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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1961年第51卷第3部分。
論述拉達克曆史的主要作品有弗蘭克的《西藏西部史》；關于1800年和1862年間的記述，坎甯漢的《從自然、統計和曆史角度看拉達克，兼其及毗鄰諸國》一書是必讀書。
關于不丹，可看拉烏爾的《近代不丹》，此是有用之書。
關于尼泊爾，可看羅斯的卓越著作《尼泊爾：求生存的戰略》，這是一部資料豐富而又引人入勝的讀物。
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與叛亂的根源 關于嘉慶和道光時期的中國本國史，現在還沒有人用哪一種語言寫出能使人滿意的著作。
這不是因為資料缺乏，而是因為我們對近代史的概念已形成這種傾向：即或者想促進對清朝基本制度形成時期的研究，或者想促進研究這些制度對于西方挑戰的反應。
因此對這個重要時期，即晚清帝國社會的突出問題已在政治生活和思想生活中被感受到的時期，沒有多加研究。
因此，要寫出重要曆史著作的機會是非常之多的。
研究這個時期必須從它在漫長的清代曆史中的地位入手。
何炳棣撰寫了兩篇出色的綜合性論文，表述了他對清代中期總的看法：其一是《清代在中國曆史上的重要性》（《亞洲研究雜志》1967年2月号）；第二篇是《1368&mdash1953年中國人口的研究》一書的第九章。
另一篇關于清代前半期的綜合性論文是小韋克曼的《1683&mdash1839年鼎盛時期的清帝國》（載克勞利編的《近代東亞論文集》）。
有兩部标準的中國清代史，一是孟森的《清代史》，此書對于全面分析清代政治制度最為有用；一是蕭一山的《清代通史》，此書包括大量從官私著作摘引而常常不見于文獻記載的細節，還有引自&ldquo外史&rdquo的許多趣聞轶事。
鈴木中正論述白蓮教叛亂的一些著作占着主導地位，它們已在這一章的注釋中交代明白。
要了解各種文字所寫的專題參考論著，可查閱施堅雅的《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論著類目索引》一書。
在大量中國宮廷檔案和軍機處檔案公布以前（對19世紀末檔案的整理工作已經在台灣開始進行），有關19世紀早期史的基本資料仍然是《大清曆朝實錄》及其他權威性的文獻集。
威爾金森的《中華帝國史研究指南》一書對這些資料的性質進行了讨論。
對于原始資料最有價值（但尚未充分利用）的綜合性介紹，特别應該提到《皇朝政典類纂》這部政務大全，編者是席裕福，其中廣泛引用了官方和非官方的著作，并且注明了它們的出處。
官方政策的發展可以通過一些官方文件彙編和各種類書來探索，但研究地方社會的情況則是一個更加困難的問題。
除了數以千計的地方志（縣以上皆有方志），有價值的材料也可見于用宮廷檔案編成的兩部奏疏彙編：一部是羅振玉編的《皇清奏議》，其中包括直到1820年為止的奏折；另一部是此書的續編，即王雲五編的《道鹹同光四朝奏議》。
這些奏議顯然抄錄自清代宮廷，雖然它們是為了作為範例（思想的和文學的），而不是因在制定政策方面有其重要性，但它們對于詳細了解地方情況有着巨大價值。
除非我們能夠弄清楚官方文獻背後的一整套非正規的關系，否則我們對這一時期的了解，将依然是膚淺的。
最好的辦法之一是利用傳記。
恒慕義編的《清代名人傳》是标準的英文參考書，其中包括有文獻參考目錄。
然而，恒慕義的著作内容僅限于主要官員和一些有影響的或德高望重的學者紳士。
威爾金森著《中華帝國史研究指南》附有中文的清代名人索引。
在傳記書中，最有用的是錢儀吉編的《碑傳集》和李桓編的《國朝耆獻類徵》。
後一部書的每一人的傳記一般收有國史館編的官方傳記和來源于其他史料的一種或一種以上的傳記。
前一部書隻包括私人撰寫的紀念文章和少量摘自方志的記述，都有出處。
比起《國朝耆獻類徵》來，《碑傳集》往往對每一個人收有更多的記述。
這兩部書最好是合起來使用，雖然許多材料是重複的。
《碑傳集》完成于1826年，後來又編寫了《續碑傳集》（缪荃孫編）和《碑傳集補》（闵爾昌編）。
沒有收在這些重要集子中的個人傳記常常可見于清史館編的《清史列傳》。
這部書隻對每個作傳對象登一篇官方傳記。
對私人所寫傳記探本求源，除了可以與其他資料進行核對以外，還是了解友情和政治結合這些非正式結構的有用的初步線索。
在所謂的野史或外史中，有着研究清代曆史和政治的豐富的、基本上尚未被發掘使用的材料。
下面列舉的七部書是這類著作中最好的。
由小橫香室主人編的《清朝野史大觀》，共十二卷，其中轶事引自110多種資料（有些資料由編者在前言中列舉）和編者本人的回憶，但均無出處。
著名的多卷本著作《清稗類鈔》（十二卷），徐珂編，分為92類，每類按年為序編成。
此書内容已被編入佐伯富編《中國随筆雜著索引》中。
裘匡廬（裘毓麟）編的《清代轶聞》，共分7類，如名人、宮闱瑣談、外交關系及太平軍叛亂等，這些資料均無出處。
編者提供了&ldquo幾百部&rdquo參考書的一部分書目。
歐陽紹熙所編《清譚》，分為宮廷事務、軍事問題、外交關系、自然災害和權貴等類。
在有些情況下，編者給個别條目注明了資料來源。
姚永樸編的《舊聞随筆》，對隻提姓或字的人物注上了他們的名字。
李嶽瑞（李孟符）編的《春冰室野乘》則未予分類，但其中也包括了許多曾在其他資料（如上面提到的《清譚》）中出現過的著名轶事。
在這類書中，最後一部分受到較多注意和尊重的資料是滿人昭梿親王的《嘯亭雜錄》和《嘯亭續錄》。
《續錄》是在1826年完成的，因此主要是對嘉慶年間的觀察。
他的觀察是了解和珅年間和嘉慶初年的有價值的史料。
這兩本書的内容1954年已被編入東京大學東洋史研究會出版的《中國随筆索引》中。
第四章 廣州貿易和鴉片戰争 關于廣州貿易史和鴉片戰争史的文獻材料是很豐富的。
除了在對第五章的書目介紹中提到的原始資料外，還有一些加有注釋的外交文獻集，如蔣廷黻編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兩卷本）、傅樂淑的《中西關系文件彙編（1644&mdash1820年）》和郭斌佳的《第一次英中戰争評論》。
陶希聖的《列強侵略》（四卷本）由國民黨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委員會出版，其中所收文章和回憶錄是北京的論述鴉片戰争的文集（齊思和編的《鴉片戰争》）所沒有的。
比鴉片戰争更早的中國和西方的外交關系，普裡查德在其1936年出版的《英中關系的艱難歲月（1750&mdash1800）》一書中作了部分論述，并闡明了歐洲人的觀點。
在費正清所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一書中的許多出色文章對中國的外交事務概念作出了更加新穎的評價；而費正清的傑作《中國沿海的貿易和外交》一書中的開頭幾章，對中國處理外交關系的方式作了迄今為止最好的評論。
馬士在其《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mdash1834年》（五卷本）一書中，幾乎确鑿有據地詳細記述了19世紀以前貿易的背景。
格林堡在其《鴉片戰争前中英通商史》一書中，對散商的&ldquo港腳貿易&rdquo作了精辟分析，此書是根據劍橋大學的查頓檔案研究寫成的。
對鴉片戰争前中外貿易最優秀和最概括的研究著作是德米尼的權威著作《中國與西方：18世紀的廣州貿易》（共三卷，對開本）。
有許多論述廣州行商的有價值的著作。
最早的一篇文章是法國漢學家考爾疊寫的《廣州行商》，載于《通報》。
梁嘉彬根據中文材料寫了一部内容非常廣泛的著作《廣東十三行考》，在1937年出版。
後來，巴蘇寫了一篇博士論文，題為《亞洲商人和西方貿易：對1800&mdash1840年加爾各答和廣州的比較研究》，此文詳細叙述了行商和其他商業團體（如印度商人、波士頓的私人商行和塞勒姆私人商行）之間的關系。
張榮洋有一篇重要文章，題為《對1784&mdash1834年中國貿易和财政的再評價》（載《商業史》雜志1965年1月号），此文也強調指出了這些貿易關系和廣州貿易中私人彙票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上述許多論著都着重叙述了鴉片對于散商和公司進行的對華貿易具有的重要性。
歐文在《英國在印度和中國的鴉片政策》（1934年出版）一書中對英國政府的鴉片貿易政策作了詳細研究。
三年後，科斯廷出版了他的《1833&mdash1860年的英國與中國》，其中頗為謹慎地論述了鴉片問題。
韋伯斯特爵士的《巴麥尊在1830&mdash1841年的外交政策》（兩卷本）一書後來從英國自由派運動的觀點考察了中國問題，因而強調的是英國的國内政治問題，而不是鴉片貿易對英國政府經濟上的重要性。
然而，上面提到的格林堡糾正了這個偏差。
最後，研究鴉片問題的最有權威的著作是斯賓士的《清代吸食鴉片概況》，此文載小韋克曼和格蘭特合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
張馨保的重要著作《欽差大臣林則徐和鴉片戰争》一書，詳細考察了中國對鴉片貿易的反應。
還有一本用中文為欽差大臣林則徐寫的優秀傳記，即林崇墉的《林則徐傳》，其中相當詳盡地叙述了林則徐的禁煙措施。
鴉片戰争本身引起當時的觀察者和參與者寫下了大量的回憶錄。
在西方，像奧赫特洛尼的《英國的對華戰争》和伯納德的《1840&mdash1843年複仇女神号航行和服役記事》（均出版于1844年），都生動地描述了沖突情況。
在這兩部書的影響下，又出現了一系列生動地描寫鴉片戰争的軍事史書，首先是1946年出版的科利斯的《外國泥淖》，接着是1964年出版的賀爾特的《在中國進行的鴉片戰争》，最後是比欽的《中國的兩次鴉片戰争》。
在這類英文著作中，寫得最好的是費伊的《1840&mdash1842年的鴉片戰争》一書，此書把軍事史和對社會及政治的精辟分析結合了起來。
也有戰争參加者所寫的中文回憶錄。
林則徐本人的《林文忠公全集》（兩卷本）内有當時的日記以及給朋友的書信和呈給清帝的奏折。
林則徐的顧問們也寫了有關鴉片戰争的曆史，如梁廷楠的《夷氛記聞》，以及魏源《聖武記》中的部分章節；派克在1888年已将它們的一部分譯成英文，書名為《中國人對鴉片戰争的記述》。
1851年，夏燮發表了他的《中西紀事》一書，此書對這一時期的中西交往史作了更加全面的叙述，而且包括許多第一手材料。
在先前提到的一些文獻集子和阿英的《鴉片戰争文學集》（兩卷本）中還有當時其他一些記述，其中有些内容（包括林則徐日記）已被譯成英文，收于韋利的既富于同情心而又引人入勝的《中國人眼中的鴉片戰争》一書中。
蔣廷黻的幾篇著作對于締結《南京條約》的曆次談判進行了探讨，其中包括他用英文寫的關于把同樣的商業特權普遍給予西方各國的一篇文章（載《中國社會與政治學評論》1931年10月）。
這些談判既是鄧嗣禹的《張喜和南京條約》一書的主題，也是上述費正清論述貿易和外交那部著作的主題。
最後，研究太平天國的史學家謝興堯的幾篇重要文章，讨論了鴉片戰争對社會和經濟的影響。
這些文章收錄在他的《太平天國史事論叢》中。
鴉片戰争與太平軍叛亂起源之間的關系問題，也是波多野善大論述太平天國的一篇文章（載日文《曆史學研究》
論述拉達克曆史的主要作品有弗蘭克的《西藏西部史》；關于1800年和1862年間的記述，坎甯漢的《從自然、統計和曆史角度看拉達克，兼其及毗鄰諸國》一書是必讀書。
關于不丹，可看拉烏爾的《近代不丹》，此是有用之書。
關于尼泊爾，可看羅斯的卓越著作《尼泊爾：求生存的戰略》，這是一部資料豐富而又引人入勝的讀物。
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與叛亂的根源 關于嘉慶和道光時期的中國本國史，現在還沒有人用哪一種語言寫出能使人滿意的著作。
這不是因為資料缺乏，而是因為我們對近代史的概念已形成這種傾向：即或者想促進對清朝基本制度形成時期的研究，或者想促進研究這些制度對于西方挑戰的反應。
因此對這個重要時期，即晚清帝國社會的突出問題已在政治生活和思想生活中被感受到的時期，沒有多加研究。
因此，要寫出重要曆史著作的機會是非常之多的。
研究這個時期必須從它在漫長的清代曆史中的地位入手。
何炳棣撰寫了兩篇出色的綜合性論文，表述了他對清代中期總的看法：其一是《清代在中國曆史上的重要性》（《亞洲研究雜志》1967年2月号）；第二篇是《1368&mdash1953年中國人口的研究》一書的第九章。
另一篇關于清代前半期的綜合性論文是小韋克曼的《1683&mdash1839年鼎盛時期的清帝國》（載克勞利編的《近代東亞論文集》）。
有兩部标準的中國清代史，一是孟森的《清代史》，此書對于全面分析清代政治制度最為有用；一是蕭一山的《清代通史》，此書包括大量從官私著作摘引而常常不見于文獻記載的細節，還有引自&ldquo外史&rdquo的許多趣聞轶事。
鈴木中正論述白蓮教叛亂的一些著作占着主導地位，它們已在這一章的注釋中交代明白。
要了解各種文字所寫的專題參考論著，可查閱施堅雅的《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論著類目索引》一書。
在大量中國宮廷檔案和軍機處檔案公布以前（對19世紀末檔案的整理工作已經在台灣開始進行），有關19世紀早期史的基本資料仍然是《大清曆朝實錄》及其他權威性的文獻集。
威爾金森的《中華帝國史研究指南》一書對這些資料的性質進行了讨論。
對于原始資料最有價值（但尚未充分利用）的綜合性介紹，特别應該提到《皇朝政典類纂》這部政務大全，編者是席裕福，其中廣泛引用了官方和非官方的著作，并且注明了它們的出處。
官方政策的發展可以通過一些官方文件彙編和各種類書來探索，但研究地方社會的情況則是一個更加困難的問題。
除了數以千計的地方志（縣以上皆有方志），有價值的材料也可見于用宮廷檔案編成的兩部奏疏彙編：一部是羅振玉編的《皇清奏議》，其中包括直到1820年為止的奏折；另一部是此書的續編，即王雲五編的《道鹹同光四朝奏議》。
這些奏議顯然抄錄自清代宮廷，雖然它們是為了作為範例（思想的和文學的），而不是因在制定政策方面有其重要性，但它們對于詳細了解地方情況有着巨大價值。
除非我們能夠弄清楚官方文獻背後的一整套非正規的關系，否則我們對這一時期的了解，将依然是膚淺的。
最好的辦法之一是利用傳記。
恒慕義編的《清代名人傳》是标準的英文參考書，其中包括有文獻參考目錄。
然而，恒慕義的著作内容僅限于主要官員和一些有影響的或德高望重的學者紳士。
威爾金森著《中華帝國史研究指南》附有中文的清代名人索引。
在傳記書中，最有用的是錢儀吉編的《碑傳集》和李桓編的《國朝耆獻類徵》。
後一部書的每一人的傳記一般收有國史館編的官方傳記和來源于其他史料的一種或一種以上的傳記。
前一部書隻包括私人撰寫的紀念文章和少量摘自方志的記述，都有出處。
比起《國朝耆獻類徵》來，《碑傳集》往往對每一個人收有更多的記述。
這兩部書最好是合起來使用，雖然許多材料是重複的。
《碑傳集》完成于1826年，後來又編寫了《續碑傳集》（缪荃孫編）和《碑傳集補》（闵爾昌編）。
沒有收在這些重要集子中的個人傳記常常可見于清史館編的《清史列傳》。
這部書隻對每個作傳對象登一篇官方傳記。
對私人所寫傳記探本求源，除了可以與其他資料進行核對以外，還是了解友情和政治結合這些非正式結構的有用的初步線索。
在所謂的野史或外史中，有着研究清代曆史和政治的豐富的、基本上尚未被發掘使用的材料。
下面列舉的七部書是這類著作中最好的。
由小橫香室主人編的《清朝野史大觀》，共十二卷，其中轶事引自110多種資料（有些資料由編者在前言中列舉）和編者本人的回憶，但均無出處。
著名的多卷本著作《清稗類鈔》（十二卷），徐珂編，分為92類，每類按年為序編成。
此書内容已被編入佐伯富編《中國随筆雜著索引》中。
裘匡廬（裘毓麟）編的《清代轶聞》，共分7類，如名人、宮闱瑣談、外交關系及太平軍叛亂等，這些資料均無出處。
編者提供了&ldquo幾百部&rdquo參考書的一部分書目。
歐陽紹熙所編《清譚》，分為宮廷事務、軍事問題、外交關系、自然災害和權貴等類。
在有些情況下，編者給個别條目注明了資料來源。
姚永樸編的《舊聞随筆》，對隻提姓或字的人物注上了他們的名字。
李嶽瑞（李孟符）編的《春冰室野乘》則未予分類，但其中也包括了許多曾在其他資料（如上面提到的《清譚》）中出現過的著名轶事。
在這類書中，最後一部分受到較多注意和尊重的資料是滿人昭梿親王的《嘯亭雜錄》和《嘯亭續錄》。
《續錄》是在1826年完成的，因此主要是對嘉慶年間的觀察。
他的觀察是了解和珅年間和嘉慶初年的有價值的史料。
這兩本書的内容1954年已被編入東京大學東洋史研究會出版的《中國随筆索引》中。
第四章 廣州貿易和鴉片戰争 關于廣州貿易史和鴉片戰争史的文獻材料是很豐富的。
除了在對第五章的書目介紹中提到的原始資料外，還有一些加有注釋的外交文獻集，如蔣廷黻編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兩卷本）、傅樂淑的《中西關系文件彙編（1644&mdash1820年）》和郭斌佳的《第一次英中戰争評論》。
陶希聖的《列強侵略》（四卷本）由國民黨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委員會出版，其中所收文章和回憶錄是北京的論述鴉片戰争的文集（齊思和編的《鴉片戰争》）所沒有的。
比鴉片戰争更早的中國和西方的外交關系，普裡查德在其1936年出版的《英中關系的艱難歲月（1750&mdash1800）》一書中作了部分論述，并闡明了歐洲人的觀點。
在費正清所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一書中的許多出色文章對中國的外交事務概念作出了更加新穎的評價；而費正清的傑作《中國沿海的貿易和外交》一書中的開頭幾章，對中國處理外交關系的方式作了迄今為止最好的評論。
馬士在其《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mdash1834年》（五卷本）一書中，幾乎确鑿有據地詳細記述了19世紀以前貿易的背景。
格林堡在其《鴉片戰争前中英通商史》一書中，對散商的&ldquo港腳貿易&rdquo作了精辟分析，此書是根據劍橋大學的查頓檔案研究寫成的。
對鴉片戰争前中外貿易最優秀和最概括的研究著作是德米尼的權威著作《中國與西方：18世紀的廣州貿易》（共三卷，對開本）。
有許多論述廣州行商的有價值的著作。
最早的一篇文章是法國漢學家考爾疊寫的《廣州行商》，載于《通報》。
梁嘉彬根據中文材料寫了一部内容非常廣泛的著作《廣東十三行考》，在1937年出版。
後來，巴蘇寫了一篇博士論文，題為《亞洲商人和西方貿易：對1800&mdash1840年加爾各答和廣州的比較研究》，此文詳細叙述了行商和其他商業團體（如印度商人、波士頓的私人商行和塞勒姆私人商行）之間的關系。
張榮洋有一篇重要文章，題為《對1784&mdash1834年中國貿易和财政的再評價》（載《商業史》雜志1965年1月号），此文也強調指出了這些貿易關系和廣州貿易中私人彙票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上述許多論著都着重叙述了鴉片對于散商和公司進行的對華貿易具有的重要性。
歐文在《英國在印度和中國的鴉片政策》（1934年出版）一書中對英國政府的鴉片貿易政策作了詳細研究。
三年後，科斯廷出版了他的《1833&mdash1860年的英國與中國》，其中頗為謹慎地論述了鴉片問題。
韋伯斯特爵士的《巴麥尊在1830&mdash1841年的外交政策》（兩卷本）一書後來從英國自由派運動的觀點考察了中國問題，因而強調的是英國的國内政治問題，而不是鴉片貿易對英國政府經濟上的重要性。
然而，上面提到的格林堡糾正了這個偏差。
最後，研究鴉片問題的最有權威的著作是斯賓士的《清代吸食鴉片概況》，此文載小韋克曼和格蘭特合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
張馨保的重要著作《欽差大臣林則徐和鴉片戰争》一書，詳細考察了中國對鴉片貿易的反應。
還有一本用中文為欽差大臣林則徐寫的優秀傳記，即林崇墉的《林則徐傳》，其中相當詳盡地叙述了林則徐的禁煙措施。
鴉片戰争本身引起當時的觀察者和參與者寫下了大量的回憶錄。
在西方，像奧赫特洛尼的《英國的對華戰争》和伯納德的《1840&mdash1843年複仇女神号航行和服役記事》（均出版于1844年），都生動地描述了沖突情況。
在這兩部書的影響下，又出現了一系列生動地描寫鴉片戰争的軍事史書，首先是1946年出版的科利斯的《外國泥淖》，接着是1964年出版的賀爾特的《在中國進行的鴉片戰争》，最後是比欽的《中國的兩次鴉片戰争》。
在這類英文著作中，寫得最好的是費伊的《1840&mdash1842年的鴉片戰争》一書，此書把軍事史和對社會及政治的精辟分析結合了起來。
也有戰争參加者所寫的中文回憶錄。
林則徐本人的《林文忠公全集》（兩卷本）内有當時的日記以及給朋友的書信和呈給清帝的奏折。
林則徐的顧問們也寫了有關鴉片戰争的曆史，如梁廷楠的《夷氛記聞》，以及魏源《聖武記》中的部分章節；派克在1888年已将它們的一部分譯成英文，書名為《中國人對鴉片戰争的記述》。
1851年，夏燮發表了他的《中西紀事》一書，此書對這一時期的中西交往史作了更加全面的叙述，而且包括許多第一手材料。
在先前提到的一些文獻集子和阿英的《鴉片戰争文學集》（兩卷本）中還有當時其他一些記述，其中有些内容（包括林則徐日記）已被譯成英文，收于韋利的既富于同情心而又引人入勝的《中國人眼中的鴉片戰争》一書中。
蔣廷黻的幾篇著作對于締結《南京條約》的曆次談判進行了探讨，其中包括他用英文寫的關于把同樣的商業特權普遍給予西方各國的一篇文章（載《中國社會與政治學評論》1931年10月）。
這些談判既是鄧嗣禹的《張喜和南京條約》一書的主題，也是上述費正清論述貿易和外交那部著作的主題。
最後，研究太平天國的史學家謝興堯的幾篇重要文章，讨論了鴉片戰争對社會和經濟的影響。
這些文章收錄在他的《太平天國史事論叢》中。
鴉片戰争與太平軍叛亂起源之間的關系問題，也是波多野善大論述太平天國的一篇文章（載日文《曆史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