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自強運動：尋求西方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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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結業之後給予&ldquo格外優保&rdquo。
[63]也許，我們作以下設想并不過于牽強：如果這個建議達到了預想的效果，那麼一個清代的教育和文官體制的重大改革也就指日可期了。
12月和1月的奏折都得到了清帝的批準，這正是慈禧本人在文化問題的觀點上所持模棱态度的一個證明。
但恰恰在這個時候，這位太後可能第一次這麼明确地認識到，意識形态上的保守主義可以用來抑制恭親王的政治勢力。
起初，北京的官僚們緘默地同意了總理衙門的建議。
隻是在3月初監察禦史張盛藻才上書陳述他的觀點，認為自強不必依賴洋槍輪船，而取決于&ldquo練兵籌饷&rdquo和一個綱紀整肅、刑政嚴明的吏治。
這位禦史把天文學和數學僅僅看作一種&ldquo機巧&rdquo，他感到特别憂慮的是，強調這兩門學科會對士習人心産生有害的影響；在他看來，技術知識和良好的道德品質似乎是相互對立的。
這位禦史還對以厚給癝饩和優與獎叙為獎掖之舉深感不滿，認為這也會起到敗壞學者和官吏氣節的作用。
然而甚至經過這些攻擊，清帝仍然站在恭親王一邊：有一道谕旨便說，&ldquo天文算學，為儒者所當知，不得目為機巧。
&rdquo[64]同時，也确實有許多士子向總理衙門報考同文館的新科目。
然而在3月20日，清帝收到了大學士倭仁（1804&mdash1871年）呈上的第二個責難性的奏折；倭仁不僅是一位受尊敬的著名學者，也是朝廷裡一位剛形成的派系的領袖。
盡管倭仁的祖先是蒙古人，他卻仍舊作為當時最著名的兩三位程朱理學大師之一而受到廣泛的敬重。
除了他模範的生活給他帶來聲譽之外，他還因從19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在一個其學術既與意識形态，又與政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領域擔任一系列職務而對人們産生影響。
他曾經連任都察院都禦史和翰林院掌院學士；在1867年，除大學士外，他還是年輕皇帝的授讀之一。
[65]他在這奏折中傲慢地表示：&ldquo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rdquo倭仁甚至比禦史張盛藻還要蔑視&ldquo天文算學&rdquo。
這位大學士把技術問題和受鄙視而通常與詭谲、異端相聯系的&ldquo術數&rdquo看作是一回事。
但是對士大夫在情感上具有更大感召力的是他斷言，總理衙門要讓中國人&ldquo奉夷為師&rdquo。
在中國傳統中，老師的地位是特别受人尊敬的：而那些洋人也确實是夷狄，他們剛剛直接進犯京阙，如今又在傳播可惡的基督教教義。
[66]恭親王和他的同僚們在一個雄辯有力的奏折中答辯說，期望以&ldquo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幹橹&rdquo完全是不現實的，但甚至在此之後，倭仁還是重申他的立場。
恭親王和他的同僚們肯定地說，禮義确實是國家的根本，但接着便援引了那些極力倡導引進西方技術的忠臣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和沈葆桢等人的話作為自己的論據。
作為儒家，這些人大概并不亞于倭仁！ 當時雖然沒有其他官員上疏支持倭仁，但是被清帝予以公布的倭仁的這兩個奏折，竟把北京士大夫煽動到如此程度，以至開始流傳總理衙門意圖謀反這種招惹怨毒的謠言。
那些報考同文館新科目的正途士子遭到同鄉和同列們的譏笑嘲諷。
士大夫中形成了非正式的約定，不受誘于總理衙門所提供的新機會。
4月下旬，恭親王和他的同僚們向皇帝報告說，由于倭仁的奏章已為衆所周知，&ldquo臣衙門遂無複有投考（新科目）者&rdquo。
總理衙門被迫放棄了原來鼓動士大夫中的傑出人才學習技術的計劃；現在僅僅請求皇帝批準按照原計劃舉行新科目的入學考試，以接納那些&ldquo現在的投考者&rdquo。
[67] 這個結果對倭仁&mdash&mdash他除去代表着京畿某些官吏的自我道德感和政治利益之外，也代表着文化中的主要的文化素質&mdash&mdash來說，顯然是一個勝利。
但是必須看到，他取得這個勝利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慈禧太後未能給恭親王以全力支持。
當倭仁被要求設立一個隻用中國教習的算學館時，他大為窘困（因為他在第一個奏折中随便說出中國教習是很容易找到的）；因此，為了不被委任到總理衙門，他不得不請病假。
在一道上谕中，倭仁還被斥為&ldquo見識拘迂&rdquo，不過盡管如此，慈禧還是沒有重新提出讓具有高級功名的人報名同文館新科目的号召；4月23日的上谕僅僅表示：&ldquo就現在投考人員，認真考試，送館攻習。
&rdquo[68]可以想象，慈禧并不願意反對倭仁對儒家文化解釋的本質，因為她自己作為攝政者的地位以至滿族人的統治本身，都是仰賴儒家的倫理和文化的。
當然，慈禧本來可以選擇的道路是，堅持一種更加靈活而依然是正确的儒家觀點，就像恭親王和曾國藩在奏稿中所舉例說明的那樣。
但那時在慈禧看來，把一個在京師官員中有大批追随者的顯宦擡出來使之蓋過恭親王，這種做法是毫無害處的。
我們發現1868年的一道上谕直接按倭仁和恭親王的順序把他們作為負有最重責任的兩名官員提出來：一位是皇帝的道德指導，一位是領班軍機大臣。
[69] 由于清帝未能堅持讓有聲望的士人肄習西學，同文館的新方案就隻有有限的意義了。
包括滿、漢兩族的72名報考者的确參加了入學考試。
不過發現他們大都是失業的中年人，&ldquo對于這些身體憔悴的窮苦文人來說，衙門付給他們的津貼表明比他們的聲譽更為寶貴&rdquo。
[70]被錄取的學生有30名，但是最後畢業的隻有5名。
為了得到質量更高的學生，清帝批準要上海和廣州同文館選派他們最優秀的畢業生到北京攻讀新科目。
恭親王和文祥并不回避奉夷為師所招緻的怨憤。
赫德延聘的幾名歐洲教習中有兩名在1868年到達北京。
通曉中西數學的天才學者李善蘭被任命為算學教習。
但是英文由歐伯連講授，他是新近從英倫三島來的非傳教士教師；化學由法國人畢利幹講授；物理由丁韪良（他從1864年起一直在同文館教英文）講授。
1869年，在赫德的建議之下，丁韪良被任命為總教習，和滿、漢提調（提調除負責學生的生活安排和紀律之外，還負責中文課程）一起工作。
[71]丁韪良着手把同文館辦成設置八年課程的&ldquo書院&rdquo，其課程包括一種西文，以及數學、物理、化學、地理、國際法和政治經濟學。
之後，在1872年1月，英國傳教士醫生德貞開設了解剖學和生理學課程。
這一時期前後，在大約100名學生當中大部分還是八旗子弟，但大家認為最好的學生卻是曾在上海同文館學習過的漢族青年。
京師同文館的出版業務以丁韪良自己的《格物入門》和畢利幹的《化學指南》為濫觞。
[72]然而，這所學校的主要目的仍舊是為外交工作培訓人才。
在資深學生的襄助下，京師同文館出版的書籍終于包括了國際法、政治經濟學以及連同俄國在内的歐洲國家的曆史等著作。
雖然許多學生認為拿出相當多的時間去準備科舉考試是合算的，甚至他們也受到這方面的鼓勵，但是，其中最優秀的學生在尚未畢業之前就被任命為總理衙門的翻譯了。
兵工學校和造船學校 與此同時，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總局開設了更多的科學技術專科。
福州船政學堂建立于1867年（甚至在福州船政局奠基之前），有一百多名十四虛歲以下的學生，大多數是從沒落的地方紳士家招收的。
學生得到許諾，将來準許授給綠營水師官職，或者按照軍功保舉文職官階[73]，這是太平天國戰争期間一條著名的成功之路。
起初，左宗棠和沈葆桢抱着過高的想法，即希望學生們經過五年至七年的嚴格訓練之後能夠學會如何設計和監造輪船，并且希望那些向往着成為艦長、大副的青年們能在這段時間裡掌握必備的航海技能。
還要求學生們學習中文課程以保證思想正确。
但是沈葆桢相當明智地要求學生隻學習像《孝經》和《康熙聖谕》一類的簡單著作，同時兼習淺顯的論策文章。
[74]這所學堂的&ldquo法文班&rdquo由法國人教習，專攻輪船制造和輪船設計。
除去法文之外，還要求學習一套包括解析幾何和微積分在内的數學課程，以及包括物理學和機械學在内的自然科學課程。
偶爾也讓學生協助裝配機器零件，但要到第五或第六學年，他們才在船政局所屬各工廠裡做更多的具體工作。
這所學堂&ldquo英文班&rdquo的學員用三年時間學習航海理論（上英文、地理、平面和球面三角以及航海天文等課程），然後把他們送到一艘由前皇家海軍船長指揮的教練船上。
（還有一個輪機艙部，招收曾在香港和上海的鑄造廠和機器廠工作過的青年人，隻教授英語、簡單數學和蒸汽輪機原理。
）這所學堂各個分部的教學顯然是卓有成效的，而且青年當中又是人才濟濟，因而剛到7年就能确觀厥成。
1874年年中日意格報告說，法文班的7名畢業生已經&ldquo能夠在兵工廠指導輪機[安裝]工作&rdquo，另有21人預料可在一年半以後具備同樣的能力；8名學生有最終勝任&ldquo設計室主任&rdquo的希望；9名畢業生證明他們能夠&ldquo計算木制輪船的數據&hellip&hellip繪制船身和船帆設計圖，在模廠做出粗樣以及監督施工&rdquo。
他還宣布說，&ldquo英文班&rdquo的14名學員受到了&ldquo為在長途航行中指揮一艘戰艦所必須的理論教育和實際教育&rdquo。
[75] 然而，即使是最出色的青年工程師和設計師，也不能被指望立即承擔主要職責。
由于财政困難，1874年以後福州船政局大大地削減了它的造船規劃。
從1875至1877年之間，隻有四艘輪船下水，雖然其中的&ldquo威遠&rdquo号是一艘混合結構船（鐵脅、木面），裝有船政局自制的英式康邦卧立機，這在技術上是一個引人注目的進步。
盡管船政學堂的一些畢業生參加了這項工作，但總工程師卻是斯恭塞格：他是日意格的主要技術人員，在絕大多數法國人于合同期滿撤走之後，他仍然留在那裡。
[76]到19世紀70年代中葉的時候，有四名福州畢業生經過一段試用期後被授予汽輪船長頭銜。
而船政局制造的大多數輪船是由在通商口岸做過事的中國人指揮的，這些人雖然缺少正規訓練，但是學會了駕駛19世紀50年代以來江蘇和浙江兩省政府購買和租賃的小輪船打擊沿海海盜。
（福州船政學堂21歲的畢業生、後來成為赫胥黎和穆勒著作的著名翻譯家嚴複，在1874年是&ldquo海東雲&rdquo号的代理船長，這艘小汽輪即為閩浙當局所有，但并不是福州船廠制造的。
）[77]沈葆桢挑選蔡國祥做這支水師的最高長官（稱為&ldquo火輪水師兵艦&rdquo的&ldquo總統&rdquo&mdash&mdash譯者）。
他原是湘軍水師将領，曾國藩一度選任他作李泰國&mdash阿思本艦隊司令。
但這些安排并不意味着沈葆桢和丁日昌（丁日昌于1875年接替沈葆桢任福建船政大臣，于1876年又為原天津機器局的吳贊誠所繼任）忽視了船政學堂自己的畢業生。
到了1870年，由于沈葆桢本人深感造船機器的奇巧，他完全确信那些淵深的學問&mdash&mdash尤其數學&mdash&mdash是西方技術的基本功。
在一份他和閩浙總督英桂聯銜于1870年呈上的奏折中指出：輪船與槍炮的質量取決于數學。
現在西洋船艦和火器異乎尋常的改進，幾乎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這是計算能力日益精細的結果；如果計算稍稍細緻一分，那麼機器的使用就會靈巧十倍。
沈葆桢考慮到，等到1874年福州學生畢業時最多也就上過七年學，于是他在1873年上疏清帝說，應該把最好的畢業生送到法國和英國去深造，以便使他們能夠&ldquo循序而漸進，将窺其[西學]精微之奧&rdquo。
[78] 直到1875&mdash1877年，福州畢業生才赴歐留學；與此同時，在1874年年中和法國人簽訂的合同期滿之後，沈葆桢和他的繼任者堅持這所學堂應該按照原樣繼續開辦下去。
至少有兩名法國教習被挽留下來，并在1876年重新委任了講授理論航海學的嘉樂爾。
在丁日昌的倡導之卞，船政學堂招收了40名在香港英國學校裡學過一點英語和數學的男童（此事經由輪船招商局總辦唐景星安排，他本人曾經在香港居住過）。
[79]船政學堂開辦的法文班與英文班（即&ldquo前學堂&rdquo，主要學習法文和造船；與&ldquo後學堂&rdquo，主要學習英文和駕駛&mdash&mdash譯者）都具有可觀的水平，而對航海人員的培訓尤受重視。
當船政學堂作為速成學校為中國培養第一代現代兵艦工程師、船舶工程師和船長的時候，江南制造總局由于它特殊的環境，作出了更加廣泛的貢獻。
從一開始李鴻章就主張，那些學童應該在制造局見習機器操作的同時，也要學一些西洋算學和自然科學。
[80]但是見習機器操作所用的教學設備不得不延緩到制造局本身搬出外國人居留地之後才予添置，因為虹口區有外國海員和他們的娛樂場所，被看作是一個不适宜設置學校的地方。
盡管如此，1867年中江南制造局還是聘用了幾名曾經在安慶為曾國藩工作過的中國數學家&mdash工程師，其中包括華蘅芳、徐壽和徐建寅；在這些人的建議之下，還建立了一所翻譯館（包括一所培養譯員的學校），以出版中文的西洋科學技術書籍。
1868年春季，翻譯館任用了英國教習傳教士傅蘭雅，其後在同一年裡又錄用了另外三名傳教士，他們的漢語程度都足以向中國的筆錄人員口述技術著作的譯文。
曾國藩不顧一年之前倭仁的嘲諷，在1868年下半年的一份奏折中表示，他希望遴選書香門第的聰穎子弟随同這些洋人學習，以便使這些青年領悟西洋技藝中的義理。
（二三年之前，這位總督的天資頗高的長子曾紀澤開始學習英文和西洋算學，這大概是他父親鼓勵的結果。
）[81]1869年後期，在位于江南制造局新址的校舍竣工的時候，當時依然不到50個學生的上海同文館即遷往那裡，由江南制造總局主辦，并改名為廣方言館。
在此同時，制造局本身還安排了工人在職訓練班和徒工夜校，以便在這裡教授數學和簡易科學知識。
然而，這個教學規劃中的幾個方面并沒有得到很好的配合。
徐壽和其他的中國數學家&mdash科學家對制造局的生産計劃并不負擔責任。
他們追求自己的學術興趣，并且不斷地從事翻譯。
到了19世紀70年代中期，12個中國人和5個傳教士學者（傅蘭雅、偉烈亞力、瑪高溫、金楷理和林樂知）合作，把許多從倫敦訂購的書籍準确地譯為中文；到1877年底，已經出版的翻譯本和改編本著作達54種之多。
[82]其中不少是關于蒸汽輪機、制模以及鑄造技術和格林炮、克虜伯炮手冊之類。
另外一些是比較有刺激性的著作，例如封·希理哈的《防海新論》（1868年版）；中譯本于1874年出版，很快就為李鴻章仔細讀過。
還有一些是數學和自然科學的教科書，諸如白起德的《運規約指》（1855年版）、鮑曼的《實用化學入門》（1866年版）以及田大理的《聲學》（1869年版）等等。
這些書是通過中國書商分銷的。
僅舉兩例：一部1872年發行的關于克虜伯炮的手冊八年當中銷售了904冊；一部1873年發行的代數論文七年當中銷售了781冊。
但是正如負責江南制造總局翻譯工作最多的傅蘭雅所抱怨的那樣：這些書隻有包括學館和訓練班在内的制造局内部幾個部門才使用，而且使用的次數也很少。
[83] 下述事實使江南制造局所屬學館的發展受到阻礙：它本來應該培養工程師和翻譯人才，而一個迂腐的理學士大夫塗宗瀛（1811？&mdash1894年）在他短暫的上海道台任期内（1870&mdash1871年），卻責成上海縣教谕主管學校的中文課程。
這樣，雖然數學在廣方言館三年至五年的課程中受到應有的重視（學習時間的長短取決于各個學生的能力和專業要求），但在教授代數、幾何和三角的時候，還要求學生通習中國的《算經》，結果造成了一些概念的混亂。
尤其在第一學年裡，要求學生肄習繁重的中文課程。
要一個星期一個星期不斷地閱讀曆史著作，包括《左氏春秋》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鑒》。
不僅如此，還直接安排了經學課程，要求閱讀的書中有朱熹的全部著作和一部18世紀清朝論宋學的文集。
[84]除此之外，學生們每周還必須花費一天時間準備一篇作文，有時是八股文。
如果仍有餘力，可以學習林樂知講授的英語或者傅蘭雅講授的法語。
中文課程一直延續到第二學年，到這時學生們才允許專攻&ldquo外國語文及風習制度&rdquo，為做外交工作做準備，或者選擇技術性專業，例如礦物學、冶金學、機器設計與操作等等。
隻是對于那些無志參加科舉考試的學生，才單開技術專業課程，中文課在這裡減少到最低限度&mdash&mdash隻讀《四書》和《五經》。
到19世紀70年代中期，這種單獨的技術課也已經收錄了大約40名學生，它似乎分為三個班組：造船學、船舶工程學和軍事科學。
開設的課程包括英文、數學、繪圖和射擊學。
教習中有外國人參加，大概是些和制造局内造船及軍械制造有關的洋人。
[85] 在1870年下半年江南制造總局的教育和培訓規劃開始付諸實施的時候，從一開始就贊助這一規劃的丁日昌，卻因丁母憂而不得不暫時離任，這對教育和培訓規劃來說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丁日昌雖然非常注意财政和司法管理上的問題，但他仍然确信中國需要效法西洋科學。
他在1867年的一個奏折中論述說，隻有緻力于那些看起來似乎是抽象的研究工作，才能把西方技術學到手。
&ldquo洋人&hellip&hellip耗其心思、氣力、财貨于渺茫無憑之地，在數千百年，而其效始豁然呈露于今日。
&rdquo[86]由于丁日昌的努力對19世紀70年代著名的赴美留學使團的成行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所以可以說，在他離任丁憂之前，他幫助中國在引進西方科學方面邁進了一步。
海外培訓 早在1864年，一個無名的士大夫上書總理衙門警告說，日本在派人去歐洲學習制槍造船，因此總署大臣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這封上書的啟發，便就是否宜于派遣學員到外國兵工廠一事咨詢李鴻章。
李鴻章答複說，這是遲早終須采取的步驟，但是可以等一等，先在中國設局建廠再說。
[87]耶魯大學畢業、以受過&ldquo自由主義教育&rdquo而自負的中國人容闳，在1868年初向剛任巡撫不久的丁日昌呈遞了一份計劃，建議讓中國青年在進行在職培訓之前先到美國大學預科和高等院校學習。
丁日昌深為這個計劃所吸引，以至親自為此事寫信給文祥，并且最終取得了曾國藩的贊助。
1870年10月，當丁日昌在華北協助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所造成的危機時，他說服了這位政界元老向清帝建議，派遣青年學生到海外的普通大學及陸海軍學院學習。
曾國藩在他的奏折中解釋說：&ldquo其[西洋]制則廣立書院，分科肄習。
凡民無不有學，其學皆專門名家。
&rdquo[88]1868年的蒲安臣簽訂的條約允許中國人到美國遊學，因此丁日昌确信，由于容闳本人曾在美國受過教育，如果确實能夠給他配備一個具有正統背景的人同行，以使這個方案可以為北京所接受的話，那麼他會是辦理中國學生到美國遊學的一個很好的人選。
恰巧曾國藩的幕府裡有一個翰林學士，他仕途坎坷，幾乎要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決心謀求晉升。
此人即1853年的進士陳蘭彬：他雖被任命為刑部的一名主事，卻回廣東搞地方防禦工作。
他曾一度是湘軍将領劉長佑的随從人員，不過現在在為曾國藩效力。
陳蘭彬曾被描繪為一個&ldquo嗜利小人，敢為大言；自便私圖，不惜賣國&rdquo的人。
[89]然而他畢竟是一個願意到美國去的有聲望的翰林院學士！ 曾國藩的奏折在北京擱置了兩個月之久。
1870年12月，當剛做了直隸總督的李鴻章慫恿他準備一個詳細方案，重新上奏。
李鴻章對曾國藩說：&ldquo斷不可望事由中發。
&rdquo[90]容闳拟議派送120名12&mdash20虛歲的青年，每人到美國遊學15年。
李鴻章感到如期&ldquo深造&rdquo，自非15年不可；并且說所拟為期20年的總數為120萬兩的經費預算尚不算多，可由上海海關歲入中的六成部分提拔。
李鴻章還補充說，&ldquo将來果學有成效，積有經費，再義充拓，方有步驟&rdquo。
起初，李鴻章希望學生在出國之前能取得&ldquo監生&rdquo功名，後來當允諾在學生結業之後授以官銜時，他也就滿意了。
1871年6月，李鴻章在他和曾國藩聯名簽署的緻總理衙門的一封信裡闡明了這些想法，三個月之後，他和曾國藩又就這件事聯銜上奏清帝。
當清帝咨詢此事的時候，總理衙門議請把原拟的候選學生年齡由12&mdash20虛歲改為12&mdash16虛歲，理由是這樣會減少一些父母已至垂暮之年而學生仍須逗留海外的可能！總理衙門還奏請在赴美留學使團駐處恭設孔夫子的神位。
在這些奏折的基礎之上，具有曆史意義的派遣留學生這一措施得到了批準。
[91] 與此同時，曾國藩授權在上海設局招生。
由原籍是廣東香山縣的上海買辦商人徐潤負責勸說許多廣東人送子應選。
1872年第一批應招入選的30名青年中，24名是廣東人（僅香山一縣便有13人），隻有3名來自江蘇，而安徽、山東和福建是每省1名。
[92]容闳比大隊先期一個月抵達美國，在康涅狄格州教育司的合作下，在哈特福德市設立了清朝留學使團的辦事處。
他們決定，留學生應分别派到該州12個鎮市的居民家裡（付給酬金），并且就在這些鎮子裡入學。
陳蘭彬帶了30名學生及2名中國教習不久也到達；這兩位中國教習将在哈特福德辦事處定期地、并且利用假期教授中文課程。
随後三年中又有三批青年抵達美國，每批30名；這樣，到1875年總數共達120人。
留學章程把中文課程安排到了最低分量：《孝經》《大學》《五經》和《大清律例》；還要求青年們去聽講解曆代滿族皇帝聖谕的課，并且要定期地朝着假想的北京方向行禮。
中國旅
[63]也許，我們作以下設想并不過于牽強：如果這個建議達到了預想的效果，那麼一個清代的教育和文官體制的重大改革也就指日可期了。
12月和1月的奏折都得到了清帝的批準，這正是慈禧本人在文化問題的觀點上所持模棱态度的一個證明。
但恰恰在這個時候，這位太後可能第一次這麼明确地認識到，意識形态上的保守主義可以用來抑制恭親王的政治勢力。
起初，北京的官僚們緘默地同意了總理衙門的建議。
隻是在3月初監察禦史張盛藻才上書陳述他的觀點，認為自強不必依賴洋槍輪船，而取決于&ldquo練兵籌饷&rdquo和一個綱紀整肅、刑政嚴明的吏治。
這位禦史把天文學和數學僅僅看作一種&ldquo機巧&rdquo，他感到特别憂慮的是，強調這兩門學科會對士習人心産生有害的影響；在他看來，技術知識和良好的道德品質似乎是相互對立的。
這位禦史還對以厚給癝饩和優與獎叙為獎掖之舉深感不滿，認為這也會起到敗壞學者和官吏氣節的作用。
然而甚至經過這些攻擊，清帝仍然站在恭親王一邊：有一道谕旨便說，&ldquo天文算學，為儒者所當知，不得目為機巧。
&rdquo[64]同時，也确實有許多士子向總理衙門報考同文館的新科目。
然而在3月20日，清帝收到了大學士倭仁（1804&mdash1871年）呈上的第二個責難性的奏折；倭仁不僅是一位受尊敬的著名學者，也是朝廷裡一位剛形成的派系的領袖。
盡管倭仁的祖先是蒙古人，他卻仍舊作為當時最著名的兩三位程朱理學大師之一而受到廣泛的敬重。
除了他模範的生活給他帶來聲譽之外，他還因從19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在一個其學術既與意識形态，又與政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領域擔任一系列職務而對人們産生影響。
他曾經連任都察院都禦史和翰林院掌院學士；在1867年，除大學士外，他還是年輕皇帝的授讀之一。
[65]他在這奏折中傲慢地表示：&ldquo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rdquo倭仁甚至比禦史張盛藻還要蔑視&ldquo天文算學&rdquo。
這位大學士把技術問題和受鄙視而通常與詭谲、異端相聯系的&ldquo術數&rdquo看作是一回事。
但是對士大夫在情感上具有更大感召力的是他斷言，總理衙門要讓中國人&ldquo奉夷為師&rdquo。
在中國傳統中，老師的地位是特别受人尊敬的：而那些洋人也确實是夷狄，他們剛剛直接進犯京阙，如今又在傳播可惡的基督教教義。
[66]恭親王和他的同僚們在一個雄辯有力的奏折中答辯說，期望以&ldquo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幹橹&rdquo完全是不現實的，但甚至在此之後，倭仁還是重申他的立場。
恭親王和他的同僚們肯定地說，禮義确實是國家的根本，但接着便援引了那些極力倡導引進西方技術的忠臣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和沈葆桢等人的話作為自己的論據。
作為儒家，這些人大概并不亞于倭仁！ 當時雖然沒有其他官員上疏支持倭仁，但是被清帝予以公布的倭仁的這兩個奏折，竟把北京士大夫煽動到如此程度，以至開始流傳總理衙門意圖謀反這種招惹怨毒的謠言。
那些報考同文館新科目的正途士子遭到同鄉和同列們的譏笑嘲諷。
士大夫中形成了非正式的約定，不受誘于總理衙門所提供的新機會。
4月下旬，恭親王和他的同僚們向皇帝報告說，由于倭仁的奏章已為衆所周知，&ldquo臣衙門遂無複有投考（新科目）者&rdquo。
總理衙門被迫放棄了原來鼓動士大夫中的傑出人才學習技術的計劃；現在僅僅請求皇帝批準按照原計劃舉行新科目的入學考試，以接納那些&ldquo現在的投考者&rdquo。
[67] 這個結果對倭仁&mdash&mdash他除去代表着京畿某些官吏的自我道德感和政治利益之外，也代表着文化中的主要的文化素質&mdash&mdash來說，顯然是一個勝利。
但是必須看到，他取得這個勝利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慈禧太後未能給恭親王以全力支持。
當倭仁被要求設立一個隻用中國教習的算學館時，他大為窘困（因為他在第一個奏折中随便說出中國教習是很容易找到的）；因此，為了不被委任到總理衙門，他不得不請病假。
在一道上谕中，倭仁還被斥為&ldquo見識拘迂&rdquo，不過盡管如此，慈禧還是沒有重新提出讓具有高級功名的人報名同文館新科目的号召；4月23日的上谕僅僅表示：&ldquo就現在投考人員，認真考試，送館攻習。
&rdquo[68]可以想象，慈禧并不願意反對倭仁對儒家文化解釋的本質，因為她自己作為攝政者的地位以至滿族人的統治本身，都是仰賴儒家的倫理和文化的。
當然，慈禧本來可以選擇的道路是，堅持一種更加靈活而依然是正确的儒家觀點，就像恭親王和曾國藩在奏稿中所舉例說明的那樣。
但那時在慈禧看來，把一個在京師官員中有大批追随者的顯宦擡出來使之蓋過恭親王，這種做法是毫無害處的。
我們發現1868年的一道上谕直接按倭仁和恭親王的順序把他們作為負有最重責任的兩名官員提出來：一位是皇帝的道德指導，一位是領班軍機大臣。
[69] 由于清帝未能堅持讓有聲望的士人肄習西學，同文館的新方案就隻有有限的意義了。
包括滿、漢兩族的72名報考者的确參加了入學考試。
不過發現他們大都是失業的中年人，&ldquo對于這些身體憔悴的窮苦文人來說，衙門付給他們的津貼表明比他們的聲譽更為寶貴&rdquo。
[70]被錄取的學生有30名，但是最後畢業的隻有5名。
為了得到質量更高的學生，清帝批準要上海和廣州同文館選派他們最優秀的畢業生到北京攻讀新科目。
恭親王和文祥并不回避奉夷為師所招緻的怨憤。
赫德延聘的幾名歐洲教習中有兩名在1868年到達北京。
通曉中西數學的天才學者李善蘭被任命為算學教習。
但是英文由歐伯連講授，他是新近從英倫三島來的非傳教士教師；化學由法國人畢利幹講授；物理由丁韪良（他從1864年起一直在同文館教英文）講授。
1869年，在赫德的建議之下，丁韪良被任命為總教習，和滿、漢提調（提調除負責學生的生活安排和紀律之外，還負責中文課程）一起工作。
[71]丁韪良着手把同文館辦成設置八年課程的&ldquo書院&rdquo，其課程包括一種西文，以及數學、物理、化學、地理、國際法和政治經濟學。
之後，在1872年1月，英國傳教士醫生德貞開設了解剖學和生理學課程。
這一時期前後，在大約100名學生當中大部分還是八旗子弟，但大家認為最好的學生卻是曾在上海同文館學習過的漢族青年。
京師同文館的出版業務以丁韪良自己的《格物入門》和畢利幹的《化學指南》為濫觞。
[72]然而，這所學校的主要目的仍舊是為外交工作培訓人才。
在資深學生的襄助下，京師同文館出版的書籍終于包括了國際法、政治經濟學以及連同俄國在内的歐洲國家的曆史等著作。
雖然許多學生認為拿出相當多的時間去準備科舉考試是合算的，甚至他們也受到這方面的鼓勵，但是，其中最優秀的學生在尚未畢業之前就被任命為總理衙門的翻譯了。
兵工學校和造船學校 與此同時，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總局開設了更多的科學技術專科。
福州船政學堂建立于1867年（甚至在福州船政局奠基之前），有一百多名十四虛歲以下的學生，大多數是從沒落的地方紳士家招收的。
學生得到許諾，将來準許授給綠營水師官職，或者按照軍功保舉文職官階[73]，這是太平天國戰争期間一條著名的成功之路。
起初，左宗棠和沈葆桢抱着過高的想法，即希望學生們經過五年至七年的嚴格訓練之後能夠學會如何設計和監造輪船，并且希望那些向往着成為艦長、大副的青年們能在這段時間裡掌握必備的航海技能。
還要求學生們學習中文課程以保證思想正确。
但是沈葆桢相當明智地要求學生隻學習像《孝經》和《康熙聖谕》一類的簡單著作，同時兼習淺顯的論策文章。
[74]這所學堂的&ldquo法文班&rdquo由法國人教習，專攻輪船制造和輪船設計。
除去法文之外，還要求學習一套包括解析幾何和微積分在内的數學課程，以及包括物理學和機械學在内的自然科學課程。
偶爾也讓學生協助裝配機器零件，但要到第五或第六學年，他們才在船政局所屬各工廠裡做更多的具體工作。
這所學堂&ldquo英文班&rdquo的學員用三年時間學習航海理論（上英文、地理、平面和球面三角以及航海天文等課程），然後把他們送到一艘由前皇家海軍船長指揮的教練船上。
（還有一個輪機艙部，招收曾在香港和上海的鑄造廠和機器廠工作過的青年人，隻教授英語、簡單數學和蒸汽輪機原理。
）這所學堂各個分部的教學顯然是卓有成效的，而且青年當中又是人才濟濟，因而剛到7年就能确觀厥成。
1874年年中日意格報告說，法文班的7名畢業生已經&ldquo能夠在兵工廠指導輪機[安裝]工作&rdquo，另有21人預料可在一年半以後具備同樣的能力；8名學生有最終勝任&ldquo設計室主任&rdquo的希望；9名畢業生證明他們能夠&ldquo計算木制輪船的數據&hellip&hellip繪制船身和船帆設計圖，在模廠做出粗樣以及監督施工&rdquo。
他還宣布說，&ldquo英文班&rdquo的14名學員受到了&ldquo為在長途航行中指揮一艘戰艦所必須的理論教育和實際教育&rdquo。
[75] 然而，即使是最出色的青年工程師和設計師，也不能被指望立即承擔主要職責。
由于财政困難，1874年以後福州船政局大大地削減了它的造船規劃。
從1875至1877年之間，隻有四艘輪船下水，雖然其中的&ldquo威遠&rdquo号是一艘混合結構船（鐵脅、木面），裝有船政局自制的英式康邦卧立機，這在技術上是一個引人注目的進步。
盡管船政學堂的一些畢業生參加了這項工作，但總工程師卻是斯恭塞格：他是日意格的主要技術人員，在絕大多數法國人于合同期滿撤走之後，他仍然留在那裡。
[76]到19世紀70年代中葉的時候，有四名福州畢業生經過一段試用期後被授予汽輪船長頭銜。
而船政局制造的大多數輪船是由在通商口岸做過事的中國人指揮的，這些人雖然缺少正規訓練，但是學會了駕駛19世紀50年代以來江蘇和浙江兩省政府購買和租賃的小輪船打擊沿海海盜。
（福州船政學堂21歲的畢業生、後來成為赫胥黎和穆勒著作的著名翻譯家嚴複，在1874年是&ldquo海東雲&rdquo号的代理船長，這艘小汽輪即為閩浙當局所有，但并不是福州船廠制造的。
）[77]沈葆桢挑選蔡國祥做這支水師的最高長官（稱為&ldquo火輪水師兵艦&rdquo的&ldquo總統&rdquo&mdash&mdash譯者）。
他原是湘軍水師将領，曾國藩一度選任他作李泰國&mdash阿思本艦隊司令。
但這些安排并不意味着沈葆桢和丁日昌（丁日昌于1875年接替沈葆桢任福建船政大臣，于1876年又為原天津機器局的吳贊誠所繼任）忽視了船政學堂自己的畢業生。
到了1870年，由于沈葆桢本人深感造船機器的奇巧，他完全确信那些淵深的學問&mdash&mdash尤其數學&mdash&mdash是西方技術的基本功。
在一份他和閩浙總督英桂聯銜于1870年呈上的奏折中指出：輪船與槍炮的質量取決于數學。
現在西洋船艦和火器異乎尋常的改進，幾乎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這是計算能力日益精細的結果；如果計算稍稍細緻一分，那麼機器的使用就會靈巧十倍。
沈葆桢考慮到，等到1874年福州學生畢業時最多也就上過七年學，于是他在1873年上疏清帝說，應該把最好的畢業生送到法國和英國去深造，以便使他們能夠&ldquo循序而漸進，将窺其[西學]精微之奧&rdquo。
[78] 直到1875&mdash1877年，福州畢業生才赴歐留學；與此同時，在1874年年中和法國人簽訂的合同期滿之後，沈葆桢和他的繼任者堅持這所學堂應該按照原樣繼續開辦下去。
至少有兩名法國教習被挽留下來，并在1876年重新委任了講授理論航海學的嘉樂爾。
在丁日昌的倡導之卞，船政學堂招收了40名在香港英國學校裡學過一點英語和數學的男童（此事經由輪船招商局總辦唐景星安排，他本人曾經在香港居住過）。
[79]船政學堂開辦的法文班與英文班（即&ldquo前學堂&rdquo，主要學習法文和造船；與&ldquo後學堂&rdquo，主要學習英文和駕駛&mdash&mdash譯者）都具有可觀的水平，而對航海人員的培訓尤受重視。
當船政學堂作為速成學校為中國培養第一代現代兵艦工程師、船舶工程師和船長的時候，江南制造總局由于它特殊的環境，作出了更加廣泛的貢獻。
從一開始李鴻章就主張，那些學童應該在制造局見習機器操作的同時，也要學一些西洋算學和自然科學。
[80]但是見習機器操作所用的教學設備不得不延緩到制造局本身搬出外國人居留地之後才予添置，因為虹口區有外國海員和他們的娛樂場所，被看作是一個不适宜設置學校的地方。
盡管如此，1867年中江南制造局還是聘用了幾名曾經在安慶為曾國藩工作過的中國數學家&mdash工程師，其中包括華蘅芳、徐壽和徐建寅；在這些人的建議之下，還建立了一所翻譯館（包括一所培養譯員的學校），以出版中文的西洋科學技術書籍。
1868年春季，翻譯館任用了英國教習傳教士傅蘭雅，其後在同一年裡又錄用了另外三名傳教士，他們的漢語程度都足以向中國的筆錄人員口述技術著作的譯文。
曾國藩不顧一年之前倭仁的嘲諷，在1868年下半年的一份奏折中表示，他希望遴選書香門第的聰穎子弟随同這些洋人學習，以便使這些青年領悟西洋技藝中的義理。
（二三年之前，這位總督的天資頗高的長子曾紀澤開始學習英文和西洋算學，這大概是他父親鼓勵的結果。
）[81]1869年後期，在位于江南制造局新址的校舍竣工的時候，當時依然不到50個學生的上海同文館即遷往那裡，由江南制造總局主辦，并改名為廣方言館。
在此同時，制造局本身還安排了工人在職訓練班和徒工夜校，以便在這裡教授數學和簡易科學知識。
然而，這個教學規劃中的幾個方面并沒有得到很好的配合。
徐壽和其他的中國數學家&mdash科學家對制造局的生産計劃并不負擔責任。
他們追求自己的學術興趣，并且不斷地從事翻譯。
到了19世紀70年代中期，12個中國人和5個傳教士學者（傅蘭雅、偉烈亞力、瑪高溫、金楷理和林樂知）合作，把許多從倫敦訂購的書籍準确地譯為中文；到1877年底，已經出版的翻譯本和改編本著作達54種之多。
[82]其中不少是關于蒸汽輪機、制模以及鑄造技術和格林炮、克虜伯炮手冊之類。
另外一些是比較有刺激性的著作，例如封·希理哈的《防海新論》（1868年版）；中譯本于1874年出版，很快就為李鴻章仔細讀過。
還有一些是數學和自然科學的教科書，諸如白起德的《運規約指》（1855年版）、鮑曼的《實用化學入門》（1866年版）以及田大理的《聲學》（1869年版）等等。
這些書是通過中國書商分銷的。
僅舉兩例：一部1872年發行的關于克虜伯炮的手冊八年當中銷售了904冊；一部1873年發行的代數論文七年當中銷售了781冊。
但是正如負責江南制造總局翻譯工作最多的傅蘭雅所抱怨的那樣：這些書隻有包括學館和訓練班在内的制造局内部幾個部門才使用，而且使用的次數也很少。
[83] 下述事實使江南制造局所屬學館的發展受到阻礙：它本來應該培養工程師和翻譯人才，而一個迂腐的理學士大夫塗宗瀛（1811？&mdash1894年）在他短暫的上海道台任期内（1870&mdash1871年），卻責成上海縣教谕主管學校的中文課程。
這樣，雖然數學在廣方言館三年至五年的課程中受到應有的重視（學習時間的長短取決于各個學生的能力和專業要求），但在教授代數、幾何和三角的時候，還要求學生通習中國的《算經》，結果造成了一些概念的混亂。
尤其在第一學年裡，要求學生肄習繁重的中文課程。
要一個星期一個星期不斷地閱讀曆史著作，包括《左氏春秋》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鑒》。
不僅如此，還直接安排了經學課程，要求閱讀的書中有朱熹的全部著作和一部18世紀清朝論宋學的文集。
[84]除此之外，學生們每周還必須花費一天時間準備一篇作文，有時是八股文。
如果仍有餘力，可以學習林樂知講授的英語或者傅蘭雅講授的法語。
中文課程一直延續到第二學年，到這時學生們才允許專攻&ldquo外國語文及風習制度&rdquo，為做外交工作做準備，或者選擇技術性專業，例如礦物學、冶金學、機器設計與操作等等。
隻是對于那些無志參加科舉考試的學生，才單開技術專業課程，中文課在這裡減少到最低限度&mdash&mdash隻讀《四書》和《五經》。
到19世紀70年代中期，這種單獨的技術課也已經收錄了大約40名學生，它似乎分為三個班組：造船學、船舶工程學和軍事科學。
開設的課程包括英文、數學、繪圖和射擊學。
教習中有外國人參加，大概是些和制造局内造船及軍械制造有關的洋人。
[85] 在1870年下半年江南制造總局的教育和培訓規劃開始付諸實施的時候，從一開始就贊助這一規劃的丁日昌，卻因丁母憂而不得不暫時離任，這對教育和培訓規劃來說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丁日昌雖然非常注意财政和司法管理上的問題，但他仍然确信中國需要效法西洋科學。
他在1867年的一個奏折中論述說，隻有緻力于那些看起來似乎是抽象的研究工作，才能把西方技術學到手。
&ldquo洋人&hellip&hellip耗其心思、氣力、财貨于渺茫無憑之地，在數千百年，而其效始豁然呈露于今日。
&rdquo[86]由于丁日昌的努力對19世紀70年代著名的赴美留學使團的成行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所以可以說，在他離任丁憂之前，他幫助中國在引進西方科學方面邁進了一步。
海外培訓 早在1864年，一個無名的士大夫上書總理衙門警告說，日本在派人去歐洲學習制槍造船，因此總署大臣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這封上書的啟發，便就是否宜于派遣學員到外國兵工廠一事咨詢李鴻章。
李鴻章答複說，這是遲早終須采取的步驟，但是可以等一等，先在中國設局建廠再說。
[87]耶魯大學畢業、以受過&ldquo自由主義教育&rdquo而自負的中國人容闳，在1868年初向剛任巡撫不久的丁日昌呈遞了一份計劃，建議讓中國青年在進行在職培訓之前先到美國大學預科和高等院校學習。
丁日昌深為這個計劃所吸引，以至親自為此事寫信給文祥，并且最終取得了曾國藩的贊助。
1870年10月，當丁日昌在華北協助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所造成的危機時，他說服了這位政界元老向清帝建議，派遣青年學生到海外的普通大學及陸海軍學院學習。
曾國藩在他的奏折中解釋說：&ldquo其[西洋]制則廣立書院，分科肄習。
凡民無不有學，其學皆專門名家。
&rdquo[88]1868年的蒲安臣簽訂的條約允許中國人到美國遊學，因此丁日昌确信，由于容闳本人曾在美國受過教育，如果确實能夠給他配備一個具有正統背景的人同行，以使這個方案可以為北京所接受的話，那麼他會是辦理中國學生到美國遊學的一個很好的人選。
恰巧曾國藩的幕府裡有一個翰林學士，他仕途坎坷，幾乎要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決心謀求晉升。
此人即1853年的進士陳蘭彬：他雖被任命為刑部的一名主事，卻回廣東搞地方防禦工作。
他曾一度是湘軍将領劉長佑的随從人員，不過現在在為曾國藩效力。
陳蘭彬曾被描繪為一個&ldquo嗜利小人，敢為大言；自便私圖，不惜賣國&rdquo的人。
[89]然而他畢竟是一個願意到美國去的有聲望的翰林院學士！ 曾國藩的奏折在北京擱置了兩個月之久。
1870年12月，當剛做了直隸總督的李鴻章慫恿他準備一個詳細方案，重新上奏。
李鴻章對曾國藩說：&ldquo斷不可望事由中發。
&rdquo[90]容闳拟議派送120名12&mdash20虛歲的青年，每人到美國遊學15年。
李鴻章感到如期&ldquo深造&rdquo，自非15年不可；并且說所拟為期20年的總數為120萬兩的經費預算尚不算多，可由上海海關歲入中的六成部分提拔。
李鴻章還補充說，&ldquo将來果學有成效，積有經費，再義充拓，方有步驟&rdquo。
起初，李鴻章希望學生在出國之前能取得&ldquo監生&rdquo功名，後來當允諾在學生結業之後授以官銜時，他也就滿意了。
1871年6月，李鴻章在他和曾國藩聯名簽署的緻總理衙門的一封信裡闡明了這些想法，三個月之後，他和曾國藩又就這件事聯銜上奏清帝。
當清帝咨詢此事的時候，總理衙門議請把原拟的候選學生年齡由12&mdash20虛歲改為12&mdash16虛歲，理由是這樣會減少一些父母已至垂暮之年而學生仍須逗留海外的可能！總理衙門還奏請在赴美留學使團駐處恭設孔夫子的神位。
在這些奏折的基礎之上，具有曆史意義的派遣留學生這一措施得到了批準。
[91] 與此同時，曾國藩授權在上海設局招生。
由原籍是廣東香山縣的上海買辦商人徐潤負責勸說許多廣東人送子應選。
1872年第一批應招入選的30名青年中，24名是廣東人（僅香山一縣便有13人），隻有3名來自江蘇，而安徽、山東和福建是每省1名。
[92]容闳比大隊先期一個月抵達美國，在康涅狄格州教育司的合作下，在哈特福德市設立了清朝留學使團的辦事處。
他們決定，留學生應分别派到該州12個鎮市的居民家裡（付給酬金），并且就在這些鎮子裡入學。
陳蘭彬帶了30名學生及2名中國教習不久也到達；這兩位中國教習将在哈特福德辦事處定期地、并且利用假期教授中文課程。
随後三年中又有三批青年抵達美國，每批30名；這樣，到1875年總數共達120人。
留學章程把中文課程安排到了最低分量：《孝經》《大學》《五經》和《大清律例》；還要求青年們去聽講解曆代滿族皇帝聖谕的課，并且要定期地朝着假想的北京方向行禮。
中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