事之周密，對聯俄時期長駐軍中之俄顧問尚不肯明言本軍内容，斷無對一個關系淺、交情薄、而突如其來的日本青年少佐，如此坦白，如此信任，如此器重，可斷言也。
關于全役，松室屢造謠招搖，借以自高聲價，自我宣傳，莫此為甚，而其言不足信，伎倆拙劣，亦莫此為甚。
） 此外，又有一饒有意義的事，發生于此役四個月之後；即是：林彌三吉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報告日政府雲，“近來，馮氏對日本的态度已早有意義的轉變，他已了解在東亞間國際情形之複雜，漸知傾向親日”之重要（有利）雲雲。
（又文按：此言誠有意義&mdash&mdash可證明此役之前，馮氏無親日傾向的行動。
）林彌三吉是不錯的；是役成功之後，松室即受馮氏聘為個人顧問，而且更有文件證，證明在幾個事件中，他是馮氏與在中國及東京之日本政界作居間人。
（頁一四五）（又文按：這是馮氏深識時務，改變對外手段，敷衍日人，善用日人以利進行之舉，或借以緩和奉張之壓力及仇視，不能與已成過去的“首都革命”之發動及計劃混為一談。
） 以上各點，無一是有确鑿決定性證據的。
不過，在未有反證之前，把各點一一加起來作一總結算，可信日本人在某一程度内，是“首都革命”一役之“保證者”（Sponsor）。
（頁一四五）（又文按：這是著者浮泛的，根據謠言的、不能信為斷定的結論。
看下文研究。
） 分析綜合研究 關于“首都革命”與日本關系之謎，上文已逐條作報道、讨論或駁斥。
茲再作分析、綜合的研究，冀根本解決這大問題。
第一，在中國方面，這“新聞”完全未之前聞。
不特個人前在軍中，後與馮氏交遊，以迄現在，一向聞所未聞，而且最高級及最親信的将領亦無一知之。
甚至曆次叛馮諸将亦絕未提及。
如此大事，如系真确，豈能隻手遮天，永久瞞蔽全軍與全國耶？ 第二，我曾向幾位熟識現代人物、史料與掌故之專家，包括四位北方朋友，詢問此事。
他們不獨一無所知，猶且對餘初提此說表示駭異，以為咄咄怪事者。
第三，我亦曾以此大謎詢問熟識中國現代掌故及其本國曆史之日本學者矢原愉安，他不特一無所知所聞，反要向我索取有關此大問題的資料。
我告以一切資料将在本書發表。
第四，我曾參考各種有關馮氏的中國載籍，亦未見有如此記述。
馮氏自著各書，當然未有提及，即其舊屬劉汝明、秦德純之《回憶錄》，及黃郛夫人之《亦雲回憶》，均無一字記載。
甚至對馮氏深表不滿之章君穀著《吳佩孚傳》、曹汝霖著《一生之回憶》，與溥儀著《我的前半生》等，如果确知或确聞有此事，本來是中傷或攻擊馮氏之最好的資料&mdash&mdash勝于厚誣其由故宮盜寶&mdash&mdash反而并無一語及此。
（其他研究中國文學史學者或有所述，皆系引用外人&mdash&mdash日人為多&mdash&mdash的著述，固非直接源頭。
） 第五，關于日人利用黃郛說馮倒直之說，完全是無稽之談，絕無一些兒證據，斷不能因黃郛曾留日、懂日語、與馮相熟，便硬指其為馮、日聯系之“中間人”，即薛氏本人亦提不出實據，而且其後曾肯定其非馮、日之間之聯絡員，自相矛盾，憑種種史料與事實而論，“首都革命”事前事後均與日本毫無關系。
所謂若先為日本主動、通過黃郛、受其經濟接濟主謀、訂定計劃、受其指揮等說法，全是事後發生的謠言。
（看下文自明。
） 第六，據說，馮氏之“倒戈”是受金錢“賄買”的，但這一說破綻甚多。
其一則未知“賄之者是誰”。
雖明言是由橫濱正金銀行支取現款，但此款是日本或奉張所付的，未有确定。
其次，款項數目各異其辭，或雲一百五十萬日元，或雲假手青年會幹事付與一百四十萬元大洋，尤為離奇者則傳言舉事前先交五百萬，成事後再付一千五百萬，而由新政府償還。
凡此均無實據。
在文字上隻見諸後來十二月間奉系李景林反悔與馮氏及郭松齡同盟倒奉，背約轉攻馮軍時之讨馮電文；其痛數馮氏罪狀中即公開宣布其被人（未指明何方）用百四十萬元收買了。
但曆來内戰發生之前，雙方必先開通電戰，數出對方種種罪狀&mdash&mdash多為十條，此捕風捉影，含血噴人之讕言，豈能置信？細味其言，此款非日本所給與而由奉張“賄買”之者。
縱有其事，則彼此既結倒直之盟，則一方以武力行動，一方以經濟接濟，亦分所應爾，事極平常，亦公道之至。
試問，如一方以經濟為收買盟友之高價，則彼方以武力行動者，出死力、擲頭顱、流熱血，又何價何價？即如未幾馮氏一加入國民黨，站在同一陣線，攻擊同一敵人，遂屢受經濟接濟。
何得稱為“賄買”耶？何況如此巨款之授受，及源頭何來，仍是未能解決之問題乎？複次，如此巨款，馮氏奚能盡飽私囊，或存入外國銀行私人戶頭，而全世界、全國、全軍無一人知之之理？而且馮軍于被迫出發熱河之前，窮窘萬狀；如早收有此款，為圖大舉，自能措置自如，何必向吳佩孚搖尾乞“錢”，至大受其奚落？又何必向曹锟領軍饷六十萬而忍受李彥青克扣了三分之二。
最後，馮軍自北發以至回京，軍中經費仍十分拮據，而新成立之“攝政内閣”亦未曾償還前收之數。
至雲，事成再得千百萬，更絕無其事。
第七，此傳說之最值得研究者，乃為奉方與日人于馮軍回京前二日，已預知其事。
但試一細考“首都革命”之大事日志，這問題即可迎刃而解。
事前在南苑運動期間，雖與奉張曾有默契，及派員與段祺瑞聯絡，馮氏到了張家口，方與奉方代表馬氏訂約。
然至是時并無人知道，即其本軍高級将領亦未預知（班師日期）。
直至十月十九日，全軍大會于灤平，全體始公決班師（雖馮氏自己早有決心，早已準備，但必需等候蔣鴻遇來電報告直軍盡開赴前線，方能确定班師日期），且預計廿三日可以到京實現“首都革命”。
其時，或仍有奉方代表在軍中，當知此事。
即由馮或此代表（大概兩人同時），拍緊密電告知奉張使内外配合軍事行動，以竟全功。
此電當于二十日到達奉天。
奉方有日軍情報員充斥其中，自然容易知道（或由張直接告之）。
奉天日方人員當即分電東京政府、大連及北京使館。
于是此舉乃于廿一日在各處日本報紙發表。
而駐北京日公使及武官等一聞此事，乃有上文所述之種種事情發生其間。
最嚴重要者，則為林彌三吉電召松室由榆關急回趕赴古北口一事。
所有事實與日時均一一配合無間。
著者薛氏自言“重造”事實，但未及重造這一段事實的經過。
第八，傳說中尤有一點可以反證馮氏最初非受日本運動而任其主謀行事者。
那即是日公使芳澤于廿二日秘密暗示曹锟的秘書，聲言曹可于是夕到日使館躲避。
這是多年來日本的狡猾政策&mdash&mdash幫助一切無論何方的政治逃亡者，以備後來有機會利用之。
然而假使這次革命大舉，原是日本&mdash&mdash據說是林彌三吉計劃，日資本家在後台作經濟支持，目的在有利于日本在東三省及華北獲得至大利益&mdash&mdash則馮軍之成功倒直，正是他們所期待之事。
豈有反于舉事前夕洩露此最重要消息，企圖放走及庇護其主要對象以緻全盤倒直計劃或有失敗之虞之理耶？這是最大最要的反證&mdash&mdash證明“首都革命”始終與日本無關系的。
第九，然則謠言何從發生？幸而薛氏原書将各不可信之說的來源一一注明，所以不是“無稽”，宗宗件件都是可稽的。
造謠的主角，讀以上的薛著譯述及分析駁斥，可斷定就是那青年軍官松室孝良少佐。
他于廿一日以前于此役一無所知，早去榆關觀戰。
及奉林彌三吉大佐電召回京，方知日使館已得此消息，乃趕赴古北口會見馮氏，以後種種假新聞便陸續出現，尤其是後來松室在東京與薛氏三次會談中所說出的種種（已見上文），我已斷定他是借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