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西北邊防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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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歲至四五歲，一九二五&mdash一九二六）
下野入山
平情而論，馮氏等之“首都革命”雖可謂成功，而亦不免有失敗&mdash&mdash可改言失望&mdash&mdash之處。
所成者，推翻賄選、打倒直系、驅除廢帝、迎孫中山先生北上、與夫播傳革命思想于北方。
此其荦荦大端。
其失敗在于軍事、政治兩方面均未能徹底改革，如吳（佩孚）殘餘勢力猶在而遺患不淺，奉軍乘機入關為害益甚，皖系弄權緻令大局紊亂，“國民軍”瓦解，政治理想不能實現是也。
其中扭轉局面之關鍵，端在馮氏之突然下野入山。
以後全盤局勢急轉直下，幾至不可收拾矣。
推究其失敗之根源則有由馮、胡、孫三人須自負其責者。
[如孫率先自動推段（祺瑞）主政，是一子錯全盤皆錯，其後一錯再錯，馮氏亦深自怨自艾，見下文。
]然亦有由客觀環境使然者。
其間因果相承，一一可以考述。
初，當“國民軍”班師回京，打倒曹、吳之後，即推起義有功之黃郛組織“攝政内閣”，随而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全局。
在馮氏等初意，原欲邀請全國賢豪在孫先生領導之下，解決國内一切政治糾紛，以促成全國統一局面。
至對于中央政府之計劃，則原有取消總統制，而采委員制之議。
但當時在段祺瑞卵翼下之安福派陰謀家則極力破壞其進行。
他們一方面擁護段為傀儡元首，一方面挑撥奉方與“國民軍”之惡感，使奉張出兵入關，而同時又暗中維持直系勢力于長江，以形成國、奉、直三角形勢。
（蕭耀南之督鄂、吳之興師攻馮氏，是其後果。
）猶記當時自段抵京就職後，《北京晨報》曾注銷一幅諷刺畫，上繪一頂高标“段執政”三字之軍帽，置于三根槍架（國、奉、直）之上，标題雲“一根不許動”！蓋他們陰謀即利用此三角勢力互相牽制之局面，以維持其畸形的政治生命也。
（按：未幾，徐樹铮去國，曾有電緻段，勸其必維持吳之勢力，即是此謀。
） 馮氏自津回京後，段、張旋至，段就臨時執政職。
馮氏即萌消極意态，七上辭呈，随而宣布下野。
首則在天津會議時，奉張驕傲暴戾，咄咄迫人，且對馮毒罵，視為降将。
馮氏飽受其氣，殊為難堪。
（此馮氏《日記》所未書者，後聞之可靠的來源。
）次則以段令“國民軍”退出天津，奉軍入關，盡違前約。
三則因吳率殘部南下，猶思一逞，興兵北指以馮軍為目标。
四則最令馮氏傷感心痛者則以盟友胡、孫等以起義革命聯合始，然至是則汲汲于地盤權利之争奪，尤欲與奉軍有敵對意，而且盟軍内部發生意見，已現裂痕，不大聽馮氏勸告與指揮。
十一月底，當張作霖、張學良在京時，胡部将嶽維峻、鄧寶珊二人，竟欲乘夜捕殺其父子以除後患，迫馮氏簽署命令。
馮氏躊躇久之。
初時已允，并令鹿鐘麟動員準備。
但經三思後，終恐激起奉軍反動，演成混戰，有利于日人進占東三省，力勸其不可，苦心苦口，直至深夜三時，才将二人說服而罷手。
（見《我的生活》頁五一七，另見劉汝明著頁五八。
但謂系胡、孫二人親來請命。
又據當時警衛居仁堂之旅長孫連仲以親見此事經過對李宗仁言，亦謂當時系由胡、孫二人力催馮氏下令，逮捕張父子，以驅奉軍出關，由胡草手令，孫持筆迫馮氏簽名，催促達旦；馮終以與奉結盟後一月不忍下此毒手，無論如何不肯簽名，乃罷雲。
見黃旭初《李宗仁馮玉祥兩人的關系》篇，載香港《春秋》月刊，黃著自訂彙編，未舉列日期及号數。
但上據馮著謂胡斯時方在彰德接仗，反催嶽、鄧赴援。
似較可信。
确鑿實情仍待考證。
事後張父子似聞風聲，即離京回奉。
） 對于馮氏之猶疑不決，終于不幹，或有批評此為“宋襄之仁”“婦人之仁”。
蓋以當時實情言，奉軍隻有郭松齡一團随張父子入京，駐城外，控制兩城門，另有一營任護衛。
（據劉著謂李景林先帶兵來京布置。
）馮軍兵力自然較優；果一動手，成事不難，至少可将其父子逮捕軟禁，要挾其電令奉方将領李景林、楊宇霆、姜登選、張作相、吳俊升、張宗昌等不得妄動，自然惟命是聽；日軍雖蠻橫無理，貪得無餍，但時機未熟，計劃未備，斷不敢驟然強占東三省；即段祺瑞那時亦成為無爪之蟹，不得不拱手聽命而讓黃郛繼續攝閣了。
然而馮卻堅決不肯出此毒辣手段，抱持人不“由義”，我要“居仁”的道學家态度，豈非失計？所以後來自怨自艾，悔恨失去了千載一時之澄清軍政全局的大好機會。
這決斷雖可見馮氏根本上“宅心仁厚”，雖自己吃虧受辱，坐令辛苦經營的“首都革命”功敗垂成，也不肯背盟而下此毒手。
然我從全盤軍事局勢觀之，馮氏之不忍殺張或捕張，在其精密算盤的打算中，此舉必引緻“國民軍”于失敗或消滅之惡果。
何也？蓋以縱能控制奉軍或皖系，而吳佩孚尚擁有餘力，且可号召長江上下遊之直系督軍聯合北攻，則斷非“國民軍”一、二、三軍所可抵抗者，非至全軍盡墨，無能恢複不可。
故權其得失輕重，不如忍辱負重，靜心觀變，保存軍力于此時，徐圖發展于他日之為愈也。
吾以全部權力及久遠利害為評論權衡，庶乎探得馮氏之深心、隐憂與遠見欤！ 當奉張在津大逞威風，施以壓迫之時，段私對馮氏念出古時某大臣曾因族人與鄰争牆事所吟之詩以諷之，詩雲：“兩姓相争在一牆，讓他幾尺又何妨。
長城萬裡今仍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這分明勸馮退讓。
在上述客觀環境與人事關系之下，馮氏為貫徹和平主張，避免再引起内戰計，決潔身引退，以為如此可不緻與奉軍作火并之争，又可去吳與兵之目标，複可維持本軍團結。
遂于十二月廿四日發長電與吳，痛陳利害，約其同時下野出洋。
又通電全國，表明為和平而興師，為和平而下野，務使“軍不成閥，閥不代閥”之苦衷得以實現。
廿五日，即将全軍軍權交張之江、李鳴鐘二人，而直接聽從政府指揮，飄然引去，避居北京西郊天台山。
挽留者紛至沓來，甚至奉張亦派其子學良前來勸駕，均不聽，各方面函電交馳亦不複。
在山中，馮氏日讀《周易》。
在靜中反想之際，乃恍然覺悟自己“才能不夠”，鑄成大錯，殆因誤解及迷信《易》經“&lsquo謙謙君子&rsquo的道理，徒以為高揖群公，急流勇退，是最好的風度”，而不從事積極的、徹底的奮鬥以實現其政治理想。
這是他第二步走錯的棋子。
從此狂瀾日甚，更無可挽回矣。
總而言之，馮、胡、孫等以軍人頭腦，軍事手段，造成“首都革命”，但缺乏政治意識，尤無政治才能，對于挺身力助的政治朋友，“雖過從甚密，亦畢竟未至無話不說的程度”（上引語統見《我的生活》頁五一八，自言）。
所以一般上台擔負政治責任的諸公亦不能大行其道。
結果，政治的失敗，慘将軍事的成功抵消了，而且因而引起以後軍事的失敗，以至整個大局愈趨混亂。
建設新西北 馮既入山，除奉張仍作假惺惺多方挽留外，段于此舉最感不安。
旋接馮氏電取消“國民軍”組織及請裁撤“陸軍檢閱使”一職。
段等更為着急，蓋明知馮氏一去，三角局面打破，非完全受制于奉方不可，而其政治生命危乎殆哉。
故為維持均勢計，無論如何必不任其遠走高飛。
于是，再三誠懇阻其出洋，并促其就任“西北邊防督辦”。
（按：十二年五月十一日由内閣總理張紹曾任馮氏為“西北邊防督辦”，以無的款迄未就任，隻于上次被迫出發熱河支取以前兩月經費十萬元以賄曹锟、李彥青而領得槍彈，并以馬福祥為“會辦”，而以李鳴鐘繼馬為熱河
所成者，推翻賄選、打倒直系、驅除廢帝、迎孫中山先生北上、與夫播傳革命思想于北方。
此其荦荦大端。
其失敗在于軍事、政治兩方面均未能徹底改革，如吳（佩孚）殘餘勢力猶在而遺患不淺，奉軍乘機入關為害益甚，皖系弄權緻令大局紊亂，“國民軍”瓦解，政治理想不能實現是也。
其中扭轉局面之關鍵，端在馮氏之突然下野入山。
以後全盤局勢急轉直下，幾至不可收拾矣。
推究其失敗之根源則有由馮、胡、孫三人須自負其責者。
[如孫率先自動推段（祺瑞）主政，是一子錯全盤皆錯，其後一錯再錯，馮氏亦深自怨自艾，見下文。
]然亦有由客觀環境使然者。
其間因果相承，一一可以考述。
初，當“國民軍”班師回京，打倒曹、吳之後，即推起義有功之黃郛組織“攝政内閣”，随而歡迎孫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全局。
在馮氏等初意，原欲邀請全國賢豪在孫先生領導之下，解決國内一切政治糾紛，以促成全國統一局面。
至對于中央政府之計劃，則原有取消總統制，而采委員制之議。
但當時在段祺瑞卵翼下之安福派陰謀家則極力破壞其進行。
他們一方面擁護段為傀儡元首，一方面挑撥奉方與“國民軍”之惡感，使奉張出兵入關，而同時又暗中維持直系勢力于長江，以形成國、奉、直三角形勢。
（蕭耀南之督鄂、吳之興師攻馮氏，是其後果。
）猶記當時自段抵京就職後，《北京晨報》曾注銷一幅諷刺畫，上繪一頂高标“段執政”三字之軍帽，置于三根槍架（國、奉、直）之上，标題雲“一根不許動”！蓋他們陰謀即利用此三角勢力互相牽制之局面，以維持其畸形的政治生命也。
（按：未幾，徐樹铮去國，曾有電緻段，勸其必維持吳之勢力，即是此謀。
） 馮氏自津回京後，段、張旋至，段就臨時執政職。
馮氏即萌消極意态，七上辭呈，随而宣布下野。
首則在天津會議時，奉張驕傲暴戾，咄咄迫人，且對馮毒罵，視為降将。
馮氏飽受其氣，殊為難堪。
（此馮氏《日記》所未書者，後聞之可靠的來源。
）次則以段令“國民軍”退出天津，奉軍入關，盡違前約。
三則因吳率殘部南下，猶思一逞，興兵北指以馮軍為目标。
四則最令馮氏傷感心痛者則以盟友胡、孫等以起義革命聯合始，然至是則汲汲于地盤權利之争奪，尤欲與奉軍有敵對意，而且盟軍内部發生意見，已現裂痕，不大聽馮氏勸告與指揮。
十一月底，當張作霖、張學良在京時，胡部将嶽維峻、鄧寶珊二人，竟欲乘夜捕殺其父子以除後患，迫馮氏簽署命令。
馮氏躊躇久之。
初時已允，并令鹿鐘麟動員準備。
但經三思後，終恐激起奉軍反動，演成混戰，有利于日人進占東三省，力勸其不可，苦心苦口，直至深夜三時，才将二人說服而罷手。
（見《我的生活》頁五一七，另見劉汝明著頁五八。
但謂系胡、孫二人親來請命。
又據當時警衛居仁堂之旅長孫連仲以親見此事經過對李宗仁言，亦謂當時系由胡、孫二人力催馮氏下令，逮捕張父子，以驅奉軍出關，由胡草手令，孫持筆迫馮氏簽名，催促達旦；馮終以與奉結盟後一月不忍下此毒手，無論如何不肯簽名，乃罷雲。
見黃旭初《李宗仁馮玉祥兩人的關系》篇，載香港《春秋》月刊，黃著自訂彙編，未舉列日期及号數。
但上據馮著謂胡斯時方在彰德接仗，反催嶽、鄧赴援。
似較可信。
确鑿實情仍待考證。
事後張父子似聞風聲，即離京回奉。
） 對于馮氏之猶疑不決，終于不幹，或有批評此為“宋襄之仁”“婦人之仁”。
蓋以當時實情言，奉軍隻有郭松齡一團随張父子入京，駐城外，控制兩城門，另有一營任護衛。
（據劉著謂李景林先帶兵來京布置。
）馮軍兵力自然較優；果一動手，成事不難，至少可将其父子逮捕軟禁，要挾其電令奉方将領李景林、楊宇霆、姜登選、張作相、吳俊升、張宗昌等不得妄動，自然惟命是聽；日軍雖蠻橫無理，貪得無餍，但時機未熟，計劃未備，斷不敢驟然強占東三省；即段祺瑞那時亦成為無爪之蟹，不得不拱手聽命而讓黃郛繼續攝閣了。
然而馮卻堅決不肯出此毒辣手段，抱持人不“由義”，我要“居仁”的道學家态度，豈非失計？所以後來自怨自艾，悔恨失去了千載一時之澄清軍政全局的大好機會。
這決斷雖可見馮氏根本上“宅心仁厚”，雖自己吃虧受辱，坐令辛苦經營的“首都革命”功敗垂成，也不肯背盟而下此毒手。
然我從全盤軍事局勢觀之，馮氏之不忍殺張或捕張，在其精密算盤的打算中，此舉必引緻“國民軍”于失敗或消滅之惡果。
何也？蓋以縱能控制奉軍或皖系，而吳佩孚尚擁有餘力，且可号召長江上下遊之直系督軍聯合北攻，則斷非“國民軍”一、二、三軍所可抵抗者，非至全軍盡墨，無能恢複不可。
故權其得失輕重，不如忍辱負重，靜心觀變，保存軍力于此時，徐圖發展于他日之為愈也。
吾以全部權力及久遠利害為評論權衡，庶乎探得馮氏之深心、隐憂與遠見欤！ 當奉張在津大逞威風，施以壓迫之時，段私對馮氏念出古時某大臣曾因族人與鄰争牆事所吟之詩以諷之，詩雲：“兩姓相争在一牆，讓他幾尺又何妨。
長城萬裡今仍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這分明勸馮退讓。
在上述客觀環境與人事關系之下，馮氏為貫徹和平主張，避免再引起内戰計，決潔身引退，以為如此可不緻與奉軍作火并之争，又可去吳與兵之目标，複可維持本軍團結。
遂于十二月廿四日發長電與吳，痛陳利害，約其同時下野出洋。
又通電全國，表明為和平而興師，為和平而下野，務使“軍不成閥，閥不代閥”之苦衷得以實現。
廿五日，即将全軍軍權交張之江、李鳴鐘二人，而直接聽從政府指揮，飄然引去，避居北京西郊天台山。
挽留者紛至沓來，甚至奉張亦派其子學良前來勸駕，均不聽，各方面函電交馳亦不複。
在山中，馮氏日讀《周易》。
在靜中反想之際，乃恍然覺悟自己“才能不夠”，鑄成大錯，殆因誤解及迷信《易》經“&lsquo謙謙君子&rsquo的道理，徒以為高揖群公，急流勇退，是最好的風度”，而不從事積極的、徹底的奮鬥以實現其政治理想。
這是他第二步走錯的棋子。
從此狂瀾日甚，更無可挽回矣。
總而言之，馮、胡、孫等以軍人頭腦，軍事手段，造成“首都革命”，但缺乏政治意識，尤無政治才能，對于挺身力助的政治朋友，“雖過從甚密，亦畢竟未至無話不說的程度”（上引語統見《我的生活》頁五一八，自言）。
所以一般上台擔負政治責任的諸公亦不能大行其道。
結果，政治的失敗，慘将軍事的成功抵消了，而且因而引起以後軍事的失敗，以至整個大局愈趨混亂。
建設新西北 馮既入山，除奉張仍作假惺惺多方挽留外，段于此舉最感不安。
旋接馮氏電取消“國民軍”組織及請裁撤“陸軍檢閱使”一職。
段等更為着急，蓋明知馮氏一去，三角局面打破，非完全受制于奉方不可，而其政治生命危乎殆哉。
故為維持均勢計，無論如何必不任其遠走高飛。
于是，再三誠懇阻其出洋，并促其就任“西北邊防督辦”。
（按：十二年五月十一日由内閣總理張紹曾任馮氏為“西北邊防督辦”，以無的款迄未就任，隻于上次被迫出發熱河支取以前兩月經費十萬元以賄曹锟、李彥青而領得槍彈，并以馬福祥為“會辦”，而以李鳴鐘繼馬為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