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文獻介紹
關燈
小
中
大
1951年3月）和小韋克曼的《1839&mdash1861年中國南方的社會騷亂》一書的研究重點。
第五章 條約制度的形成 有關19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中國&ldquo開放&rdquo或者說外國入侵的資料，有着非常明顯的淵源可查。
首先是英國在入侵中國的事件發生後不久就在議會文件（即藍皮書）中公布了英國一方的報道&mdash&mdash如1840年的大藍皮書和1859年的488頁的藍皮書；這兩本藍皮書中的文件說明了英國的政策為何必須這樣發展。
了解才能得到諒解，從那時起人們已理解了英國的行動。
隻是到最近才出現對一些證據重新評價的研究作品，例如，提出1856年駐廣州巴夏禮領事在引起第二次鴉片戰争時謊稱&ldquo亞羅&rdquo号上挂有英國國旗之事（見第五章注42）。
中文方面的可利用資料隻是在1930年才開始出版，這就是北京故宮博物院編的關于&ldquo籌辦夷務&rdquo的專集，它自1836年道光時期經鹹豐和同治時期至1874年止（見下面書目中的《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和斯威舍的《1841&mdash1861年中美關系研究》一書中的記述）。
從20世紀30年代初到1937年，從故宮文獻館中出版了大量有關中外關系的文獻（見費正清的《清代文獻入門提要》中的目錄）。
1936年東京出版了《大清曆朝實錄》（共4485卷），所以史學家們大出意外地能夠得到迄今基本上還是保密的和體現了清政府主要意圖的官員們的重要奏折和皇帝的谕旨。
不錯，有些宮廷起居注選編（像《東華錄》，以及一些重要官員奏議集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就可以得到，但其數量還不足以促進這個方面的研究，那時許多研究者也沒有根據藍皮書的豐富内容去搜索倫敦檔案局保存的材料。
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40年中，中英雙方都提供了更多的文獻：倫敦檔案局中有從中國帶回的英國公使館和領事館的檔案，有機密印刷品（參見羅惠民的《外交部關于中國及其鄰國的機密文件》）和最近從英國駐北京大使館帶回的中文檔案（參見龐百騰著《對倫敦檔案局所藏廣東省檔案的批判性指南》）。
日本在這方面也由佐佐木正哉作了貢獻，他連續公布了數卷在倫敦檔案局發現的中文材料（見浦地典子、費正清和市古宙三編的《1953年以來日本對近代中國的研究》）。
中國方面，從1950年以來台北和北京都出版了一些内容廣泛的文獻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1954年出版齊思和編的六卷本《鴉片戰争》一書，它竭力用文件說明人民大衆的心情和行動，以補充書中官方記載的不足。
特别值得重視的是阿英（錢杏邨的筆名）編的來源于民間的資料。
條約口岸很早就開始産生了一批論述當時中國的文獻，此傳統一直持續不衰。
第一個漢學權威是德庇時爵士，他原是東印度公司的一位官員，後來為英國駐香港的全權公使和總督，1836年他出版了兩卷本的《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論》，後來1857年出了修訂版，篇幅擴大到980頁，仍為兩卷本。
那時，衛三畏的《中華帝國地理、政府、文化、社會生活、藝術和曆史概述》（兩卷本，1848年初版，第1204頁；1883年修訂版，第1611頁）一書已超過了德庇時的著作。
衛三畏的著作是這類書籍中最有影響的一部。
此書直接反映了1833年以來駐廣州外國人的經驗，特别是表達了早期傳教士們的觀點。
這部書還利用了在廣州和澳門出版的《中國叢報》月刊（編者為裨治文和衛三畏，從1832年辦到1851年）。
1845年在香港開始出版《中國差報》，1850年在上海出版《北華捷報》。
所有這些報刊都刊載各種事件，同時也用來表達并保存了外國人對中國事務的看法。
由于有了這些可利用的資料，出現了一位重要的曆史學家，他就是退休的中國海關監督馬士（他在哈佛大學1874年得文學士學位，1924年得文學博士學位）。
他的《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1卷于1910年出版，是&ldquo藍皮書曆史&rdquo的主要經典著作。
馬士有30年當晚清官員的經驗，這使得他對1834&mdash1860年記載的論述有一定程度的現實性和（對他那個時代來說）難得的公正性。
在日本，論述這一時期的主要著作已由東京大學坂野正高教授發表（參見浦地典子等人的《日本對近代中國的研究》中的二十多個條目）。
他的主要英文著作是《1858&mdash1861年的中國與西方：總理衙門的起源》。
當然，另外一些有價值的著作已在第五章的腳注中列出。
記述通商口岸人物的著作有萊恩&mdash普爾和迪金斯的熱情洋溢的兩卷本《巴夏禮爵士生平》，以及米基記述阿禮國爵士生平的兩卷本《維多利亞時代一位駐華的英國人》。
巴夏禮與阿禮國這兩位書中人物現在應當受到重新評價。
旅行記包括法國神父古伯察所著引人入勝的觀察記《一次穿越中華帝國的旅行》（兩卷本），以及英國植物學家福鈞的觀察記，他為印度獲得茶種，在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三次穿越中國内地各省旅行。
兩次鴉片戰争使參戰的外國人寫下了許多回憶錄。
中國的觀察家在當時也寫下了大量的著作。
最著名的是魏源的《海國圖志》和徐繼畬的《赢環志略》：這兩部書在19世紀40年代是作為世界地理出版的；最近倫納德、米切爾和德雷克等人對它們進行了研究。
已故的張馨保研究欽差大臣林則徐的著作已在上文提及。
J.Y.黃則根據倫敦檔案局的廣東省檔案研究了葉名琛大臣。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據總理衙門檔案寫了四十多種專著，主要涉及的是1860年以後的時期，但是呂實強和王爾敏等人的著作也涉及1860年以前。
論述法國在第二次鴉片戰争中的作用的著作，可參看卡迪的《法帝國主義在東亞的根基》。
關于香港本地史的著作，見恩迪科特的《1841&mdash1962年香港的政府和人民》。
上海的早期曆史尚有待研究。
然而總的來說，如果把整個有關中國和西方最初密切接觸的曆史研究工作用出版的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等方面的著作來衡量時，史學家們在這方面似乎處于發轫階段。
這部分是因為他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1860年以後的更大事件上，部分也是由于對整個19世紀上半葉中國史的研究尚未充分展開。
現在還沒有發現用任何文字撰寫的論述嘉慶和道光時期（1796&mdash1850年）的重要著作。
《曆史研究》雜志上的文章已經提出了問題并表明了新的看法，我們期待衆多的中國史學家們能做出成績來。
第六章 太平軍叛亂 由于基本資料既缺乏，又流失于全世界，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開始有專攻太平軍叛亂的史學。
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綱》現在仍然是最好的一部概論性著作。
在他的帶動下，新一代有創見的史學家根據從外國博物館和圖書館新發現的許多中文資料，開始開發這個領域。
在西方，1927年黑爾突破了前此從通商口岸的角度觀察這次叛亂的觀點；他的《曾國藩和太平軍叛亂》一書通過利用曾國藩全集的資料紮紮實實地用中國人的觀點來考察常勝軍。
自那時以來，出現了大量的資料集和研究著作，要了解它的概貌和廣度，最好去查閱鄧嗣禹所編的優秀的批判性書目&mdash&mdash《關于太平軍叛亂的史學》，此書對東亞文字和西方文字所寫的資料及專著都進行了評述。
研究人員還有必要參考張秀民等編的《太平天國資料目錄》，它以擁有各省的資料見長。
關于地方志中的重要材料（這是了解叛亂對地方社會所起影響的唯一途徑），可參考郭廷以的《太平天國史事日志》所附的374篇書目。
自從鄧嗣禹的書目出版以來，大量重要著作問世。
其中論述這次運動的最優秀的英文著作是邁克爾和張仲禮的《太平天國叛亂的曆史與文獻》。
第一卷是精心研究的叙事史。
第二、三卷是篇幅龐大的新譯太平天國文獻集，其範圍從主要的典籍直到片斷的昙花一現的事件。
除了内容廣泛的東亞和西方文字寫的書目外，這三卷書中的評點性注釋使它成為認真研究太平天國者的必備之書。
自鄧嗣禹的書目問世以後，又出版了一部大部頭資料集，這是南京太平天國博物館根據從各省地方圖書館周密搜尋得來的資料編成的（顯然由羅爾綱指導進行）。
發現了許多罕見的或未曾公布的資料，由于收集的全部資料分量過大，不能完全發表，所以出了六卷選集，即《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
還發表了一部點燃太平天國叛亂的宗教小冊子的複制本，即梁阿發的《勸世良言》，這是一份人們經常讨論但卻很少讀過的罕見文獻。
晚近另一些著作中有王爾敏研究李鴻章淮軍的《淮軍志》；鄧嗣禹的《太平軍叛亂和西方列強》，此書的内容大大超出了書名的範圍，也論及這次運動的許多附帶事件，包括另外一些叛亂在内；而簡又文的有長期價值的著作《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已有英文節本。
其他一些可使用的資料另見第六章的腳注。
第七章 中俄關系，1800&mdash1862年 已出版的有關19世紀中俄關系的書籍，着重研究的是瑷珲條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的談判。
對于中俄貿易，特别是新疆的中俄貿易。
以及對固勒紮條約背景的研究則很不夠。
蘇聯著作主要是試圖開脫它侵占清朝領土的罪責。
中國著作則針鋒相對地予以譴責。
甚至對這個題目，持任何一方觀點的人都沒有發表過分析深刻的論著。
我們期待着全面了解俄國政府内部關于黑龍江問題的意見和穆拉維約夫按照官方訓令行事的程度。
我們還希望了解北京怎麼會容忍事态發展到讓俄國侵吞領土的地步，清政府對滿洲東北部的了解或關注的程度有多大，以及喪失領土在中國産生了什麼反應。
（政府對此是如何解釋的？誰關心過此事？） 對英語讀者來說，克拉布的《中國和俄國的&ldquo大賭博&rdquo》一書是研究整個中俄關系的最好著作。
對1858&mdash1860年間的談判論述最充分的是奎斯特德的《1857&mdash1860年俄國在東亞的擴張》。
徐中約的《中國進入國際家庭》一書也很有價值。
更早一些時候論述俄國合并黑龍江的優秀著作是拉文斯坦的《俄國人在黑龍江》。
論述19世紀的中俄關系而以18世紀為背景的有法烏斯特的《1727&mdash1805年俄國對華貿易及其背景》。
蘇聯的最重要著作是斯拉德科夫斯基的《1917年以前俄國各族人民同中國的商業經濟關系史》和納羅契尼茨基的《1860&mdash1895年資本主義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
巴爾蘇科夫的《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伯爵》一書仍舊是研究俄國在黑龍江活動的必要資料。
對于研究總的俄國對外政策來說，《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俄國對外政策》是一大貢獻。
《俄國東方學史概論》叢書，提供了關于俄國漢學、蒙古學及有關學科的發展的有見識的資料。
中國關于1800&mdash1862年中俄關系的學術成績粲然可觀，但是大半都着重談領土喪失問題，而且對俄國擴張行為的評論過分簡單。
對俄國行為的大部分論述無非反映了他們的認識，即俄國人需要一個不凍港口，以及他們在中近東受到了挫折；例如，陳登元的
第五章 條約制度的形成 有關19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中國&ldquo開放&rdquo或者說外國入侵的資料，有着非常明顯的淵源可查。
首先是英國在入侵中國的事件發生後不久就在議會文件（即藍皮書）中公布了英國一方的報道&mdash&mdash如1840年的大藍皮書和1859年的488頁的藍皮書；這兩本藍皮書中的文件說明了英國的政策為何必須這樣發展。
了解才能得到諒解，從那時起人們已理解了英國的行動。
隻是到最近才出現對一些證據重新評價的研究作品，例如，提出1856年駐廣州巴夏禮領事在引起第二次鴉片戰争時謊稱&ldquo亞羅&rdquo号上挂有英國國旗之事（見第五章注42）。
中文方面的可利用資料隻是在1930年才開始出版，這就是北京故宮博物院編的關于&ldquo籌辦夷務&rdquo的專集，它自1836年道光時期經鹹豐和同治時期至1874年止（見下面書目中的《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和斯威舍的《1841&mdash1861年中美關系研究》一書中的記述）。
從20世紀30年代初到1937年，從故宮文獻館中出版了大量有關中外關系的文獻（見費正清的《清代文獻入門提要》中的目錄）。
1936年東京出版了《大清曆朝實錄》（共4485卷），所以史學家們大出意外地能夠得到迄今基本上還是保密的和體現了清政府主要意圖的官員們的重要奏折和皇帝的谕旨。
不錯，有些宮廷起居注選編（像《東華錄》，以及一些重要官員奏議集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就可以得到，但其數量還不足以促進這個方面的研究，那時許多研究者也沒有根據藍皮書的豐富内容去搜索倫敦檔案局保存的材料。
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40年中，中英雙方都提供了更多的文獻：倫敦檔案局中有從中國帶回的英國公使館和領事館的檔案，有機密印刷品（參見羅惠民的《外交部關于中國及其鄰國的機密文件》）和最近從英國駐北京大使館帶回的中文檔案（參見龐百騰著《對倫敦檔案局所藏廣東省檔案的批判性指南》）。
日本在這方面也由佐佐木正哉作了貢獻，他連續公布了數卷在倫敦檔案局發現的中文材料（見浦地典子、費正清和市古宙三編的《1953年以來日本對近代中國的研究》）。
中國方面，從1950年以來台北和北京都出版了一些内容廣泛的文獻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1954年出版齊思和編的六卷本《鴉片戰争》一書，它竭力用文件說明人民大衆的心情和行動，以補充書中官方記載的不足。
特别值得重視的是阿英（錢杏邨的筆名）編的來源于民間的資料。
條約口岸很早就開始産生了一批論述當時中國的文獻，此傳統一直持續不衰。
第一個漢學權威是德庇時爵士，他原是東印度公司的一位官員，後來為英國駐香港的全權公使和總督，1836年他出版了兩卷本的《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論》，後來1857年出了修訂版，篇幅擴大到980頁，仍為兩卷本。
那時，衛三畏的《中華帝國地理、政府、文化、社會生活、藝術和曆史概述》（兩卷本，1848年初版，第1204頁；1883年修訂版，第1611頁）一書已超過了德庇時的著作。
衛三畏的著作是這類書籍中最有影響的一部。
此書直接反映了1833年以來駐廣州外國人的經驗，特别是表達了早期傳教士們的觀點。
這部書還利用了在廣州和澳門出版的《中國叢報》月刊（編者為裨治文和衛三畏，從1832年辦到1851年）。
1845年在香港開始出版《中國差報》，1850年在上海出版《北華捷報》。
所有這些報刊都刊載各種事件，同時也用來表達并保存了外國人對中國事務的看法。
由于有了這些可利用的資料，出現了一位重要的曆史學家，他就是退休的中國海關監督馬士（他在哈佛大學1874年得文學士學位，1924年得文學博士學位）。
他的《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1卷于1910年出版，是&ldquo藍皮書曆史&rdquo的主要經典著作。
馬士有30年當晚清官員的經驗，這使得他對1834&mdash1860年記載的論述有一定程度的現實性和（對他那個時代來說）難得的公正性。
在日本，論述這一時期的主要著作已由東京大學坂野正高教授發表（參見浦地典子等人的《日本對近代中國的研究》中的二十多個條目）。
他的主要英文著作是《1858&mdash1861年的中國與西方：總理衙門的起源》。
當然，另外一些有價值的著作已在第五章的腳注中列出。
記述通商口岸人物的著作有萊恩&mdash普爾和迪金斯的熱情洋溢的兩卷本《巴夏禮爵士生平》，以及米基記述阿禮國爵士生平的兩卷本《維多利亞時代一位駐華的英國人》。
巴夏禮與阿禮國這兩位書中人物現在應當受到重新評價。
旅行記包括法國神父古伯察所著引人入勝的觀察記《一次穿越中華帝國的旅行》（兩卷本），以及英國植物學家福鈞的觀察記，他為印度獲得茶種，在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三次穿越中國内地各省旅行。
兩次鴉片戰争使參戰的外國人寫下了許多回憶錄。
中國的觀察家在當時也寫下了大量的著作。
最著名的是魏源的《海國圖志》和徐繼畬的《赢環志略》：這兩部書在19世紀40年代是作為世界地理出版的；最近倫納德、米切爾和德雷克等人對它們進行了研究。
已故的張馨保研究欽差大臣林則徐的著作已在上文提及。
J.Y.黃則根據倫敦檔案局的廣東省檔案研究了葉名琛大臣。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據總理衙門檔案寫了四十多種專著，主要涉及的是1860年以後的時期，但是呂實強和王爾敏等人的著作也涉及1860年以前。
論述法國在第二次鴉片戰争中的作用的著作，可參看卡迪的《法帝國主義在東亞的根基》。
關于香港本地史的著作，見恩迪科特的《1841&mdash1962年香港的政府和人民》。
上海的早期曆史尚有待研究。
然而總的來說，如果把整個有關中國和西方最初密切接觸的曆史研究工作用出版的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等方面的著作來衡量時，史學家們在這方面似乎處于發轫階段。
這部分是因為他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1860年以後的更大事件上，部分也是由于對整個19世紀上半葉中國史的研究尚未充分展開。
現在還沒有發現用任何文字撰寫的論述嘉慶和道光時期（1796&mdash1850年）的重要著作。
《曆史研究》雜志上的文章已經提出了問題并表明了新的看法，我們期待衆多的中國史學家們能做出成績來。
第六章 太平軍叛亂 由于基本資料既缺乏，又流失于全世界，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開始有專攻太平軍叛亂的史學。
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綱》現在仍然是最好的一部概論性著作。
在他的帶動下，新一代有創見的史學家根據從外國博物館和圖書館新發現的許多中文資料，開始開發這個領域。
在西方，1927年黑爾突破了前此從通商口岸的角度觀察這次叛亂的觀點；他的《曾國藩和太平軍叛亂》一書通過利用曾國藩全集的資料紮紮實實地用中國人的觀點來考察常勝軍。
自那時以來，出現了大量的資料集和研究著作，要了解它的概貌和廣度，最好去查閱鄧嗣禹所編的優秀的批判性書目&mdash&mdash《關于太平軍叛亂的史學》，此書對東亞文字和西方文字所寫的資料及專著都進行了評述。
研究人員還有必要參考張秀民等編的《太平天國資料目錄》，它以擁有各省的資料見長。
關于地方志中的重要材料（這是了解叛亂對地方社會所起影響的唯一途徑），可參考郭廷以的《太平天國史事日志》所附的374篇書目。
自從鄧嗣禹的書目出版以來，大量重要著作問世。
其中論述這次運動的最優秀的英文著作是邁克爾和張仲禮的《太平天國叛亂的曆史與文獻》。
第一卷是精心研究的叙事史。
第二、三卷是篇幅龐大的新譯太平天國文獻集，其範圍從主要的典籍直到片斷的昙花一現的事件。
除了内容廣泛的東亞和西方文字寫的書目外，這三卷書中的評點性注釋使它成為認真研究太平天國者的必備之書。
自鄧嗣禹的書目問世以後，又出版了一部大部頭資料集，這是南京太平天國博物館根據從各省地方圖書館周密搜尋得來的資料編成的（顯然由羅爾綱指導進行）。
發現了許多罕見的或未曾公布的資料，由于收集的全部資料分量過大，不能完全發表，所以出了六卷選集，即《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
還發表了一部點燃太平天國叛亂的宗教小冊子的複制本，即梁阿發的《勸世良言》，這是一份人們經常讨論但卻很少讀過的罕見文獻。
晚近另一些著作中有王爾敏研究李鴻章淮軍的《淮軍志》；鄧嗣禹的《太平軍叛亂和西方列強》，此書的内容大大超出了書名的範圍，也論及這次運動的許多附帶事件，包括另外一些叛亂在内；而簡又文的有長期價值的著作《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已有英文節本。
其他一些可使用的資料另見第六章的腳注。
第七章 中俄關系，1800&mdash1862年 已出版的有關19世紀中俄關系的書籍，着重研究的是瑷珲條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的談判。
對于中俄貿易，特别是新疆的中俄貿易。
以及對固勒紮條約背景的研究則很不夠。
蘇聯著作主要是試圖開脫它侵占清朝領土的罪責。
中國著作則針鋒相對地予以譴責。
甚至對這個題目，持任何一方觀點的人都沒有發表過分析深刻的論著。
我們期待着全面了解俄國政府内部關于黑龍江問題的意見和穆拉維約夫按照官方訓令行事的程度。
我們還希望了解北京怎麼會容忍事态發展到讓俄國侵吞領土的地步，清政府對滿洲東北部的了解或關注的程度有多大，以及喪失領土在中國産生了什麼反應。
（政府對此是如何解釋的？誰關心過此事？） 對英語讀者來說，克拉布的《中國和俄國的&ldquo大賭博&rdquo》一書是研究整個中俄關系的最好著作。
對1858&mdash1860年間的談判論述最充分的是奎斯特德的《1857&mdash1860年俄國在東亞的擴張》。
徐中約的《中國進入國際家庭》一書也很有價值。
更早一些時候論述俄國合并黑龍江的優秀著作是拉文斯坦的《俄國人在黑龍江》。
論述19世紀的中俄關系而以18世紀為背景的有法烏斯特的《1727&mdash1805年俄國對華貿易及其背景》。
蘇聯的最重要著作是斯拉德科夫斯基的《1917年以前俄國各族人民同中國的商業經濟關系史》和納羅契尼茨基的《1860&mdash1895年資本主義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
巴爾蘇科夫的《穆拉維約夫-阿穆爾斯基伯爵》一書仍舊是研究俄國在黑龍江活動的必要資料。
對于研究總的俄國對外政策來說，《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俄國對外政策》是一大貢獻。
《俄國東方學史概論》叢書，提供了關于俄國漢學、蒙古學及有關學科的發展的有見識的資料。
中國關于1800&mdash1862年中俄關系的學術成績粲然可觀，但是大半都着重談領土喪失問題，而且對俄國擴張行為的評論過分簡單。
對俄國行為的大部分論述無非反映了他們的認識，即俄國人需要一個不凍港口，以及他們在中近東受到了挫折；例如，陳登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