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兄弟阋于牆，外禦其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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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所見之獨一次。
我始終不明白，究竟為甚麼血海仇恨有如是其深。
馮以後與中央隔膜愈甚，無法調處，終至“兄弟阋于牆”之大禍，一發再發。
鄂魯豫陝之變動 溯自十六年（一九二七）秋甯漢合一而後，漢方之唐生智獨自抗命；中央遂臨以大兵。
唐不堪一擊，迅即敗逃。
湘、鄂兩省盡落四集團軍（桂系）手中。
“武漢政治分會”即以李宗仁任主席。
旋而中央派湘人魯滌平任湖南主席。
十七年（一九二八）二月，四集團軍逼魯去職而以親桂之湘人何鍵繼任。
由是又引起中央與四集團軍之沖突。
中央方面所慮者為虎踞河南之二集團軍；苟其與四集團軍聯合一緻行動，則南京危矣。
斯時，雙方各派代表赴豫與馮氏商洽，各欲拉攏為助。
當下，馮氏堅決表示不參加黨内阋牆之争，且表示忠于中央，但又令韓複榘部由平漢路直下武漢。
這一着，動機不明，雙方不讨好。
中央疑其乘機攫取漁人之利，而四集團軍則疑其前來夾攻。
結果：四集團軍因内有叛将，于十八年（一九二九）四月四日不戰而撤退回桂。
中央軍急進，先韓複榘軍到武漢兩日，韓部随亦北撤。
武漢自然全歸中央直轄。
（按：黃旭初謂三月廿九、卅日，閻、馮通電讨桂，中央派馮部韓複榘為第三路總指揮，由豫南下，見《第一幕悲劇》文，然馮氏早有不參加黨内戰争之決定，何忽有此？個中實情，未明真相，不敢妄下論斷。
）四集團軍是第一個被“削”之“藩”。
長江上遊之争甫結束，而中央與二集團直接接觸，争端又起，其觸發争端之尖點乃在山東問題。
十七、十八年之間，北方政局之全貌如下：韓複榘繼馮氏任河南主席，孫良誠任山東主席，宋哲元任陝西主席，劉郁芬任甘肅主席，孫連仲任青海主席（新置省治），門緻中任甯夏主席（新置省治），何其鞏任北平特别市市長（中央某人力謀此職不遂，乃多方挑撥，浸成禍根之一；閻以不得此地盤亦不滿）。
二集團軍各部分散于各省區，防線東西橫亘長數千裡。
表面上，二集團軍得有六省一市，“地盤”不可謂不遼闊。
然究其實則西北之甯、青、甘、陝，以及豫省皆貧瘠之區，收入短绌，無法養數十萬大軍及施行新政。
本來山東富庶之區，又有海岸交通之利，馮氏原亦樂有此省；先命石敬亭代理主席，後于十月間由孫良誠親到履任。
（未幾，孫與财政部長宋子文因小事誤會，大發脾氣，彼此斷絕公文來往。
國民政府斯時任命餘為山東鹽運使，馮氏亦勸餘就職。
雙方付以調解孫、宋任務，二人摩擦乃泯。
）是時，青島至濟南沿膠濟鐵路一帶仍在日軍占據下，省治暫設泰安，省政府所治不過卅餘縣（約全省三分之一），收入支绌（我曾以鹽稅支持）。
必俟中央與日軍交涉退兵成功後，全省始可收複。
至十八年（一九二九）三月，中央與日本交涉就緒。
（其間，餘屢代表孫良誠入京與外交部長王正廷磋商接收濟南事。
）同時，日方與我方約定于四月十六日退出濟南，由孫軍接收，日軍于五月初可完全離魯回日。
不料中央與四集團軍力争武漢之役，解決迅速。
中央既得完全勝利，忽于四月十五日電令孫良誠勿進入濟南，同時與日本商定改期接收。
四月廿二日，中央複電令孫準備接收濟南省城，但同時另派他軍接收魯東青島沿海一帶。
方振武一軍亦奉令準備入魯。
其他魯省他地之雜牌隊伍又準備發難與孫軍為難，且孫良誠本軍某師亦露出不穩迹象。
當時，孫軍隻有四萬人，而其可能為敵之各軍不下六萬。
如其不遵命令，妄事抵抗，爆發戰事，無異使二集團軍全軍與中央開戰。
但馮氏并未有在魯作戰之準備，且全軍防線太長，首尾難顧，容易中斷，駐魯之兵力既苦感不足，而中央則已有大兵北上，集中點在魯，且尚可續派。
鹿鐘麟在南京，密令孫良誠多派偵探以偵察中央軍行動，可見雙方疑忌之深。
況模棱兩可之三集團軍閻錫山在後方河北、山西牽制着；苟其服從中央，則二集團軍将處南北夾攻中部截斷之極不利的形勢中。
不特此也，其時日軍在魯猶未撤退，大可借口與中央協議而不移交防地與孫良誠。
于是，在軍事、政治、外交三方面，均大不利于二集團軍；無論如何，馮氏将無法可得山東全省。
結果：馮氏于四月下旬以萬急密電與孫良誠，告以本軍被拆散及包圍，陷于絕大危機中；全體面臨生死關頭，當以團體之生存為重，個人之地位為輕，務立即撤退全軍離魯。
孫是馮氏愛将之尤而最忠于馮氏之一人，即于廿五日通電辭魯主席，職務交由省政府委員呂秀文（亦二集團軍将領，但所部非屬嫡系）署理，由呂所統率之少數民兵警衛地方。
次日，孫軍全部由兖州退入豫、陝。
同時，在南京之鹿鐘麟、唐悅良（外交次長）第二集團軍要員，亦匆匆離京。
（當時，餘為中央命官，于事前一無所知，留在泰安，莫名其妙，當即北上北平，調查真相。
比知馮氏與中央公開決裂，自維位微言輕，且已無職責，不能為力斡旋，乃辭去鹽運使之職。
）未幾，方振武奉中央命率部接收濟南，山東全省複歸中央治下。
斯時，不獨山東的孫良誠部，連河南的韓複榘、石友三、馬鴻逵、龐炳勳等部亦一律奉命撤退至潼關以西。
沿途且将洛陽以東之隴海路軌破壞，以防阻中央軍之進攻。
大部魯、豫軍隊陸續退至豫西且深入陝西。
馮氏本人則駐節潼關以西之華陰。
這是消極的反抗中央之表示，但初時中央以及全國都不知其作用為何。
五月間，戰事迄未發生，隻用電報交換異見而已。
據馮氏所指摘者，為國民黨第三屆代表大會所選出之中央委員之不公，與分發軍饷之不平。
中央方面亦數電馮氏及二集團軍将領，并要馮氏再入京共商大計。
他當然不去。
二集團軍将領二十八人則聯名緻電中央請蔣主席下野，催馮氏揮兵進攻。
同月十五日，馮氏成立“護黨救國軍西北路軍總司令部”。
廿日，通電北平各國公使館，請各國中立，宣言保護外人生命财産，并請勿借款與南京政府。
這是内戰之正式爆發。
越數日，中央執委會罷免馮氏本兼各職，且發兵進攻。
（參考薛著頁二五二&mdash二六〇） 是時，北方三集團軍之閻錫山毫無表示。
粵方之陳濟棠則效順中央。
（當時，陳銘樞因在香港大酒店遇火災，跳樓傷足，不能治軍。
）惟前由武漢敗回廣西之四集團軍李宗仁，重整殘部，躍躍欲試。
中央派四集團軍叛将會同粵陳攻桂。
李等乃于五月五日，打出“護黨救國軍總司令”旗号，出兵圖粵。
但中央早已定計，令粵軍對抗。
大戰結果：李軍不敵，敗退回桂。
于是，馮氏在陝孤立無援。
（上見黃旭初：《廣西集團勢力遭到傾覆厄運》篇，載同上。
） 今續述二集團軍方面之軍事發展。
原來當時馮氏與其總參謀長劉骥等所定是役之大軍略，是盡撤魯西、豫東之兵，集中于陝西，以全力壓迫閻錫山，使其合作；苟閻一緻行動則四集團軍與二集團軍雙方亦将聯合而成一強大陣線，莫之能禦。
這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之妙計。
（以上是事後餘由馮氏之高級幹部所探得的。
） 初時，馮氏确無反黨叛國、興師開戰，以打誰倒誰之意，隻是不滿于功高賞薄，編遣不公，心懷怨望，氣憤不平，猶且懷疑中央對己軍不利，故行此策，造成聯合三個集團軍，一緻行動，以威脅中央，使改變政策，俾得保存多些實力，以實行其救國救民的大志願而已。
這可說是“兵谏”。
斯時，閻之處境既尴尬而又危險，中央方面亦因鞭長莫及，用兵為難，幾乎要軟化了。
然而天下事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尤其軍事發展，分子複雜，因果綜錯，變化莫測。
在這僵局之下，忽然霹靂一聲，馮氏遭受有生以來最大的打擊，緻使其一生革命事業幾為之全部摧毀，而自己陷于身敗名裂的悲慘收場&mdash&mdash這就是韓複榘、石友三等之叛變。
馮軍初次分裂 初，韓複榘既遵令率全部自開封撤至豫西陝州，即孑身赴華陰谒馮氏，猶未了解此次軍事大行動之作用，但感到全軍盡退入陝、甘貧瘠之地，給養不足，奚能生存？況且全軍将士剛由西北饑寒貧困之環境下打出中原，心理上無人願意再退入那苦地死守着。
如為政治新環境所迫，則人人皆甘願拼命再幹，上前打出生路，有進無退，死裡求生。
從前迫不得已而在西北挨盡諸般苦，如今斷不能再試了。
于是，他即以進攻之計獻出，拍起胸膛，包打下武漢，請纓自将十萬兵沿平漢鐵路南下，并願立軍令狀：如不成功，則受死刑；另主張以孫良誠将十萬人，沿津浦鐵路直攻浦口、南京；複以石友三統十萬精銳之師分駐鄭州至徐州隴海鐵路一帶，為孫、韓東西兩路之總預備隊；最後則留宋哲元、劉郁芬之後方大軍在豫、陝，嚴行監視閻錫山；如此，必獲全部勝利。
馮聞而睜目咋舌，以為冒險性太大，他自有成竹在胸，仍堅持不戰而屈人之奇計，不從之，猶且疾言厲色，嚴令其顧念團體，服從命令。
韓不服氣，反問：“前者由蘇俄回五原之時，經南口新敗之餘，綏遠、甘肅隻剩下殘部數萬人，而且裝備不全，軍實不足，何以當時肯冒險死拚，勇猛前進，卒成大功？而今則擁兵數十萬，十倍于昔，槍炮軍械，均全國無匹，何以卻不進攻而退守？”馮答：“從前我是個窮光蛋，隻剩些少本錢，故不得不孤注一擲以博大利；如今我已赢了許多本錢，不能不慎重将事，穩健進行，豈能再作傾囊的賭博？隻有實行計策萬全、萬分穩健之軍略而已。
”韓無話可說。
甚至欲駐兵平漢路鄭州以西，由洛陽至南陽一帶而不再入陝西也不許，乃知不能挽回成命，怅然返陝州。
（以上所述系數年後，餘過濟南訪韓時，叙及舊事，他親口對我斤斤申說的，并毫不自諱地承認當年的行動，殊非受了南京方面運動而背叛馮氏，隻因為環境所迫，無路可走，為自求生路計，不得不歸順中央而已。
）是役也，馮氏本不要打中央，而韓卻要打中央，但因馮氏始終不肯打中央，韓反對不成而叛馮轉投歸中央。
假使當時馮氏肯将他的策略與韓商量或告以機密，韓一了解，自然服從而不叛去
我始終不明白，究竟為甚麼血海仇恨有如是其深。
馮以後與中央隔膜愈甚，無法調處，終至“兄弟阋于牆”之大禍，一發再發。
鄂魯豫陝之變動 溯自十六年（一九二七）秋甯漢合一而後，漢方之唐生智獨自抗命；中央遂臨以大兵。
唐不堪一擊，迅即敗逃。
湘、鄂兩省盡落四集團軍（桂系）手中。
“武漢政治分會”即以李宗仁任主席。
旋而中央派湘人魯滌平任湖南主席。
十七年（一九二八）二月，四集團軍逼魯去職而以親桂之湘人何鍵繼任。
由是又引起中央與四集團軍之沖突。
中央方面所慮者為虎踞河南之二集團軍；苟其與四集團軍聯合一緻行動，則南京危矣。
斯時，雙方各派代表赴豫與馮氏商洽，各欲拉攏為助。
當下，馮氏堅決表示不參加黨内阋牆之争，且表示忠于中央，但又令韓複榘部由平漢路直下武漢。
這一着，動機不明，雙方不讨好。
中央疑其乘機攫取漁人之利，而四集團軍則疑其前來夾攻。
結果：四集團軍因内有叛将，于十八年（一九二九）四月四日不戰而撤退回桂。
中央軍急進，先韓複榘軍到武漢兩日，韓部随亦北撤。
武漢自然全歸中央直轄。
（按：黃旭初謂三月廿九、卅日，閻、馮通電讨桂，中央派馮部韓複榘為第三路總指揮，由豫南下，見《第一幕悲劇》文，然馮氏早有不參加黨内戰争之決定，何忽有此？個中實情，未明真相，不敢妄下論斷。
）四集團軍是第一個被“削”之“藩”。
長江上遊之争甫結束，而中央與二集團直接接觸，争端又起，其觸發争端之尖點乃在山東問題。
十七、十八年之間，北方政局之全貌如下：韓複榘繼馮氏任河南主席，孫良誠任山東主席，宋哲元任陝西主席，劉郁芬任甘肅主席，孫連仲任青海主席（新置省治），門緻中任甯夏主席（新置省治），何其鞏任北平特别市市長（中央某人力謀此職不遂，乃多方挑撥，浸成禍根之一；閻以不得此地盤亦不滿）。
二集團軍各部分散于各省區，防線東西橫亘長數千裡。
表面上，二集團軍得有六省一市，“地盤”不可謂不遼闊。
然究其實則西北之甯、青、甘、陝，以及豫省皆貧瘠之區，收入短绌，無法養數十萬大軍及施行新政。
本來山東富庶之區，又有海岸交通之利，馮氏原亦樂有此省；先命石敬亭代理主席，後于十月間由孫良誠親到履任。
（未幾，孫與财政部長宋子文因小事誤會，大發脾氣，彼此斷絕公文來往。
國民政府斯時任命餘為山東鹽運使，馮氏亦勸餘就職。
雙方付以調解孫、宋任務，二人摩擦乃泯。
）是時，青島至濟南沿膠濟鐵路一帶仍在日軍占據下，省治暫設泰安，省政府所治不過卅餘縣（約全省三分之一），收入支绌（我曾以鹽稅支持）。
必俟中央與日軍交涉退兵成功後，全省始可收複。
至十八年（一九二九）三月，中央與日本交涉就緒。
（其間，餘屢代表孫良誠入京與外交部長王正廷磋商接收濟南事。
）同時，日方與我方約定于四月十六日退出濟南，由孫軍接收，日軍于五月初可完全離魯回日。
不料中央與四集團軍力争武漢之役，解決迅速。
中央既得完全勝利，忽于四月十五日電令孫良誠勿進入濟南，同時與日本商定改期接收。
四月廿二日，中央複電令孫準備接收濟南省城，但同時另派他軍接收魯東青島沿海一帶。
方振武一軍亦奉令準備入魯。
其他魯省他地之雜牌隊伍又準備發難與孫軍為難，且孫良誠本軍某師亦露出不穩迹象。
當時，孫軍隻有四萬人，而其可能為敵之各軍不下六萬。
如其不遵命令，妄事抵抗，爆發戰事，無異使二集團軍全軍與中央開戰。
但馮氏并未有在魯作戰之準備，且全軍防線太長，首尾難顧，容易中斷，駐魯之兵力既苦感不足，而中央則已有大兵北上，集中點在魯，且尚可續派。
鹿鐘麟在南京，密令孫良誠多派偵探以偵察中央軍行動，可見雙方疑忌之深。
況模棱兩可之三集團軍閻錫山在後方河北、山西牽制着；苟其服從中央，則二集團軍将處南北夾攻中部截斷之極不利的形勢中。
不特此也，其時日軍在魯猶未撤退，大可借口與中央協議而不移交防地與孫良誠。
于是，在軍事、政治、外交三方面，均大不利于二集團軍；無論如何，馮氏将無法可得山東全省。
結果：馮氏于四月下旬以萬急密電與孫良誠，告以本軍被拆散及包圍，陷于絕大危機中；全體面臨生死關頭，當以團體之生存為重，個人之地位為輕，務立即撤退全軍離魯。
孫是馮氏愛将之尤而最忠于馮氏之一人，即于廿五日通電辭魯主席，職務交由省政府委員呂秀文（亦二集團軍将領，但所部非屬嫡系）署理，由呂所統率之少數民兵警衛地方。
次日，孫軍全部由兖州退入豫、陝。
同時，在南京之鹿鐘麟、唐悅良（外交次長）第二集團軍要員，亦匆匆離京。
（當時，餘為中央命官，于事前一無所知，留在泰安，莫名其妙，當即北上北平，調查真相。
比知馮氏與中央公開決裂，自維位微言輕，且已無職責，不能為力斡旋，乃辭去鹽運使之職。
）未幾，方振武奉中央命率部接收濟南，山東全省複歸中央治下。
斯時，不獨山東的孫良誠部，連河南的韓複榘、石友三、馬鴻逵、龐炳勳等部亦一律奉命撤退至潼關以西。
沿途且将洛陽以東之隴海路軌破壞，以防阻中央軍之進攻。
大部魯、豫軍隊陸續退至豫西且深入陝西。
馮氏本人則駐節潼關以西之華陰。
這是消極的反抗中央之表示，但初時中央以及全國都不知其作用為何。
五月間，戰事迄未發生，隻用電報交換異見而已。
據馮氏所指摘者，為國民黨第三屆代表大會所選出之中央委員之不公，與分發軍饷之不平。
中央方面亦數電馮氏及二集團軍将領，并要馮氏再入京共商大計。
他當然不去。
二集團軍将領二十八人則聯名緻電中央請蔣主席下野，催馮氏揮兵進攻。
同月十五日，馮氏成立“護黨救國軍西北路軍總司令部”。
廿日，通電北平各國公使館，請各國中立，宣言保護外人生命财産，并請勿借款與南京政府。
這是内戰之正式爆發。
越數日，中央執委會罷免馮氏本兼各職，且發兵進攻。
（參考薛著頁二五二&mdash二六〇） 是時，北方三集團軍之閻錫山毫無表示。
粵方之陳濟棠則效順中央。
（當時，陳銘樞因在香港大酒店遇火災，跳樓傷足，不能治軍。
）惟前由武漢敗回廣西之四集團軍李宗仁，重整殘部，躍躍欲試。
中央派四集團軍叛将會同粵陳攻桂。
李等乃于五月五日，打出“護黨救國軍總司令”旗号，出兵圖粵。
但中央早已定計，令粵軍對抗。
大戰結果：李軍不敵，敗退回桂。
于是，馮氏在陝孤立無援。
（上見黃旭初：《廣西集團勢力遭到傾覆厄運》篇，載同上。
） 今續述二集團軍方面之軍事發展。
原來當時馮氏與其總參謀長劉骥等所定是役之大軍略，是盡撤魯西、豫東之兵，集中于陝西，以全力壓迫閻錫山，使其合作；苟閻一緻行動則四集團軍與二集團軍雙方亦将聯合而成一強大陣線，莫之能禦。
這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之妙計。
（以上是事後餘由馮氏之高級幹部所探得的。
） 初時，馮氏确無反黨叛國、興師開戰，以打誰倒誰之意，隻是不滿于功高賞薄，編遣不公，心懷怨望，氣憤不平，猶且懷疑中央對己軍不利，故行此策，造成聯合三個集團軍，一緻行動，以威脅中央，使改變政策，俾得保存多些實力，以實行其救國救民的大志願而已。
這可說是“兵谏”。
斯時，閻之處境既尴尬而又危險，中央方面亦因鞭長莫及，用兵為難，幾乎要軟化了。
然而天下事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尤其軍事發展，分子複雜，因果綜錯，變化莫測。
在這僵局之下，忽然霹靂一聲，馮氏遭受有生以來最大的打擊，緻使其一生革命事業幾為之全部摧毀，而自己陷于身敗名裂的悲慘收場&mdash&mdash這就是韓複榘、石友三等之叛變。
馮軍初次分裂 初，韓複榘既遵令率全部自開封撤至豫西陝州，即孑身赴華陰谒馮氏，猶未了解此次軍事大行動之作用，但感到全軍盡退入陝、甘貧瘠之地，給養不足，奚能生存？況且全軍将士剛由西北饑寒貧困之環境下打出中原，心理上無人願意再退入那苦地死守着。
如為政治新環境所迫，則人人皆甘願拼命再幹，上前打出生路，有進無退，死裡求生。
從前迫不得已而在西北挨盡諸般苦，如今斷不能再試了。
于是，他即以進攻之計獻出，拍起胸膛，包打下武漢，請纓自将十萬兵沿平漢鐵路南下，并願立軍令狀：如不成功，則受死刑；另主張以孫良誠将十萬人，沿津浦鐵路直攻浦口、南京；複以石友三統十萬精銳之師分駐鄭州至徐州隴海鐵路一帶，為孫、韓東西兩路之總預備隊；最後則留宋哲元、劉郁芬之後方大軍在豫、陝，嚴行監視閻錫山；如此，必獲全部勝利。
馮聞而睜目咋舌，以為冒險性太大，他自有成竹在胸，仍堅持不戰而屈人之奇計，不從之，猶且疾言厲色，嚴令其顧念團體，服從命令。
韓不服氣，反問：“前者由蘇俄回五原之時，經南口新敗之餘，綏遠、甘肅隻剩下殘部數萬人，而且裝備不全，軍實不足，何以當時肯冒險死拚，勇猛前進，卒成大功？而今則擁兵數十萬，十倍于昔，槍炮軍械，均全國無匹，何以卻不進攻而退守？”馮答：“從前我是個窮光蛋，隻剩些少本錢，故不得不孤注一擲以博大利；如今我已赢了許多本錢，不能不慎重将事，穩健進行，豈能再作傾囊的賭博？隻有實行計策萬全、萬分穩健之軍略而已。
”韓無話可說。
甚至欲駐兵平漢路鄭州以西，由洛陽至南陽一帶而不再入陝西也不許，乃知不能挽回成命，怅然返陝州。
（以上所述系數年後，餘過濟南訪韓時，叙及舊事，他親口對我斤斤申說的，并毫不自諱地承認當年的行動，殊非受了南京方面運動而背叛馮氏，隻因為環境所迫，無路可走，為自求生路計，不得不歸順中央而已。
）是役也，馮氏本不要打中央，而韓卻要打中央，但因馮氏始終不肯打中央，韓反對不成而叛馮轉投歸中央。
假使當時馮氏肯将他的策略與韓商量或告以機密，韓一了解，自然服從而不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