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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言：舊秩序
在2000年中，中國積累了大量曆史文獻，以緻文獻學早已成為一門專業。
研究中國史的中外史學家經常提供書目，竭力防止初學者陷入浩瀚的曆史文獻之中。
對于英語讀者來說，捷徑是為顯然很有才能但尚不得其門而入的初學者所寫的各種附于概論性文章後面的書目。
目前，最通用的是徐中約的《近代中國的興起》和克萊德及比爾斯的《遠東：西方影響及東方反應的曆史（1830&mdash1973）》兩書中所列的閱讀文獻。
有一部概論性的著作甚至用50頁的篇幅評述了有關中國（主要是近代的）650部書，見費正清的《中美關系史》。
我們這一介紹性的篇章使用了賀凱的《中國曆史與文化導論》這一最新的背景研究著作，書中附有經過選擇的書目。
所有這些西方的著作都來源于什麼樣的中國曆史記載呢？對中國感興趣的英語讀者（直到其中有更多的人能讀中文、日文書以前）事實上是不會關心成本大套地刊行的、在漢學圖書館中使用的原始資料、圖書目錄、參考書和工具書的；這類著作之龐大和種類之繁多明顯地證明了漢學的存在與發展。
然而，非漢學家确實可以通過閱讀像威爾金森的《中華帝國史研究指南》這樣的漢學工具書而引起興趣和受到啟發，此書詳細提供了1911年以前在中國、日本和西方出版的有關中國的原始資料和學術著作的主要類目。
繼此宏著之後的是内森的《1840&mdash1972年的現代中國：資料和工具書介紹》，此書著錄了圖書館、檔案館以及直到70年代的有價值出版物的大量重要情報。
這些最新的圖書指南也提到了它們依據的一些更早期的著作。
本文當然也反映了作者本人的一本概論性著作（費正清等編的《東亞的傳統和變化》），但是，像所有評述一樣，它也得益于許多其他作者，其中有些人的著作被引用于腳注中。
第二章和第八章 清朝的亞洲腹地 1800年和1862年間清朝亞洲腹地的曆史一直是一個被忽略的論題。
這部分曆史雖有充足的原始資料可供詳細研究，但很少史學家試圖做這項工作。
最優秀的一部著作是羅薩比的《1368年迄今的中國和亞洲腹地》。
克拉布的《中國和俄國的&ldquo大賭博&rdquo》一書在中俄關系方面對清朝亞洲腹地作了很好論述。
蕭一山的《清代通史》第二部分（1962年修訂版）把亞洲腹地置于整個清代曆史之中加以考察，這反映了一個中國漢族人的看法。
《岩波講座世界曆史》第13卷提供了有價值的背景材料，作者是荻原淳平、佐口透（他撰寫19世紀的清朝部分）、佐藤長和若松寬。
關于亞洲腹地國際政治結構的論述，在拉姆·拉烏爾的《中亞的政治》一書中可以看到。
歐文·拉鐵摩爾的《中國的亞洲腹地邊疆》一書，仍舊是所有研究亞洲腹地學者的基本讀物。
最易看到的賽諾所編的《中部歐亞大陸研究介紹》是一部列舉歐洲文著作的總書目，但其中有關1800&mdash1862年清朝亞洲腹地的著作很少。
中文著作書目有鄧衍林編的《中國邊疆圖籍錄》。
清代所傳主要作品有這樣幾種：有三種文字的《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1795年）以及為嘉慶、道光、鹹豐和同治時期寫的續編；祁韻士編輯的《皇朝藩部要略》，它利用了上述著作的材料；以及有三種文字的《欽定理藩院則例》（特别是1827年版，該版經過修訂于1843年再版）。
對清朝政治制度的概述可見《會典》和《事例》，特别是1818年和1899年的兩種版本。
對于一般英語讀者來說，都能看到單獨的滿洲史、蒙古史、東突厥斯坦史和西藏史的優秀著作，另外還有用其他文字撰寫的重要史書。
對滿洲作綜合論述的，隻有羅伯特·李的《清代曆史中的滿洲邊疆》一書。
論述蒙古的曆史文獻更為豐富，但它們往往重在叙述外蒙，比較忽視内蒙和衛拉特。
用英文編寫的主要著作有鮑登的《蒙古近代史》和米勒的《内蒙古的寺院和文化變化》。
但是，論述最充分的是蒙古人自己編寫的著作，如《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第2卷（1604&mdash1917年），納紮格多爾濟的《滿洲統治時期的喀爾喀簡史，1691&mdash1911年》，以及題旨比較狹窄的一些文件彙集和專著，特别是納紮格多爾濟和那桑巴爾吉日編的《四艾馬克稅冊》；那桑巴爾吉日的《1691&mdash1911年外蒙對滿清王朝履行的義務》，以及那桑巴爾吉日和納紮格多爾濟編的《18世紀至20世紀初的人民申訴書》，此書已由拉錫登杜格和弗隆尼卡·維特合作譯成英文。
主要的中文著作有張穆的《蒙古遊牧記》，此書已由波波夫譯成俄文，又由須佐嘉桔譯成日文。
中文的著作書目有張興唐編的《蒙古參考書目》（台北，1958年版）。
論述19世紀蒙古的許多最重要的曆史著作大部分出自日本和蘇聯的曆史學家之手。
兩部有名的舊著是：矢野仁一的《近代蒙古史研究》和橋本光寶的《蒙古的喇嘛教》；這兩部書基本上已被随後出版的田山茂的《清代的蒙古社會制度》所吸收并替代，此書是研究清代蒙古史的所有學者的必讀書。
關于日文的蒙古學書目有岩村忍和藤枝晃合編的《1900&mdash1972年蒙古研究文獻目錄》。
主要的俄文著作有格魯姆-芝邁洛的《蒙古西部和烏梁海邊區》卷2：《與中亞史有關的各該國家的曆史綱要》，以及蘇聯和蒙古學者合寫的《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此書于1967年予以修訂并增補。
1954年有中譯本）。
胡爾拉特編了《有關蒙古的著作書目》1&mdash3卷，其中主要收錄的是俄文書，也有其他歐洲文字的著作。
在文學方面，有米哈伊洛夫的《蒙古文學遺産》，此書是一簡明本著作。
論述19世紀蒙古文學史的最重要作品是海希格的卓越著作《蒙古文學史》第1卷。
研究19世紀70年代以前時期新疆的主要權威是佐口透，他的《18世紀至19世紀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及其有關此研究領域的許多論文指導着這一領域。
他的《東突厥斯坦》一書中有兩個部分已譯成英文，即《浩罕王國的東方貿易》（第六章，載《東洋文庫研究紀要》1965年第24期）和《1760&mdash1820年白山派和卓的複興》（第二和第七章中的部分譯成，載《亞洲學報：東洋文化研究所通報》1968年第14期）。
他的《俄國和亞洲的草原》一書對16&mdash19世紀的中亞史作了引人入勝的介紹。
日文著作的一本重要研究書目是袁同禮和渡邊宏合編的《1886&mdash1962年新疆研究文獻目錄》。
對于六城地區各次暴亂的最有影響的記述是魏源的《聖武記》，此書在新亞政務部的贊助下已譯成日文（1943年）。
論述張格爾的部分由伊姆波爾特&mdash胡阿特譯成法文，載入他的《中亞文獻彙編》。
中國人研究新疆史的主要著述有曾問吾的《中國經營西域史》。
中亞本地人的著作是穆罕默德·阿明的《東突厥斯坦史》，此書是用分離主義的觀點寫成的。
張格爾的聖戰在曹振镛等人編的《欽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中有叙述。
蘇聯的卓越曆史學家庫茲涅佐夫的著述大大推進了這個領域的研究，他出版有專著《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以及下面幾篇重要文章：《論張格爾運動的反動實質》（載《蘇聯哈薩克科學院通報，曆史、考古和人種學專集》1961年第1期）、《論19世紀第二個25年期間清政府對東突厥斯坦的政策》（載《蘇聯哈薩克科學院通報，曆史、考古和人種學專集》1961年第2期）、與上面專著同名的《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載《哈薩克科學院通報，曆史、考古和人種學專集》1961年第3期）、《18世紀末哈薩克和中國的貿易關系》（根據中文資料）（載《蘇聯哈薩克科學院瓦裡哈諾夫曆史、考古與人種學研究所著作集》1962年第15輯）和《關于19世紀上半葉英、俄兩國同新疆貿易的問題》（載《蘇聯哈薩克科學院通報，社會科學專集》1963年第6期）。
前三篇文章有英文摘要，名《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對新疆的行政管理》（載《中亞評論》第10卷第3期，1962年）。
杜曼的《18世紀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一書論述了與19世紀有關的許多事實，他把此書内容又壓縮成為《清帝國對準噶爾和東突厥斯坦的征服》一文（載齊赫文斯基編《滿人在中國的統治》一書中）。
19世紀，随着英、俄兩國敵對的加劇，雙方加緊在新疆收集情報，最後提出了兩篇事實上能互相配合的報告。
俄國的一篇報告是瓦裡哈諾夫的《論1858&mdash1859年六城的形勢》，此文後來又被瓦裡哈諾夫《全集》第二卷中發表的有關準噶爾和六城地區的其他許多文章所充實。
與此相應的是英國人戴維斯編寫的報告《英屬印度西北邊境諸國貿易和資源的報告》。
戴維斯的這份報告雖然對史學家有很大價值，但似乎被完全遺忘了，而瓦裡哈諾夫的記述卻實際上給後來的整個學術界留下了印象。
這個記述的英譯本見于約翰和羅伯特·米其爾的著作中，譯名為《中亞的俄國人》。
貝柳大量吸取瓦裡哈諾夫的材料寫成了《喀什噶爾史》一文，此文收錄在福賽思的《1873年出使葉爾羌報告》中。
福賽思的俄國同時代人庫洛珀特金寫了一份對應報告，标題是《從曆史和地理方面略述喀什噶爾的軍事實力、工業和貿易》，并由瓦爾特·高恩譯成了英文。
庫洛珀特金的報告也應大大地歸功于瓦裡哈諾夫；而在所有全面叙述東突厥斯坦的曆史中，最優秀的是格裡戈裡耶夫的《東突厥斯坦或中國突厥斯坦》，它也同樣得益于瓦裡哈諾夫，此文載于他的《利特爾地理志》第二部分，此書也包括戴維斯《報告》中的資料。
另一些俄國人的重要著作可以在庫茲涅佐夫上述的《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一書的書目中看到。
對西藏史的論述相當全面，但1800&mdash1862年這段時期未受到應有的注意，而且文獻論述的重點是西藏本身。
青、康兩地區特别為近代史學家所忽略。
英文的主要論著有卡拉斯科的《西藏的土地和政體》；拉姆的《不列颠和中國的中亞：1767&mdash1905年通往拉薩之路》；黎吉生的《西藏簡史》；塗奇的《雪山之國西藏》；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斯内爾格羅夫和黎吉生的《西藏文化史》；石泰安的《西藏文明》；還有彼特奇的《1728&mdash1959年西藏的貴族和政府》。
羅克希爾的《拉薩的達賴喇嘛及其同清帝的關系（1644&mdash1908）》（載《通報》第11卷，1910年）現在仍然有用。
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一書第335&mdash339頁開列有關于西藏的原始資料。
關于日本研究西藏的主要著述，有鈴木中正的《圍繞西藏的中印關系史》。
舒爾曼的《達賴喇嘛史》也是一部有價值的著作。
施拉姆的《甘藏邊境的土族》一文對青海湟中地區作了闡述，此文第一篇載《美國哲學協會會刊》自然科學類，1954年第44卷第1部分；第二篇載《會刊》自然科學類，1957年第47卷第1部分；第三篇載《會刊》自然科學
研究中國史的中外史學家經常提供書目，竭力防止初學者陷入浩瀚的曆史文獻之中。
對于英語讀者來說，捷徑是為顯然很有才能但尚不得其門而入的初學者所寫的各種附于概論性文章後面的書目。
目前，最通用的是徐中約的《近代中國的興起》和克萊德及比爾斯的《遠東：西方影響及東方反應的曆史（1830&mdash1973）》兩書中所列的閱讀文獻。
有一部概論性的著作甚至用50頁的篇幅評述了有關中國（主要是近代的）650部書，見費正清的《中美關系史》。
我們這一介紹性的篇章使用了賀凱的《中國曆史與文化導論》這一最新的背景研究著作，書中附有經過選擇的書目。
所有這些西方的著作都來源于什麼樣的中國曆史記載呢？對中國感興趣的英語讀者（直到其中有更多的人能讀中文、日文書以前）事實上是不會關心成本大套地刊行的、在漢學圖書館中使用的原始資料、圖書目錄、參考書和工具書的；這類著作之龐大和種類之繁多明顯地證明了漢學的存在與發展。
然而，非漢學家确實可以通過閱讀像威爾金森的《中華帝國史研究指南》這樣的漢學工具書而引起興趣和受到啟發，此書詳細提供了1911年以前在中國、日本和西方出版的有關中國的原始資料和學術著作的主要類目。
繼此宏著之後的是内森的《1840&mdash1972年的現代中國：資料和工具書介紹》，此書著錄了圖書館、檔案館以及直到70年代的有價值出版物的大量重要情報。
這些最新的圖書指南也提到了它們依據的一些更早期的著作。
本文當然也反映了作者本人的一本概論性著作（費正清等編的《東亞的傳統和變化》），但是，像所有評述一樣，它也得益于許多其他作者，其中有些人的著作被引用于腳注中。
第二章和第八章 清朝的亞洲腹地 1800年和1862年間清朝亞洲腹地的曆史一直是一個被忽略的論題。
這部分曆史雖有充足的原始資料可供詳細研究，但很少史學家試圖做這項工作。
最優秀的一部著作是羅薩比的《1368年迄今的中國和亞洲腹地》。
克拉布的《中國和俄國的&ldquo大賭博&rdquo》一書在中俄關系方面對清朝亞洲腹地作了很好論述。
蕭一山的《清代通史》第二部分（1962年修訂版）把亞洲腹地置于整個清代曆史之中加以考察，這反映了一個中國漢族人的看法。
《岩波講座世界曆史》第13卷提供了有價值的背景材料，作者是荻原淳平、佐口透（他撰寫19世紀的清朝部分）、佐藤長和若松寬。
關于亞洲腹地國際政治結構的論述，在拉姆·拉烏爾的《中亞的政治》一書中可以看到。
歐文·拉鐵摩爾的《中國的亞洲腹地邊疆》一書，仍舊是所有研究亞洲腹地學者的基本讀物。
最易看到的賽諾所編的《中部歐亞大陸研究介紹》是一部列舉歐洲文著作的總書目，但其中有關1800&mdash1862年清朝亞洲腹地的著作很少。
中文著作書目有鄧衍林編的《中國邊疆圖籍錄》。
清代所傳主要作品有這樣幾種：有三種文字的《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1795年）以及為嘉慶、道光、鹹豐和同治時期寫的續編；祁韻士編輯的《皇朝藩部要略》，它利用了上述著作的材料；以及有三種文字的《欽定理藩院則例》（特别是1827年版，該版經過修訂于1843年再版）。
對清朝政治制度的概述可見《會典》和《事例》，特别是1818年和1899年的兩種版本。
對于一般英語讀者來說，都能看到單獨的滿洲史、蒙古史、東突厥斯坦史和西藏史的優秀著作，另外還有用其他文字撰寫的重要史書。
對滿洲作綜合論述的，隻有羅伯特·李的《清代曆史中的滿洲邊疆》一書。
論述蒙古的曆史文獻更為豐富，但它們往往重在叙述外蒙，比較忽視内蒙和衛拉特。
用英文編寫的主要著作有鮑登的《蒙古近代史》和米勒的《内蒙古的寺院和文化變化》。
但是，論述最充分的是蒙古人自己編寫的著作，如《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第2卷（1604&mdash1917年），納紮格多爾濟的《滿洲統治時期的喀爾喀簡史，1691&mdash1911年》，以及題旨比較狹窄的一些文件彙集和專著，特别是納紮格多爾濟和那桑巴爾吉日編的《四艾馬克稅冊》；那桑巴爾吉日的《1691&mdash1911年外蒙對滿清王朝履行的義務》，以及那桑巴爾吉日和納紮格多爾濟編的《18世紀至20世紀初的人民申訴書》，此書已由拉錫登杜格和弗隆尼卡·維特合作譯成英文。
主要的中文著作有張穆的《蒙古遊牧記》，此書已由波波夫譯成俄文，又由須佐嘉桔譯成日文。
中文的著作書目有張興唐編的《蒙古參考書目》（台北，1958年版）。
論述19世紀蒙古的許多最重要的曆史著作大部分出自日本和蘇聯的曆史學家之手。
兩部有名的舊著是：矢野仁一的《近代蒙古史研究》和橋本光寶的《蒙古的喇嘛教》；這兩部書基本上已被随後出版的田山茂的《清代的蒙古社會制度》所吸收并替代，此書是研究清代蒙古史的所有學者的必讀書。
關于日文的蒙古學書目有岩村忍和藤枝晃合編的《1900&mdash1972年蒙古研究文獻目錄》。
主要的俄文著作有格魯姆-芝邁洛的《蒙古西部和烏梁海邊區》卷2：《與中亞史有關的各該國家的曆史綱要》，以及蘇聯和蒙古學者合寫的《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此書于1967年予以修訂并增補。
1954年有中譯本）。
胡爾拉特編了《有關蒙古的著作書目》1&mdash3卷，其中主要收錄的是俄文書，也有其他歐洲文字的著作。
在文學方面，有米哈伊洛夫的《蒙古文學遺産》，此書是一簡明本著作。
論述19世紀蒙古文學史的最重要作品是海希格的卓越著作《蒙古文學史》第1卷。
研究19世紀70年代以前時期新疆的主要權威是佐口透，他的《18世紀至19世紀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及其有關此研究領域的許多論文指導着這一領域。
他的《東突厥斯坦》一書中有兩個部分已譯成英文，即《浩罕王國的東方貿易》（第六章，載《東洋文庫研究紀要》1965年第24期）和《1760&mdash1820年白山派和卓的複興》（第二和第七章中的部分譯成，載《亞洲學報：東洋文化研究所通報》1968年第14期）。
他的《俄國和亞洲的草原》一書對16&mdash19世紀的中亞史作了引人入勝的介紹。
日文著作的一本重要研究書目是袁同禮和渡邊宏合編的《1886&mdash1962年新疆研究文獻目錄》。
對于六城地區各次暴亂的最有影響的記述是魏源的《聖武記》，此書在新亞政務部的贊助下已譯成日文（1943年）。
論述張格爾的部分由伊姆波爾特&mdash胡阿特譯成法文，載入他的《中亞文獻彙編》。
中國人研究新疆史的主要著述有曾問吾的《中國經營西域史》。
中亞本地人的著作是穆罕默德·阿明的《東突厥斯坦史》，此書是用分離主義的觀點寫成的。
張格爾的聖戰在曹振镛等人編的《欽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中有叙述。
蘇聯的卓越曆史學家庫茲涅佐夫的著述大大推進了這個領域的研究，他出版有專著《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以及下面幾篇重要文章：《論張格爾運動的反動實質》（載《蘇聯哈薩克科學院通報，曆史、考古和人種學專集》1961年第1期）、《論19世紀第二個25年期間清政府對東突厥斯坦的政策》（載《蘇聯哈薩克科學院通報，曆史、考古和人種學專集》1961年第2期）、與上面專著同名的《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載《哈薩克科學院通報，曆史、考古和人種學專集》1961年第3期）、《18世紀末哈薩克和中國的貿易關系》（根據中文資料）（載《蘇聯哈薩克科學院瓦裡哈諾夫曆史、考古與人種學研究所著作集》1962年第15輯）和《關于19世紀上半葉英、俄兩國同新疆貿易的問題》（載《蘇聯哈薩克科學院通報，社會科學專集》1963年第6期）。
前三篇文章有英文摘要，名《19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對新疆的行政管理》（載《中亞評論》第10卷第3期，1962年）。
杜曼的《18世紀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一書論述了與19世紀有關的許多事實，他把此書内容又壓縮成為《清帝國對準噶爾和東突厥斯坦的征服》一文（載齊赫文斯基編《滿人在中國的統治》一書中）。
19世紀，随着英、俄兩國敵對的加劇，雙方加緊在新疆收集情報，最後提出了兩篇事實上能互相配合的報告。
俄國的一篇報告是瓦裡哈諾夫的《論1858&mdash1859年六城的形勢》，此文後來又被瓦裡哈諾夫《全集》第二卷中發表的有關準噶爾和六城地區的其他許多文章所充實。
與此相應的是英國人戴維斯編寫的報告《英屬印度西北邊境諸國貿易和資源的報告》。
戴維斯的這份報告雖然對史學家有很大價值，但似乎被完全遺忘了，而瓦裡哈諾夫的記述卻實際上給後來的整個學術界留下了印象。
這個記述的英譯本見于約翰和羅伯特·米其爾的著作中，譯名為《中亞的俄國人》。
貝柳大量吸取瓦裡哈諾夫的材料寫成了《喀什噶爾史》一文，此文收錄在福賽思的《1873年出使葉爾羌報告》中。
福賽思的俄國同時代人庫洛珀特金寫了一份對應報告，标題是《從曆史和地理方面略述喀什噶爾的軍事實力、工業和貿易》，并由瓦爾特·高恩譯成了英文。
庫洛珀特金的報告也應大大地歸功于瓦裡哈諾夫；而在所有全面叙述東突厥斯坦的曆史中，最優秀的是格裡戈裡耶夫的《東突厥斯坦或中國突厥斯坦》，它也同樣得益于瓦裡哈諾夫，此文載于他的《利特爾地理志》第二部分，此書也包括戴維斯《報告》中的資料。
另一些俄國人的重要著作可以在庫茲涅佐夫上述的《清政府在新疆的經濟政策》一書的書目中看到。
對西藏史的論述相當全面，但1800&mdash1862年這段時期未受到應有的注意，而且文獻論述的重點是西藏本身。
青、康兩地區特别為近代史學家所忽略。
英文的主要論著有卡拉斯科的《西藏的土地和政體》；拉姆的《不列颠和中國的中亞：1767&mdash1905年通往拉薩之路》；黎吉生的《西藏簡史》；塗奇的《雪山之國西藏》；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斯内爾格羅夫和黎吉生的《西藏文化史》；石泰安的《西藏文明》；還有彼特奇的《1728&mdash1959年西藏的貴族和政府》。
羅克希爾的《拉薩的達賴喇嘛及其同清帝的關系（1644&mdash1908）》（載《通報》第11卷，1910年）現在仍然有用。
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一書第335&mdash339頁開列有關于西藏的原始資料。
關于日本研究西藏的主要著述，有鈴木中正的《圍繞西藏的中印關系史》。
舒爾曼的《達賴喇嘛史》也是一部有價值的著作。
施拉姆的《甘藏邊境的土族》一文對青海湟中地區作了闡述，此文第一篇載《美國哲學協會會刊》自然科學類，1954年第44卷第1部分；第二篇載《會刊》自然科學類，1957年第47卷第1部分；第三篇載《會刊》自然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