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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關系述略》和曾志陵的《中東路交涉史》即是如此。
陳複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關系》一書對中俄關系有較深刻的認識，它還使用了俄文材料。
最好的一本書是趙中孚的出色的研究著作《清季中俄東三省界務交涉》。
關于包括蒙古和新疆邊界在内的整個中俄領土問題，研究最全面的是程發轫的《中俄國界圖考》（1970年增訂版）。
此書由于為清帝國提出過分要求，對清朝的藩屬的涵義作了誤解，從而損害了它自己的論據。
此書和第20頁相對的那張地圖頗引人注目，它把浩罕、布哈拉、阿富汗、尼泊爾、不丹和緬甸都劃入清朝版圖。
雖然如此，但此書資料豐富，如果審慎地使用，還是有所幫助的。
在《中俄交界詳圖》一書中可以看到極其出色但尚欠細緻的地圖。
上述趙中孚、克拉布、奎斯特德、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以及徐中約的《伊犁危機》中，都附有不同文字的參考書目，包括一些日文著作。
主要的原始文獻彙集有《清代籌辦夷務始末》、《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和《四國新檔》（第三卷）。
第八章 清朝的亞洲腹地（已見上文，茲不贅） 第九章 清代的中興 研究清朝中興，在書目和概念方面仍然要以芮瑪麗的《同治中興》一書作為起點。
至少對同治時期（1862&mdash1874年）來說，芮瑪麗不僅僅鑽研了《大清曆朝實錄》，而且還鑽研了許多呈給皇帝的奏折彙編，更不用說許許多多次要的中文著作了。
但是清代文獻性質是如此蕪雜，數量是如此龐大，以緻一部描述有清一代的全面著作不可避免地會遺漏某些資料。
此書較為重要的遺漏是現已發表的曾國藩和胡林翼之間的機密通信；另一些重要遺漏是已公布的地方大員的&ldquo批牍&rdquo部分，包括像曾國藩、胡林翼等督撫對地方官（府縣官員和地方統領）的呈文的&ldquo批答&rdquo。
根據留存的江蘇巡撫1868&mdash1870年文件中内容廣泛的&ldquo批牍&rdquo，奧斯科在1975年後期完成了《丁日昌在同治中興時期的江蘇》這篇優秀的耶魯大學博士論文；此文研究了芮瑪麗所研究的一個課題，即衙門胥吏的行為方式未起變化，他們仍在收稅和處理訴訟方面起重要作用。
自從《同治中興》發表以來，北京史學家公布了他們的文獻彙集，其中有些文件選自未轉移到台北的故宮檔案和軍機處檔案（雖然清代曆朝的大部分極珍貴的文獻現在在台北，但是同治時期的大批文件仍留在北京）。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已經系統出版它所保管的總理衙門檔案。
許多官員和學者的集子目前已在台灣重印，迄今尚不易得到的許多地方志也在台灣印行。
雖然芮瑪麗未見過的資料中隻有一部分現在得到了研究，但所做的新探讨已足以引起争論和提出對這一時期的新觀點。
邁克爾在他給斯佩克脫的《李鴻章和淮軍》一書所作的導言中論證說：&ldquo沒有什麼真正的&lsquo同治中興&rsquo，因為地方政權一旦建立，就得繼續下去。
&rdquo但是芮瑪麗在評論斯佩克脫的這本書時（載《亞洲研究雜志》1966年2月号）指出：斯佩克脫先生本人好像在書中半途改變了他的看法，他在書中第171頁上聲稱，地方利益和帝國有利益之間的沖突&ldquo在李鴻章身上（更不要說曾國藩）也許部分地被弄得模糊不清了，因為在他行使的中央職能和地方職能之間不可能劃出一條清楚的界限&rdquo。
此後的論著有李國祁（論劉坤一在江西）、阿謝德（論1875年之後的幾任四川總督）和貝斯（論1884&mdash1889年期間張之洞在廣東）等人的文章，已經證實了芮瑪麗有關中央繼續擁有大權的論點。
晚清督撫們的所作所為與清初的&ldquo三藩&rdquo很不一樣。
皇帝在19世紀後期任免官吏的權力，像鴉片戰争前的年代一樣，事實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魏秀梅的統計學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3年）表明，整個光緒年間98.6%的巡撫和82.4%的總督在一省供職均不超過六年。
論述督撫以下人事政策問題的專著有兩部，它們都強調同治時期官員們日益使用&ldquo幕友&rdquo的重要性，這就是弗爾索姆的《晚清時期的&ldquo幕府&rdquo制度》和波特的《曾國藩的私人官僚班子》。
弗爾索姆使用&ldquo幕府&rdquo一詞來概括全部朝廷許可的和半正式的辦事處局（像厘金局、制造局，甚至勇營），從而把&ldquo幕府&rdquo這個特定的詞變成了一個隐喻。
但是像斯佩克脫一樣，弗爾索姆也指出像曾國藩等高級官員和被他們引進半正式的政府處局的那些人之間的私人感情具有重要意義。
但波特的著作論證說，盡管有這種&ldquo儒家&rdquo式的關系，但湘軍及其許多所屬單位很重視專長，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走上了&ldquo專業化&rdquo的道路。
在曾國藩這位欽命統帥的推動下，内戰的危機迫使清廷進行了某種程度的行政合理化的改革，這個行動足以促使始于19世紀60年代的&ldquo自強運動&rdquo發展起來。
這兩部書使我們目前對曾國藩和李鴻章的認識大為增加，盡管像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和左宗棠這些人物的經曆仍然有待于充分地評價。
芮瑪麗關于清代中興的論點遇到了庫恩（《中華帝國後期的叛亂及敵人》）和波拉切克（《同治中興時期的蘇州》）的最強烈的挑戰。
庫恩的卓越的研究著作，不僅闡明了規模甚小的地方防衛力量在與太平軍戰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指出了在1864年後地方名流在縣以下的地方可能加強了治安和财政管理等方面的權力。
這個重要假設必然會促進學者去探讨光緒時期的浩瀚的史料，以研究各省的帝國新型軍隊在面臨動亂時的部署和官員們試圖恢複&ldquo團練&rdquo的經驗，例如在1891年長江流域普遍發生反基督教騷亂時期的這類情況就應該研究。
波拉切克甚至更加确信，清朝在19世紀60年代的勝利，隻是導緻紳士勢力超過官僚（包括基層官僚在内）。
此外，他對甚至戰後恢複時期實行的儒家經世之道的吏治也有懷疑。
他從一篇研究農村佃戶困境的優秀著作《租核》中得到了重要論據，此書是陶煦在1876年和1884年間寫成的；陶煦是江蘇的一個文人，他批評馮桂芬隻是半心半意地支持減租，雖然後者1863年在江蘇東部為減賦作了很大努力。
（《租核》一書首次發表于1895年，1927年由其子重印，後被鈴木智夫複印而成為他1967年的一篇文章的附錄）。
這份有價值的史料連同村松祐次所編的論述江南地主租棧業的一本論文集（1970年）一起，現在值得引起研究同治時期學者們的注意，也應引起研究儒家經世之道的所有學者的注意。
因為我們必須做出抉擇，要麼接受，要麼以某種形式修正波拉切克的這個論點：佃戶的人數在中國許多地區比勉強能自給的農村小土地所有主人數更多，從他們的立場來看，即使紳士和官吏中最想改革的人實際上也是虛僞而貪婪的，因為這些人并不關心衆多老百姓的疾苦。
第十章 自強運動：尋求西方的技術 要研究被稱之為&ldquo自強&rdquo（或稱之為&ldquo洋務&rdquo）運動的政策和方略，奏議和谕旨仍然是基本史料。
可是，雖然我們從八卷本的文獻彙編《洋務運動》（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能看到一些情況，但在為一些官員身後出版的文集中所收的半私人信件也能透露出更多的内情。
這部八卷本的彙編還有另外四類：（1）雜文，例如從薛福成或鄭觀應談改革問題的文章中抽出的章節；（2）雜記，例如在王韬的幾篇上海随筆中抽出的關于江南制造局的簡述；（3）傳記，像官僚買辦徐潤的自傳；（4）日記，如翁同龢（清帝的老師，在京畿追求權勢）的極其有價值的日記，它們對了解直到1898年年中為止的北京政治是不可缺少的。
總理衙門制定政策的問題，特别反映在兩位通商大臣和其他以督撫為一方同總理衙門為另一方的來往文件（附有下屬官員的文件）中。
這個問題現在可以利用九卷精裝本或者十七卷平裝本的《海防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進行研究。
這部資料集有時收有總署大臣們坦率直陳的半私人信件，可以用來和督撫們的私人信件（如李鴻章給丁日昌的信）相對照，進而推斷他們向清帝上疏時的動機。
《海防檔》中涉及實施各種不同革新計劃的材料，可以和中國及西方的個人或報刊上的記述合起來讀：例如，包耳格所著馬格裡的傳記中保存的馬氏的信件，或者在《北華捷報》或《申報》上發表的有關機器制造局和學校的報道，均可讀。
關于西方報刊的資料，可參看弗蘭克·金和克拉克合編的《1822&mdash1911年中國沿海報紙研究指南》。
關于赫德及其下屬海關稅務司的作用，可見費正清等編的《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
涉及中國外交關系的幾部分海關檔案，都已譯成中文并在中國大陸出版，書名為《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
北京的幾個曆史學家（如邵循正）為了研究&ldquo自強運動&rdquo，使用過這些檔案中的一些資料。
孫毓棠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895年》是一部很出色的綜合性資料，它把有關資料都收集在一起（其中包括他為此書所翻譯的西文材料），可惜它不大使用檔案材料和清代官員的通信。
因為我們在第十章僅僅闡述&ldquo自強運動&rdquo的一個方面，即主要為&ldquo軍事&rdquo目的而去尋求西方技術的方面。
所以下面提到的隻是有關這個縮小了的論題的重要著作。
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老一輩史學家主張&ldquo自強運動&rdquo是出于愛國主義，例如蔣廷黻關于&ldquo中國與歐洲的擴張&rdquo的主旨即是如此。
但甚至蔣博士和與他具有同樣思想的學者們對李鴻章也并不寬恕，認為他有所謂的貪污行為，特别是認為他對中日戰争的失敗負有責任。
牟安世的内容廣博的著作《洋務運動》則把&ldquo洋務運動&rdquo放入了毛主義的史學框框，認為它是&ldquo封建官僚&rdquo向西方帝國主義屈膝投降。
在19世紀60年代建立兵工廠和造船廠被看作是旨在鎮壓國内起義，是盜竊國庫的手段。
此外，由于容許赫德幹預中國事務及助長經濟帝國主義（特别是西方軍火商的操縱）和文化帝國主義（包括教會的宣揚西方科學技術知識的出版物），像李鴻章這樣的人就被視為賣國賊了（北京史學家研究&ldquo洋務運動&rdquo的文章有33篇，書有10部，請看林要三1966年發表的一篇史學論文）。
K.H.金在《日本人對中國早期現代化的觀察》一書中指出，許多研究中國史的日本學者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就已經用馬克思主義&mdash毛澤東思想來論述這次運動了。
日本的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市古宙三在他1960年發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認為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在清朝衰亡時期是緻力于保護&ldquo紳士地方利益&rdquo的保守勢力。
盡管如此，市古還是相信李鴻章、左宗棠等人是關心公職的，雖然在他們的思想
陳複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關系》一書對中俄關系有較深刻的認識，它還使用了俄文材料。
最好的一本書是趙中孚的出色的研究著作《清季中俄東三省界務交涉》。
關于包括蒙古和新疆邊界在内的整個中俄領土問題，研究最全面的是程發轫的《中俄國界圖考》（1970年增訂版）。
此書由于為清帝國提出過分要求，對清朝的藩屬的涵義作了誤解，從而損害了它自己的論據。
此書和第20頁相對的那張地圖頗引人注目，它把浩罕、布哈拉、阿富汗、尼泊爾、不丹和緬甸都劃入清朝版圖。
雖然如此，但此書資料豐富，如果審慎地使用，還是有所幫助的。
在《中俄交界詳圖》一書中可以看到極其出色但尚欠細緻的地圖。
上述趙中孚、克拉布、奎斯特德、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以及徐中約的《伊犁危機》中，都附有不同文字的參考書目，包括一些日文著作。
主要的原始文獻彙集有《清代籌辦夷務始末》、《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和《四國新檔》（第三卷）。
第八章 清朝的亞洲腹地（已見上文，茲不贅） 第九章 清代的中興 研究清朝中興，在書目和概念方面仍然要以芮瑪麗的《同治中興》一書作為起點。
至少對同治時期（1862&mdash1874年）來說，芮瑪麗不僅僅鑽研了《大清曆朝實錄》，而且還鑽研了許多呈給皇帝的奏折彙編，更不用說許許多多次要的中文著作了。
但是清代文獻性質是如此蕪雜，數量是如此龐大，以緻一部描述有清一代的全面著作不可避免地會遺漏某些資料。
此書較為重要的遺漏是現已發表的曾國藩和胡林翼之間的機密通信；另一些重要遺漏是已公布的地方大員的&ldquo批牍&rdquo部分，包括像曾國藩、胡林翼等督撫對地方官（府縣官員和地方統領）的呈文的&ldquo批答&rdquo。
根據留存的江蘇巡撫1868&mdash1870年文件中内容廣泛的&ldquo批牍&rdquo，奧斯科在1975年後期完成了《丁日昌在同治中興時期的江蘇》這篇優秀的耶魯大學博士論文；此文研究了芮瑪麗所研究的一個課題，即衙門胥吏的行為方式未起變化，他們仍在收稅和處理訴訟方面起重要作用。
自從《同治中興》發表以來，北京史學家公布了他們的文獻彙集，其中有些文件選自未轉移到台北的故宮檔案和軍機處檔案（雖然清代曆朝的大部分極珍貴的文獻現在在台北，但是同治時期的大批文件仍留在北京）。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已經系統出版它所保管的總理衙門檔案。
許多官員和學者的集子目前已在台灣重印，迄今尚不易得到的許多地方志也在台灣印行。
雖然芮瑪麗未見過的資料中隻有一部分現在得到了研究，但所做的新探讨已足以引起争論和提出對這一時期的新觀點。
邁克爾在他給斯佩克脫的《李鴻章和淮軍》一書所作的導言中論證說：&ldquo沒有什麼真正的&lsquo同治中興&rsquo，因為地方政權一旦建立，就得繼續下去。
&rdquo但是芮瑪麗在評論斯佩克脫的這本書時（載《亞洲研究雜志》1966年2月号）指出：斯佩克脫先生本人好像在書中半途改變了他的看法，他在書中第171頁上聲稱，地方利益和帝國有利益之間的沖突&ldquo在李鴻章身上（更不要說曾國藩）也許部分地被弄得模糊不清了，因為在他行使的中央職能和地方職能之間不可能劃出一條清楚的界限&rdquo。
此後的論著有李國祁（論劉坤一在江西）、阿謝德（論1875年之後的幾任四川總督）和貝斯（論1884&mdash1889年期間張之洞在廣東）等人的文章，已經證實了芮瑪麗有關中央繼續擁有大權的論點。
晚清督撫們的所作所為與清初的&ldquo三藩&rdquo很不一樣。
皇帝在19世紀後期任免官吏的權力，像鴉片戰争前的年代一樣，事實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魏秀梅的統計學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3年）表明，整個光緒年間98.6%的巡撫和82.4%的總督在一省供職均不超過六年。
論述督撫以下人事政策問題的專著有兩部，它們都強調同治時期官員們日益使用&ldquo幕友&rdquo的重要性，這就是弗爾索姆的《晚清時期的&ldquo幕府&rdquo制度》和波特的《曾國藩的私人官僚班子》。
弗爾索姆使用&ldquo幕府&rdquo一詞來概括全部朝廷許可的和半正式的辦事處局（像厘金局、制造局，甚至勇營），從而把&ldquo幕府&rdquo這個特定的詞變成了一個隐喻。
但是像斯佩克脫一樣，弗爾索姆也指出像曾國藩等高級官員和被他們引進半正式的政府處局的那些人之間的私人感情具有重要意義。
但波特的著作論證說，盡管有這種&ldquo儒家&rdquo式的關系，但湘軍及其許多所屬單位很重視專長，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走上了&ldquo專業化&rdquo的道路。
在曾國藩這位欽命統帥的推動下，内戰的危機迫使清廷進行了某種程度的行政合理化的改革，這個行動足以促使始于19世紀60年代的&ldquo自強運動&rdquo發展起來。
這兩部書使我們目前對曾國藩和李鴻章的認識大為增加，盡管像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和左宗棠這些人物的經曆仍然有待于充分地評價。
芮瑪麗關于清代中興的論點遇到了庫恩（《中華帝國後期的叛亂及敵人》）和波拉切克（《同治中興時期的蘇州》）的最強烈的挑戰。
庫恩的卓越的研究著作，不僅闡明了規模甚小的地方防衛力量在與太平軍戰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指出了在1864年後地方名流在縣以下的地方可能加強了治安和财政管理等方面的權力。
這個重要假設必然會促進學者去探讨光緒時期的浩瀚的史料，以研究各省的帝國新型軍隊在面臨動亂時的部署和官員們試圖恢複&ldquo團練&rdquo的經驗，例如在1891年長江流域普遍發生反基督教騷亂時期的這類情況就應該研究。
波拉切克甚至更加确信，清朝在19世紀60年代的勝利，隻是導緻紳士勢力超過官僚（包括基層官僚在内）。
此外，他對甚至戰後恢複時期實行的儒家經世之道的吏治也有懷疑。
他從一篇研究農村佃戶困境的優秀著作《租核》中得到了重要論據，此書是陶煦在1876年和1884年間寫成的；陶煦是江蘇的一個文人，他批評馮桂芬隻是半心半意地支持減租，雖然後者1863年在江蘇東部為減賦作了很大努力。
（《租核》一書首次發表于1895年，1927年由其子重印，後被鈴木智夫複印而成為他1967年的一篇文章的附錄）。
這份有價值的史料連同村松祐次所編的論述江南地主租棧業的一本論文集（1970年）一起，現在值得引起研究同治時期學者們的注意，也應引起研究儒家經世之道的所有學者的注意。
因為我們必須做出抉擇，要麼接受，要麼以某種形式修正波拉切克的這個論點：佃戶的人數在中國許多地區比勉強能自給的農村小土地所有主人數更多，從他們的立場來看，即使紳士和官吏中最想改革的人實際上也是虛僞而貪婪的，因為這些人并不關心衆多老百姓的疾苦。
第十章 自強運動：尋求西方的技術 要研究被稱之為&ldquo自強&rdquo（或稱之為&ldquo洋務&rdquo）運動的政策和方略，奏議和谕旨仍然是基本史料。
可是，雖然我們從八卷本的文獻彙編《洋務運動》（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能看到一些情況，但在為一些官員身後出版的文集中所收的半私人信件也能透露出更多的内情。
這部八卷本的彙編還有另外四類：（1）雜文，例如從薛福成或鄭觀應談改革問題的文章中抽出的章節；（2）雜記，例如在王韬的幾篇上海随筆中抽出的關于江南制造局的簡述；（3）傳記，像官僚買辦徐潤的自傳；（4）日記，如翁同龢（清帝的老師，在京畿追求權勢）的極其有價值的日記，它們對了解直到1898年年中為止的北京政治是不可缺少的。
總理衙門制定政策的問題，特别反映在兩位通商大臣和其他以督撫為一方同總理衙門為另一方的來往文件（附有下屬官員的文件）中。
這個問題現在可以利用九卷精裝本或者十七卷平裝本的《海防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進行研究。
這部資料集有時收有總署大臣們坦率直陳的半私人信件，可以用來和督撫們的私人信件（如李鴻章給丁日昌的信）相對照，進而推斷他們向清帝上疏時的動機。
《海防檔》中涉及實施各種不同革新計劃的材料，可以和中國及西方的個人或報刊上的記述合起來讀：例如，包耳格所著馬格裡的傳記中保存的馬氏的信件，或者在《北華捷報》或《申報》上發表的有關機器制造局和學校的報道，均可讀。
關于西方報刊的資料，可參看弗蘭克·金和克拉克合編的《1822&mdash1911年中國沿海報紙研究指南》。
關于赫德及其下屬海關稅務司的作用，可見費正清等編的《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
涉及中國外交關系的幾部分海關檔案，都已譯成中文并在中國大陸出版，書名為《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
北京的幾個曆史學家（如邵循正）為了研究&ldquo自強運動&rdquo，使用過這些檔案中的一些資料。
孫毓棠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mdash1895年》是一部很出色的綜合性資料，它把有關資料都收集在一起（其中包括他為此書所翻譯的西文材料），可惜它不大使用檔案材料和清代官員的通信。
因為我們在第十章僅僅闡述&ldquo自強運動&rdquo的一個方面，即主要為&ldquo軍事&rdquo目的而去尋求西方技術的方面。
所以下面提到的隻是有關這個縮小了的論題的重要著作。
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老一輩史學家主張&ldquo自強運動&rdquo是出于愛國主義，例如蔣廷黻關于&ldquo中國與歐洲的擴張&rdquo的主旨即是如此。
但甚至蔣博士和與他具有同樣思想的學者們對李鴻章也并不寬恕，認為他有所謂的貪污行為，特别是認為他對中日戰争的失敗負有責任。
牟安世的内容廣博的著作《洋務運動》則把&ldquo洋務運動&rdquo放入了毛主義的史學框框，認為它是&ldquo封建官僚&rdquo向西方帝國主義屈膝投降。
在19世紀60年代建立兵工廠和造船廠被看作是旨在鎮壓國内起義，是盜竊國庫的手段。
此外，由于容許赫德幹預中國事務及助長經濟帝國主義（特别是西方軍火商的操縱）和文化帝國主義（包括教會的宣揚西方科學技術知識的出版物），像李鴻章這樣的人就被視為賣國賊了（北京史學家研究&ldquo洋務運動&rdquo的文章有33篇，書有10部，請看林要三1966年發表的一篇史學論文）。
K.H.金在《日本人對中國早期現代化的觀察》一書中指出，許多研究中國史的日本學者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就已經用馬克思主義&mdash毛澤東思想來論述這次運動了。
日本的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市古宙三在他1960年發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認為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在清朝衰亡時期是緻力于保護&ldquo紳士地方利益&rdquo的保守勢力。
盡管如此，市古還是相信李鴻章、左宗棠等人是關心公職的，雖然在他們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