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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中，更重要的政治實體仍然是天朝，而不是民族&mdash國家。
波多野善大在他論述李鴻章的文章（1961年）中，同樣相信這個政治家不斷進行&ldquo軍事&rdquo改革，主要的目的是反對日本對清朝屬國朝鮮的侵略。
美國史學家們也把李鴻章的改革動機當作一個争論的問題。
斯佩克脫在《李鴻章和淮軍》一書中說：&ldquo當李鴻章談論自強時，他所讨論的是一般原則；當他投身于自強運動時，他是在加強他本人的勢力。
&rdquo（第153頁）但是弗爾索姆認為，李鴻章雖然小心翼翼地維護他的個人權力，但同時必須把他看成一位愛國者。
弗爾索姆認為，李鴻章甚至用私人财富去争取北京的支持，也用這些财富來供養不在正式文官或綠營軍編制中的大批部屬。
（這個假設現在已被李鴻章給潘鼎新的機密信件中的話所證實；這些信件是在上海發現的，已于1960年公布。
）由此弗爾索姆先生得出結論說：&ldquo曾國藩在權力面前退縮，李鴻章則是伸手要權力；曾國藩力求保衛儒家文化，李鴻章則是力圖保全中國。
&rdquo（《晚清時期的&ldquo幕府&rdquo制度》，第190頁。
） 此後一些著作研究了與李鴻章有共同觀點的另外幾個官員，認為&ldquo儒家愛國主義&rdquo之說并非謬論。
呂實強1972年論述江蘇巡撫丁日昌的專著指出，自從1864年丁日昌署理上海道台以來，他就緻力于實現一個廣義的&ldquo自強運動&rdquo，使它甚至包括國内的行政改革。
王家儉1973年論述文祥的文章，也同樣證明這位清朝大臣确信（這信念形成于1864&mdash1866年），學習造輪船甚至建設鐵路，是複興中國之所需。
&ldquo儒家的愛國主義&rdquo概念在龐百騰1973年論述沈葆桢拆毀最初由外國商人在違反條約規定情況下修建的吳淞鐵路的文章中被詳加發揮。
為什麼&ldquo自強運動&rdquo所辦的事業那麼少，而往往又被批準得那樣慢呢？為什麼已興辦的項目沒有辦得差強人意一些呢？&ldquo毛病出在何處？&rdquo托馬斯·肯尼迪的一篇史學史文章《根據最近著作試析自強運動》（載《清史問題》1974年11月号）從這個角度對中國早期現代化進行了再考察；此文特别提及李國祁、呂實強和王爾敏的著作。
此外，肯尼迪還指出了學者們中間存在着一種傾向，即超出了自強運動的成敗問題的範圍，而去研究&ldquo自強運動時期各種演變和發展傾向，力圖把這些傾向和後來20世紀的發展聯系起來&rdquo。
自強運動舉辦的事業沒有實效，而且所做之事甚少，這仍然是曆史事實，并且由于在對外戰争中可恥地失敗，這些事實在維新和革命聲中就顯得更突出了。
要進一步分析中國吸取西方力量的秘密為什麼出師就不利，下述著作提供了良好的開端：（1）論慈禧朝廷中派系政争的有吳相湘的書（1961年）、伊斯特門的文章（1965年）以及李宗桐和劉鳳翰所寫的李鴻藻傳記（1969年）；（2）論造船廠和制造局的有張玉法的文章（1971年）和托馬斯·肯尼迪的兩篇文章（1971年與1974年）；（3）論水師和陸軍訓練計劃無效能的有羅林森的書（1967年）、王爾敏的《淮軍志》（1967年）中的有關章節，以及史密斯在《近代亞洲研究》（1976年）雜志上發表的一篇文章；（4）論負責沿海防務而對西方革新持漠然态度的地方官的有李國祁論劉坤一的第二篇文章（1975年）；（5）論為引進科學技術而開辦培訓學校的，有畢乃德的權威性專著（1961年）以及貝奈特關于傅蘭雅傳記性文獻書目的研究著作（1967年）。
（關于&ldquo自強運動&rdquo之經濟問題的著述，見本書下一卷的書目介紹。
） 第十一章 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傳教活動及其影響 論述19世紀在中國的基督教布道會的書籍數量很多。
可是，這類著作的絕大部分是傳教士們自己寫的，所以不難理解，其總的觀點就是傳教士們所持的觀點。
隻是在最近的幾十年學者們才開始使用中文資料，并從中國史的角度認真考察基督教的傳教會。
這一節書目介紹的主旨在于評述這個新的研究領域方面已經取得的成就。
就用英、法和德文寫的主要書目和研究指南來說，最合适的工作起點是參看盧茨所編《基督教在華的傳教》一書中有注釋的&ldquo對輔助讀物的幾點意見&rdquo。
此書未收錄兩篇有價值的作品，一本是馬錢特編的《英倫三島派往中國的新教差會檔案與記事索引，1796&mdash1914年》，另一本是懷利編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紀念華人的回憶錄：附他們的出版物與訃告一覽》。
懷利的著作收錄了新教在清帝國最初60年活動時期傳教士的中、西文出版物，并對之作了概述。
論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間三百多起沖突（教案）的中文文獻全部收在吳盛德和陳增輝合編的《教案史料編目》一書中。
盡管賴德烈的《基督教在華傳教史》從出版至今已近半個世紀，但它仍是全面概述傳教事業的最出色的西文著作。
賴德烈是從寫傳教史這一有利地位出發來探讨他的論題，他沒有使用中文資料。
此外，他的新教的偏見也表現在許多地方。
雖然如此，他的論述有充分的史料根據。
而且總的來看是非常客觀的，有一部規模類似的日文著作（雖然僅以清朝為限）為佐伯好郎的《清朝基督教研究》。
長期以來，人們期望中國方面能寫出一部綜述基督教傳教事業的著作來。
由非當事人對19世紀中國的新、舊教傳教運動進行的認真研究，現在剛處于開始階段。
魏景星的《1842&mdash1856年法國在中國的傳教政策》一書，探讨了整個條約時期，并且廣泛使用了中國官方文獻以及法國政府和天主教會的檔案。
有兩篇短的著作對新教傳教主張的不同方面進行了探讨，這就是米勒的《目的和手段：傳教士在19世紀中國為武力作的辯解》（載費正清編的《在華的傳教事業和美國》）和福賽思的《駐中國的美國傳教士團體（1895&mdash1905）》。
近年來對新教事業的研究主要是考察一些著名傳教士的生活和經曆。
這方面的幾個例子可參看《中國論文集》。
大部頭的研究著作有古利克的《伯駕與中國的開放》以及小海亞特的《19世紀山東東部的三個美國傳教士》。
新教與傳教士對太平軍叛亂的影響已經引起人們的重大興趣，特别在西方史學家們中間是這樣。
這方面的開山著作是博德曼的《基督教對太平軍叛亂的思想影響》。
中國學者們所寫少數幾部着重論述基督教作用的著作中，有一部是簡又文的權威作品《太平天國革命運動》。
在邁克爾和張仲禮合編的《太平軍叛亂的曆史與文獻》第2卷和第3卷中，載有太平天國時期基督教史料的英譯文。
近些年來，對于傳教運動對中國社會起的破壞作用展開了廣泛研究。
最先論述19世紀後半葉主要&ldquo教案&rdquo的是王文傑的《中國近世史上的教案》。
探讨反基督教思想的有科恩的《中國和基督教：傳教運動和中國排外主義的發展（1860&mdash1870年）》和李恩涵的《鹹豐年間反基督教的言論》（載台北《清華學報》1967年12月号）。
總理衙門關于1860&mdash1871年間教案的檔案，已分作兩輯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每輯有三大卷。
總共有3209件文件，按省份排列。
可參看張貴永等編《教務教案檔》。
關于同治時期教案（包括1870年天津教案）的論述，見以下三部書：保羅·科恩的《中國和基督教，1860&mdash1870年》、呂實強的《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和費正清的《天津教案背後的模式》（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1957年第20卷）。
卡爾森在他的《1847&mdash1880年的福州傳教士》一書中考察了福州地區中國人和傳教士之間的摩擦。
有許多對個别事件的出色研究之作見《中國論文集》。
韋爾利的《1891&mdash1900年的英國、中國和反教騷亂》、矢澤利彥的《長江流域教案的考察》（載《近代中國研究》1958年第1期）及其《長江流域教案的研究》（載《近代中國研究》1960年第4期），都對1891年長江流域的騷亂作了考察。
關于共産黨人對19世紀最後三十多年反基督教運動的看法，可見李時嶽的《甲午戰争前三十年間反洋教運動》（載《曆史研究》1958年第6期）。
要知道從19世紀中葉中國教徒的角度對基督教作出的有趣的觀察，可見貝奈特和劉廣京的《中國諺語中的基督教：1868&mdash1870年時期林樂知和早期的〈教會新報〉》（載費正清的《在華的傳教事業和美國》）。
基督教傳教運動對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影響很受注意，但很少研究。
關于以醫學、教育和救荒為重點的簡要介紹和分析，見小海亞特的《新教在華的傳教活動（1877&mdash1890）：慈善工作的制度化》（此文載《中國論文集》1963年第17期，轉載于劉廣京編的《在華的美國傳教士》，博爾的《作為救災官員和國家改革倡導者的李提摩太》一書，對李提摩太的救濟饑荒和預防饑荒措施做了研究。
格雷格的《中國與新教的教育自治》一書，對基督教在教育領域中的活動作了概述。
盧茨的《中國與基督教所辦書院一百年》一書，對晚清的基督教高等院校作了全面評述。
許多著作談到了傳教士對近代中國醫學發展的貢獻，其中最有用的仍然是王吉民和伍連德的《中國醫學史》（第二版）。
基督教傳教士的戒（鴉片）煙活動常常是和教會醫院聯合進行的，探讨這個問題的書有貝蒂的《新教傳教活動與中國的鴉片》（載《中國論文集》1969年，22A）。
斯賓士在《1830&mdash1910年美國的傳教活動》一文（收于鮑爾斯等編的《中國的醫學和社會》）中提出，研究傳教士在醫學方面的活動可以加深對晚清社會内部動态的了解。
關于新教參與非宗教性出版工作和它在這方面影響的有兩篇文章，即巴尼特的《長老會傳教士和在華的教會出版事業》（載《長老會曆史雜志》1971年冬季号，第49卷第4期）和《新教在中國的發展和中國人對西方的看法》（載《近代亞洲研究》1972年4月号）。
貝奈特的《傅蘭雅把西洋科學技術引入19世紀的中國》一書，探讨了傅蘭雅對中國近代科學技術所起的促進作用。
研究1890年前人基督教的中國改革家的著作，有科恩的《19世紀中國的&ldquo基督教&rdquo改革家》（載費正清的《在華的傳教事業和美國》）。
最先研究新教傳教士著作（尤其是《萬國公報》）對19世紀90年代改革運動之影響的作品，有王樹槐的《外人與戊戌變法》。
陳啟雲的《梁啟超所受的&ldquo教會教育&rdquo》（載《中國論文集》1962年第16期），研究了傳教士對一位改革領袖所起影響。
共産黨人在評價傳教士對晚清改革運動之影響時，強調文化帝國主義這一主題，丁則良的《李提摩太&mdash&mdash一個典型的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傳教士》一書即其一例。
（陳書梅 譯）
波多野善大在他論述李鴻章的文章（1961年）中，同樣相信這個政治家不斷進行&ldquo軍事&rdquo改革，主要的目的是反對日本對清朝屬國朝鮮的侵略。
美國史學家們也把李鴻章的改革動機當作一個争論的問題。
斯佩克脫在《李鴻章和淮軍》一書中說：&ldquo當李鴻章談論自強時，他所讨論的是一般原則；當他投身于自強運動時，他是在加強他本人的勢力。
&rdquo（第153頁）但是弗爾索姆認為，李鴻章雖然小心翼翼地維護他的個人權力，但同時必須把他看成一位愛國者。
弗爾索姆認為，李鴻章甚至用私人财富去争取北京的支持，也用這些财富來供養不在正式文官或綠營軍編制中的大批部屬。
（這個假設現在已被李鴻章給潘鼎新的機密信件中的話所證實；這些信件是在上海發現的，已于1960年公布。
）由此弗爾索姆先生得出結論說：&ldquo曾國藩在權力面前退縮，李鴻章則是伸手要權力；曾國藩力求保衛儒家文化，李鴻章則是力圖保全中國。
&rdquo（《晚清時期的&ldquo幕府&rdquo制度》，第190頁。
） 此後一些著作研究了與李鴻章有共同觀點的另外幾個官員，認為&ldquo儒家愛國主義&rdquo之說并非謬論。
呂實強1972年論述江蘇巡撫丁日昌的專著指出，自從1864年丁日昌署理上海道台以來，他就緻力于實現一個廣義的&ldquo自強運動&rdquo，使它甚至包括國内的行政改革。
王家儉1973年論述文祥的文章，也同樣證明這位清朝大臣确信（這信念形成于1864&mdash1866年），學習造輪船甚至建設鐵路，是複興中國之所需。
&ldquo儒家的愛國主義&rdquo概念在龐百騰1973年論述沈葆桢拆毀最初由外國商人在違反條約規定情況下修建的吳淞鐵路的文章中被詳加發揮。
為什麼&ldquo自強運動&rdquo所辦的事業那麼少，而往往又被批準得那樣慢呢？為什麼已興辦的項目沒有辦得差強人意一些呢？&ldquo毛病出在何處？&rdquo托馬斯·肯尼迪的一篇史學史文章《根據最近著作試析自強運動》（載《清史問題》1974年11月号）從這個角度對中國早期現代化進行了再考察；此文特别提及李國祁、呂實強和王爾敏的著作。
此外，肯尼迪還指出了學者們中間存在着一種傾向，即超出了自強運動的成敗問題的範圍，而去研究&ldquo自強運動時期各種演變和發展傾向，力圖把這些傾向和後來20世紀的發展聯系起來&rdquo。
自強運動舉辦的事業沒有實效，而且所做之事甚少，這仍然是曆史事實，并且由于在對外戰争中可恥地失敗，這些事實在維新和革命聲中就顯得更突出了。
要進一步分析中國吸取西方力量的秘密為什麼出師就不利，下述著作提供了良好的開端：（1）論慈禧朝廷中派系政争的有吳相湘的書（1961年）、伊斯特門的文章（1965年）以及李宗桐和劉鳳翰所寫的李鴻藻傳記（1969年）；（2）論造船廠和制造局的有張玉法的文章（1971年）和托馬斯·肯尼迪的兩篇文章（1971年與1974年）；（3）論水師和陸軍訓練計劃無效能的有羅林森的書（1967年）、王爾敏的《淮軍志》（1967年）中的有關章節，以及史密斯在《近代亞洲研究》（1976年）雜志上發表的一篇文章；（4）論負責沿海防務而對西方革新持漠然态度的地方官的有李國祁論劉坤一的第二篇文章（1975年）；（5）論為引進科學技術而開辦培訓學校的，有畢乃德的權威性專著（1961年）以及貝奈特關于傅蘭雅傳記性文獻書目的研究著作（1967年）。
（關于&ldquo自強運動&rdquo之經濟問題的著述，見本書下一卷的書目介紹。
） 第十一章 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傳教活動及其影響 論述19世紀在中國的基督教布道會的書籍數量很多。
可是，這類著作的絕大部分是傳教士們自己寫的，所以不難理解，其總的觀點就是傳教士們所持的觀點。
隻是在最近的幾十年學者們才開始使用中文資料，并從中國史的角度認真考察基督教的傳教會。
這一節書目介紹的主旨在于評述這個新的研究領域方面已經取得的成就。
就用英、法和德文寫的主要書目和研究指南來說，最合适的工作起點是參看盧茨所編《基督教在華的傳教》一書中有注釋的&ldquo對輔助讀物的幾點意見&rdquo。
此書未收錄兩篇有價值的作品，一本是馬錢特編的《英倫三島派往中國的新教差會檔案與記事索引，1796&mdash1914年》，另一本是懷利編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紀念華人的回憶錄：附他們的出版物與訃告一覽》。
懷利的著作收錄了新教在清帝國最初60年活動時期傳教士的中、西文出版物，并對之作了概述。
論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間三百多起沖突（教案）的中文文獻全部收在吳盛德和陳增輝合編的《教案史料編目》一書中。
盡管賴德烈的《基督教在華傳教史》從出版至今已近半個世紀，但它仍是全面概述傳教事業的最出色的西文著作。
賴德烈是從寫傳教史這一有利地位出發來探讨他的論題，他沒有使用中文資料。
此外，他的新教的偏見也表現在許多地方。
雖然如此，他的論述有充分的史料根據。
而且總的來看是非常客觀的，有一部規模類似的日文著作（雖然僅以清朝為限）為佐伯好郎的《清朝基督教研究》。
長期以來，人們期望中國方面能寫出一部綜述基督教傳教事業的著作來。
由非當事人對19世紀中國的新、舊教傳教運動進行的認真研究，現在剛處于開始階段。
魏景星的《1842&mdash1856年法國在中國的傳教政策》一書，探讨了整個條約時期，并且廣泛使用了中國官方文獻以及法國政府和天主教會的檔案。
有兩篇短的著作對新教傳教主張的不同方面進行了探讨，這就是米勒的《目的和手段：傳教士在19世紀中國為武力作的辯解》（載費正清編的《在華的傳教事業和美國》）和福賽思的《駐中國的美國傳教士團體（1895&mdash1905）》。
近年來對新教事業的研究主要是考察一些著名傳教士的生活和經曆。
這方面的幾個例子可參看《中國論文集》。
大部頭的研究著作有古利克的《伯駕與中國的開放》以及小海亞特的《19世紀山東東部的三個美國傳教士》。
新教與傳教士對太平軍叛亂的影響已經引起人們的重大興趣，特别在西方史學家們中間是這樣。
這方面的開山著作是博德曼的《基督教對太平軍叛亂的思想影響》。
中國學者們所寫少數幾部着重論述基督教作用的著作中，有一部是簡又文的權威作品《太平天國革命運動》。
在邁克爾和張仲禮合編的《太平軍叛亂的曆史與文獻》第2卷和第3卷中，載有太平天國時期基督教史料的英譯文。
近些年來，對于傳教運動對中國社會起的破壞作用展開了廣泛研究。
最先論述19世紀後半葉主要&ldquo教案&rdquo的是王文傑的《中國近世史上的教案》。
探讨反基督教思想的有科恩的《中國和基督教：傳教運動和中國排外主義的發展（1860&mdash1870年）》和李恩涵的《鹹豐年間反基督教的言論》（載台北《清華學報》1967年12月号）。
總理衙門關于1860&mdash1871年間教案的檔案，已分作兩輯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每輯有三大卷。
總共有3209件文件，按省份排列。
可參看張貴永等編《教務教案檔》。
關于同治時期教案（包括1870年天津教案）的論述，見以下三部書：保羅·科恩的《中國和基督教，1860&mdash1870年》、呂實強的《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和費正清的《天津教案背後的模式》（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1957年第20卷）。
卡爾森在他的《1847&mdash1880年的福州傳教士》一書中考察了福州地區中國人和傳教士之間的摩擦。
有許多對個别事件的出色研究之作見《中國論文集》。
韋爾利的《1891&mdash1900年的英國、中國和反教騷亂》、矢澤利彥的《長江流域教案的考察》（載《近代中國研究》1958年第1期）及其《長江流域教案的研究》（載《近代中國研究》1960年第4期），都對1891年長江流域的騷亂作了考察。
關于共産黨人對19世紀最後三十多年反基督教運動的看法，可見李時嶽的《甲午戰争前三十年間反洋教運動》（載《曆史研究》1958年第6期）。
要知道從19世紀中葉中國教徒的角度對基督教作出的有趣的觀察，可見貝奈特和劉廣京的《中國諺語中的基督教：1868&mdash1870年時期林樂知和早期的〈教會新報〉》（載費正清的《在華的傳教事業和美國》）。
基督教傳教運動對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影響很受注意，但很少研究。
關于以醫學、教育和救荒為重點的簡要介紹和分析，見小海亞特的《新教在華的傳教活動（1877&mdash1890）：慈善工作的制度化》（此文載《中國論文集》1963年第17期，轉載于劉廣京編的《在華的美國傳教士》，博爾的《作為救災官員和國家改革倡導者的李提摩太》一書，對李提摩太的救濟饑荒和預防饑荒措施做了研究。
格雷格的《中國與新教的教育自治》一書，對基督教在教育領域中的活動作了概述。
盧茨的《中國與基督教所辦書院一百年》一書，對晚清的基督教高等院校作了全面評述。
許多著作談到了傳教士對近代中國醫學發展的貢獻，其中最有用的仍然是王吉民和伍連德的《中國醫學史》（第二版）。
基督教傳教士的戒（鴉片）煙活動常常是和教會醫院聯合進行的，探讨這個問題的書有貝蒂的《新教傳教活動與中國的鴉片》（載《中國論文集》1969年，22A）。
斯賓士在《1830&mdash1910年美國的傳教活動》一文（收于鮑爾斯等編的《中國的醫學和社會》）中提出，研究傳教士在醫學方面的活動可以加深對晚清社會内部動态的了解。
關于新教參與非宗教性出版工作和它在這方面影響的有兩篇文章，即巴尼特的《長老會傳教士和在華的教會出版事業》（載《長老會曆史雜志》1971年冬季号，第49卷第4期）和《新教在中國的發展和中國人對西方的看法》（載《近代亞洲研究》1972年4月号）。
貝奈特的《傅蘭雅把西洋科學技術引入19世紀的中國》一書，探讨了傅蘭雅對中國近代科學技術所起的促進作用。
研究1890年前人基督教的中國改革家的著作，有科恩的《19世紀中國的&ldquo基督教&rdquo改革家》（載費正清的《在華的傳教事業和美國》）。
最先研究新教傳教士著作（尤其是《萬國公報》）對19世紀90年代改革運動之影響的作品，有王樹槐的《外人與戊戌變法》。
陳啟雲的《梁啟超所受的&ldquo教會教育&rdquo》（載《中國論文集》1962年第16期），研究了傳教士對一位改革領袖所起影響。
共産黨人在評價傳教士對晚清改革運動之影響時，強調文化帝國主義這一主題，丁則良的《李提摩太&mdash&mdash一個典型的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傳教士》一書即其一例。
（陳書梅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