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世及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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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沽去打日本人，算甚麼一回事哩？真良好的父親！真壯勇的戰士！真愛國的健兒！在這一小别中已給他的小兒子一個極深刻的人格印象與極其超優的軍人模範，尤其重要的便是：于不知不覺間，将一粒單純愛國的種子，種在他的丹心裡；三十年後開花結果，立功于國，譽滿全球。
（作者按：《我的生活》頁三〇至三二，言随父同去，似與後事混亂。
上據餘早年采訪。
） 十四歲的小兵 不久，毓亭公由天津回保定，旋挈其次子複回大沽防次，駐曹頭沽、南港、雙橋等處。
馮随侍父親于軍中，也跟着做工。
至光緒廿一年（一八九五）父子兩人始還保定。
在這兵工期間，種種經驗予馮氏三大教訓&mdash&mdash這都是與其後來的事業很有關系的。
其一，甲午戰役，日人欺侮壓迫中國。
他幼年即身受此痛苦；國恥之打擊愈甚，其愛國心因而愈熾愈堅。
其次，中國軍隊孱弱無能，徹底腐化，他此時盡行知道；對于兵官之好嫖好賭，勇于私鬥，不盡職守等惡風紀，深心痛恨，因而使其私下發生革除陋習、改良軍紀之偉志。
複次，則以河南、河北修築炮台一事，本由李鴻章經手，從德國買得海炮數百門，口徑多在廿四生1以上，複費了多少官兵兩年的苦工，始造成各炮台。
及至庚子一役，聯軍來侵，各炮台未及一試，竟全被拆毀，并訂約以後永遠不準中國再在大沽口設置各種軍事防禦工程。
馮父子其初本是身與兵工之苦役的，而後來聯軍入京，外國壓迫欺淩吾國，他自己亦親曆其境。
先後兩次，刺激殊深，國仇國恥，沒齒不忘。
他一生反帝國主義之大決心，蓋由于此。
（作者按：馮氏随父于一八九五年回保定，見《自傳》。
《我的生活》頁三五，系下年事。
但頁三二言“我們在大沽口住了一年多”，則當為一八九五年事。
） 是年，保定大疫，人民病死者無數。
官吏乃有打瘟之舉，令練軍留防者每哨撥五十人帶槍五十支去從事。
但馮氏所隸的一哨，兵士或病倒，或告假，缺席太多，人數不夠，長官不得不多找兵士的親戚朋友來湊足人數去繳差。
馮名本在軍籍，更不得不參加。
那時，他身材已長得高大如成人，因此也穿起軍服，托着長槍，随衆入城打瘟去了。
當時北方社會軍民人等，痛恨外國人之壓迫和侵略已甚，可是人人雖積恨于心，卻無機會以表示反抗的行為。
馮氏此時還是一個十四歲的小童，卻已充滿愛國熱誠了。
他趁着多人拿槍打瘟神、聲勢洶洶的機會，走到一所外國教堂&mdash&mdash美國長老會&mdash&mdash附近。
一時，熱血沸騰，沖動激起，舉起槍向着教堂的木匾連放數響，以洩一口氣。
在今日看來，這雖是一個無知小子的愚妄舉動，此舉卻可反映當時社會心理對于外國人之不滿和反動，而在馮氏個人一生，這是愛國熱誠之初次的表露。
（作者按：《我的生活》以打瘟神事系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歲時，似言之過早。
） 馮與營中有一個姓劉的兵丁成為好朋友。
姓劉的本來是不識字的，但因肯自己用功，日漸進步，居然至能讀《三國演義》。
他又好寫字，常在地上方磚用黃土當墨汁，揮手“塗鴉”。
馮氏不時入營與其交遊，受其感動，也走入好讀書、勤練字的門徑了。
在營裡又看見人打算盤，他的求知欲也為其激起而發生了習珠算的興趣，後卒學會了。
這幾宗轶事都是他挂名在練軍營中的經驗。
馮氏在其《自傳》（拙藏未刊稿）中，述其童年生活，有一句毫不自諱的奇語：“餘幼時一蠢童耳。
”真的，以他生于一個無産階級的貧窘家庭，長于一個孤陋樸素的農村環境，所交者皆是椎魯失學的村童，所受者隻是簡單蒙稚的教育&mdash&mdash見聞寡陋，知識無多，怎能不長成為一個“蠢童”兮？然而他禀受父親的剛直性格和母親的慈祥心術，在家庭飽受嚴正的道德訓育，因而不至染得社會上驕惰浪漫的惡風弊習，又未襲受其時代浮華頹敗的态度思想，竟然養成了一個質樸的、憨直的、孝友的、純謹的、仁愛的人格，兼儲蓄得一副奮鬥的、反抗的、堅毅的、刻苦的、忍耐的、勤懇的能力。
及至與軍隊生活接觸，一受國恥之刺激，更燃着愛國的烈火于其充滿熱血的心窩，後來若是之人格和能力盡行發展于救國救民的單純出路。
幾十年來的革命大事業莫非由此時之佳種與沃壤而發萌者。
我們在古今中外曆史中，常見到曠代特異的豪傑，每每由極簡樸的生活或極困苦的環境，與極艱難的經驗中産生出來。
聖保羅說：“上帝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能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上帝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氣的，在上帝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這幾句不朽的名言，縱然富有宗教色彩，卻已将人類經驗之一個大矛盾而卻是真真實實的奇異點充分表出。
吾述馮玉祥之家世及童年生活竟，不禁重有感其斯言。
（作者按：《我的生活》頁三〇至三二，言随父同去，似與後事混亂。
上據餘早年采訪。
） 十四歲的小兵 不久，毓亭公由天津回保定，旋挈其次子複回大沽防次，駐曹頭沽、南港、雙橋等處。
馮随侍父親于軍中，也跟着做工。
至光緒廿一年（一八九五）父子兩人始還保定。
在這兵工期間，種種經驗予馮氏三大教訓&mdash&mdash這都是與其後來的事業很有關系的。
其一，甲午戰役，日人欺侮壓迫中國。
他幼年即身受此痛苦；國恥之打擊愈甚，其愛國心因而愈熾愈堅。
其次，中國軍隊孱弱無能，徹底腐化，他此時盡行知道；對于兵官之好嫖好賭，勇于私鬥，不盡職守等惡風紀，深心痛恨，因而使其私下發生革除陋習、改良軍紀之偉志。
複次，則以河南、河北修築炮台一事，本由李鴻章經手，從德國買得海炮數百門，口徑多在廿四生1以上，複費了多少官兵兩年的苦工，始造成各炮台。
及至庚子一役，聯軍來侵，各炮台未及一試，竟全被拆毀，并訂約以後永遠不準中國再在大沽口設置各種軍事防禦工程。
馮父子其初本是身與兵工之苦役的，而後來聯軍入京，外國壓迫欺淩吾國，他自己亦親曆其境。
先後兩次，刺激殊深，國仇國恥，沒齒不忘。
他一生反帝國主義之大決心，蓋由于此。
（作者按：馮氏随父于一八九五年回保定，見《自傳》。
《我的生活》頁三五，系下年事。
但頁三二言“我們在大沽口住了一年多”，則當為一八九五年事。
） 是年，保定大疫，人民病死者無數。
官吏乃有打瘟之舉，令練軍留防者每哨撥五十人帶槍五十支去從事。
但馮氏所隸的一哨，兵士或病倒，或告假，缺席太多，人數不夠，長官不得不多找兵士的親戚朋友來湊足人數去繳差。
馮名本在軍籍，更不得不參加。
那時，他身材已長得高大如成人，因此也穿起軍服，托着長槍，随衆入城打瘟去了。
當時北方社會軍民人等，痛恨外國人之壓迫和侵略已甚，可是人人雖積恨于心，卻無機會以表示反抗的行為。
馮氏此時還是一個十四歲的小童，卻已充滿愛國熱誠了。
他趁着多人拿槍打瘟神、聲勢洶洶的機會，走到一所外國教堂&mdash&mdash美國長老會&mdash&mdash附近。
一時，熱血沸騰，沖動激起，舉起槍向着教堂的木匾連放數響，以洩一口氣。
在今日看來，這雖是一個無知小子的愚妄舉動，此舉卻可反映當時社會心理對于外國人之不滿和反動，而在馮氏個人一生，這是愛國熱誠之初次的表露。
（作者按：《我的生活》以打瘟神事系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歲時，似言之過早。
） 馮與營中有一個姓劉的兵丁成為好朋友。
姓劉的本來是不識字的，但因肯自己用功，日漸進步，居然至能讀《三國演義》。
他又好寫字，常在地上方磚用黃土當墨汁，揮手“塗鴉”。
馮氏不時入營與其交遊，受其感動，也走入好讀書、勤練字的門徑了。
在營裡又看見人打算盤，他的求知欲也為其激起而發生了習珠算的興趣，後卒學會了。
這幾宗轶事都是他挂名在練軍營中的經驗。
馮氏在其《自傳》（拙藏未刊稿）中，述其童年生活，有一句毫不自諱的奇語：“餘幼時一蠢童耳。
”真的，以他生于一個無産階級的貧窘家庭，長于一個孤陋樸素的農村環境，所交者皆是椎魯失學的村童，所受者隻是簡單蒙稚的教育&mdash&mdash見聞寡陋，知識無多，怎能不長成為一個“蠢童”兮？然而他禀受父親的剛直性格和母親的慈祥心術，在家庭飽受嚴正的道德訓育，因而不至染得社會上驕惰浪漫的惡風弊習，又未襲受其時代浮華頹敗的态度思想，竟然養成了一個質樸的、憨直的、孝友的、純謹的、仁愛的人格，兼儲蓄得一副奮鬥的、反抗的、堅毅的、刻苦的、忍耐的、勤懇的能力。
及至與軍隊生活接觸，一受國恥之刺激，更燃着愛國的烈火于其充滿熱血的心窩，後來若是之人格和能力盡行發展于救國救民的單純出路。
幾十年來的革命大事業莫非由此時之佳種與沃壤而發萌者。
我們在古今中外曆史中，常見到曠代特異的豪傑，每每由極簡樸的生活或極困苦的環境，與極艱難的經驗中産生出來。
聖保羅說：“上帝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能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上帝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氣的，在上帝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這幾句不朽的名言，縱然富有宗教色彩，卻已将人類經驗之一個大矛盾而卻是真真實實的奇異點充分表出。
吾述馮玉祥之家世及童年生活竟，不禁重有感其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