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兄弟阋于牆，外禦其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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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取鄭州、南陽。
一俟兩城攻下，閻、馮二人即聯袂至北平，組織新政府。
同時，豫、魯、鄂、湘、贛、蘇、皖、粵、桂、蜀、甯、奉各處早有協議之軍政領袖即行響應。
（按：另據餘當時采訪原稿：連月各方使者分别北來與閻、馮接洽者有何鍵代表黃一歐，魯滌平代表易某，張發奎代表李某等。
奉方張學良亦派秘書長王樹常到晉，表示願一緻加入。
閻乃勸馮氏派前河南省政府代主席鄧哲熙往沈陽報聘。
旋得鄧來電，謂張極力贊成三人一緻聯合，并建議聯名通電請蔣公下野。
） 殊不知閻真是一條“兩頭蛇”，擺下這條計策，使馮氏懵懵然上了他的圈套，而自己則實收漁人之利。
他一方面暗中接受中央任命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他方面又教唆煽動馮氏興兵，給予接濟，假其手以打擊中央。
同時，他卻以“國民軍”之軍事機密時向中央報告，以故“國民軍”在豫作戰為難，終歸失敗。
以上所述，正是此次馮氏再舉之真實原因及經過也。
是役再敗後，馮乃知悉内幕，憤恨至極，但又無法向全國全世界申訴。
時，餘仍居北平，馮氏乃輾轉托我設法将此役經過詳情公布于世。
餘以未明真相，無法可施，計惟有假外人調查及報道。
于是邀約英美記者如英人田伯烈（Timperley）、倫敦《泰晤士報》代表麥登納（MacDonald）及其他數人，由我親自陪住山西河邊村（閻遷馮于此）采訪新聞。
行時并有美國公使館軍事參贊丹尼少校（MajorDenny）加入。
至則馮氏親自招待，将是役發動經過，原原本本，對衆縷述，由我與馮氏之秘書陳國梁二人分任兩方翻譯。
回北平後，各記者将當時速記稿寫成專欄報道長篇，在北平、天津英文報及拍電往英、美各報發表。
其秘密乃暴露于天下，此十八年（一九二九）暮冬事也。
閻知内幕戳穿，其煽動計劃已盡披露，大大不怿，顧人證俱在，又不容否認，隻有緘默忍受，同時加緊約束馮氏在河邊村之活動，如取消其自由收發無線電報之權利是，然亦不敢為難過甚，蓋馮氏仍大有餘力，足以供其利用于将來，故仍如前之挾以自重，加緊對付中央也。
至于是役失敗之原因，則不在軍事戰敗，而卻在内部不和，再次分裂。
此亦有類于前役之變者。
當戰事展開時，中央軍緊守隴海路前線而取攻勢，但另派徐源泉（原屬魯直軍，北伐時戰敗投降者）等軍在左翼猛攻洛陽東南之禹州、登封等縣。
在北伐時期則要馮軍去打他，如今卻要他去打馮軍，軍事、政治變幻離奇至此，真莫測高深矣。
時，宋哲元任“國民軍”總司令，坐鎮洛陽，指揮戰事，而南路前線則由孫良誠在登封力戰。
據說，前在西北軍任參謀長之曹浩森，是時已在中央軍任參謀，盡将馮軍之強點及弱點，一一暴露，而開列具體辦法，避強攻弱，故中央軍于是役頗占上風。
例如：馮軍之特效戰術是于夜間“摸營”，兵士右手執大刀，左手提短槍，偷劫敵營，當者披靡，但是役由曹獻計，中央軍紮營處，于夜間遍樹火把，徹夜遍地光明，大刀隊一前進則被射死，無所施其技了。
孫良誠在登封前線，遭遇強敵，作戰吃力，不易取勝，但仍相持不下。
不料宋哲元在全軍資望尚淺，非主帥才，措置失宜，故爾偾事。
在劇戰中，他忽對孫良誠大起疑心，誤信其叛變，深恐洛陽不穩，急遽西退，而孫在前方驟失去後方總部的聯絡及接濟，莫明其故，亦不得不引退，以免孤軍陷敵。
因此，前方後方之“國民軍”一律盡退，複入潼關。
而中央則由于亟須趕急應付南方汪兆銘所領導之“改組派”，亦不事窮追，任其入陝。
于是，這場大戰，過了無幾時，突然間又在出人意料的神秘氣氛中結束了。
一說謂宋哲元當日實誤中了反間之計，一時失察，倉卒急退，遂影響全局雲，此亦大有可能者。
（以上系餘于事後得聞諸馮軍幹部者，其中經過，或較為複雜，但可信是失敗的主因。
） 關于此役，尚有些少餘波足述者。
十九年（一九三〇）一月餘以丁父憂由北平奔喪回粵。
馮氏在晉聞訃，特派員到平緻函吊唁，并再托餘南經滬、甯時，将是役之真實原因（如上文所述），仍以前任中央特派“政治工作委員”資格，向中央盡情報告，使真相得明。
（其實，我在馮軍之工作早已完成，去職已久。
此次因受所托，故作友誼的義務的幫忙。
）餘南下時，分谒孫科、孔祥熙等中央大員。
他們都非常關心北方情形，無一不先行開口叩問是役經過之實況。
餘遂很自然地乘勢将一切所知奉告，衆乃恍然，無不痛恨閻煽動内戰，“借刀殺人”之陰謀，轉而憐惜馮氏之天真愚憨，緻上大當。
這一報告當然輾轉傳播于中央當局。
其後，在另一場合閻與中央公開決裂時，中央明令通緝之，所宣布之罪狀有謂北方内戰皆由其蓄意醞釀、幕後煽動，實為罪之魁雲。
“擴大會議” “國民軍”既失敗，“改組派”在粵亦一事無成。
中央因此得傾全力以收拾北方癱瘓之局。
于是閻氏首當其沖。
彼其取巧奸詐之術既窮，騎牆“放虎”之舉亦不容再演，乃返而作政治運動，極力拉攏國民黨各派各系，謀大團結以與中央對抗，務成旗鼓相當的新局面。
一時，河北、山西道上，太原、晉祠之間，冠蓋雲集，各方使者絡繹不絕。
凡曆年以來，全國全黨之不滿于中央者，非親自命駕北上，則紛紛派代表來與閻氏接洽。
如“改組派”之汪兆銘、陳公博，與“西山會議派”之鄒魯，及其他失意分子等均是當時寓晉之上賓也。
當時南方之廣東仍擁護中央，惟敗退廣西之四集團軍李宗仁等亦遙為響應，派代表北上參加。
閻居然成為全國軍政主動的中心人物&mdash&mdash“盟主”，執反動派之牛耳，而馮氏則退居被動的配角而已。
然其潛力具在，陝、甘仍有殊不可侮之重兵，故各方亦如常看重之。
閻與其雖仍不無芥蒂于心，至三月間，宋哲元、孫良誠痛恨被閻出賣，至欲揮戈渡河攻晉，不過事過情遷，此刻同仇敵忾，患難與共，甘願合作奮鬥以圖共存。
此則各派、各系、各軍大有聯合共進之趨勢也。
馮所念念不忘，比之生命還重要的，端在保存及整理尚在陝、甘的舊部。
在馮軍方面，自退兵後，宋哲元、孫良誠等，雖彼此諒解前此之誤會，盡釋前嫌，再事團結，共赴患難，然全軍竟如群龍無首，領導乏人。
其時，老幹部之“五虎上将”，張之江與李鳴鐘已退役，鹿鐘麟蟄居天津，惟宋哲元、劉郁芬二氏尚在軍中；但資望才幹不足以掌帥印。
他如蔣鴻遇早已物故，劉骥殊非統帥之才，以下孫良誠、孫連仲、劉汝明、佟麟閣等分屬後輩，更無統帥資格了。
馮決以鹿代統全軍。
鹿奉密令後，乃假裝勤務兵，随同某要人秘密乘火車由天津至大同，複轉乘汽車往谒馮氏。
俟某人下車後，馮氏面授機宜畢，即不動聲息，乘原車南開，過河直抵潼關。
至則實行主持全軍，着實整理。
宋、劉等拱手相讓，惟命是聽。
不移時，原日“國民軍”之雄姿威勢，再次恢複，士氣提高，靜待後命矣。
在晉方，軍事政治運動既醞釀成熟，閻乃于十九年（一九三〇）二月十日，發出通電，反對武力統一全國之政策而請蔣主席下野。
随而中央與晉方屢屢互發函電作文字之戰。
閻竟公開指摘中央之種種不是，願與蔣公同時引退。
二月廿一日，汪兆銘（上年十二月已被中央黨部開除黨籍），亦出名通電，攻擊中央。
廿八日，閻迎蟄居建安村之馮氏入太原。
三月，閻先取行動，接收山西、北平各中央機關，繳中央各軍軍械，封閉黨報。
三月十五日，晉軍與馮軍各将領聯合通電，請閻、馮領導全國攻擊南京國民政府。
擁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副之。
孫良誠、吉鴻昌等随即揮軍東出，直指開封。
四月一日，閻、馮、李就聯軍總司令職，惟張學良無表示。
晉軍開入山東，馮軍則仍在河南，雙管齊下，分路作戰。
五日，中央下令讨伐，紛紛調兵應付，但前線初仍取守勢，其後乃交戰。
于是所謂“中原大戰”&mdash&mdash民國以來最大的慘劇爆發。
其時，北方的軍事組織及計劃以李宗仁為“第一方面軍總司令”，由桂攻湘、鄂；馮氏為“第二方面軍總司令”，由陝攻豫；閻自兼“第三方面軍總司令”，指揮河北軍事，揮兵攻魯；石友三（前曾一度與唐生智反中央，失敗後北退）為“第四方面軍總司令”，由豫攻魯。
廣西李宗仁、黃紹竑等聯同留桂之粵軍張發奎部，傾全省之兵，由李親自統率，冒險北上，與北方閻、馮等相呼應，并自求生路。
計劃：經湘入鄂，與馮軍會師中原。
倘此南北軍事計劃得實現，則中央危矣。
讵料李軍北進，前鋒已過嶽州入鄂境，而粵方忽以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锴兩師北上占領湘南衡陽，切斷李軍後方之聯絡補充線。
李宗仁不得不撤退南歸以應付危局。
于是閻、馮等會師中原計劃失敗，影響“中原大戰”全局之勝負不少。
（以上參考黃旭初《李宗仁出任反蔣第一方面軍》篇，載同前。
） “中原大戰” 延至七月中，“擴大會議”在北平開會。
八月下旬，各派共同組織“國民政府”，擁閻為主席，馮、汪、鄒、陳等為委員。
十九年（一九三〇）九月九日上午九時，閻就主席職。
時則馮氏赴豫親自指揮戰事矣。
主席登壇後，忽有南京飛機翺翔空際，向清故宮三海投下炸彈，有一枚正中“中海”之“懷仁堂”前湖中，立即震醒“閻主席”的好夢。
未幾，他即急急離平回晉。
（說者謂閻就職時日不吉，四九三十六着，非走不可，此當時流行的幽默，姑并錄于此，以博一粲。
） 七、八月間，魯、豫兩戰場均有劇戰。
三方各集中精銳作殊死戰，故傷亡甚多。
至八月初，晉軍一敗塗地，山東盡失，不堪再戰。
中央軍于是得傾陸軍、空軍全力集中豫省以對付馮軍。
其總攻鄭州者為陳銘樞之第四軍，最為得力。
時，中央軍蔣總司令之總部設在開封東蘭封車站。
離站不遠為飛機場，航空司令為張惠長。
一夜，飛機場突受馮軍騎兵千人襲擊，蓋以中央飛機每投擲炸彈，驚散
一俟兩城攻下，閻、馮二人即聯袂至北平，組織新政府。
同時，豫、魯、鄂、湘、贛、蘇、皖、粵、桂、蜀、甯、奉各處早有協議之軍政領袖即行響應。
（按：另據餘當時采訪原稿：連月各方使者分别北來與閻、馮接洽者有何鍵代表黃一歐，魯滌平代表易某，張發奎代表李某等。
奉方張學良亦派秘書長王樹常到晉，表示願一緻加入。
閻乃勸馮氏派前河南省政府代主席鄧哲熙往沈陽報聘。
旋得鄧來電，謂張極力贊成三人一緻聯合，并建議聯名通電請蔣公下野。
） 殊不知閻真是一條“兩頭蛇”，擺下這條計策，使馮氏懵懵然上了他的圈套，而自己則實收漁人之利。
他一方面暗中接受中央任命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他方面又教唆煽動馮氏興兵，給予接濟，假其手以打擊中央。
同時，他卻以“國民軍”之軍事機密時向中央報告，以故“國民軍”在豫作戰為難，終歸失敗。
以上所述，正是此次馮氏再舉之真實原因及經過也。
是役再敗後，馮乃知悉内幕，憤恨至極，但又無法向全國全世界申訴。
時，餘仍居北平，馮氏乃輾轉托我設法将此役經過詳情公布于世。
餘以未明真相，無法可施，計惟有假外人調查及報道。
于是邀約英美記者如英人田伯烈（Timperley）、倫敦《泰晤士報》代表麥登納（MacDonald）及其他數人，由我親自陪住山西河邊村（閻遷馮于此）采訪新聞。
行時并有美國公使館軍事參贊丹尼少校（MajorDenny）加入。
至則馮氏親自招待，将是役發動經過，原原本本，對衆縷述，由我與馮氏之秘書陳國梁二人分任兩方翻譯。
回北平後，各記者将當時速記稿寫成專欄報道長篇，在北平、天津英文報及拍電往英、美各報發表。
其秘密乃暴露于天下，此十八年（一九二九）暮冬事也。
閻知内幕戳穿，其煽動計劃已盡披露，大大不怿，顧人證俱在，又不容否認，隻有緘默忍受，同時加緊約束馮氏在河邊村之活動，如取消其自由收發無線電報之權利是，然亦不敢為難過甚，蓋馮氏仍大有餘力，足以供其利用于将來，故仍如前之挾以自重，加緊對付中央也。
至于是役失敗之原因，則不在軍事戰敗，而卻在内部不和，再次分裂。
此亦有類于前役之變者。
當戰事展開時，中央軍緊守隴海路前線而取攻勢，但另派徐源泉（原屬魯直軍，北伐時戰敗投降者）等軍在左翼猛攻洛陽東南之禹州、登封等縣。
在北伐時期則要馮軍去打他，如今卻要他去打馮軍，軍事、政治變幻離奇至此，真莫測高深矣。
時，宋哲元任“國民軍”總司令，坐鎮洛陽，指揮戰事，而南路前線則由孫良誠在登封力戰。
據說，前在西北軍任參謀長之曹浩森，是時已在中央軍任參謀，盡将馮軍之強點及弱點，一一暴露，而開列具體辦法，避強攻弱，故中央軍于是役頗占上風。
例如：馮軍之特效戰術是于夜間“摸營”，兵士右手執大刀，左手提短槍，偷劫敵營，當者披靡，但是役由曹獻計，中央軍紮營處，于夜間遍樹火把，徹夜遍地光明，大刀隊一前進則被射死，無所施其技了。
孫良誠在登封前線，遭遇強敵，作戰吃力，不易取勝，但仍相持不下。
不料宋哲元在全軍資望尚淺，非主帥才，措置失宜，故爾偾事。
在劇戰中，他忽對孫良誠大起疑心，誤信其叛變，深恐洛陽不穩，急遽西退，而孫在前方驟失去後方總部的聯絡及接濟，莫明其故，亦不得不引退，以免孤軍陷敵。
因此，前方後方之“國民軍”一律盡退，複入潼關。
而中央則由于亟須趕急應付南方汪兆銘所領導之“改組派”，亦不事窮追，任其入陝。
于是，這場大戰，過了無幾時，突然間又在出人意料的神秘氣氛中結束了。
一說謂宋哲元當日實誤中了反間之計，一時失察，倉卒急退，遂影響全局雲，此亦大有可能者。
（以上系餘于事後得聞諸馮軍幹部者，其中經過，或較為複雜，但可信是失敗的主因。
） 關于此役，尚有些少餘波足述者。
十九年（一九三〇）一月餘以丁父憂由北平奔喪回粵。
馮氏在晉聞訃，特派員到平緻函吊唁，并再托餘南經滬、甯時，将是役之真實原因（如上文所述），仍以前任中央特派“政治工作委員”資格，向中央盡情報告，使真相得明。
（其實，我在馮軍之工作早已完成，去職已久。
此次因受所托，故作友誼的義務的幫忙。
）餘南下時，分谒孫科、孔祥熙等中央大員。
他們都非常關心北方情形，無一不先行開口叩問是役經過之實況。
餘遂很自然地乘勢将一切所知奉告，衆乃恍然，無不痛恨閻煽動内戰，“借刀殺人”之陰謀，轉而憐惜馮氏之天真愚憨，緻上大當。
這一報告當然輾轉傳播于中央當局。
其後，在另一場合閻與中央公開決裂時，中央明令通緝之，所宣布之罪狀有謂北方内戰皆由其蓄意醞釀、幕後煽動，實為罪之魁雲。
“擴大會議” “國民軍”既失敗，“改組派”在粵亦一事無成。
中央因此得傾全力以收拾北方癱瘓之局。
于是閻氏首當其沖。
彼其取巧奸詐之術既窮，騎牆“放虎”之舉亦不容再演，乃返而作政治運動，極力拉攏國民黨各派各系，謀大團結以與中央對抗，務成旗鼓相當的新局面。
一時，河北、山西道上，太原、晉祠之間，冠蓋雲集，各方使者絡繹不絕。
凡曆年以來，全國全黨之不滿于中央者，非親自命駕北上，則紛紛派代表來與閻氏接洽。
如“改組派”之汪兆銘、陳公博，與“西山會議派”之鄒魯，及其他失意分子等均是當時寓晉之上賓也。
當時南方之廣東仍擁護中央，惟敗退廣西之四集團軍李宗仁等亦遙為響應，派代表北上參加。
閻居然成為全國軍政主動的中心人物&mdash&mdash“盟主”，執反動派之牛耳，而馮氏則退居被動的配角而已。
然其潛力具在，陝、甘仍有殊不可侮之重兵，故各方亦如常看重之。
閻與其雖仍不無芥蒂于心，至三月間，宋哲元、孫良誠痛恨被閻出賣，至欲揮戈渡河攻晉，不過事過情遷，此刻同仇敵忾，患難與共，甘願合作奮鬥以圖共存。
此則各派、各系、各軍大有聯合共進之趨勢也。
馮所念念不忘，比之生命還重要的，端在保存及整理尚在陝、甘的舊部。
在馮軍方面，自退兵後，宋哲元、孫良誠等，雖彼此諒解前此之誤會，盡釋前嫌，再事團結，共赴患難，然全軍竟如群龍無首，領導乏人。
其時，老幹部之“五虎上将”，張之江與李鳴鐘已退役，鹿鐘麟蟄居天津，惟宋哲元、劉郁芬二氏尚在軍中；但資望才幹不足以掌帥印。
他如蔣鴻遇早已物故，劉骥殊非統帥之才，以下孫良誠、孫連仲、劉汝明、佟麟閣等分屬後輩，更無統帥資格了。
馮決以鹿代統全軍。
鹿奉密令後，乃假裝勤務兵，随同某要人秘密乘火車由天津至大同，複轉乘汽車往谒馮氏。
俟某人下車後，馮氏面授機宜畢，即不動聲息，乘原車南開，過河直抵潼關。
至則實行主持全軍，着實整理。
宋、劉等拱手相讓，惟命是聽。
不移時，原日“國民軍”之雄姿威勢，再次恢複，士氣提高，靜待後命矣。
在晉方，軍事政治運動既醞釀成熟，閻乃于十九年（一九三〇）二月十日，發出通電，反對武力統一全國之政策而請蔣主席下野。
随而中央與晉方屢屢互發函電作文字之戰。
閻竟公開指摘中央之種種不是，願與蔣公同時引退。
二月廿一日，汪兆銘（上年十二月已被中央黨部開除黨籍），亦出名通電，攻擊中央。
廿八日，閻迎蟄居建安村之馮氏入太原。
三月，閻先取行動，接收山西、北平各中央機關，繳中央各軍軍械，封閉黨報。
三月十五日，晉軍與馮軍各将領聯合通電，請閻、馮領導全國攻擊南京國民政府。
擁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副之。
孫良誠、吉鴻昌等随即揮軍東出，直指開封。
四月一日，閻、馮、李就聯軍總司令職，惟張學良無表示。
晉軍開入山東，馮軍則仍在河南，雙管齊下，分路作戰。
五日，中央下令讨伐，紛紛調兵應付，但前線初仍取守勢，其後乃交戰。
于是所謂“中原大戰”&mdash&mdash民國以來最大的慘劇爆發。
其時，北方的軍事組織及計劃以李宗仁為“第一方面軍總司令”，由桂攻湘、鄂；馮氏為“第二方面軍總司令”，由陝攻豫；閻自兼“第三方面軍總司令”，指揮河北軍事，揮兵攻魯；石友三（前曾一度與唐生智反中央，失敗後北退）為“第四方面軍總司令”，由豫攻魯。
廣西李宗仁、黃紹竑等聯同留桂之粵軍張發奎部，傾全省之兵，由李親自統率，冒險北上，與北方閻、馮等相呼應，并自求生路。
計劃：經湘入鄂，與馮軍會師中原。
倘此南北軍事計劃得實現，則中央危矣。
讵料李軍北進，前鋒已過嶽州入鄂境，而粵方忽以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锴兩師北上占領湘南衡陽，切斷李軍後方之聯絡補充線。
李宗仁不得不撤退南歸以應付危局。
于是閻、馮等會師中原計劃失敗，影響“中原大戰”全局之勝負不少。
（以上參考黃旭初《李宗仁出任反蔣第一方面軍》篇，載同前。
） “中原大戰” 延至七月中，“擴大會議”在北平開會。
八月下旬，各派共同組織“國民政府”，擁閻為主席，馮、汪、鄒、陳等為委員。
十九年（一九三〇）九月九日上午九時，閻就主席職。
時則馮氏赴豫親自指揮戰事矣。
主席登壇後，忽有南京飛機翺翔空際，向清故宮三海投下炸彈，有一枚正中“中海”之“懷仁堂”前湖中，立即震醒“閻主席”的好夢。
未幾，他即急急離平回晉。
（說者謂閻就職時日不吉，四九三十六着，非走不可，此當時流行的幽默，姑并錄于此，以博一粲。
） 七、八月間，魯、豫兩戰場均有劇戰。
三方各集中精銳作殊死戰，故傷亡甚多。
至八月初，晉軍一敗塗地，山東盡失，不堪再戰。
中央軍于是得傾陸軍、空軍全力集中豫省以對付馮軍。
其總攻鄭州者為陳銘樞之第四軍，最為得力。
時，中央軍蔣總司令之總部設在開封東蘭封車站。
離站不遠為飛機場，航空司令為張惠長。
一夜，飛機場突受馮軍騎兵千人襲擊，蓋以中央飛機每投擲炸彈，驚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