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行伍間的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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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歲至廿一歲，一八九六&mdash一九〇二）
入營當兵
自天津回保定後，毓亭公移防于安肅縣（今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區），即遷家于縣城之北關。
翌年（光緒廿二年，一八九六），馮氏發憤自立，入營服務，自是正式當兵。
他那時已是十五歲了，生得身長體闊，魁梧壯健，在軍中有“馮大個兒”之稱。
三十多年的正式軍隊生活自此開始。
（按：《自傳》與《我的生活》均言十六歲，但自一八八二至是僅得十五歲。
） 這時，父子倆同在軍營。
馮氏處于父親和長官雙重的威權之嚴正的訓導和監督之下，無異繼續其家庭的訓育，得益實在不少。
在積極方面，對于營中的種種規矩和生活，他固然得正當的指導；在消極方面，他有嚴正的父親，事事監督管教，因而不緻沾染了軍營和社會的惡風敗俗。
例如：當時營房附近有一家新開張的燒鍋店，為巴結顧客以廣招徕，天天請士兵們去吃酒。
有一天，他也在被請之列，衆人因其父親當哨長，都稱他為“少爺”，擁其坐了首座。
你一杯，我一盞，彼此勸飲，熱鬧非常。
他一時高興起來，也就開懷多飲了幾杯，登時醉倒。
朋友們扶他回營，他便呼呼大睡，直過了一日一夜才醒過來。
他的父親知道了，立刻嚴厲地教責一頓。
從此之後，他便終身戒酒，有如童時父親禁戒看戲一般有效。
一日，毓亭公騎馬進城。
馬劣路滑，跌下馬來，身體受傷，在家卧床九個月才痊愈。
在卧病期間，馮氏在家服侍老父，但逢三、八兩日，軍營教練之期，則須進城報到。
每入城一次，父親給他制錢六枚買油條吃。
可是這笃孝節儉的小兵，拿錢在手，總舍不得花了。
每次，他把這六枚，湊上照例到操場打響剩下的藥條賣得十餘枚，跑上東關去買些肉，回家孝敬卧病的父親。
他父親不知怎地曉得小兒子這番心事，每一舉箸，便掉下幾滴老淚來，想是嗟歎自己老命蹉跎，不能為一家老幼掙紮得較好的境遇，緻令孩子們要這樣為己犧牲，同時亦未嘗不感領其兒子的一片純孝心也。
在馮氏呢，多年後思之，猶以此時能稍盡子道，為生平大樂事和大幸事，因父親病愈之後不久便要和他分離了。
原來，隊伍不久由安肅撤回保定，上官旋即要實行裁兵。
毓亭公入伍多年，雖有功績，亦在老弱被裁之列。
馮氏卻得留在軍中照常當兵。
他弟兄倆尚未成立，無力奉養，隻得典宅質衣，籌些路費，送他老人家回原籍休養。
毓亭公舍不得其少子，原意是要帶他同去的，但因傾家所有隻湊得路費八十千錢，不敷兩人之用，沒奈何隻得父子分離。
于是老人家孑然一身，踽踽涼涼地回安徽巢縣去了。
自是之後，馮氏的生活又進入另一階段，從此不再得嚴父的督導，個人完全獨立。
前途一生的成敗、禍福、進退、榮辱，自己須完全擔負道德上的責任了。
在北方社會裡有一種流行的秘密教&mdash&mdash“理門”，或稱“在理”。
這一教門具有些少的宗教儀式，入教者須經過一種神秘的手續。
其最要的教規是戒絕煙酒，團結精神，實有一種道德社會的性質，确是切中我國社會上道德的需要。
會員&mdash&mdash教徒&mdash&mdash不可勝數，為北方社會之一種很大的道化勢力。
馮氏自老父南旋後，即自動加入“理門”，恪守其教規。
他本來已煙酒不沾，自為在理教徒後，對于其個人操行更有莫大的利便，因自己是“在理”的，對于朋友的應酬便可堅決謝絕煙酒，卻不至于有礙情面而且得人體諒了。
（按：有研究中國宗教史學者嘗發表一理論：北方的“在理教”原是唐初入中國的基督教&mdash&mdash即“大秦景教”，後至元時稱“也裡可溫”&mdash&mdash被消滅後，民間教徒繼續秘密組織，改稱“在理”或“理門”，奉行基督教道德倫理雲。
未能斷定，姑志此待考。
） 馮氏在營中，不特自己戒除嗜好，而且時時勸導同營的弟兄們戒嫖賭、戒煙酒，不惜苦口婆心以幫助同人共度道德上清潔生活。
因此之故，有好些人讨厭他，但卻又有好些人得他的勉勵而成為好人，而深心佩服他的也不少哩。
（按：這是當年與馮氏同營的人告訴我的。
） 軍營的生活，頗為枯燥。
操練之餘，兵士們又沒有别的娛樂或教育，而當時軍中紀律廢弛，所以他們逛街、冶遊，否則抽煙、賭博，相聚嬉戲、言不及義。
馮氏則不然，自始即表露其努力上進之苦心和大志。
他不肯耽于逸樂和嗜好，一有餘暇便寫字讀書。
其對于種種武功&mdash&mdash摔角、劈刀、攀杠等&mdash&mdash均勤苦練習。
當時的軍隊，略具新式，對于喊操一項甚為注重，喊得好的易于升級。
馮氏知有此上進途徑，則晝夜習之，甚至在街上獨自行走，也傻頭傻腦地一邊走，一邊喊，緻惹路人注目驚愕，莫名其妙。
他自走自喊，一概不管不理。
同伍的兵士，交相譏笑，送他一個綽号，叫作“外國點心”&mdash&mdash意謂其好喊洋操，終必為外國人打死也。
馮氏聽人這樣稱呼他，則反唇相譏說：“被外國人打死，是為國而死，榮
翌年（光緒廿二年，一八九六），馮氏發憤自立，入營服務，自是正式當兵。
他那時已是十五歲了，生得身長體闊，魁梧壯健，在軍中有“馮大個兒”之稱。
三十多年的正式軍隊生活自此開始。
（按：《自傳》與《我的生活》均言十六歲，但自一八八二至是僅得十五歲。
） 這時，父子倆同在軍營。
馮氏處于父親和長官雙重的威權之嚴正的訓導和監督之下，無異繼續其家庭的訓育，得益實在不少。
在積極方面，對于營中的種種規矩和生活，他固然得正當的指導；在消極方面，他有嚴正的父親，事事監督管教，因而不緻沾染了軍營和社會的惡風敗俗。
例如：當時營房附近有一家新開張的燒鍋店，為巴結顧客以廣招徕，天天請士兵們去吃酒。
有一天，他也在被請之列，衆人因其父親當哨長，都稱他為“少爺”，擁其坐了首座。
你一杯，我一盞，彼此勸飲，熱鬧非常。
他一時高興起來，也就開懷多飲了幾杯，登時醉倒。
朋友們扶他回營，他便呼呼大睡，直過了一日一夜才醒過來。
他的父親知道了，立刻嚴厲地教責一頓。
從此之後，他便終身戒酒，有如童時父親禁戒看戲一般有效。
一日，毓亭公騎馬進城。
馬劣路滑，跌下馬來，身體受傷，在家卧床九個月才痊愈。
在卧病期間，馮氏在家服侍老父，但逢三、八兩日，軍營教練之期，則須進城報到。
每入城一次，父親給他制錢六枚買油條吃。
可是這笃孝節儉的小兵，拿錢在手，總舍不得花了。
每次，他把這六枚，湊上照例到操場打響剩下的藥條賣得十餘枚，跑上東關去買些肉，回家孝敬卧病的父親。
他父親不知怎地曉得小兒子這番心事，每一舉箸，便掉下幾滴老淚來，想是嗟歎自己老命蹉跎，不能為一家老幼掙紮得較好的境遇，緻令孩子們要這樣為己犧牲，同時亦未嘗不感領其兒子的一片純孝心也。
在馮氏呢，多年後思之，猶以此時能稍盡子道，為生平大樂事和大幸事，因父親病愈之後不久便要和他分離了。
原來，隊伍不久由安肅撤回保定，上官旋即要實行裁兵。
毓亭公入伍多年，雖有功績，亦在老弱被裁之列。
馮氏卻得留在軍中照常當兵。
他弟兄倆尚未成立，無力奉養，隻得典宅質衣，籌些路費，送他老人家回原籍休養。
毓亭公舍不得其少子，原意是要帶他同去的，但因傾家所有隻湊得路費八十千錢，不敷兩人之用，沒奈何隻得父子分離。
于是老人家孑然一身，踽踽涼涼地回安徽巢縣去了。
自是之後，馮氏的生活又進入另一階段，從此不再得嚴父的督導，個人完全獨立。
前途一生的成敗、禍福、進退、榮辱，自己須完全擔負道德上的責任了。
在北方社會裡有一種流行的秘密教&mdash&mdash“理門”，或稱“在理”。
這一教門具有些少的宗教儀式，入教者須經過一種神秘的手續。
其最要的教規是戒絕煙酒，團結精神，實有一種道德社會的性質，确是切中我國社會上道德的需要。
會員&mdash&mdash教徒&mdash&mdash不可勝數，為北方社會之一種很大的道化勢力。
馮氏自老父南旋後，即自動加入“理門”，恪守其教規。
他本來已煙酒不沾，自為在理教徒後，對于其個人操行更有莫大的利便，因自己是“在理”的，對于朋友的應酬便可堅決謝絕煙酒，卻不至于有礙情面而且得人體諒了。
（按：有研究中國宗教史學者嘗發表一理論：北方的“在理教”原是唐初入中國的基督教&mdash&mdash即“大秦景教”，後至元時稱“也裡可溫”&mdash&mdash被消滅後，民間教徒繼續秘密組織，改稱“在理”或“理門”，奉行基督教道德倫理雲。
未能斷定，姑志此待考。
） 馮氏在營中，不特自己戒除嗜好，而且時時勸導同營的弟兄們戒嫖賭、戒煙酒，不惜苦口婆心以幫助同人共度道德上清潔生活。
因此之故，有好些人讨厭他，但卻又有好些人得他的勉勵而成為好人，而深心佩服他的也不少哩。
（按：這是當年與馮氏同營的人告訴我的。
） 軍營的生活，頗為枯燥。
操練之餘，兵士們又沒有别的娛樂或教育，而當時軍中紀律廢弛，所以他們逛街、冶遊，否則抽煙、賭博，相聚嬉戲、言不及義。
馮氏則不然，自始即表露其努力上進之苦心和大志。
他不肯耽于逸樂和嗜好，一有餘暇便寫字讀書。
其對于種種武功&mdash&mdash摔角、劈刀、攀杠等&mdash&mdash均勤苦練習。
當時的軍隊，略具新式，對于喊操一項甚為注重，喊得好的易于升級。
馮氏知有此上進途徑，則晝夜習之，甚至在街上獨自行走，也傻頭傻腦地一邊走，一邊喊，緻惹路人注目驚愕，莫名其妙。
他自走自喊，一概不管不理。
同伍的兵士，交相譏笑，送他一個綽号，叫作“外國點心”&mdash&mdash意謂其好喊洋操，終必為外國人打死也。
馮氏聽人這樣稱呼他，則反唇相譏說：“被外國人打死，是為國而死，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