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自強運動：尋求西方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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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家李圭在1876年9月訪問了哈特福德市。
他在報告中說道，113名學生（因死亡、生病和撤回而缺7名）分成小組，每組12個人，每三個月裡有兩個星期在哈特福德度過，在中國教習的指導下進行閱讀、背誦、習字和作文。
[93]然而另一方面，他們也漸漸地美國化了，把辮子塞在大帽子底下，興緻勃勃地打壘球。
他們甚至在女監護教師（其中一位于1875年和容闳結婚）的陪同下到教堂去做禮拜。
陳蘭彬顯然是一個營求私利的機會主義者，不過，他在這一階段還能較好地和容闳合作。
1873年下半年，陳蘭彬到古巴去調查苦力貿易，然後返回北京得到擢升；1876年，他作為駐美國、西班牙和秘魯公使再次來到美國，以容闳為副使。
在陳蘭彬的舉薦之下，另一位翰林區谔良被任命為哈特福德辦事局監督。
（區谔良似乎也是一個仕途坎坷的翰林，因為他僅僅是一名工部候補主事；駐美國的職務有希望使他更快地升遷。
）[94]區谔良帶來一名新教習；由于剛剛來自北京這個排外黨人正在興起的地方，區谔良很快就對容闳允許學生西洋化提出了批評。
不過，到1877年為止，他的苛責還不是那麼嚴厲，當時他更感興趣的是增加赴美留學生的年度撥款，為此他和容闳聯名籲請李鴻章。
至于李鴻章，他寫信給這兩位監督，要他們鼓勵學生特别注意選修采礦和冶金專業，因為這兩項被他認為是中國的急需。
1877年後半年李鴻章向朝廷報告說，有些青年在一二年内即可上大學學習，因此在李鴻章的奏請之下，清帝批準了以後9年總數為28.98萬兩銀子的補充撥款。
[95] 由于不幸受到中美關系中一些事件的牽連，赴美留學使團于1881年被撤銷（參看下一卷）。
與此同時，沈葆桢輸送船政學堂畢業生去歐洲的計劃也實現了。
丁日昌丁憂期滿之後，1875年成為福州船政局總辦。
他趁日意格返回歐洲之際，安排了五名最優秀的畢業生（其中兩名學生後來做了李鴻章艦隊的管帶）随同赴歐。
[96]1877年1月，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桢聯銜上奏，說應把船政學堂30個很有前途的畢業生送到歐洲，至少深造三年，以從海關關稅和福建省厘金中撥款20萬兩作為經費。
這項計劃得到批準，在兩個月之内就有30餘人啟程，由李鳳苞任赴歐學生監督；李鳳苞是一位&ldquo候補道台&rdquo，在江南制造局受過訓，并且受過日意格的訓練。
[97] 和赴美留學使團比較起來，赴歐的規劃在性質上更加實際；這次李鴻章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培養中國艦長，以便駕駛從歐洲訂購的近代兵艦。
盡管如此，李鴻章和沈葆桢還是對清帝說，他們要鼓勵一些學生學習化學、采礦等專業。
[98]包括嚴複在内的6名福州學員進入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
在志願成為造船工程師的學員中，有4名在法國瑟堡造船學校學習，有5名在土倫海軍船廠學習。
但是還有5名福州學生在巴黎國立高等礦業學校結業：這至少是從僅僅對海軍的關注擴展到了更基本的問題上。
羅豐祿和嚴複一樣，是船政學堂&ldquo英文班&rdquo初期才學出衆的畢業生，他放棄航海學，改在倫敦英王學院攻讀政治和化學。
在此期間，從1877&mdash1880年，李鴻章的幕僚馬建忠（1844&mdash1900年）在巴黎學習法律和政治。
[99] 在1882、1886和1897年，又有福州培訓的學生相繼赴歐，進行為期三年或者六年的學習。
顯然，這些學生年齡比較成熟，出國期限也比較短暫，因而與在康涅狄格州留學使團學生的經曆相比，就更不容易西洋化了。
所有以上這些開端都有助于提供文化借鑒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即經過訓練的人才：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在此後的幾十年裡發揮了具有曆史意義的作用。
他們使中國向着引用西方技術方面稍稍前進了一點，就此而論，他們推進了中國的自強事業。
但是，到了19世紀70年代晚期，自強新政作為中國對付外國問題的一項政策，比起60年代時期來，已經變得大為多樣化和複雜化了。
中國國内工業和交通運輸業采用了西方技術，它開始使努力的中心從防務轉移到工業化方面。
這就要求在曆史學家這一方面也要使研究重點有一個相應的轉移，因為中國國内的現代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發展所涉及的問題，其範圍比自強新政的倡導者最初于19世紀60年代所預想的要更為廣泛（參看下一卷）。
（朱玲玲 謝保成 謝綿綿 譯） *** [1]《籌辦夷務始末·鹹豐朝》卷71，第18頁。
[2]沈兆霖：《沈文忠公集》卷1，第16&mdash19頁。
參看坂野正高《總理衙門的起源》，第215&mdash216頁。
[3]《清代籌辦夷務始末·鹹豐朝》卷72，第11頁。
[4]引自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第39&mdash40頁。
[5]《清代籌辦夷務始末·鹹豐朝》卷79，第16頁；《同治朝》卷25，第1&mdash2頁。
[6]《海防檔·購買船炮》卷1，第3頁；參照《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1頁。
[7]《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第35&mdash36頁。
[8]呂實強：《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第105、117、152頁。
[9]《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1&mdash3頁。
[10]引自呂實強《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第47、53頁。
[11]引自鄧嗣禹和費正清編《中國對西方的反應：1839&mdash1932年文獻概覽》，第62頁。
[12]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9頁。
[13]引自《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69頁；又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實派李鴻章》，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30（1970年），第15、32頁。
[14]同上書，第18&mdash19、30、37&mdash42頁。
[15]《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4&mdash10頁。
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70&mdash72頁。
[16]《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34頁。
[17]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2&mdash4、10&mdash13頁。
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81&mdash83頁。
[18]郭廷以等：《郭嵩焘先生年譜》卷1，第42、114，126&mdash127、130、181&mdash187頁。
[19]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54&mdash55頁。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2，第4547頁。
[20]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2，第10頁。
馮桂芬在讨論荷蘭和瑞典的福利制度和教育制度時作了這一論述，他說他是從《地球說略》一書中了解這些制度的。
此書由甯波的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祎理哲所寫，1856年用中文出版。
在另一段文字中，他贊譽上海海關中的洋人職員為&ldquo彼之能實征實解者&rdquo；他評論說，孔子雖言&ldquo忠信雖蠻貊可行&rdquo，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正是這些在中國的夷人現在表現了這種美德。
同上書，卷1，第43&mdash44頁。
[21]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2，第40&mdash42頁。
但呂實強認為，就連馮桂芬關于改革吏治的思想，也是因他對西方制度有了新的了解而形成的。
見呂實強《馮桂芬的政治思想》，載《中華文化複興月刊》卷4第2期（1971年2月），第1&mdash8頁。
[22]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2，第42頁。
[23]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實派李鴻章》，第35&mdash36頁。
王爾敏：《淮軍志》，第103&mdash104頁。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9，第16&mdash21頁。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186&mdash187頁。
[24]孟思明：《總理衙門的機構和職能》，第53頁。
[25]關于影印的慈禧手诏原件，見吳相湘的《晚清宮廷實紀》圖版10。
[26]見李宗桐、劉鳳翰《李鴻藻先生年譜》卷1，第144&mdash146、171&mdash174頁。
[27]吳相湘：《晚清宮廷實紀》，第121&mdash124頁。
[28]蕭一山：《清代通史》第3冊，第661&mdash664、672&mdash674頁。
李宗桐、劉鳳翰：《李鴻藻先生年譜》卷1，第164、214&mdash216頁。
[29]王爾敏：《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權力之擴張》，載《大陸雜志》卷20第5期（1960年3月），第15頁。
關于這一要求被其他外港道台們所實際遵從的程度，還需要進行研究。
[30]見肯尼迪《李鴻章與江南造船廠的計劃》，載《香港中文大學漢語研究所雜志》卷4第1期（1971年），第215頁。
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收于費維恺等編的《中國近代史考察》，第84&mdash87頁。
[31]沈珂編：《先文肅公政書續編》。
奏折的日期是1874年12月。
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第96頁。
[32]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18390&mdash1895年》.第68頁。
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第85頁。
[33]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第101頁注78。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第13頁。
[34]關于京官們對丁日昌的攻擊，見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244&mdash245、361&mdash362頁。
在李鴻章自己一派中有一人在改革政策上與李有分歧，并被他批評為雖然&ldquo端謹&rdquo，但回避實際責任；關于這一突出的例子，見李在1875年2月給巡撫劉秉璋的信，載《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第3&mdash5頁。
[35]畢乃德：《1867&mdash1868年的秘密通信：中國的主要政治家關于進一步向西方勢力開放門戶的觀點》，載《近代史雜志》卷22（1959年），第132頁。
[36]賴特：《赫德與中國海關》，第325頁和附錄4。
關稅數字來源于瓦格爾的《中國的财政》附錄B，它包括對往返于中國各通商口岸之間、懸挂外國旗幟的船隻所征收的關稅數字。
[37]羅玉東：《光緒朝補救财政之方策》，載《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卷1第2期（1933年5月），第190&mdash191頁，其中提到了幾種不同的估算方法。
[38]陳文進：《清代之總理衙門及其經費》，同上書，卷1第1期（1932年11月），第49&mdash59頁。
陳文進：《清季出使各國使領經費》，同上書，卷1第2期（1933年5月），第270&mdash310頁。
[39]見斯坦利《清季的财政革新者胡光墉》，第48&mdash52、81&mdash84頁。
[40]見弗蘭克·金《1845&mdash1895年中國的貨币和貨币政策》，第222頁。
鄭英還：《中國的郵政通信及其現代化（1860&mdash1896）》，第70&mdash77頁。
[4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第37&mdash38頁；卷19，第1頁；《譯署函稿》卷9，第37&mdash38頁。
參閱9月4日赫德緻金登幹的信，見費正清等編《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1868&mdash1907年的中國海關》第1冊，第301頁；賴特：《赫德與中國海關》，特别是第478頁。
[42]有關1850年以前這種&ldquo不太正規而依舊是官差&rdquo的先例的讨論，見梅茨格為弗爾索姆的《晚清時期的&ldquo幕府&rdquo制度》一書所作的書評，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卷29（1969年），第315&mdash319頁。
[43]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第24&mdash28頁；陳其田：《曾國藩：中國汽船業的創始者》，第20&mdash25、40&mdash42頁。
[44]李恩涵：《清末金陵機器局的創建與擴張》，載《大陸雜志》卷3第12期（1966年12月），第368&mdash370頁。
包耳格：《馬格裡傳》，第123&mdash132頁。
[45]包耳格：《馬格裡傳》，第161&mdash167頁。
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第107頁。
肯尼迪把1865年蘇州洋炮局遷移南京，以及1868年1月清帝從海關稅款中撥款給天津機器局，都歸因于對撚軍作戰的軍事需要。
參看他的《1860&mdash1868年中國現代軍火工業的創建》，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卷4第2冊（1974年12月），第807&mdash818頁。
[46]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創建和發展》（1968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第2章，《北華捷報》1867年8月16日。
[47]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記》卷3，第2頁。
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創建和發展》，第49&mdash51、82&mdash84、124&mdash125、169頁。
[48]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6頁。
貝耳：《關于直隸省等地的軍事報告》，第89頁。
[49]肯尼迪：《李鴻章與江南造船的計劃》，第208&mdash210頁。
[50]同上書，第210（特别是注21）、219、224頁。
[51]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創建和發展》，第74頁。
[52]同上書，第148頁。
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第82&mdash85頁。
[53]龐百騰：《從沈葆桢的經曆看中國的現代化與政治》（1969年倫敦大學博士論文），第118&mdash132、140&mdash144頁。
關于1874年以前福州船政局的财政及其他困難的詳細叙述，也詳見張玉法《福州船廠之開創及其初期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2（1971年6月），第177&mdash225頁。
[54]龐百騰：《從沈葆桢的經曆看中國的現代化與政治》，第261頁。
[55]同上書，第112、145&mdash151頁。
關于沈葆桢最初接任時為難之處的生動報告參看他1867年7月18日的奏折，載沈葆桢《沈文肅公政書》卷4，第1&mdash4頁。
[56]參看例如1867年8月16日的《北華捷報》。
[57]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96&mdash102頁。
[58]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實派李鴻章》，第33頁。
《廣方言館全案》（南京大學所藏刻本的1949年手抄本，經畢乃德同意轉引），第7&mdash8頁。
參看他的《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157頁。
[59]伊凡斯：《廣州同文館的旗校背景》，載《中國論文集》22A（1969年5月），第89&mdash103頁。
[60]參看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158頁和注5。
[61]丁韪良：《中國巡禮》，第299&mdash300頁。
[62]王萍：《西方曆算學之輸入》，第75&mdash124頁。
[63]《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6，第47&mdash48頁。
此奏之後于2月25日又有一個奏折，推薦《瀛環志略》年邁的作者徐繼畬做總管同文館書務的大臣。
這個建議也得到批準。
[64]《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7，第16頁。
[65]參看張灏《倭仁的排外作用》，載《中國論文集》14（1960年），第1&mdash29頁。
[66]《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mdash25頁。
[67]《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8，第14頁。
參看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丁卯（1867年），第12&mdash13、15、23&mdash24、26、28、36頁。
[68]《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8，第15頁；卷49，第24頁。
[69]《大清穆宗實錄》卷238，第17頁。
有關慈禧及倭仁一派在辯論同文館問題中所起作用的進一步讨論，參看劉廣京《1867年的同文館之争》，載科恩、施雷克編《19世紀中國的改革》，第85&mdash100頁。
[70]引自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119頁注47。
[71]參看修訂的同文館内部章程以及&ldquo總理衙門的堂谕&rdquo，載中國科學院等編輯的《洋務運動》（二），第73&mdash81頁。
[72]關于早期同文館的出版物清單，參看同上著作第87&mdash88頁。
丁韪良的《格物入門七則》于1868年出版，以後曾多次再版。
[73]《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6，第24頁。
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206頁。
[74]《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0，第22頁。
[75]日意格：《福州兵工廠及其成果》，第33&mdash34頁。
[76]《船政奏議彙編》卷13，第9頁；卷14，第12頁。
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第97頁。
[77]龐百騰：《從沈葆桢的經曆看中國的現代化與政治》，第277&mdash281頁。
龐所列的表格說明1875年組成福州水師的18艘兵艦中隻有兩艘是由原清朝水師軍官擔任艦長的。
[78]沈珂：《先文肅公政書續編》，1870年的奏稿。
沈葆桢：《沈文肅公政書》卷4，第64&mdash65頁。
[79]《船政奏議彙編》卷13，第19、30頁；卷14，第5&mdash6頁。
[80]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實派李鴻章》，第38頁注103。
[81]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3，第7頁。
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20&mdash21頁。
[82]有關到1877年為止的這一出版數字，根據貝奈特《傅蘭雅把西洋科學技術引入19世紀的中國》附錄Ⅱ和Ⅲ。
關于拟譯選書的官方政策，參看《廣方言館全案》，第32&mdash33頁。
[83]貝奈特：《傅蘭雅把西洋科學技術引入19世紀的中國》，第40&mdash42頁。
[84]《廣方言館全案》，第20&mdash23頁。
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170&mdash171頁。
關于塗宗瀛，參看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輯的《清史》第6冊，第4963頁。
[85]《廣方言館全案》，第52頁。
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177頁。
[86]《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第22頁。
[87]《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15，第32&mdash33頁。
《海防檔·機器局》卷3，第17&mdash19頁。
[88]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30，第8&mdash9頁。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210&mdash213頁。
[89]洪煨蓮：《黃遵憲詩〈罷美國留學生感賦〉》的譯文及注釋，《哈佛亞洲研究雜志》卷18（1955年），第60頁，引述了從李慈銘日記發現的有關陳蘭彬的描述。
[90]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第28、30頁。
[91]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1，第19&mdash22頁。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86，第13&mdash14頁。
[92]徐潤：《徐愚齋自叙年譜》卷17，第19&mdash21、23頁。
第二批30個男孩（1873年赴美）中，來自廣東的還是24名。
廣東人在第三批（1874年）的30人中占17名，在第四批（1875年）的30人中占19名。
徐潤所列的名單說明，很多男孩的父親受雇于福州、上海和天津的兵工廠和造船廠。
參看拉法爾格所著《中國首批百名學生》中所列表格。
[93]關于中文課程的最初計劃，參看1872年3月1日核準的曾國藩和李鴻章聯銜奏折所附的&ldquo清單&rdquo，見《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85，第15頁。
關于李圭報告的綜述，見洪煨蓮《黃遵憲詩〈罷美國留學生感賦〉》的譯文及注釋，第62頁。
[94]關于區谔良的背景，見上引洪煨蓮文第61頁。
[95]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第1&mdash2頁；《奏稿》卷30，第4&mdash5頁。
[96]《船政奏議彙編》卷12，第9頁。
[97]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第33頁；卷16，第3、35&mdash36頁；《奏稿》卷82，第20&mdash31頁。
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229&mdash230頁。
[98]在被視為适合學生選修的其他科目中，有外交和國際法，參看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8，第21頁。
[99]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233&mdash235頁。
《船政奏議彙編》卷18，第21頁。
他在報告中說道，113名學生（因死亡、生病和撤回而缺7名）分成小組，每組12個人，每三個月裡有兩個星期在哈特福德度過，在中國教習的指導下進行閱讀、背誦、習字和作文。
[93]然而另一方面，他們也漸漸地美國化了，把辮子塞在大帽子底下，興緻勃勃地打壘球。
他們甚至在女監護教師（其中一位于1875年和容闳結婚）的陪同下到教堂去做禮拜。
陳蘭彬顯然是一個營求私利的機會主義者，不過，他在這一階段還能較好地和容闳合作。
1873年下半年，陳蘭彬到古巴去調查苦力貿易，然後返回北京得到擢升；1876年，他作為駐美國、西班牙和秘魯公使再次來到美國，以容闳為副使。
在陳蘭彬的舉薦之下，另一位翰林區谔良被任命為哈特福德辦事局監督。
（區谔良似乎也是一個仕途坎坷的翰林，因為他僅僅是一名工部候補主事；駐美國的職務有希望使他更快地升遷。
）[94]區谔良帶來一名新教習；由于剛剛來自北京這個排外黨人正在興起的地方，區谔良很快就對容闳允許學生西洋化提出了批評。
不過，到1877年為止，他的苛責還不是那麼嚴厲，當時他更感興趣的是增加赴美留學生的年度撥款，為此他和容闳聯名籲請李鴻章。
至于李鴻章，他寫信給這兩位監督，要他們鼓勵學生特别注意選修采礦和冶金專業，因為這兩項被他認為是中國的急需。
1877年後半年李鴻章向朝廷報告說，有些青年在一二年内即可上大學學習，因此在李鴻章的奏請之下，清帝批準了以後9年總數為28.98萬兩銀子的補充撥款。
[95] 由于不幸受到中美關系中一些事件的牽連，赴美留學使團于1881年被撤銷（參看下一卷）。
與此同時，沈葆桢輸送船政學堂畢業生去歐洲的計劃也實現了。
丁日昌丁憂期滿之後，1875年成為福州船政局總辦。
他趁日意格返回歐洲之際，安排了五名最優秀的畢業生（其中兩名學生後來做了李鴻章艦隊的管帶）随同赴歐。
[96]1877年1月，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桢聯銜上奏，說應把船政學堂30個很有前途的畢業生送到歐洲，至少深造三年，以從海關關稅和福建省厘金中撥款20萬兩作為經費。
這項計劃得到批準，在兩個月之内就有30餘人啟程，由李鳳苞任赴歐學生監督；李鳳苞是一位&ldquo候補道台&rdquo，在江南制造局受過訓，并且受過日意格的訓練。
[97] 和赴美留學使團比較起來，赴歐的規劃在性質上更加實際；這次李鴻章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培養中國艦長，以便駕駛從歐洲訂購的近代兵艦。
盡管如此，李鴻章和沈葆桢還是對清帝說，他們要鼓勵一些學生學習化學、采礦等專業。
[98]包括嚴複在内的6名福州學員進入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
在志願成為造船工程師的學員中，有4名在法國瑟堡造船學校學習，有5名在土倫海軍船廠學習。
但是還有5名福州學生在巴黎國立高等礦業學校結業：這至少是從僅僅對海軍的關注擴展到了更基本的問題上。
羅豐祿和嚴複一樣，是船政學堂&ldquo英文班&rdquo初期才學出衆的畢業生，他放棄航海學，改在倫敦英王學院攻讀政治和化學。
在此期間，從1877&mdash1880年，李鴻章的幕僚馬建忠（1844&mdash1900年）在巴黎學習法律和政治。
[99] 在1882、1886和1897年，又有福州培訓的學生相繼赴歐，進行為期三年或者六年的學習。
顯然，這些學生年齡比較成熟，出國期限也比較短暫，因而與在康涅狄格州留學使團學生的經曆相比，就更不容易西洋化了。
所有以上這些開端都有助于提供文化借鑒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即經過訓練的人才：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在此後的幾十年裡發揮了具有曆史意義的作用。
他們使中國向着引用西方技術方面稍稍前進了一點，就此而論，他們推進了中國的自強事業。
但是，到了19世紀70年代晚期，自強新政作為中國對付外國問題的一項政策，比起60年代時期來，已經變得大為多樣化和複雜化了。
中國國内工業和交通運輸業采用了西方技術，它開始使努力的中心從防務轉移到工業化方面。
這就要求在曆史學家這一方面也要使研究重點有一個相應的轉移，因為中國國内的現代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發展所涉及的問題，其範圍比自強新政的倡導者最初于19世紀60年代所預想的要更為廣泛（參看下一卷）。
（朱玲玲 謝保成 謝綿綿 譯） *** [1]《籌辦夷務始末·鹹豐朝》卷71，第18頁。
[2]沈兆霖：《沈文忠公集》卷1，第16&mdash19頁。
參看坂野正高《總理衙門的起源》，第215&mdash216頁。
[3]《清代籌辦夷務始末·鹹豐朝》卷72，第11頁。
[4]引自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第39&mdash40頁。
[5]《清代籌辦夷務始末·鹹豐朝》卷79，第16頁；《同治朝》卷25，第1&mdash2頁。
[6]《海防檔·購買船炮》卷1，第3頁；參照《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1頁。
[7]《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第35&mdash36頁。
[8]呂實強：《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第105、117、152頁。
[9]《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1&mdash3頁。
[10]引自呂實強《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第47、53頁。
[11]引自鄧嗣禹和費正清編《中國對西方的反應：1839&mdash1932年文獻概覽》，第62頁。
[12]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9頁。
[13]引自《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69頁；又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實派李鴻章》，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30（1970年），第15、32頁。
[14]同上書，第18&mdash19、30、37&mdash42頁。
[15]《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4&mdash10頁。
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70&mdash72頁。
[16]《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34頁。
[17]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2&mdash4、10&mdash13頁。
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81&mdash83頁。
[18]郭廷以等：《郭嵩焘先生年譜》卷1，第42、114，126&mdash127、130、181&mdash187頁。
[19]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54&mdash55頁。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2，第4547頁。
[20]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2，第10頁。
馮桂芬在讨論荷蘭和瑞典的福利制度和教育制度時作了這一論述，他說他是從《地球說略》一書中了解這些制度的。
此書由甯波的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祎理哲所寫，1856年用中文出版。
在另一段文字中，他贊譽上海海關中的洋人職員為&ldquo彼之能實征實解者&rdquo；他評論說，孔子雖言&ldquo忠信雖蠻貊可行&rdquo，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正是這些在中國的夷人現在表現了這種美德。
同上書，卷1，第43&mdash44頁。
[21]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2，第40&mdash42頁。
但呂實強認為，就連馮桂芬關于改革吏治的思想，也是因他對西方制度有了新的了解而形成的。
見呂實強《馮桂芬的政治思想》，載《中華文化複興月刊》卷4第2期（1971年2月），第1&mdash8頁。
[22]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2，第42頁。
[23]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實派李鴻章》，第35&mdash36頁。
王爾敏：《淮軍志》，第103&mdash104頁。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9，第16&mdash21頁。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186&mdash187頁。
[24]孟思明：《總理衙門的機構和職能》，第53頁。
[25]關于影印的慈禧手诏原件，見吳相湘的《晚清宮廷實紀》圖版10。
[26]見李宗桐、劉鳳翰《李鴻藻先生年譜》卷1，第144&mdash146、171&mdash174頁。
[27]吳相湘：《晚清宮廷實紀》，第121&mdash124頁。
[28]蕭一山：《清代通史》第3冊，第661&mdash664、672&mdash674頁。
李宗桐、劉鳳翰：《李鴻藻先生年譜》卷1，第164、214&mdash216頁。
[29]王爾敏：《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權力之擴張》，載《大陸雜志》卷20第5期（1960年3月），第15頁。
關于這一要求被其他外港道台們所實際遵從的程度，還需要進行研究。
[30]見肯尼迪《李鴻章與江南造船廠的計劃》，載《香港中文大學漢語研究所雜志》卷4第1期（1971年），第215頁。
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收于費維恺等編的《中國近代史考察》，第84&mdash87頁。
[31]沈珂編：《先文肅公政書續編》。
奏折的日期是1874年12月。
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第96頁。
[32]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18390&mdash1895年》.第68頁。
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第85頁。
[33]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第101頁注78。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第13頁。
[34]關于京官們對丁日昌的攻擊，見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244&mdash245、361&mdash362頁。
在李鴻章自己一派中有一人在改革政策上與李有分歧，并被他批評為雖然&ldquo端謹&rdquo，但回避實際責任；關于這一突出的例子，見李在1875年2月給巡撫劉秉璋的信，載《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第3&mdash5頁。
[35]畢乃德：《1867&mdash1868年的秘密通信：中國的主要政治家關于進一步向西方勢力開放門戶的觀點》，載《近代史雜志》卷22（1959年），第132頁。
[36]賴特：《赫德與中國海關》，第325頁和附錄4。
關稅數字來源于瓦格爾的《中國的财政》附錄B，它包括對往返于中國各通商口岸之間、懸挂外國旗幟的船隻所征收的關稅數字。
[37]羅玉東：《光緒朝補救财政之方策》，載《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卷1第2期（1933年5月），第190&mdash191頁，其中提到了幾種不同的估算方法。
[38]陳文進：《清代之總理衙門及其經費》，同上書，卷1第1期（1932年11月），第49&mdash59頁。
陳文進：《清季出使各國使領經費》，同上書，卷1第2期（1933年5月），第270&mdash310頁。
[39]見斯坦利《清季的财政革新者胡光墉》，第48&mdash52、81&mdash84頁。
[40]見弗蘭克·金《1845&mdash1895年中國的貨币和貨币政策》，第222頁。
鄭英還：《中國的郵政通信及其現代化（1860&mdash1896）》，第70&mdash77頁。
[4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第37&mdash38頁；卷19，第1頁；《譯署函稿》卷9，第37&mdash38頁。
參閱9月4日赫德緻金登幹的信，見費正清等編《北京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1868&mdash1907年的中國海關》第1冊，第301頁；賴特：《赫德與中國海關》，特别是第478頁。
[42]有關1850年以前這種&ldquo不太正規而依舊是官差&rdquo的先例的讨論，見梅茨格為弗爾索姆的《晚清時期的&ldquo幕府&rdquo制度》一書所作的書評，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卷29（1969年），第315&mdash319頁。
[43]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第24&mdash28頁；陳其田：《曾國藩：中國汽船業的創始者》，第20&mdash25、40&mdash42頁。
[44]李恩涵：《清末金陵機器局的創建與擴張》，載《大陸雜志》卷3第12期（1966年12月），第368&mdash370頁。
包耳格：《馬格裡傳》，第123&mdash132頁。
[45]包耳格：《馬格裡傳》，第161&mdash167頁。
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第107頁。
肯尼迪把1865年蘇州洋炮局遷移南京，以及1868年1月清帝從海關稅款中撥款給天津機器局，都歸因于對撚軍作戰的軍事需要。
參看他的《1860&mdash1868年中國現代軍火工業的創建》，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卷4第2冊（1974年12月），第807&mdash818頁。
[46]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創建和發展》（1968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第2章，《北華捷報》1867年8月16日。
[47]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記》卷3，第2頁。
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創建和發展》，第49&mdash51、82&mdash84、124&mdash125、169頁。
[48]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6頁。
貝耳：《關于直隸省等地的軍事報告》，第89頁。
[49]肯尼迪：《李鴻章與江南造船的計劃》，第208&mdash210頁。
[50]同上書，第210（特别是注21）、219、224頁。
[51]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創建和發展》，第74頁。
[52]同上書，第148頁。
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第82&mdash85頁。
[53]龐百騰：《從沈葆桢的經曆看中國的現代化與政治》（1969年倫敦大學博士論文），第118&mdash132、140&mdash144頁。
關于1874年以前福州船政局的财政及其他困難的詳細叙述，也詳見張玉法《福州船廠之開創及其初期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2（1971年6月），第177&mdash225頁。
[54]龐百騰：《從沈葆桢的經曆看中國的現代化與政治》，第261頁。
[55]同上書，第112、145&mdash151頁。
關于沈葆桢最初接任時為難之處的生動報告參看他1867年7月18日的奏折，載沈葆桢《沈文肅公政書》卷4，第1&mdash4頁。
[56]參看例如1867年8月16日的《北華捷報》。
[57]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96&mdash102頁。
[58]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實派李鴻章》，第33頁。
《廣方言館全案》（南京大學所藏刻本的1949年手抄本，經畢乃德同意轉引），第7&mdash8頁。
參看他的《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157頁。
[59]伊凡斯：《廣州同文館的旗校背景》，載《中國論文集》22A（1969年5月），第89&mdash103頁。
[60]參看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158頁和注5。
[61]丁韪良：《中國巡禮》，第299&mdash300頁。
[62]王萍：《西方曆算學之輸入》，第75&mdash124頁。
[63]《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6，第47&mdash48頁。
此奏之後于2月25日又有一個奏折，推薦《瀛環志略》年邁的作者徐繼畬做總管同文館書務的大臣。
這個建議也得到批準。
[64]《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7，第16頁。
[65]參看張灏《倭仁的排外作用》，載《中國論文集》14（1960年），第1&mdash29頁。
[66]《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mdash25頁。
[67]《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8，第14頁。
參看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記》，丁卯（1867年），第12&mdash13、15、23&mdash24、26、28、36頁。
[68]《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8，第15頁；卷49，第24頁。
[69]《大清穆宗實錄》卷238，第17頁。
有關慈禧及倭仁一派在辯論同文館問題中所起作用的進一步讨論，參看劉廣京《1867年的同文館之争》，載科恩、施雷克編《19世紀中國的改革》，第85&mdash100頁。
[70]引自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119頁注47。
[71]參看修訂的同文館内部章程以及&ldquo總理衙門的堂谕&rdquo，載中國科學院等編輯的《洋務運動》（二），第73&mdash81頁。
[72]關于早期同文館的出版物清單，參看同上著作第87&mdash88頁。
丁韪良的《格物入門七則》于1868年出版，以後曾多次再版。
[73]《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6，第24頁。
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206頁。
[74]《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0，第22頁。
[75]日意格：《福州兵工廠及其成果》，第33&mdash34頁。
[76]《船政奏議彙編》卷13，第9頁；卷14，第12頁。
羅林森：《中國發展海軍的努力》，第97頁。
[77]龐百騰：《從沈葆桢的經曆看中國的現代化與政治》，第277&mdash281頁。
龐所列的表格說明1875年組成福州水師的18艘兵艦中隻有兩艘是由原清朝水師軍官擔任艦長的。
[78]沈珂：《先文肅公政書續編》，1870年的奏稿。
沈葆桢：《沈文肅公政書》卷4，第64&mdash65頁。
[79]《船政奏議彙編》卷13，第19、30頁；卷14，第5&mdash6頁。
[80]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實派李鴻章》，第38頁注103。
[81]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3，第7頁。
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20&mdash21頁。
[82]有關到1877年為止的這一出版數字，根據貝奈特《傅蘭雅把西洋科學技術引入19世紀的中國》附錄Ⅱ和Ⅲ。
關于拟譯選書的官方政策，參看《廣方言館全案》，第32&mdash33頁。
[83]貝奈特：《傅蘭雅把西洋科學技術引入19世紀的中國》，第40&mdash42頁。
[84]《廣方言館全案》，第20&mdash23頁。
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170&mdash171頁。
關于塗宗瀛，參看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輯的《清史》第6冊，第4963頁。
[85]《廣方言館全案》，第52頁。
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177頁。
[86]《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第22頁。
[87]《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15，第32&mdash33頁。
《海防檔·機器局》卷3，第17&mdash19頁。
[88]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30，第8&mdash9頁。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210&mdash213頁。
[89]洪煨蓮：《黃遵憲詩〈罷美國留學生感賦〉》的譯文及注釋，《哈佛亞洲研究雜志》卷18（1955年），第60頁，引述了從李慈銘日記發現的有關陳蘭彬的描述。
[90]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第28、30頁。
[91]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1，第19&mdash22頁。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86，第13&mdash14頁。
[92]徐潤：《徐愚齋自叙年譜》卷17，第19&mdash21、23頁。
第二批30個男孩（1873年赴美）中，來自廣東的還是24名。
廣東人在第三批（1874年）的30人中占17名，在第四批（1875年）的30人中占19名。
徐潤所列的名單說明，很多男孩的父親受雇于福州、上海和天津的兵工廠和造船廠。
參看拉法爾格所著《中國首批百名學生》中所列表格。
[93]關于中文課程的最初計劃，參看1872年3月1日核準的曾國藩和李鴻章聯銜奏折所附的&ldquo清單&rdquo，見《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85，第15頁。
關于李圭報告的綜述，見洪煨蓮《黃遵憲詩〈罷美國留學生感賦〉》的譯文及注釋，第62頁。
[94]關于區谔良的背景，見上引洪煨蓮文第61頁。
[95]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第1&mdash2頁；《奏稿》卷30，第4&mdash5頁。
[96]《船政奏議彙編》卷12，第9頁。
[97]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第33頁；卷16，第3、35&mdash36頁；《奏稿》卷82，第20&mdash31頁。
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229&mdash230頁。
[98]在被視為适合學生選修的其他科目中，有外交和國際法，參看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8，第21頁。
[99]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第233&mdash235頁。
《船政奏議彙編》卷18，第21頁。