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兄弟阋于牆，外禦其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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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知馮氏缜密過甚，連自己的心腹愛将也不令知，隻要盲從，遂生巨變。
軍事發展有如此奇詭叵測者，這固非馮氏始料所及，外人所不知，恐怕就是連中央領袖們也不知道的内幕。
（另據劉汝明說，當日西退至陝西，适遇見韓，而韓問他：“你說，把整個河南省放棄，部隊全撤到潼關以西，這不是自取滅亡嗎？以後我們還吃什麼？穿什麼？&hellip&hellip”見劉著頁九八。
此與上述相印證，可信韓之脫離馮部，主要因素确為經濟問題。
） 馮軍挨了多年無衣、無食、無饷，而常須苦戰的生活，自然對陝、甘舊地，望而生畏。
況自打出中原之後，與南軍比肩作戰，眼見其人人豐衣足食、囊有餘饷，不禁相形見绌，曷勝羨慕？即馮氏本人亦嘗言南北待遇不平，并舉例來說，下雨時南方将領有雨衣，而北軍則隻撐破傘是也。
處此新環境下，馮氏兵将心理多已起變化，不能像從前之吃苦耐勞了。
馮氏不了解此真正的“軍心”，仍以舊方法應付新環境，雖雲穩健，究行不通，此其失敗之真因要因也。
或謂韓等曾受中央重賂故叛馮而去者（見薛著頁二六一），實絕無可能。
蓋此役變起倉促，微特中央，即二集團軍幹部亦不能前知；苟韓事前曾受賄賂，則何以先則遵令西撤？及退至陝州、華陰，旋即叛變，更無與中央接洽之時間與機會矣。
惟其與石、馬歸順中央後，各受重賞則誠有可能。
是夜，韓在陝州，即矯令開車，盡将原帶來之全軍出發東向，部将與他軍猶以為奉令開動出戰也。
比馮氏聞訊，知其叛去，急電令孫良誠以全力追擊。
孫最忠于馮氏，且素鄙韓從前之降晉，急遵令乘火車後追。
會龐炳勳由鄭州西撤至鞏縣，亦奉令攔截韓之去路，于是與孫部東西夾攻之。
韓之列車不能開動，亦不及準備應戰，全軍乃潰逃。
孫即收納其殘部并得獲軍械不少。
韓于匆匆間僅帶得數千人南入嵩山，迂回而返開封，仍行使省主席職權而輸誠中央，并加緊招募新兵，以恢複實力。
當其過鄭州時，發出通電，并不指責馮氏，但大罵其親信數人一頓而已（劉著頁九九）。
其後，潰散之隊伍，有複歸韓者，而韓部中亦有複投馮麾下者。
當時，石友三全軍尚在豫南之南陽，奉馮氏令退至鄭州，而馬鴻逵亦由魯西退豫。
韓約二人一緻行動，石、馬允焉。
于是，馮驟失去不下十萬人，約占全軍嫡系三分之一，比作戰大敗損失尤重。
原來，孫良誠、韓複榘、石友三等三部實為二集團軍最精銳之師；戰時，孫常任前敵，逢攻必克，夙有“鐵軍”之稱（此馮所特别頒給之榮譽）。
韓、石二部則為全軍最剽悍、最骁勇善戰之師，常留在後方作預備隊，一遇前線各方有困難，馮氏即指揮這兩個犀利無匹的鐵錐向前敵兇猛沖擊，幾戰無不勝者。
惟馬鴻逵則原非嫡系，所部不多亦不強，且其父馬福祥素矢忠中央，故對于馮氏損失不大。
今回與韓、石二人相将叛去，是馮氏練兵成軍以來之第一次大厄，不獨精銳喪失，而且全軍第一次發生分化，團體破裂，紀律盡隳，軍心搖動，影響全軍前途之重大誠不可以言喻，而馮氏一生事業之大崩潰亦肇端于此，固不特是役之“大策略”完全為之粉碎而已，亦無怪馮氏一聞此噩耗，如遇天崩地裂，不禁腦裂心碎了。
（多年後，馮氏老幹部某言：如無此次之叛變，馮氏必能取勝雲。
見薛著頁二六一。
） 一日清早，天猶未破曉，馮氏挈數衛兵，乘汽車離華陰，至潼關風陵渡口，渡河赴晉，留下命令，全部軍事交宋哲元主持。
時，宋哲元、劉郁芬尚未起床，聞訊立行追去，不及穿衣履也。
迨趕至渡口，則馮氏已過河去了。
既抵山西，閻款待之于太原北晉祠小村，遂在此暫作寓公。
（按：當時，我原拟于得悉真相後，親赴京請孫科、孔祥熙、宋子文諸大員共同努力，謀和解方法，以防止戰禍而安定大局，适遇此巨變，再無機會，怅然北歸。
） 當韓變後，馮、閻來往函電，原有相約下野、攜手出國旅行之舉，蓋大勢已去，兵不罷而自罷了。
據說，在七月初，中央與馮氏已達到協議，和平解決：中央進攻之行動停止，允撥所欠軍費，先發三百萬元，另給馮出國旅費廿萬元；二集團軍餘部仍舊轉歸鹿鐘麟統率；陝、甘、甯、青四省主席仍舊不動，惟馮則白白失掉魯、豫兩省（察、綏早已放棄）及十萬精銳之師耳。
七月五日，中央取消通緝馮氏之前令。
八月間，鹿鐘麟、唐悅良均到京複職，薛笃弼且膺任衛生部長。
昙花一現之“護黨救國運動”，似煙消雲散，告結束矣。
是役也，馮氏之“大策略”本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為原則，結果則因内部叛變，卻不戰而屈了自己，甯非天下之大滑稽耶！ “國民軍”複活 馮氏寄居晉祠，行動自由，并非囚禁，但亦不外出。
閻待之不薄。
馮氏自有無線電台可與外方聯絡通消息。
賓客來看他也不禁阻，手下仍有多少随從人。
太原設有辦事處。
于此，閉門思過（用兵錯誤欤），韬光養晦，且努力自修求學。
馮氏每于失敗後，進修益力，拚命讀書、寫字，且習丹青，态度于消極中至為積極。
此其人格可取之處。
餘于華陰北歸時，嘗到晉祠谒之；見其方踞桌讀書，左手持《陸宣公奏議》，右手持梁啟超一本學術講演集。
寒暄完畢，他問我這兩本書如何？我心裡思想，在軍政界我是他下屬，但在學術界那就不同了。
當下我毫不客氣地用“教授”辭語和态度，指出他雖然好學不倦，手不釋卷，而求學不得正當方法，不循正當軌道，将上下千餘年兩家的著作同時并讀，縱是讀書萬卷，也是無濟于事的。
他甚為驚愕，問我要用什麼方法、循什麼軌道才是正當的和有益的。
我答科學的求學方法，最重要的是循次序、有系統，并須有專門學者名師指導，方得實益。
我再補上一句，以他的好學苦心，加以個人政治、社會以及人生的種種經驗，配合中國的經書，如得有教授指導研究專門書籍，凡習一科，有如初學英文一般，必從ABC開首循序而進，由淺入深，則一二年的工夫可抵得大學裡三四年的課程。
他似乎恍然覺悟，對我說：這是頭一次有大學教授指導他求學的方法；對我的勸導完全接受，十分感謝。
次日，即去電北平，采購政治、社會、經濟各種大學教科書。
未幾，專聘某某學者前去授課。
這是馮氏研究大學課程之開始。
行之未幾即有大效。
此後繼續聘人講學，努力自修。
不移時，居然給他學上了那幾門學問&mdash&mdash甚至“社會主義”曆史與内容，“工團主義”的意義與利弊，也懂得了。
然而馮氏雄心未嘗稍息，隻是靜以待動，不斷地與各方接洽通電以圖再次大舉，更時與閻酌商大計。
秋間，運動成熟，又發生一次大軍事行動。
其時，汪兆銘所領導之“改組派”公開與中央破裂。
九月十七日，張發奎舉兵于南方，進圖廣州。
中央急調兵對付。
馮氏即乘機發動。
先于十月十日，由“國民軍”将領二十七人聯名通電，推戴馮、閻二人領導全軍反抗中央。
中央于是再下明令進攻。
下半月，河南發生劇烈戰事，不在隴海鐵路線，而卻在洛陽之東方及南方一半圓形中。
當中央軍戰事不大順利之際，蔣公曾親赴前線督師。
正在兩軍相持未分勝負的僵局中，戰場忽發生莫名其妙的變化：十一月下旬，“國民軍”全部退師，再西入陝境。
雙方軍事行動，遂告結束。
（或謂中央因粵方“改組派”之搗亂，急于以全力應付，故亟亟以政治手腕及經濟厚酬拉攏“國民軍”諸将領雲。
說見薛著頁二六四，有待證實，不足入信。
） 是役也，一始一終，亦同前役之充滿神秘性，宜乎外間之不能了解其真相。
事後，餘複細細調查，乃得洞明。
原來此次馮之異舉，完全是上了閻錫山的大當。
緣其自上次“護黨救國”之役失敗，退引山西之後，雖屢與閻酌商大計，閻隻虛與委蛇，依違兩可，久無效果。
蓋閻當時處境自有困難，其本心對于中央之措施原亦多所不滿，亦久遭疑忌。
一向賴有馮軍在魯、豫居中緩沖，故尚不至直接受到中央之裁制與沖擊。
但倘馮軍一旦消滅，則彼将無力抵抗，複無援助，成為孤軍獨當其沖，其亡當可立待。
是故其懼怕馮氏之心理，遠不如懼怕中央之甚。
所以乘馮氏失敗西退，亟挾其餘軍以自重。
當時遷馮氏于建安村，優待更甚，無異蓄着一頭猛虎以威脅中央。
一俟迫不得已，時機成熟之際，即實行放虎出籠，使其出面出手打擊中央，而自居幕後耍手段操縱一切。
會九月中“改組派”在粵稱兵，中央忙于應付，這正是北方響應同時夾攻之無上機會，于是乘時策動，乃有此役之發生。
（以下據馮氏自述大略，看下文。
） 十八年（一九二九）九月十七日，正是農曆中秋之夜，閻忽訪馮，相與長談，大罵中央之不是，極力慫恿其興兵再舉，自願衷誠合作，負責一切供應。
馮氏上次之不南向進攻，多因顧慮閻之牽制後方，今驟聞此堅決的具體的表示，正中其懷，真是夢寐以求，以為疇昔所定的大策略此時卒成功了。
大計既定，繼又商及舉兵之軍号問題。
是時汪兆銘“改組派”向主張用“護黨救國軍”名号。
但兩人意見則以為這隻是一派一系少數人所主張，而彼兩人則惟以集合全黨全國人物以從事救國救民大業為目的，并無左右新舊某系某派之分，故均不贊成用之。
馮氏乃提議用“保民軍”。
閻以為亦未盡善，乃謂吾人既有國民黨、國民政府，即用“國民軍”名号可也。
況且昔年“國民軍”之傳統名号，聲威猶在，号召有力；此次毋須另行巧立名目，索性恢複舊名可矣。
馮氏素重實輕名，又即允焉。
因一時不察，遂中了閻的計謀（另參看《石敬亭年譜》選自《傳記文學》一二二期頁十李雲漢之《宋哲元與七七抗戰》篇）。
當下，馮氏以智珠在握，劍及履及，立令石敬亭回陝，詳授宋、劉等機宜，克期舉事，乃先有十月十日聯名通電之“哀的美敦書”發出，并在陝、豫各處張貼布告均有“總司令閻”“副總司令馮”（名下有“宋哲元代”）字樣。
事實上，兩人已就職矣。
預定計劃：“國民軍”出重兵分
豈知馮氏缜密過甚，連自己的心腹愛将也不令知，隻要盲從，遂生巨變。
軍事發展有如此奇詭叵測者，這固非馮氏始料所及，外人所不知，恐怕就是連中央領袖們也不知道的内幕。
（另據劉汝明說，當日西退至陝西，适遇見韓，而韓問他：“你說，把整個河南省放棄，部隊全撤到潼關以西，這不是自取滅亡嗎？以後我們還吃什麼？穿什麼？&hellip&hellip”見劉著頁九八。
此與上述相印證，可信韓之脫離馮部，主要因素确為經濟問題。
） 馮軍挨了多年無衣、無食、無饷，而常須苦戰的生活，自然對陝、甘舊地，望而生畏。
況自打出中原之後，與南軍比肩作戰，眼見其人人豐衣足食、囊有餘饷，不禁相形見绌，曷勝羨慕？即馮氏本人亦嘗言南北待遇不平，并舉例來說，下雨時南方将領有雨衣，而北軍則隻撐破傘是也。
處此新環境下，馮氏兵将心理多已起變化，不能像從前之吃苦耐勞了。
馮氏不了解此真正的“軍心”，仍以舊方法應付新環境，雖雲穩健，究行不通，此其失敗之真因要因也。
或謂韓等曾受中央重賂故叛馮而去者（見薛著頁二六一），實絕無可能。
蓋此役變起倉促，微特中央，即二集團軍幹部亦不能前知；苟韓事前曾受賄賂，則何以先則遵令西撤？及退至陝州、華陰，旋即叛變，更無與中央接洽之時間與機會矣。
惟其與石、馬歸順中央後，各受重賞則誠有可能。
是夜，韓在陝州，即矯令開車，盡将原帶來之全軍出發東向，部将與他軍猶以為奉令開動出戰也。
比馮氏聞訊，知其叛去，急電令孫良誠以全力追擊。
孫最忠于馮氏，且素鄙韓從前之降晉，急遵令乘火車後追。
會龐炳勳由鄭州西撤至鞏縣，亦奉令攔截韓之去路，于是與孫部東西夾攻之。
韓之列車不能開動，亦不及準備應戰，全軍乃潰逃。
孫即收納其殘部并得獲軍械不少。
韓于匆匆間僅帶得數千人南入嵩山，迂回而返開封，仍行使省主席職權而輸誠中央，并加緊招募新兵，以恢複實力。
當其過鄭州時，發出通電，并不指責馮氏，但大罵其親信數人一頓而已（劉著頁九九）。
其後，潰散之隊伍，有複歸韓者，而韓部中亦有複投馮麾下者。
當時，石友三全軍尚在豫南之南陽，奉馮氏令退至鄭州，而馬鴻逵亦由魯西退豫。
韓約二人一緻行動，石、馬允焉。
于是，馮驟失去不下十萬人，約占全軍嫡系三分之一，比作戰大敗損失尤重。
原來，孫良誠、韓複榘、石友三等三部實為二集團軍最精銳之師；戰時，孫常任前敵，逢攻必克，夙有“鐵軍”之稱（此馮所特别頒給之榮譽）。
韓、石二部則為全軍最剽悍、最骁勇善戰之師，常留在後方作預備隊，一遇前線各方有困難，馮氏即指揮這兩個犀利無匹的鐵錐向前敵兇猛沖擊，幾戰無不勝者。
惟馬鴻逵則原非嫡系，所部不多亦不強，且其父馬福祥素矢忠中央，故對于馮氏損失不大。
今回與韓、石二人相将叛去，是馮氏練兵成軍以來之第一次大厄，不獨精銳喪失，而且全軍第一次發生分化，團體破裂，紀律盡隳，軍心搖動，影響全軍前途之重大誠不可以言喻，而馮氏一生事業之大崩潰亦肇端于此，固不特是役之“大策略”完全為之粉碎而已，亦無怪馮氏一聞此噩耗，如遇天崩地裂，不禁腦裂心碎了。
（多年後，馮氏老幹部某言：如無此次之叛變，馮氏必能取勝雲。
見薛著頁二六一。
） 一日清早，天猶未破曉，馮氏挈數衛兵，乘汽車離華陰，至潼關風陵渡口，渡河赴晉，留下命令，全部軍事交宋哲元主持。
時，宋哲元、劉郁芬尚未起床，聞訊立行追去，不及穿衣履也。
迨趕至渡口，則馮氏已過河去了。
既抵山西，閻款待之于太原北晉祠小村，遂在此暫作寓公。
（按：當時，我原拟于得悉真相後，親赴京請孫科、孔祥熙、宋子文諸大員共同努力，謀和解方法，以防止戰禍而安定大局，适遇此巨變，再無機會，怅然北歸。
） 當韓變後，馮、閻來往函電，原有相約下野、攜手出國旅行之舉，蓋大勢已去，兵不罷而自罷了。
據說，在七月初，中央與馮氏已達到協議，和平解決：中央進攻之行動停止，允撥所欠軍費，先發三百萬元，另給馮出國旅費廿萬元；二集團軍餘部仍舊轉歸鹿鐘麟統率；陝、甘、甯、青四省主席仍舊不動，惟馮則白白失掉魯、豫兩省（察、綏早已放棄）及十萬精銳之師耳。
七月五日，中央取消通緝馮氏之前令。
八月間，鹿鐘麟、唐悅良均到京複職，薛笃弼且膺任衛生部長。
昙花一現之“護黨救國運動”，似煙消雲散，告結束矣。
是役也，馮氏之“大策略”本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為原則，結果則因内部叛變，卻不戰而屈了自己，甯非天下之大滑稽耶！ “國民軍”複活 馮氏寄居晉祠，行動自由，并非囚禁，但亦不外出。
閻待之不薄。
馮氏自有無線電台可與外方聯絡通消息。
賓客來看他也不禁阻，手下仍有多少随從人。
太原設有辦事處。
于此，閉門思過（用兵錯誤欤），韬光養晦，且努力自修求學。
馮氏每于失敗後，進修益力，拚命讀書、寫字，且習丹青，态度于消極中至為積極。
此其人格可取之處。
餘于華陰北歸時，嘗到晉祠谒之；見其方踞桌讀書，左手持《陸宣公奏議》，右手持梁啟超一本學術講演集。
寒暄完畢，他問我這兩本書如何？我心裡思想，在軍政界我是他下屬，但在學術界那就不同了。
當下我毫不客氣地用“教授”辭語和态度，指出他雖然好學不倦，手不釋卷，而求學不得正當方法，不循正當軌道，将上下千餘年兩家的著作同時并讀，縱是讀書萬卷，也是無濟于事的。
他甚為驚愕，問我要用什麼方法、循什麼軌道才是正當的和有益的。
我答科學的求學方法，最重要的是循次序、有系統，并須有專門學者名師指導，方得實益。
我再補上一句，以他的好學苦心，加以個人政治、社會以及人生的種種經驗，配合中國的經書，如得有教授指導研究專門書籍，凡習一科，有如初學英文一般，必從ABC開首循序而進，由淺入深，則一二年的工夫可抵得大學裡三四年的課程。
他似乎恍然覺悟，對我說：這是頭一次有大學教授指導他求學的方法；對我的勸導完全接受，十分感謝。
次日，即去電北平，采購政治、社會、經濟各種大學教科書。
未幾，專聘某某學者前去授課。
這是馮氏研究大學課程之開始。
行之未幾即有大效。
此後繼續聘人講學，努力自修。
不移時，居然給他學上了那幾門學問&mdash&mdash甚至“社會主義”曆史與内容，“工團主義”的意義與利弊，也懂得了。
然而馮氏雄心未嘗稍息，隻是靜以待動，不斷地與各方接洽通電以圖再次大舉，更時與閻酌商大計。
秋間，運動成熟，又發生一次大軍事行動。
其時，汪兆銘所領導之“改組派”公開與中央破裂。
九月十七日，張發奎舉兵于南方，進圖廣州。
中央急調兵對付。
馮氏即乘機發動。
先于十月十日，由“國民軍”将領二十七人聯名通電，推戴馮、閻二人領導全軍反抗中央。
中央于是再下明令進攻。
下半月，河南發生劇烈戰事，不在隴海鐵路線，而卻在洛陽之東方及南方一半圓形中。
當中央軍戰事不大順利之際，蔣公曾親赴前線督師。
正在兩軍相持未分勝負的僵局中，戰場忽發生莫名其妙的變化：十一月下旬，“國民軍”全部退師，再西入陝境。
雙方軍事行動，遂告結束。
（或謂中央因粵方“改組派”之搗亂，急于以全力應付，故亟亟以政治手腕及經濟厚酬拉攏“國民軍”諸将領雲。
說見薛著頁二六四，有待證實，不足入信。
） 是役也，一始一終，亦同前役之充滿神秘性，宜乎外間之不能了解其真相。
事後，餘複細細調查，乃得洞明。
原來此次馮之異舉，完全是上了閻錫山的大當。
緣其自上次“護黨救國”之役失敗，退引山西之後，雖屢與閻酌商大計，閻隻虛與委蛇，依違兩可，久無效果。
蓋閻當時處境自有困難，其本心對于中央之措施原亦多所不滿，亦久遭疑忌。
一向賴有馮軍在魯、豫居中緩沖，故尚不至直接受到中央之裁制與沖擊。
但倘馮軍一旦消滅，則彼将無力抵抗，複無援助，成為孤軍獨當其沖，其亡當可立待。
是故其懼怕馮氏之心理，遠不如懼怕中央之甚。
所以乘馮氏失敗西退，亟挾其餘軍以自重。
當時遷馮氏于建安村，優待更甚，無異蓄着一頭猛虎以威脅中央。
一俟迫不得已，時機成熟之際，即實行放虎出籠，使其出面出手打擊中央，而自居幕後耍手段操縱一切。
會九月中“改組派”在粵稱兵，中央忙于應付，這正是北方響應同時夾攻之無上機會，于是乘時策動，乃有此役之發生。
（以下據馮氏自述大略，看下文。
） 十八年（一九二九）九月十七日，正是農曆中秋之夜，閻忽訪馮，相與長談，大罵中央之不是，極力慫恿其興兵再舉，自願衷誠合作，負責一切供應。
馮氏上次之不南向進攻，多因顧慮閻之牽制後方，今驟聞此堅決的具體的表示，正中其懷，真是夢寐以求，以為疇昔所定的大策略此時卒成功了。
大計既定，繼又商及舉兵之軍号問題。
是時汪兆銘“改組派”向主張用“護黨救國軍”名号。
但兩人意見則以為這隻是一派一系少數人所主張，而彼兩人則惟以集合全黨全國人物以從事救國救民大業為目的，并無左右新舊某系某派之分，故均不贊成用之。
馮氏乃提議用“保民軍”。
閻以為亦未盡善，乃謂吾人既有國民黨、國民政府，即用“國民軍”名号可也。
況且昔年“國民軍”之傳統名号，聲威猶在，号召有力；此次毋須另行巧立名目，索性恢複舊名可矣。
馮氏素重實輕名，又即允焉。
因一時不察，遂中了閻的計謀（另參看《石敬亭年譜》選自《傳記文學》一二二期頁十李雲漢之《宋哲元與七七抗戰》篇）。
當下，馮氏以智珠在握，劍及履及，立令石敬亭回陝，詳授宋、劉等機宜，克期舉事，乃先有十月十日聯名通電之“哀的美敦書”發出，并在陝、豫各處張貼布告均有“總司令閻”“副總司令馮”（名下有“宋哲元代”）字樣。
事實上，兩人已就職矣。
預定計劃：“國民軍”出重兵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